中学语文教材角色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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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语文教材的流变

（一）建国前语文教材流变

中国古代的语文启蒙教材种类繁多、发展较早。以《史籀篇》《急就篇》《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为代表的蒙学教材，以《诗经》《四书》等为代表的经学类教材，以及之后的《幼学琼林》《古文观止》《古文释义》等选文类教材无一不凝聚着先贤哲人的智慧思想。但封建时期的语文教育以科举为目的，现代意义上的语文并不是自成体系的，语文杂糅在历史学、哲学、经学等学科中。“1902到1904年，‘壬寅———癸卯学制’的颁布标志着‘中国文学’正式设科。这里的‘中国文学’并非纯文学课，是相对于当时设立的‘外国文学’而言的科目。从这时开始，语文教育开始真正走向独立，走向学科科学化的道路”。1906年科举制被废除后，《国语》《尚书》《国策》又成为主要教材。自从语文学科独立之后，语文教材的编写一直备受瞩目。林纾编著10册中学用教科书《中学国文读本》，每篇文首都有林纾的评论，精选周代到清代的经典，注重儒学与传统的传播。吴曾祺光绪34年编《中学堂国文教科书》为现代语文教材单元制奠定基础。谢无量1915年编的《新制国文教本评注》以散文为主，在前人的基础上增加了教材助读系统。语文教材的编写一直在趋于完善，但是这3本教材仍是以文言文为主。从“五四”之后，语文教材的选文内容与以往相比大不相同，大量新文化代表人物的优秀作品被选入教材，并且加入了外国优秀文学作品。教材的编写紧随时代脉搏，如顾颉刚、叶绍钧合编的《国语教科书》，与以往的教科书相比是有很大的突破的。还有沈星一编的《新中学教科书初级国语读本》首次选入鲁迅作品《故乡》、朱自清作品《背影》。1930年前后是语文教材编写的黄金时代，主要由民间编写，版本繁多。夏丏尊、叶圣陶合编的应用于初级中学的语文教材《国文百八课》，叶圣陶编纂、丰子恺绘图的小学教材《开明国语课本》至今仍风靡教材市场。其中，《国文百八课》第一次加入语文课后习题，对以往的教材来说是巨大的革新。“编者在《编辑大意》里说‘给国文科以科学性，一扫从来玄妙笼统的观念’，把选文按体裁分类，按‘文章学’系统依次排列，每一课为一个单元，有一定的目标，单元内含文话、文选、文法或修辞、习问四项，各项打成一片。这套教材的文体知识趋向系统化，读写任务趋向明确化，为以后新语文教材的编制，勾勒了一个基本的模式。”

（二）建国后语文教材发展

建国以后，语文教材放弃以前的“国语”或“国文”的称呼，改为“语文”，“于1950年由现代中小学语文开山者之一的叶圣陶敲定，根据叶圣陶的理念，口语为‘语’，书面为‘文’。亦即‘说出来的是语言，写出来的是文章’。小学教学应偏重‘语’，中学教学应偏重‘文’。当然，‘语’中有‘文’，‘文’中也有‘语’。语文教学的任务主要包括听话、说话、阅读、写作这四个方面”。这时有历时五年编写完成的分科教材《汉语》《文学》。从1958年一直到结束，使用的教材良莠不齐，有官方编写的，也有地方编写的，没有统一的教材编写大纲，但这个时期的语文教材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教材选文的政治气息浓厚，语文教育紧随政治形势。后，1978年国家草拟了语文教学大纲，才使语文教学再次迎来了春天。这时期有1978年人教社出版的去政治化“合编本”语文教材。“合编本”语文教材开始以年级划分基本层次，形成了近三十年语文教材的基本结构与组织形式。1986年9月，成立了“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语文教材的编写走向制度化与规范化，从中央到地方出现了教材编写的繁荣局面。到21世纪，国家级语文教材版本使用广泛的有人教版、苏教版、北师大版，地方性语文教材更是多的不胜枚举。纵观我国从古至今语文教材的发展流变，语文教材一直在经历一个不断专业化与蜕变的过程。但无论语文教材怎样变化，它所承担的主要角色是始终如一的，那就是基础母语教育，汉民族文化的传承与文明的传播。正是因为语文一以贯之的重要角色导致了社会舆论对于新课改后语文教材选文增删的不同声音。

二、语文教材角色设定与选文增删争论

（一）暴力描写挑战人文性

《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2011）对语文学科的性质是这样界定的：“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语文教材的选文主旨必须与语文学科的性质相一致，语文的“工具性”顾名思义，即培养学生听、说、读、写的运用能力，以及表达能力。可是语文学科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培养一个人的文化素养，因此，“人文性”的理念应运而生。“人文”一词始于《周易》。《周易》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人文具有教化的意思。语文教学的最终目的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语文教材是培养人文气质的主要载体，语文教材的选文对学生的人格培养与世界观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首都师范大学教授侯会先生多次建议删除《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曾引发很大的争论。他在博文中提到“《鲁提辖》一文的核心，无非是描写一个杀人场面，尽管血淋淋的内容被生动的比喻、花团锦簇的文字所掩饰，但丝毫不能改变一个生命当场陨灭的残酷现实。我不反对在大学课堂上给更为成熟的年轻人讲析这样的经典片段，然而这样的故事是否适合放在中学课本中，则是个问题”，支持者反对者各执己见。支持删除者认为，《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一文中对鲁提辖的暴力行为充满了赞美，对中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是不利的。反对删除者提出，《鲁提辖拳打镇关西》这篇文章无论语言还是思想都可圈可点，而主题思想也是伸张正义，见义勇为。引发这样争论的根本原因，是社会各界对于语文学科与语文教材人文性见仁见智的理解。以《水浒传》为代表的这些经典名著中的经典章节，对于中学生了解我国传统文化是大有裨益的，而是否对塑造价值观产生负面影响确实需要讨论。

（二）时代性与经典性的博弈

语文教材的选文是经典化的过程，那些影响了几代人的文学作品即使时间距离遥远，仍能记忆犹新。例如《故乡》中闰土的形象，《谁是最可爱的人》中的志愿等形象，曹冲称象的智慧与谋略，这些选文都曾深入人心。时代不同，语文教材的编写应该紧扣时代脉搏。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多元价值观念的冲击下，坚持经典性还是侧重时代性的博弈在是否删除鲁迅先生的文章的讨论声中拉开大幕。2007年，鲁迅被选入教材多年的名篇《阿Q正传》《药》等被删除。连续几年鲁迅的文章在各地各版本的教材中都在减少。2013年，《风筝》也被删除。一时间，社会对于教材中鲁迅文章是否太多，是否该“去鲁”产生激烈的争辩。众所周知，鲁迅作品自上世纪20年代入选国语课本以来，一直在语文教材中占据重要地位。鲁迅作品能够被选入教材有着历史的必然性，从内容上来说，他一直站在最低层人民的立场上呼号；从思想上来说，又有一种锋利的批判性和尖锐的斗争性；从语言上来说，他的《狂人日记》是白话文的奠基之作，经过历史的锤炼与现实的打磨形成了极具个人特色的写作语言。从来没有一个人的作品像鲁迅一样受到语文教材的青睐，从小学到高中的语文课本占据了大量的篇幅。另一方面，鲁迅的文章在当前的语文教学中确实存在问题。首先，早期白话文与现代语言确实存在差异，晦涩难懂，这就构成了语言理解的障碍。其次，鲁迅文章表达的主题思想与当代兼容并包的文化氛围不太合适。第三，在讲授鲁迅文章的过程中过分肢解其主题，流于道具化。鲁迅的作品无疑是文学经典的代表，历久弥新。但语文教学需要新鲜血液，例如，新入选的巴金的《小狗包弟》，反映了作者的自我忏悔，是“反思文学”的代表作品。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节选了老人与鲨鱼搏斗的片段以及老人与孩子的友谊，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非常值得中学生阅读学习。

三、转换思维：关注文本阐释

当大众把关注的点仍聚焦在教材选文增删的利弊争论上的时候，我们应该跳出这个圈子，站在宏观的角度上去关注语文教育本身，用宽容、平和的心态看待语文教材的嬗变。选文的进进出出所引发的争论不会停止，名著选段的争论也好，鲁迅“大撤退”的争论也好，最终都回归到了一个根本的问题———文本的阐释。

（一）发挥教师主动性，创造性阐释教材

教师创造性的阐释教材与主动的合理引导对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重要作用。一味地关注选文优劣而忽视教师的能动性，将整体的教学重点指向教材是不可取的。教材是“砖”，对学生认知能力的培养才是“玉”。《鲁提辖拳打镇关西》的传神描写与《水浒传》的艺术特色是一脉相承的。“它反映了当时‘官逼民反’的黑暗社会现实，体现了‘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义精神，更赞美了除暴安良、见义勇为的英雄鲁智深。”。其中的暴力因子需要教师正确阐释。在信息化的时代，并非只有教材中的暴力描写会影响学生的人格发展，教师的任务是通过选文教会孩子怎样去明辨是非，远离暴力。让学生见微知著，通过课文打开明理克己的天窗。

（二）充分运用新成果，提高解读新颖性和深刻性

在阐释文本的过程中，要关注最新的研究成果，并且及时地将新的研究成果应用到文本解读中。例如，鲁迅的经典作品《祝福》，对于祥林嫂的人物形象及其人物命运，我们一贯以政权、族权、神权、夫权这封建四权来分析祥林嫂的悲剧根源。而最新的研究成果显示，“祥林嫂形象的重要之处，并不在于她所遭受的‘四权’压迫，也不在于周围社会对其不幸遭遇的冷漠和嘲讽，而在于她身遭不幸之后向小说中的叙述者‘我’提出的疑惑。祥林嫂对灵魂、地狱的探问，是蕴涵着深奥的‘知性’及‘智性’难题，这才是小说情节的焦点及意义所在”。教师在教授的过程中，要适当利用这些最新的研究成果，提高文本解读的时效性。这与单纯的是否“去鲁”的争议相比，具有更大的现实价值。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的创新有利于引导学生更加贴切、生动地理解文本。从古至今，语文教材的嬗变是必然的趋势，需要社会宽容的眼光。正如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课程教材研究所研究员顾之川所说：“新课改以来，语文教科书编写的指导思想和课程方案发生了变化，选文不可能不做调整。”语文教材的编选增删不会停止。语文教材的选文必须具有广泛性和多元性，但教材容量有限，而古今中外的优秀作品灿若星河，不是几百篇就可以囊括殆尽的。与选文相比，更为关键的是如何阐释文本，如何使用教材。这需要广大语文教师做出切实的努力。

作者：王君 单位：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