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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前,中国历史上重复上演的改朝换代游戏实际上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农业社会的自然演进自然无法提供打破这种超稳定结构的力量,王朝的暴力更替也并未改变社会的基础性结构。清朝中后期以来社会精英的现代化努力也因为内外部种种力量的制约一直未能有效持续。改革开放前,中国是一个身份制社会,按血统或出身选择精英是社会分层的主导规则。可以说,直到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才有了一个平静的内外部环境。出身原则之外,财产原则与成就原则也开始在社会分层中发挥作用。改革开放遵循增量改革的思路,各阶层都从改革开放中获益,同时也创造着新的经济结构与相应的社会阶层。加之新科技革命的力量,先赋条件对决定社会结构的主导性影响才有望被从根本上打破。熊彼特论及经济发展,将企业家视为创新的主体,其作用在于创造性地破坏市场的均衡。实际上科技革命打破的不仅是既有的市场均衡,还有社会结构的稳定。
科技革命对社会结构的作用机制
现代科技革命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科学、技术与工程进一步融合为一个系统的整体,科学技术直接推动生产效率提高的力量极大提高。科学、技术和知识取代了土地、劳动、资本成为了经济增长中最重要的力量。科技不仅是第一生产力,也是推动社会结构变革的根本性力量。科技革命对社会结构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最突出、最具有决定意义就是对社会阶层结构的影响。生产效率的提高,首先改变了产业结构,第一产业比重下降明显,就业人数减少,第二产业中管理者和技术人员迅速增加,以非体力劳动为主的第三产业在经济结构中比重越来越大。历史地看,不同的产业结构必然塑造不同的社会阶层结构形态。农业社会以农业为主导产业,社会的主体是农民;工业社会以工业为主导产业,产业工人是社会的主体;信息社会以服务业、信息业、知识经济为主导产业,与经济结构的这种变动相应,新的社会阶层(例如职业经理人和专业技术人员)兴起。
企业的所有者和管理者分离,这就为没有预先占有社会资源的后来者提供了上升的可能。科技革命通过对劳动者的作用,引发生产要素内涵的延伸,拥有知识的劳动者也成为了资本所有者,这改变了传统的资源占有方式,调整社会分层及流动的规则。而专业管理知识和科技的获得更多是后天的学习和努力,获取资源的方式不仅来自先天的出身、地位,知识获取的后致性特点,使得更多的人通过教育获取平等发展的机会,减少社会不平等,社会分层及流动有望更加合理化、开放化。先赋条件对社会结构的决定性影响因之有望被打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是一个大一统的一元化社会,政治经济权力高度重叠。这主要由社会资源的占有状态决定,整个社会的资源包括土地、资本等有形资源和声望、教育、信息等资源都高度集中于政府。改革开放实际上是通过利益调整逐渐改变社会资源的占有状态。增量改革的思路在创造新的经济结构的同时产生了新的社会结构。例如新世纪以来出现的马云、李彦宏、马化腾等互联网业巨头就是借助知识经济的力量,利用掌握的知识,把握市场机会获得成功“阳光下的财富”,成为了新富阶层。“知本家”的出现是中国历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阶层之间的流动有了全新的途径(林毅夫等,2006)。当前,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深化改革前景广阔又阻力重重。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出台的多次推迟就是对这一情况的表现。对既有利益关系进行调整同时,增量改革的思路仍然我们不能放弃的。科技革命造就新社会阶层,推动社会结构合理化的力量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科技革命推动社会结构合理化的力量需要通过教育来实现
通过对科技革命影响社会结构的作用机制分析,我们发现科技革命推动社会结构的合理化进程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但由于知识获取的后天性特点,这种力量的释放又仰赖于合理的制度安排。这些制度安排中最重要的自然是对教育制度安排。首先,应建立有效促进科技进步的教育机制,这是使得科技革命推动社会结构合理化力量得以释放的前提条件。没有真正的“科技革命”自然谈不上推动社会结构合理化。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学者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技术的进步创造了物质财富丰裕的社会,物质上的匮乏的得以解除的同时,生产性奴役力量形成,劳动阶级经历了从历史变革动力到保存现存制度力量的变化。具体来说,有赖于技术获取上的“后发优势”与巨大的人口红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制造业迅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然而,我们不得不正视的是,进入制造业的年轻劳动力虽然实现了阶层流动,但实际上成为了新的社会结构中的新的中低层人群。而我们的整个经济实际上也在国际分工扮演着依靠资源投入与规模效应的中下层的角色。低水平上的重复建设不能真正打破固化的社会结构。
只有不断的科技革命,才能使得更多的人掌握知识与技术,不断造就新的向上流动的阶层。要提升我国的竞争力,要真正为中下层人群提供上升的通道,首先要有科技革命。据相关数据,我国的科研投入在2012年已经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达到1540美元(科技部,2012),这是值得欢欣鼓舞的现象。科技方面的突破并非一朝一夕之功,短视的政策安排是不可取的。充足的投入是科技进步的保证。在实现科技革命的诸因素中,加大投入力度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做到的。笔者认为,在加大投入之外,下面几个因素更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
作者:唐浩单位: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