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科技对审美文化的作用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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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时性导致多向交流

受现代科技的影响，审美文化首先表现出明显的实时性特征，即内容和表现形式与时间同步变化。这种实时性的特点直接导致当人们指称某种文化形态时，需要加上时间参数才能满足唯一性和准确性的要求。在网络状态下，大众被投入信息的海洋中，受到不同文化形态的持续影响，使得在不同时刻，大众的角色和作用可能会发生“漂移”，引起审美文化内容的不断变化。也就是说，与当时的语境时刻密切关联。时间的不同导致角色可能不同，因此大众的审美结果外在表现出实时性，而不是以往固定不变的关系。加上了时间轴参数的审美文化，可能在某个时间点上，主体之间、对象之间和主体与对象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协调和互补，但是在其它时间点上，这种关系可能会快速转变成矛盾对立。这种审美文化实时性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科技作用下交互能力的增强。如果说交互功能发展初期带来的是审美由心而发，是大众内心欲望的真切表达，那么当大尺度网络出现后，他们的审美诉求则经常受其它因素影响，是多种文化信息与大众交互的结果。同时，与文化形态类似，审美主体的定义也是实时性的，主体只有在交互行为和交互内容的共同作用下才能被构建，而每个时刻都有海量的文化信息更新或涌现，现代网络提供的高品质交互界面允许主体可以无痕迹地游离于两个世界，促成两个世界之间的边界消解，信息流通畅通而便利，进而保证了交互内容的实时性。

我们可以将这种实时性的外在表现比拟为街头交谈方式。在过去的口耳交流时期，人们也是在街头交谈，但经网络技术的重新打造，它不再存在于现实的面对面环境中，而是以分布式、虚拟化方式存在，达到跨时间维、空间维的效果。街头交流方式虽然根据实现介质的不同，存在许多外观上的差异，但其内在的交互性本质并没有变化。学者周宪认为，其特点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角色互换性、选择性和整体介入性。其一，街头交谈中主体间存在反应和角色交换的可能，即信息经发送者传递至接收方，并引起对方产生某种反应；反过来，对方的信息反馈回来也可能造成自己的某种反应。这些反应存在即时性。随着交谈内容的变化，两者反应的结果可能造成角色的互换。其二，街头交谈的主体拥有自己的选择权，并且这种选择能力是双向对称的。无论是现实生活，还是在网上冲浪，主体间交谈的话题经常是随机的和易变的，容易超出某些主体的兴趣范围，主体可以随时中断正在交谈的话题，另外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其三，街头交谈时主体以整体性方式介入。整体介入的目标是为了获取直接性经验，通过这种个性化的参与，主体可以将自己的喜好与品位投射在交谈过程中，收集各种复杂的信息并将它们作个性化理解。所以，整体介入突出了主体“在场的有效性”，从而获取直接经验[1]（P236-239）。这种强交互性和弱可控性有效地保证了交流中双向度甚至多向度的实现，这突出表现在互联网环境中。

二、动态性实现去中心化

伴随实时性而来的是审美文化从形式到内容都不断表现出动态性特征。技术审美化、审美技术化的趋势愈演愈烈，电子复制、网络传播等等科技手段，促使当代审美文化发展不断出现去中心化和多元化趋势，这无疑大大提高了对审美文化问题进行分析的难度。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需要做到“无招胜有招”。因为“电子技术时代下交流理论的首要原则是不存在首要原则，只存在对理论之外的承认，对理论的他者的承认，对驱动理论的那个世界的承认”[2]（P104）。推动审美动态变化的关键不是文化的交互，主体性的震荡才是众多复杂现象产生的本因。网络环境下，大众按照学识背景、种族、职业、性别、年龄等参数，自动地进入相应的文化群落，文化的传播在群落中不是规模化的，而是以小众化传播为主。根据自己的需要，大众可以随意订制自己需要的文化套餐，这些选单的累积量就是相应文化的“人气”，对文化的发展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又由于订制内容受到大众品位游离的影响，文化指涉的对象和符号被替代为一串所指和能指交错的链条，造成审美文化呈现动态性。波斯特认为，由于网络的虚拟效应，主体可以划分为主我（自我）和客我（社会我），主我常受到客我的影响而产生改变。以往大众的主我和客我关系是固定的，客我不断地改变角色，与外部交互的同时保持主我的纯粹性，这种主体的内外分工的形式，是大众自我保护的集中体现。而在网络空间中，主体的身份都是虚拟存在的，继续带面具只是习惯或风格所致，与安全无关。虚拟身份衍生出虚拟自我，对不同文化的喜好或厌恶，包括对自己身份的定义，都只是一组角色符号或数据库代码。正是因为网络环境在“明”，真实自我在“暗”的感受，这种戴着面具似的角色扮演让人感到从未有过的自由和安全，“一个匿名的面具隐藏着差异，并因此保卫着身份感”[3]（P219）。大众可以任意表露自己的文化诉求和情感欲望，主体身份随之不断游移。这种抛去束缚后的真实意愿的表达源源不断地经过网络媒介涌入虚拟空间中，审美文化持续动态变化的趋势也就成为必然。

三、虚拟性深化文化实践

现代科技对当代审美文化内核的重构还表现在虚拟性特征上，这集中表现在网络环境下的虚拟现实技术（VR）对审美文化的影响。在现代科技衍生出的诸多新实践手段中，网络对当代审美文化的影响最大。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相比，存在许多质的不同，突出表现为时空消逝、极度自由和虚拟存在等特点，审美文化与现代科技的双向作用可以在虚拟现实的交互中得到极大满足。虚拟现实作为一种高端人机接口，可以通过视、听、触、嗅、味等多种感觉通道实时模拟和实时交互。它开辟出一块审美文化试验和验证的测试平台，是视觉化转向和双向交互的产物。针对视觉化转型，虚拟现实抛开以实物为原型的传统方案，直接模拟人类视觉感官，利用计算机软件技术在现有的硬件平台上模拟人的各种器官感受，达到场景的以假乱真。这里的虚拟指的是其构建平台是各种电子器件与部件的连接，而现实则指所有虚拟的内容都是从现实社会中摘选而来，故具有强烈的真实感。虚拟与现实的合成与其说是媒体终端的图像交互，倒不如说这是对现实的极大化模拟更为贴切。这种现实感与传统的影视媒介相比，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相同点主要是两者的现实性都是超真实的。传统影视传播的内容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操控性，受众获得的内容都是精心挑选好并按照指定顺序播放的，因而束缚了人们自主思维的能力，而虚拟现实的传播内容都是来自于现实，并且可能会根据别人要求或自己喜好进行改造，因而受众在虚拟环境中漫游时可以获取比现实世界中更加丰富的资讯和信息。不同点是传统的影视媒介通常限制了内容的衍生，在不同的时间、地点，传播的内容都一样，网络的虚拟现实则是个人意识的自我延伸，总体上看呈不均匀状态，因而更能实现多种文化形态的交融和演变。在虚拟现实前提下，米歇尔所说的视觉转向得到了完美的技术支撑。

以往各个历史阶段中审美文化的虚拟性主要表现为想象性，即文学艺术的内容不是直接来源于现实，不是对现实的照镜子式蓦写，而是以现实为参照，在现实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的产物，或者干脆离现实更远，直接进行天马行空的主观想象，从古代神话故事到后来的精英诗词皆为这种想象性虚拟的产物。现代的审美虚拟性则突出表现在虚拟是“呈现”出来的，即文化传播的内容不再用想象来构建，而是将繁杂的社会视觉化、虚拟化地构建出来，呈现在审美受众面前，他们只需轻动鼠标或挥动游戏控制柄，甚至不用动手，用视网膜扫描器就可实现虚拟现实环境中的漫游，实现足不出户即可“坐地日行八万里”的审美目标。它实现了现实中的诸多不可能性，“将对在工业与商品社会中人的存在和特性依附于物、人的价值依附于对实体性财产占有这种偏狭关系打开一个缺口，从而为人的自由个性全面发展，为人的更深层的解放提供新的可能”[4]。虚拟现实的内部特性保证了它与审美大众积极的交互作用。按照伯第亚在《虚拟现实系统和它的应用》中所言，这些特性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描述，即沉浸（Immersion）、想象（Imagination）和交互（Interaction），可以简单表示为“3I”。当大众陷入浓郁的沉浸感时，他们就会感觉不到自己身体所处的物理环境，而将虚拟世界当作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环境，如同《黑客帝国》中的尼欧不知道自己真实身体的感受，所有感官传回的信息不过是一些经过加工后的模拟环境信号之类。随着沉浸度的深化，审美大众可以虚拟性地得到更具有感性化特征的文化感受，而不是通过自己的冥思苦想“自制”出对相应文化形态的理解。当审美大众在虚拟现实环境下施展自己的想象力时，他们的想象力度不再是处于初级阶段，而是得到虚拟社会历练，有的放矢地达到相当深度。相比以往对各种审美文化形态内容及趋势的空想，虚拟现实为其提供了一个检验的平台，经过其检验所得的文化形态往往能够更适合未来社会发展的需要。交互性是虚拟现实达到沉浸性和想象性等目标的前提，因为审美大众只有经过与相应物理终端之间的交互才能进入沉浸状态。通过这些交互行为，大众可以与虚拟社会中的各种社会元素（包括虚拟的人或事物）进行沟通和交流，从而得到相应的审美感受和情感回馈。同样，审美大众只有利用虚拟交互才能在虚拟环境下展现想象出的文化形态，为后续的文化观察提供便利。由上可见，虚拟现实的三大特性，即从交互到沉浸，再由沉浸到想象的“一条龙”式服务保证了虚拟现实对于当代审美文化的巨大功效，摆脱了传统文化只能靠想象审美的困境，也解决了影视媒体由于缺乏交互和沉浸度不高造成的新型文化形态无法事先得到检验的麻烦，为审美文化的快速发展夯实了基础。但要警惕的是，如果人们沉溺于虚拟世界里,与现实疏离,就容易出现冷漠、焦虑、孤僻等“网络症”。

四、结语

实时性、动态性和虚拟性的共同作用促使审美文化与现代科技密切相关，呈现出强烈的技术依赖性。审美文化之所以在现代社会再次重构，根源于互联网等技术体系的出现。大众的交互行为以及文化融合能力的发展是文化形态发展的关键，网络技术将它们推向极致，引起了审美内核的改变，可见当代审美文化的发展与科技发展水平密切关联。一旦有新的媒介技术诞生，随之而来的是审美文化的内核随着技术的变革得以升级或重构。小的技术进步对应审美内核的小幅度升级，大的技术进步对应大幅度的内核升级，若是技术出现更新换代，则很可能引起审美内核的再次洗牌。

在波斯特看来，以网络技术为代表的第二媒介就是影视广播技术的换代版本，因为后者并没有改变以往传播技术中的集中性和单一性等特点，也没有消除信息的者与统治者、接受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对应关系，而网络环境将这种传播逻辑彻底颠覆了。从具体效果来看，审美文化对于技术的依赖性突出表现为主体与文化对象之间的交互界面对科技发展水平的倚重，界面提供的交互功能越强，大众的欲望和诉求就越能得到体现，科技对审美文化的重构能力必然更强，然而其带来的副作用，如主体自我的迷失、对现实和意义的疏离等，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作者：丁筑兰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