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农业道路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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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封建土地制度的变革是农业现代化的前提。中国曾经是一个具有高度发达农业文明的大国，但是，发达的农业文明却没有使中国率先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曾经创造了中国农业自然经济领先世界数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严重制约了中国的农业和社会的发展。这种以地主阶级垄断地权出租经营为主导、小土地所有者自耕为附庸的封建土地制度，成为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绊脚石，而事实也证明了资产阶级又无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那么，如何实现中国农业的现代化以及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成了一个主导着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历史性难题。以领导农民革命著称的革命家，把进行土地革命、解放农民看作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内容。他认为，只有通过土地革命，变革封建土地制度，才能解放农民，才能发展农业生产。1927年，在谈到土地问题时，就提到“土地问题不解决，经济落后的国家不能增加生产力，不能解决农民的生活痛苦，不能改良土地。据俄同志（指苏联土地问题专家岳尔克和达哈诺夫--原注）调查，我国土地生产力日渐衰落，全国生产力已到了一个危机，此危机不解决，必起绝大的饥荒。土地问题不解决，农民无力改良土地，生产必至日减。"①解放战争时期，认为："政治上打到，目的就是为着在经济上摧毁封建买办的生产关系，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在农村就是解放农民，打破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彻底的平分土地，把土地所有权交给农民，使农民放心大胆好好生产，改进农作办法。"②还指出，消灭封建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就是为了把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奠定基础，也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目的。任务的完成标志着中国永远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农民的土地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这就为我国走向农业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条件。
第二，以农业为基础，把农业现代化放在“四个现代化”的首位。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一个传统农业大国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他十分重视农业的发展，把它看作是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物质基础。1962年9月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是一个普遍规律”的论断，他强调了发展国民经济要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成为了党和政府在后来经济建设道路上制定各种政策的主要理论依据和重要指导思想。重视农业的思想还体现在对“四个现代化”概念的论述上，把农业现代化放在了“四个现代化”的首位。“四个现代化”的最早的表述是1954年1月在向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来的，他指出进行经济建设，就是要“建设起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③此后，、等中央领导同志多次提出四个现代化的问题，其内涵则不断地调整和充实。1957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对这个表述作了改变，即提出我们要“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④这个提法中没有提国防现代化。1959年末至1960年初，提议重新加上国防现代化。他说：“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⑤这个提法比较完整、明晰地表达了四个现代化的思想。至此，工业现代化一直处于“四个现代化”的第一位。1964年12月，根据的提议，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③这次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农业现代化放在了“四个现代化”的首位。这是因为根据我国是农业大国的具体国情，以及总结了我国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历史经验，并且参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工业现代化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同时确定并深化了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的战略思想。关于“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的正确思想，在今天仍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第三，“先合作，后机械化”思想符合中国的国情，也是实现农业现代化行之有效的道路选择。土地革命的胜利完成，使我国农村的阶级结构和土地占有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小农经济结构并没有改变，分散的个体经济的局限性也没有得到克服。这种大海般的小农经济不利于推进我国的农业现代化，如何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文献里并不是一个新的问题。恩格斯在1894年就指出：无产阶级不能用暴力剥夺小农，而是要“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成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⑥苏联的农业集体化和机械化为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提供了效仿的经验。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就认为，要提高农业生产力就必须走组织起来的道路。他说：“土地革命，是第一个革命。但是，如果不进行从个体劳动转到集体劳动的第二个生产关系即生产方式的改革，则生产力还不能进一步发展。将个体经济为基础的劳动互助组即农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加以发展，生产就可以大大提高，增加一倍或一倍以上。”⑦也反复强调农业机械化对我国农业发展的重要性。1958年成都会议期间，他在谈到改良农具问题时说，改良农具逐渐地实现农业机械化，“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因为几亿农民在动手动脚，否定肩挑的反面，一搞就节省劳动力几倍，以机械化代替肩挑，就会大大提高劳动效率。”⑧但是，在农业集体化和机械化的关系问题上，和刘少奇曾经有不同的认识。刘少奇受到苏联“先机械化后合作化”理论的影响，他不赞成土地革命后立即就搞合作化，应该到工业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时候比较恰当。而不同意刘少奇的观点。他认为：“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广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机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之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制基础，也是可行的。”⑨因此，说：“在我国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使农业资本主义化），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⑩这一“先合作，后机械化”思想是结合当时的农业具体情况而提出来的。在兴修水利、抵御自然灾害、采用农业机械和其他新的科学技术等方面仍然存在很大障碍，尤其是绝大多数农民在缺少资金和生产工具的情况下，要求先把农民组织起来，搞互助合作，再在较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机械化的观点，是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也是行之有效的道路选择。
第四，提高农民的思想政治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不断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农业的发展，农村的进步，说到底是农民素质的提高，这也是我国农业现代化是否取得成功的关键。我国不仅是一个农业大国，而且还是农民占全国总人口的80%以上的大国，这一特殊国情决定了农民问题不可忽视。由于农民都是分散的个体生产者，长期生活在封建制度下，从而私有观念和小生产习惯在头脑中已经根深蒂固，而且缺乏与先进大机器生产之间的联系，也没有先进无产阶级那样严格的纪律性。传统农民的自身局限性决定了要向现代农民身份的转变，必须加强对他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科学文化教育。正如所说：“要把农民提高一步，提高到无产阶级的水平。将来几十年以后，要把一切党外农民，提高到无产阶级的水平。如果不相信这一条，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将来我们要搞机械化，要搞集体化，那就是提高他们。”（11）重视对农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直接目的就是使农民的缺点和错误得到克服或改正，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以及提高他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这一教育的结果，极大地鼓舞了农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推动了我国农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同时，为了切实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和科学种田能力，提出了，要在全国广大农村，凡有条件的都应当建立农业技术夜校、农业技术学校，成立农业科学站，把农民的学习技术同消灭文盲结合起来，技术夜校的教员，可以就地选拔，并且要提倡边学边教。（12）他还要求广大干部和农民群众要做到又红又专，他说：“我们要摸农业技术的底。搞农业不学技术不行了。政治和业务是对立统一的，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一定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但是，专搞政治，不懂技术，不懂业务，也不行。我们的同志，无论搞工业的，搞农业的，搞商业的，搞文教的，都要学一点技术和业务。”（13）农民素质的提高，就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重视教育和引导农民，要求广大干部和农民群众努力学习农业科学技术知识，是适应当时时代需要的高瞻远瞩之举，也是为新时期有效解决农民问题，由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转变提供了借鉴。
二、在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失误
的农业现代化思想，来自于他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及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逐步形成。但由于受到当时世界两极格局和“超英赶美”的赶超战略环境以及我国传统小农经济思想的影响，在农业现代化发展问题上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失误。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关于农业现代化的思想未能从根本上突破苏联模式的束缚。我们所说的苏联模式，简单地说，就是一种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模式。在发展战略上具体表现为以高速度的经济增长为首要目标，忽视经济效率和片面追求军事工业发展而忽视农业轻工业发展，以及实现自给自足为重要目标而形成封闭和半封闭的特点。由于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在农业现代化的道路上缺乏建设经验，不可避免借鉴或照搬苏联的建设模式。1955年7月，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中说：“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经验，鼓舞着我国人民，它使得我国人民对于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充满了信心。”“苏联所走过的这一条道路，正是我们的榜样”。在文中号召人民认真学习苏联农业合作化的方法，严厉批评国内忽视苏联经验的倾向，他说，苏联的经验“已经提供给我们了，我们的有些同志却没有注意。他们老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而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14）虽然，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开始批评苏联的农业政策，认为中国农业发展和农业现代化应当吸取苏联的教训。他批评斯大林的农业政策没能解决好农业积累问题，认为苏联的农业政策是竭泽而渔，脱离群众，是要引以为戒的。但是，的农业现代化思想却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把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等同起来，并忽视农业的专业化和农产品的商业化，并继续坚持走模式的道路，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能动员和集中各种资源变落后的农业国为先进的工业国，但也伤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对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产生了阻碍作用。
第二，尊重客观经济规律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困惑。马克思主义认为，规律是事物之间的内在的必然的联系。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必须要尊重客观规律，否则就会在客观规律面前碰得头破血流。“”运动就是违背客观发展规律而受到惩罚的深刻历史教训。新中国成立之初，进行，强调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在农业生产互助、合作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由于对合作化形势作了过于乐观的估计，以超常规的步伐，急切地进行社会改造，在指导思想上，他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严厉批评党内的“小脚女人”和“右倾机会主义”，并警告说：“想要阻挡潮流的机会主义者虽然几乎到处都有，潮流总是阻挡不住的，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前进，把一切绊脚石抛在自己的后头。”（15）农业“”极力追求“快”与“高”，认为建设社会主义就是组织规模大、公有化程度高，推行“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这完全违背了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发展要求。“搞经济建设，当然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但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加强调查研究，掌握经济发展规律。”“我们反对脱离实际的高指标和不顾客观规律的主观随意性，并不是说我国国民经济就不可以发展得快一些。抓住机遇，加快经济发展，以提高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是人民的迫切要求，是形势发展的需要，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第一要务。”（16）
第三，对发展农村商品经济认识上的偏差。商品生产是人们在一定历史阶段实现经济联系和相互交换劳动的社会生产形式。它既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也是社会生产力尚未达到极大发展时必然存在的。1958年11月2—10日，主持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在会上，强调社会主义时期要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这是肯定的，有积极的作用。他认为，不让农村商品经济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不彻底、不严肃的态度”，“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17）他还认为，发展农村商品经济，不仅可以使农民逐步走向共同富裕，而且有利于团结农民，巩固工农联盟。诚然，在发展商品经济上，认识到了商品生产的重要性，但是他始终认为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以及价值规律等都是“资本主义范畴”的东西，之所以要发展，是因为它有可以“利用”的那一面。
关于对价值规律的看法，认为，它只是任人摆布的“工具”，市场的价格还要国家来领导和控制，“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领域中，价值规律不起调节作用，起调节作用的只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和能够反映这种规律的国家计划。”“我们搞，就不是依据价值规律，而是根据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根据我们扩大再生产的需要来搞的。”（18）“将来再出现资本主义的鬼，就再吃掉它。”（19）这样，就把价值规律和计划需要割裂和对立了起来，“计划第一，价格第二”的思想，把农村商品经济引向了歧途，从而严重挫伤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阻碍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