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农业现代化水平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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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业现代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近年来，随着“三农”问题研究的兴起，我国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和学术界对农业现代化指标体系设计和测评方面的研究也不断深入。本课题对农业现代化水平测评指标体系和模型的确定，从农业现代化的内涵出发，综合考虑指标的综合性、系统性、可比性及数据的可获得性，突出国家对农业基础设施特别是水利设施建设的重视，尤其强调和体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1．评价指标的选择。在综合参考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和学术界现有研究基础上，采用多指标综合测定法，通过分层筛选，确定农业现代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整个体系由4项主体指标和21项群体指标构成。
2．各层次指标权重的确定。综合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的优点，确定各层次指标的权重。首先根据专家意见，相对于综合指标，构造出主体指标的比较判别矩阵；相对于主体指标，构造出群体指标的比较判别矩阵。其次，对判别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判别矩阵是否通过逻辑一致性检验，最后，计算各主体指标和群体指标的权重。
3．数据标准化处理。由于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原始数据的量纲不同，需要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数据标准化的方法有多种，如标准值法、六级分段赋值法、阀值法等。经过综合比较，本课题取群体指标最优值为1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更好地体现农业现代化的相对性、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动态变化性的特征。
4．评价模型的构建。根据上述指标体系的设置，以及指标层次分析，构建农业现代化评价模型。
5．农业现代化发展进程的阶段划分。罗斯托认为，经济发展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根据发达国家的历程和农业发展的特点，可将农业现代化划分为准备阶段、起步阶段、初步实现阶段、基本实现阶段及发达阶段，体现农业现代化程度由低到高的动态发展过程。
根据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分层加权计算的农业现代化综合评价指数和各主体指标的测评结果，可对我国西部农业现代化进程进行总指标与分指标双重分析。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深人分析西部各省农业现代化发展情况，也有助于从总体上把握西部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状况和趋势。课题组以内地31个省为样本进行测算，数据未另作说明，均依据《中国统计年鉴》(1979—2010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79—2010年)和地方年鉴的原始数据计算整理而成①。
1．我国西部农业现代化总体发展水平及趋势分析。1978—2009年间，我国西部农业现代化从准备阶段稳步跨人起点阶段，12省(区、市)平均农业现代化综合评价指数从22．3073增长到44．1794，年均增长3．16％。由图1可以看出，自1978年我国改革开放从农村展开以来，我国西部的农业现代化水平稳步增长，但是到了2000年出现了停滞，2003年甚至稍许倒退。然而自2004年开始，西部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速度大幅提升，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党中央七个“一号文件”的制度贡献，如中央着力取消农业税，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城乡统筹发展。同期，东部地区经历了准备阶段和起点阶段，并即将完成农业现代化的初步实现阶段，其平均农业现代化综合评价指数从28．2287上升到62．5893，年均增长3．93％；东北地区也进入了初步实现阶段，其平均农业现代化综合评价指数从30．1774上升到54．6914，年均增长2．62％；中部地区将跨入初步实现阶段，其平均农业现代化综合评价指数从26．1107上升到49．oo24，年均增长2．83％。显然，我国西部地区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速度超过了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0．33、0．54个百分点，这主要得益于党和政府为促进西部地区发展而实施的政策偏向，尤其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对于西部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农村社会的进步和农民生活的提高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我国西部农业发展速度虽然较快，但并不能忽视其农业现代化仍然落后于其他地区，尤其是东部地区的现实。从农业现代化的综合评价指数年均增长率来看，1978—2009年西部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增长程度差异较大，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的农业现代化综合评价指数年均增长率分别为3．00％、2．76％、3．30％、3．91、3．21、3．51、3．60、2．332．92％、3．51％、3．96％、2．57％。比较发现广西、陕西、甘肃、新疆四省区的年增长率在2．33％-2．76％区间，低于西部其他省区3．0o％以上的水平。从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来看，西部地区省际间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内蒙古和新疆的农业现代化水平一直位于西部前列，2009年两地农业现代化综合评价指数分别达52．8237、49．6665。内蒙古更是一枝独秀，率先进入了初步实现阶段。然而西藏与贵州2009年的农业现代化综合评价指数只有34．9220、35．4324，仅相当于内蒙古1994年和1995年的发展水平。从农业现代化发展过程来看，贵州、西藏和陕西农业现代化综合评价指数波动较大，发展过程较为曲折，而四川、宁夏、重庆和青海的农业现代化综合评价指数平稳上扬，农业现代化发展进程较为顺畅。
2．我国西部12省(区、市)农业生产投入条件评价分析。农业生产投入条件是农业现代化程度的主要标志，农业生产投入水平评价指数与农业现代化综合水平正相关。这一指标在本课题农业现代化进程测评体系的所占权重为0．2404。从表3可知，1978年至2009年，我国西部12省(区、市)农业生产投入水平总体稳步提升，平均农业生产投入条件指数从12．6965上升至28．3702，年均增长3．98％。分省区来看，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农业生产投入条件指数年均增长6．2％、1．15％、4．28％、7．63％、1．23、2861．97、3．66、4。79、5．77％、7．66％、3．o4％。比较来看，农业生产投入条件指数增长最慢的是广西、贵州和西藏，增长率都只在1．155％一1．97％区间；最快的是四川和宁夏，都在7．63％和7．66％左右。从农业生产投入水平来看，新疆一直处于西部地区首位，且远远超过其他省(区、市)，而贵州、甘肃、云南的农业生产投入水平则较为落后。2009年，新疆的农业生产投入条件评价指数已达47．8151，而贵州仅有13．7861，是新疆的1／3。观察三十多年来西部农业生产投入的过程可以发现，1978—1982年间，西部地区农业生产投入总体上呈略微下降趋势，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体制变迁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诱致性制度变迁在五年里释放着巨大的生产力，替代和挤占了其他要素发挥作用的空间。1983—2000年西部各地区农业生产投入水平缓慢上升，期间的1991年显现出稍许下降。出现上升是因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作用力释放完毕，加大农业科技、农田水利、农业机械等方面的生产投入，从而提高农业综合产出能力是各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更是我国农业生产主体以及各级政府的必然选择。1991年农业生产投人水平下降的原因在于当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较低，农业科技人员数量减少，农业科技人员占农业劳动力比重降低。2001年，西部地区农业生产投入水平指数大幅下降，主要表现为耕地有效灌溉率的大幅下降和单位耕地面积劳均总动力的下降，这种农业生产投入水平指数的下降原因在于2001年国家统计局对我国耕地总量的统计口径发生了变化，将陡坡地(坡度大于25。)计入耕地口径。这种统计口径的变化造成我国西部地区农业生产投入表面上的下滑。2002—2009年间，西部农业生产投入大幅增加，是改革开放以来增长最快的时期，这正是我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多予、少取、放活”方针政策实施的必然结果。此外，与全国其他地区对比可发现，我国西部地区农业生产投入水平较为落后，且与东部地区的差距有增大趋势。西部农业生产投入水平较低，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其较为复杂的自然资源环境。
3．我国西部12省(区、市)农业综合产出水平评价分析。农业综合产出水平是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最终体现，农业综合产出水平指数越高，劳动生产率就越高，土地产出率也越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就越强。农业综合产出水平指数在本课题农业现代化综合评价体系中所占权重为0．1472。从总体上看，1978—2009年问我国西部12省(区、市)农业综合产出水平总体提升，12省(区、市)农业综合产出水平指数由1978年的11．1574上升至2009年的33．6577，年均增长6．51％。从农业综合产出水平评价指数的年均增速来看，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的农业综合产出水平指数年均增长8．23％、5．72％、5．33％、7．23％、3．34％、5．55％、10．43％、7．69％、4．77％、4．50％、6．80％、8．67％。比较来看，西藏、新疆、内蒙古农业综合产出能力增长较快，而贵州、甘肃、青海增长较慢，仅为西藏、新疆、内蒙古的一半。从农业综合产出水平来看，在我国西部12省(区、市)中，农业综合产出水平较高的省份主要有新疆、内蒙古，相对较低的省份主要为贵州、甘肃、青海。以2009年为例，新疆农业综合产出水平评价指数高达53．6650，内蒙古达52．2260，而贵州仅为18．6198，是新疆和内蒙古的1／3。从三十多年农业综合产出能力的增长过程来看，青海、云南、贵州的农业综合产出能力波动较大，产出能力不稳定。1978—1983年西部农业综合产出能力缓慢增长，而1984—1988年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得到明显提高。1988年我国遭受了连续干旱，粮食产量减少了2．2％，直接导致1989年农业综合产出能力下降。1990—1993年西部地区总体农业综合产出能力增长非常缓慢，主要在于内蒙古、贵州、青海的农业综合产出能力有所下降。在经历了1994—1996年西部地区除甘肃、青海外其他省(区、市)农业综合生产能力都大幅上升的好年景之后，1997—1999年西部地区农业综合产出能力出现连续下滑，主要原因在于连续三年的农业自然灾害导致农作物产出减少。1997年陕西、甘肃、宁夏等地遭受春夏秋连续干旱，1998年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遭受了特大洪水的袭击，1999年陕西、内蒙、甘肃等地又出现了冬春夏连旱。2000年至今，我国西部农业综合产出能力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幅提高，这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和连续七个“一号文件”共同推动的结果。期间的2006年西部农业综合产出能力出现些许停滞，主要原因在于2006年宁夏、甘肃、云南等地春旱明显，四川严重伏旱，重庆遭遇了百年一遇的特大伏旱。可见，我国西部地区农业综合产出能力受自然灾害的影响十分严重。此外，与其他地区比较可知，西部地区的农业综合产出水平在全国四大地区中相对偏低，这与其自然资源环境有密切联系。近几年来，西部地区抓紧农业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农业综合产出指数增速最快，与其他地区的差距日益缩小。
4．我国西部12省(区、市)农村社会发展水平评价分析。农村社会发展水平体现着农业与其他产业在国民经济生产、分配中的构成关系。农村社会发展水平越高，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布局就越合理。农村社会发展水平这一指标在本课题农业现代化综合测评体系中的权重最大，占到0．5479。从整体上看，1978—2009年间我国西部农村社会发展水平稳步提升，平均指数由29．5871上升到54．0523，年均增长2．67％。分省来看，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农村社会发展水平指数年均增长2．07％、2．56％、3．02％、3．17％、3．45％、3．44％、3．93％、1．82％、2．39％、2．93％、2．77％、1．85％。就农村社会发展水平增长情况而言，西藏、贵州增长较快达到3．93％和3．45％，而陕西、新疆增长较慢仅为1．82％和1．85％。就农村社会发展水平而言，内蒙古和陕西农村社会发展水平位于西部前列，而西藏农村社会发展水平最为落后，且波动较大。2009年西藏农村社会发展水平评价指数为40．5818，仅相当于内蒙古和陕西1983年的农村社会发展水平，可见差距之大。就三十多年来农村社会的发展过程来看，1978—2002年间西部地区农村社会发展水平平稳缓慢增长，其中1990年内蒙古、西藏、甘肃、宁夏的农村社会发展水平大幅下降拉动西部平均水平出现倒退，主要原因在于包括上述各省在内的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回升。2003年，我国西部农村社会发展水平大幅下滑，原因在于2003年全国农作物减产，农民实际收入减少导致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回升，此外医务人员的流失也是西部农村社会发展水平下滑的原因之一。2004年至今，西部农村社会发展水平逐步回升并加速发展，增速超过以往任何时期，这主要得益于近年来党和国家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各项举措。但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西部农村社会发展水平仍然偏低，尤其是与东部地区相差较大，且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
5．我国西部12省(区、市)农业资源环境条件评价分析。农业资源环境条件体现了农业生产是否可持续，是否注重生态环境。农业资源环境条件在本课题农业现代化测评体系中所占权重为0．0646。我国西部地区几乎覆盖了我国所有的自然带，包括以新疆、甘肃西北部、内蒙古西部为主的温带荒漠带，以西藏、青海、四川西北部为主的高山植物区，以内蒙古、宁夏为主的温带草原带，以陕西、甘肃南部为主的温带落叶阔叶林带，以四川、重庆、贵州为主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带，以及以云南、广西为主的热带雨林带，可见，西部地区农业自然资源环境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从整体上看，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西部农业资源和环境情况稍有好转，其平均指数由1978年的21．7019上升到2009年的43．1816，年均增长3．19％。但由于我国西部地区自然环境最为复杂，农业资源环境的再生性和恢复性较差，农业自然灾害多样且频发，我国西部l2省(区、市)的农业资源环境指数都有不同程度的波动。改革开放至1998年问，西藏的农业资源环境指数波动幅度较大，每隔一年农业资源环境指数就会大幅下跌，2O年间农业资源环境并未得到明显改善。而1998年后，西藏的农业资源环境指数波动幅度明显变小，且总体水平呈现上升趋势，尤其是西部大开发实施初期的2001年到2003年，西藏农业资源环境大幅好转。新疆和青海自然环境较为脆弱。1978年至今两地农业自然环境指数不断波动，总体水平无明显改观。新疆的历史最好水平出现在1985年，而青海则出现在2009年。地处热带雨林带的云南和广西，是西部地区中农业资源和环境较为优越和稳定的地区。以广西为例，1993年之前广西农业自然资源环境小幅波动且无明显改观，而1993年之后广西农业自然资源环境指数以五年一个周期大幅上扬，呈台阶式大踏步上升趋势。尽管西部地区农业资源环境指数属全国最低，但其总体波动强度相对其他地区较弱，尤其是西部大开发实施来的十年间，西部农业自然资源环境得到最为明显的改观。
三、西部农业现代化道路实现的对策建议
对农业现代化进行评价的目的之一就是厘清地区农业发展水平和所处阶段，找出短板与差距，并据此调整该地区农业现代化的策略。2010年国务院印发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将我国西部的大部分地区定位为限制开发区。“将一些区域确定为限制开发区域，并不是限制发展，而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这类区域的农业生产力和生态产品生产力，实现科学发展”；“在关系全局生态安全的区域，应把提供生态产品作为主体功能，把提供农产品和服务产品及工业品作为从属功能”。根据国家对西部地区的定位与西部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和现实状况，西部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要在保护西部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侧重于以下几个方面的提高。
1．大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农业基础地位。我国西部地区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十分薄弱，机械总动力、有效灌溉设施、水库总容量均不足，致使西部地区农业生产承灾、防灾、抗灾、救灾能力弱小，农业生产极易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和侵袭，因此必须加大政府财政投入，构建农业防灾、抗灾、救灾体系，这样才能有效防御农业生产波动，创造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重要条件。一是加强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建设。据有关学者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对我国1980—2004年农村经济增长和农业基础设施间交互影响情况的分析可知：从长、短期看，农村经济增长与农业基础设施水平问均存在强度不同的正向交互影响J。这说明无论长、短期，良好的农业基础设施对农村经济的持续增长都起着重要作用。因此，要增加西部农业基础设施投人力度，其投入增长率应达到全国基础设施建设支出的增长率。而这些资金应主要用于提高农业技术装备水平、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中小河流治理、生态环境的改善和发展设施农业上，为西部农业现展提供保障。
2．转移农村劳动力，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并不仅仅只是农业产业内部的封闭发展，它必须依靠二三产业的先行发展来为其创造条件。二三产业的大力发展对于劳动力的需求会拉动农村劳动力的自发转移，从而一方面提高西部农业的适度规模化经营程度，一方面提高西部农业劳动生产率。我国西部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正面临着土地规模化程度低和农业劳动产率低的双重约束。西部人均耕地虽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质量较好的一、二等耕地所占比例较小，多数是丘陵和山区。我国平均每个农户占用耕地规模仅为0．5公顷(约7．5亩)，相当于韩国和日本的1／3，欧盟的1／40，美国的1／400L9J，而西部地区地形复杂、户均耕地块数更多，最多的达到20—3O块，最少的达8—10块。西部农村人口数量多、比例大，农业劳动生产率低。据本课题计算，2009年西部地区平均农业劳动生产率指数为0．3817，属全国最低，而东部地区平均农业劳动生产率指数达0．7314，是西部的近2倍。可见加速西部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提高土地的适度规模化经营程度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是发展西部农业经济，增加西部农民收入，推动西部农业现代化的有力手段。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很大部分并不是真正的转移，即我国城市化率和非农化率存在着较大差距。有数据显示，2008年我国城市化率比非农化率多出了l2个百分点。因此，西部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必须依靠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作为支撑，依托现有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对较强的城镇集中布局，通过发展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零污染”的生态型工业区来为农业劳动力提供转移的空间和条件，从而为土地的适度规模化经营创造可能。同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真正让农民融人城市。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基础上，结合当地生态环境，西部地区可大力发展有利于维护本地生态资源环境的生态农业和特色农业，从而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3．大力发展小型农用机械，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西部地区地形复杂多样，山地、丘陵面积广，平原面积少，户均土地规模小，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更多要靠运用小型农机具、特色农机具来发展生产，通过精耕细作，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一是大力研发与推广特色农机具。比如研发适应丘陵、山区的专门用于耕地、耙地、播种、移秧、插秧，除草、喷药、收割、脱粒、晒干等小型机械，以满足西部农业生产的需要。二是加大农机具使用和维护方法的培训。企业应了解农户农机具使用情况，并组织农户学习农机具的使用规范、农机具的维护方法等，以延长农机具的使用寿命，提高使用价值。三是西部地区政府应根据不同区域农业发展需要采取不同的农机具补贴政策，如平原地区政府补贴应以购置大型农机具为重点，而丘陵、山区应鼓励农民购置小型、特色农机具，并逐步提高对小型农机具的补贴标准，将补贴政策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
4．加大农业科技投入，重点发展生物技术。西部农业现代化的实现，要突破资源短缺的约束，必须走以生物技术运用为突破口的科技创新之路。目前，西部农业生产受到资源约束的影响，增加产量单纯靠扩大播种面积的空间越来越小，因此，必须依靠农业科技的创新，提高农作物单产来增加总产出量。有专家在分析近年来粮食波动的原因时指出，从1999—2003年，粮食连续5年共减产8000多万吨，耕地面积减少的因素占70％，单产降低的因素占30％；而最近5年粮食连续增产，耕地面积恢复的贡献率只占30％，而依靠科技创新提高单产的贡献率占70％-6J。因此，西部发展现代农业必须以生物技术的运用为突破口，创新农业科技，实现科技兴农。一是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与推广。重点是优先发展农业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力争在良种的选育、生物农药研制、基因工程疫苗研制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推动传统农业技术全面升级。同时，加强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在引导公益性农业推广机构建立的同时，也通过补贴鼓励企业进行各类农技推广工作。二是加大政府对农业科技的投入力度。建立以政府投入为主导，社会、企业和农户为主体的多元化农业科技投入体系，提高国家对农业科技的投入比重，尽快从目前的0．5％左右增加到1％的世界平均水平川。
5．强化职业技术教育，提高农村人力资本素质。当今世界，经济现代化的社会报酬递增的源泉在于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的积累和经济制度的创新。我国西部推进农业现代化必须大幅度增加人力资源开发投入，重点加强职业技术教育，全面提高农民职业技能，把农村的人口资源优势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为推进西部农业现代化提供强大的人才智力保障。强化农民职业技能教育必须做到：一是在西部农村普遍开展农业生产技能培训，农业科技的推广和运用，不断提高农民的现代生产技能和管理能力，同时强化农民市场意识，以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需要。二是定点、定向培养农民技能，以适应现实需要，进而顺利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逐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农民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