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趋势

前言：本站为你精心整理了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趋势范文，希望能为你的创作提供参考价值，我们的客服老师可以帮助你提供个性化的参考范文，欢迎咨询。

一、中国实现工业化需以农业现代化为基础

中国的“三农”问题,并不仅仅是农业经济学研究的问题,而是整个国民经济研究的问题。国家“九五”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课题“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扶持与保护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成果指出:“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家自立的基础;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农村经济的全面振兴,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没有农民生活的小康和富裕,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生活的小康和富裕;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这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长期实践、不断探索得出的科学结论,也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4](P1)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新型工业化是主导,农业现代化是基础,而且,更准确地说,农业现代化也是新型工业化的基础。如果仅仅是从解决“三农”问题出发,那么,是否需要实现农业现代化,不过是或然的,并非确定的。在尚未改变小农生产结构的现实中,中国已经有不少的农民富了起来,已经有不少的村庄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已经实现了18亿亩耕地的有效利用,基本上可以保证年产粮食在1万亿斤之上。

依此基础,继续努力,中国的农民可以走向更加富裕,中国的农村会有更新的获得更多的来自政府和社会各界民生关怀的希望和形象,中国的农业也会更上一层楼,将小农生产结构的潜能发掘到极致。因而,就现实的惰性讲,目前中国经济学界讨论的解决“三农”问题,其实在具体的内容上并没有与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实现积极地联系起来,甚至,种种迹象表明,实施农村民生改善工程、加强农村小额信贷投放和组建农村小小银行、扶持农村专业户等等措施,无不是在进一步地强化和稳定中国的小农生产结构,事实上并没有直接地走上农业现代化之路。中国最早研究农业与工业化之间关系的张培刚教授曾经指出:“在任何经济社会中,农业和工业之间总保持一种密切的相互依存关系,虽然在经济演进的过程中,其方式屡经变易。”[5](P24)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近代历史看,可以说没有一个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是建立在小农生产结构基础上的。保持小农生产结构与实现工业化尤其是实现新型工业化是相互对立的,不是走在一条路上的。从国民经济整体的角度讲,如果哪一个国家的农业基础还是停留在小农生产结构状态,其国家工业化的实现就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为,小农生产结构必然需要大量农业人口,相应并不需要特别多的工业产品,农业和农村市场狭窄且软弱,这就从根本上限制了工业就业人口的增加和工业产品市场的发展,所以,小农生产结构的存在无疑是工业化或新型工业化实现的实际阻力。多年来,在中国,似乎许多人已经习惯了小农生产结构,好像对改变小农生产结构很有一些依依不舍,况且,再一想到改变小农生产结构还需要付出巨大的经济转型成本,就更会有充足的理由知难而退了。因而,中国改革至今,迟迟未能大步迈开农业现代化的步伐,从根本上说,是一个观念严重落后的问题,是在思想上始终尚未明确认识到小农生产结构的延续必然要拖延新型工业化实现的问题。在客观上,中国的小农生产结构的长期存在是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缓慢相关联的。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实现工业化并进入世界最发达国家行列,韩国在日本之后也基本实现了工业化并成为世界各国经济总量排名第12位的国家。

而中国直至20世纪末,实现工业化还仍是口号,还在继续的努力之中。在这种状态下,小农生产结构的存在也是一种只能默默接受的无奈。然则,为了到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进入21世纪后,中国已加快了工业化步伐。现在的形势是,中国只有抓紧实现工业化,实现新型工业化,才能真实地支撑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因此,今非昔比了,长期存在的小农生产结构必然要成为历史了,中国农业必须走上现代化之路,必须以农业现代化的实现确保新型工业化的实现。同时,也与以往截然不同,中国的工业化在21世纪进入腾飞阶段之后,已经具备了带动中国农业迅速走上现代化之路的强大实力和基本条件。

二、中国工业化的腾飞将带动农业迅速现代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课题组的研究表明:“从全国看,到2005年,中国的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达到50,这表明中国刚刚进入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如果将整个工业化进程按照工业化初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划分,并将每个时期划分为前半阶段和后半阶段,那么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已经过半。1995年,中国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为18,表明中国还处于工业化初期,但已经进入初期的后半阶段。到2000年,中国的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达到了26,这表明1995到2000年的整个‘九五’期间,中国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后半阶段。到2005年,中国的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是50,这意味工业化进程进入中期阶段。也就是说,‘十五’期间,中国工业化进入了高速增长阶段,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年平均增长接近5。

单独的计算表明,在2002年,中国的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工业化综合指数达到了33分,如果认为从工业化初期到工业化中期,具有一定转折意义的话,那么,‘十五’期间的2002年是我国工业化进程的转折之年。从静态计算,如果在未来中国能够保持‘十五’期间我国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的年均增长速度4-5,到2015~2018年,再经过10~13年的加速工业化进程,我国工业化水平的综合指数将达到100,中国工业化将基本实现,这与我们到2020年长期的现代化战略目标要求是相符合的。即使按照‘九五’和‘十五’整个10年间我国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的年均增长速度3.2推算,到2021年,我国的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也将达到100,中国将实现工业化。”[6]依据上述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数据,中国工业化进入中后期阶段即腾飞阶段是在2002年至2005年,也就是说,这一重大的转折是在“十五”计划期间实现的。关于这一时段的认定,以及关于腾飞之后中国工业化基本完成时间的推定,不论是从数据出发,还是从事实出发,都是没有争议的。只是,认定这一时段之后,更准确地讲,中国工业化腾飞的起点是在2004年。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权威数据表明:在2004年,中国许多省份的固定资产投资是2003年的接近一倍或数倍以上,带动SARS病毒横扫过后的全国市场呈现空前活跃的景象。所以,很自然,在神州大地,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人们的普遍直观印象是2003年有SARS猖獗,在2004年出现了从来未有过的经济腾飞。

这种腾飞就是工业化的腾飞,即工业化的进程进入了高增长的腾飞阶段。2008年,全世界遭遇到海啸般的金融危机;2009年,众多的国家还在经济大萧条的漩涡中苦苦挣扎。在这期间,中国经济似乎是一枝独秀傲立于世界,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的腾飞阶段,具有其他各国不具有的较高的市场承受力,经济快速增长的势头只是有所减缓,而没有发生逆转,仍是走在向上奋进的路上。只是,由于思想的守旧和理论的落后,或是感觉上的麻木,在中国经济学界,至今还没有更多的人认识到这一点,没有认识到中国自2004年就已经进入到工业化的腾飞阶段,更没有认识到中国的工业化腾飞对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影响和要求。支持中国工业化腾飞的力量,一方面来自国际先进技术,没有改革开放以来对工业各行业先进技术的引进,就不会搭建起21世纪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平台;再一方面来自中国小农生产结构的繁荣和发展,没有改革开放以来农村联产承包制的实行和农业生产历年来的进步,同样也不会出现21世纪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工业化进程的加速。

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讲,正是小农生产结构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取得的历史成就奠定了中国工业化腾飞的基础,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也造就了终于能够改变中国历史悠久的小农生产结构的可能性和现实性。这也就是说,在工业化腾飞之前,中国还只能是依赖和利用小农生产结构;而在工业化腾飞之后,中国就有条件改变小农生产结构和走上农业现代化之路了。很明显,在经济学的研究中,需要区分工业化腾飞之前与工业化腾飞之后的不同,不能再用工业化腾飞之前的眼光认识工业化腾飞之后的事实。中国的工业化腾飞将带来农业迅速现代化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具体主要表现在国家财政大幅度增收可以为农业转型提供必要的财力支持,新型工业的崛起将为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就业包括第三产业就业创造基本条件,市场的扩大和规范将为农业的现代化做出广泛而积极的客观导引,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一步普及将为农业劳动的主体结构转换打下坚实的基础,等等。总之,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已经由过去的遥不可及变得真实可见。

三、农业的规模经营与农产品的市场化经营

中国农业走现代化之路,就不能再延续传统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在中国工业化腾飞阶段,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传统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的局限性。在日新月异的21世纪,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相比,中国目前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太落后了,不能适应农业现代化必须的规模经营的要求。一家一户种地,多说种几亩,少说种几分,这是小农生产结构的延续,与现代农业不接边。在这种生产组织形式下,无法实现农业生产的规模经营。现在农村一些外出打工人员,看年景好,就收一收庄稼;看年景不好,干脆就不管地里了。这是工业化腾飞之后对中国小农生产结构的最大挑战。这说明,在现代农业技术的推动下,中国农业不走规模经营的生产道路是不行的,而走现代化之路,传统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已经不适应了。已经正式实施的《土地承包法》,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农民享有土地承包经营的权利,这对于改变中国农业传统经营方式是必要的法律保障。

在现有的土地制度基础上,是能够做到农业的规模生产与集约经营的,但这并不是要走回头路,重新回到“大锅饭”时代,而是要在现行政策的允许下实现农业土地的市场化集中经营,要让享有土地承包权的农民自觉自愿地以有偿转让的市场化方式将土地集中在农业生产专业组织的手中,进行规模化、现代化的农业生产和规模化、市场化的农产品经营。只是,这种土地的有偿转让不能是三年五年的合同,必须长期化才能保证农业规模经营的稳定和有效。强调中国农业必须改弦更张由小农经济转为规模经营,是从实现农业现代化角度认识的。而不是从这一角度认识问题,则会认为:“大规模经营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又侵占了大量农民从事农业从而从农业中获取收入的机会。我们可以假定农业总收入是固定的(但若如粮食等大宗农产品的生产过多、过剩,粮价下跌,就会出现增产不增收,农业总收入因此反而降低的问题),则因为现代农业的发展、规模经营的发展、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使少数现代农业占有了更多的农业收益,这就使得农业收益在全国九亿农民中的分配更加不平等,占中国农民绝大多数的小农家庭可能只能分享很少部分且会是越来越少部分的农业收益,而资本下乡、规模经营的现代农业,虽然只有很少的人来主持,却可能分享越来越多农业收益。因为这些现代农业的发展、因为资本下乡、因为土地规模经营,而使农业整体生产力提高的同时,却将小农挤压得没有出路。

资本下乡,对中国仍然要依靠农业收入来完成劳动力再生产的九亿农民来讲,并非一定是好事,甚至可以说一定是坏事。”[3]对此,且不说中国早已不是九亿农民,至2007年底中国农村人口为7.275亿,约占全国总人口的55.05%[7];只讲这种为小农呼吁的态度,就好像不是生活在21世纪。对于规模经营如此怨恨,仿佛工业革命时代仇视机器。马克思说:“1758年,埃弗雷特制成了第一台水力剪毛机,但是它被10万名失业者焚毁了。5万名一向以梳毛为生的工人向议会请愿,反对阿克莱的梳毛机和梳棉机。十九世纪最初十五年,英国工场手工业区发生的对机器的大规模破坏(特别是由于蒸汽织机的应用),即所谓鲁德运动”。[8](P469)后来,机器是越来越先进了,并没有被那时手工业者的愤怒吓回去。同工业革命时代一样,进步的力量是不可阻挡的。中国农业要走向现代化,就必须规模经营,这不是不给农民饭吃,而是说在21世纪中国已经不再需要那么多的农民。用维护小农家庭的生活及落后的农业人口简单再生产的延续,诋毁现代农业的规模经营,忘记了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就是要从根本上取消小农经济。在现代化的中国农业发展中,还需要实现农产品的市场化经营。这就是说,现代化的农产品经营需要进行公司化地运作,不需要政府的管理作用直接参与其中。

未来,除去完成国家收购任务和农民自留的消费部分,其余的农产品全部要通过市场交易进入国民经济的满足社会需求的运行之中。为此,中国各地必须建立农产品经营公司,同其他行业一样,进行资本运营,对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提供坚强有力的市场保障。这是对于中国农业经营的基本方面的改造,是中国工业化腾飞阶段在农业经济领域中引起重大变化的又一个方面的具体表现。过去,在向市场化迈进的过渡期,许多地方政府对于小农家庭的农产品种植、养殖和销售有过直接的助力或强力的组织控制,不论其出发点和效果如何,都是反市场化的做法,虽然能够理解和不得不接受,但是却不能再延续了。中国农业的发展必须走现代化之路,就是必须走市场化道路,不能成为政府包办的产业。各地方政府可以搞招商引资,可以搞技术推广,还可以直接作市场主体,就是不能搞农产品经营的市场中介。将来的农民要自己给自己作主,不用政府做婆婆。政府也不要做出力不讨好的事。现在,县一级和乡一级政府特别喜欢指挥农民,像军队的司令官一样,让农民干什么,农民就得干什么,这是很不正常的。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这是怪怪的,是与市场经济不合拍的。这其实都是长期计划经济体制留下的后遗症,在工业化腾飞阶段的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是必须要给予清理干净的。中国农产品的公司化市场化经营是将中国传统农业转化为现代农业的市场保障,是在新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保障农业生产者稳定收益的基本条件。

经营农产品的公司在农业生产与市场需求之间搭起一座资本运作的桥梁,以现代资本经营的方式为农业经济服务,可将农业的发展带到以高科技为主导的现代产业发展的链条之中,使之能够与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发展,其意义是十分重要的。而且,未来的中国现代农业也不能仍是在无现代金融体系支撑的状态下生存。由于长期以来中国农业是处于小农生产结构的发展方式下,现代金融机构难以进入农业领域,原有的农业金融组织的服务功能也在逐渐地消退,甚至将自身的主营业务转向了城市。显然,离开了现代金融体系的支撑,仅仅依靠国家政策性银行和融资能力很小的农村信用社提供的金融服务,中国农业是迈不开现代化发展步伐的。因此,随着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实现,先进的农业生产组织和农产品经营公司成为产业主体,现代金融机构必须大举进入中国农业经济领域,构建相对完整的农业金融体系,提供全方位的现代农业金融服务。在这方面,金融体制的改革是迫在眉睫的,其重要性并不仅仅是要系统地支撑农业经济的现代化发展,更关系到第一、第二、第三产业需要以此为基础实现协同发展。

四、农民的减少与农民工的养老保障

在工业化腾飞之前,中国农村人口已经有了大幅度的降低,这种降低从一个侧面支撑了工业化的腾飞。在工业化腾飞之后,当中国农业走上现代化之路,农村人口还需要继续大幅度地下降。如果还是7亿多的农村人口,还是3亿多农业劳动者,那中国的工业化是实现不了的。相比美国,只有3亿人口,其中只有300多万农业劳动力,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5倍,按同样比例和同样的农业发达程度,中国应该只需要1350万农业劳动力。但这一要求与中国目前的农村现实距离太远,我们不可能与美国一下子消灭距离。从实际出发,中国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恐怕在近期内还不能少于1亿农业劳动力,即中国实现农业现代化时的水平还是相当有限的。达到这个降低农业人口的最低目标,也还是需要我们付出最大的努力。中国农业走上现代化之路,与原先的小农生产结构相比,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农业人口的大幅度减少。如果中国农业人口的数量降不下来,更准确地说是要显著地降下来,那不仅实现农业现代化无望,而且实现工业化也是不具备基础的。

所以,为了实现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为了保证国民经济三大产业的协调发展,我们应将降低农业人口的事情作为全社会的硬任务来抓。但这并不是要将农民硬赶出农村,而只是说城市和城镇需要主动地吸收农村人口,工业和服务业要创造更多的条件积极地吸收和妥善安置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就此而言,降低农业人口比重的责任主要不是在农村,而是在于城市与工业的发展,在于城镇化的推进和服务业的振兴。同样的道理,这也就是说,建设新农村的动力要来自城市,建设新农村的真正责任是国家承担的,这并不是农民自己的事情。农村人口的减少,只能是转移到城市或城镇去,这分为异地转移和本地转移,一般而言,应是异地转移较少,本地转移较多;农业劳动力的减少,只能是转移到工业或服务业再就业,就客观的情况讲,应是在工业再就业的相对少,在服务业再就业的相对多。这种转移方式,既与工业化腾飞之后的经济结构变化有关,也与实现工业化的前期和实现工业化之后的社会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变化趋势相一致。

问题在于,中国农业走上现代化之路,不再继续维持小农生产结构,客观需要不断转移到城市或城镇的农村人口和不断转移到工业或服务业的来自农业的劳动力,渐渐地在城市或城镇稳定下来,渐渐地成为工业或服务业的终身就业者。而做到这一点,相比国家和法律的力量,更需要先进文化和中国人民的思想智慧。现在的实际情况是总体上没有做到,只是个别的地方做得比较好。从普遍性讲,全国各地,不论何处,都将进入城市或城镇的农业劳动力称为农民工是无需再解释的明证。美国前总统布什在家乡拥有广阔的大农场,但是没有一个人称他为农民总统。而我们这里,在城市已经工作了十几年的农村人口,还是要被称为农民工。对于这些人,叫农民工,而不是叫工人,就意味着他们享受不到与城里人同样的工资水平,享受不到基本医疗服务和退休养老等社会保障。而且,“对于农民工来说,现有的制度设置没有为其提供组建自我维权组织的空间。”[9]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研究”相关课题经过抽样调查的结果表明,在现有的政策体制框架下,尽管各地的做法很不一致,但总的讲,农民工的养老金替代率不足9%,专为其设置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几近形同虚设。

因而,现在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应当且必须引起中国经济学界的高度重视了。因为这说明,在工业化腾飞之后,全社会还不具有明确的实现工业化的清醒意识,还没有深刻地认识到农业现代化的基本过程、必要条件及其对于工业化实现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在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农民的减少和转移到城市或城镇人员的社会保障问题,是极端重要的,是需要依靠理论界研究和全社会负责的。特别需要明确的是,这不是农民的问题,不是农村的问题,更不仅仅是农业现代化的问题;这是整个中国社会转型的问题,是中国必须要实现工业化的问题。现在,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好,确实是不争的事实,主要是解决问题的认识深度不够。今后,全社会必须协调一致,全力以赴地解决好这个问题。只要思想认识达到了应有的深度和统一,在工业化腾飞的条件下,中国农业现代化中的社会保障问题并不是不能解决的。但这需要全社会迎难而上,不是迎难而退,不能退回到小农生产结构去消极地寻求庇护。

五、农业现代化的投入与代价

实现农业现代化,是农村和农业领域的改天换地,这必须由全社会负责投入。这种投入是巨大的、长期的和持续的,其中,最主要的投入是技术进步的投入。但是,长期以来,经济理论界对于农业现代化的认识在这方面尚未明确。“从我国农业科技创新情况看,尽管在杂交水稻、转基因抗虫棉、抗禽流感疫苗等领域已处于国际先进水平,对我国农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从整体来讲,我国农业科技创新能力不强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据农业部科教司提供的数据,2007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已达到48%,比发达国家低20—30个百分点。而农业科研财政投入占农业GDP比重仅为0.49%,低于1%的国际平均水平,不仅导致农业科研成果的数量和质量明显降低,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薄弱,又产生了原创性科技创新成果少、突破性重大科技成果缺乏以及科技成果储备的明显不足等问题。”[10](P59)因此,为了实现农业现代化,笔者认为:“在中国目前的现实条件下,国家应负责农业技术的进步,即负责全国的农林牧副良种培育工作。改革以来,已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年年都在讨论农业生产问题,讨论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问题。

而这所有问题中的核心关键,就是一个农业技术投入的问题。在中国农业走向市场化之中,唯一不需要市场化的就是关于农业技术研发的投入。这不是市场化能解决的问题,在世界各国,对此都一律保留着政府的责任,即都是由政府统一负责农业核心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极端重要性,由此得到集中的体现。因此,进入市场经济的中国也不能在农业技术研发和推广方面搞市场化,中央政府必须调集充足的财力保证全国性的农业技术研发和推广的投入,中国农业的现代化发展必须依靠国家对农业技术进步的统一负责和财政支持。”[11](P40)国家负责农业现代化中的技术进步投入,也是为了整个社会的进步必须付出的代价。这种代价是厚重的,但是,这与7亿农民在转型期付出的代价无法相比。在21世纪的整个社会进步中,中国农民要为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实现付出无比巨大和相当沉痛的代价。现实地讲,基本的代价是不得不付出的,是历史进程中的无奈。在工业化的腾飞阶段,对于实现农业现代化来说,最大的代价付出就是进城农民。工业化的含义就是要使一大批农民进入工业领域,使农业经济国家变成工业经济国家。为实现工业化,中国的农民必须大量地进城,这些进城的农民为此要付出一代人或两代人的代价。没有人按城里人的居住和生活条件接待这些进城的农民。他们是以极低的门槛进入城市的,他们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只能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只能接受最低的工资待遇。在进城的农民之间,也有成功者,不过那是极少数。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始终生活在城市的边缘上,他们必须忍受工作的辛苦和生活的煎熬。

最重要的是,他们中的很多人失去了农村生活的尊严和文化,而又没有得到城市生活的起码尊严和没有能够融入城市文化之中。没有必要的尊严和文化认同,这是所有进城农民平日里最痛苦的事情。我们看到,在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地区,有的进城农民已经失去了自己的手,永远地失去了。他们的手被机器吃去了,成为了生产的代价,中国工业化的代价。嘈杂的工作环境,没有任何防范设施的机器让他们失去了自己的手,没有抱怨,只有乞求,乞求企业能给他们一些赔偿,仅此而已。[12]我们不必去统计到底有多少人失去了手,在我们看到工业化实现的时候,那肯定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数字。缺乏必要的劳动保护,因为企业主不想或是不能为此而多付出,那接下来的工伤事故就不会很少了。不仅是手,有一些农民进城之后,还悲惨地失去了自己的生命。其中,最多的是煤矿的农民工。每年都有几千人在煤炭生产中丧生,这是更为惨痛的代价。在战争年代,失去生命并不为奇,因为那是人类极为疯狂的时刻,而在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年代,还要不断地失去成千上万的生命,就应该知道实现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是多么地需要珍惜。现阶段,几乎每天都有生产事故的报道,让人不寒而栗。而我们能做的只是些微减少一些事故伤亡,并不能制止一切事故的发生。这就是工业化的代价。想一想,在小农经济时代,在农村,哪有这么多的工伤事故,哪有这么多的生命代价。

即使没有失去生命,在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进城农民也还承受着巨大的健康代价,那同样是生命时间的付出。在工业化中,已经使很多的进城农民患上了职业病,而这其中,有一些也是能够避免而没有避免的。这更是非常惨痛的教训,是每一个将来能够享受工业化成果的人都必须牢牢地记住的。进城农民付出的代价似乎有些太大了,据2007年5月的报道:由于社会“忽视”,在职业病防治中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等问题,致使《职业病防治法》的落实情况不尽如人意。广东报告职业病发病总数近四年持续递升,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新发现15种职业中毒,仅去年就占3种,其中有机溶剂中毒已成主要问题,一些远期效应的职业病危害的后果正在逐步暴露。一个被广泛引用的数据是,我国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总人数超过2亿。其中,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约1亿,还有留在乡镇企业从事工业劳动的1亿多农村劳动力。卫生部卫生监督局副局长苏志认为,由于劳动关系不固定,农民工流动性大,接触职业病危害的情况十分复杂,其健康影响难以准确估计。我国各类企业中,中小企业占90%以上,吸纳了大量劳动力,特别是农村劳动力,因此,职业病危害突出反映在中小企业,特别是一些个体私营企业。据卫生部于上世纪90年代组织的乡镇工业企业职业病危害调查结果,83%的乡镇工业企业存在不同程度的职业病危害,34%的乡镇企业劳动者接触尘、毒等有害作业,职业病患病率4.37%,可疑职业病患病率达11•41%。[13]这就是说,农民工是用自己的健康来换取工业化的进步和农业现代化的实现。

六、农业现代化的关键是培育新型农民

国家承担农业技术进步投入的责任,农民付出极大的代价,为的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奠定新型工业化的牢固基础。但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关键,还不是代价问题,也不是投入的问题,而是劳动主体的转换,即必须培育适应现代农业需要的新型农民。中国落后的农业劳动力需要尽快得到替换,新型农民将要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取代原有的农民成为中国现代农业的主力。现在,这个问题已经是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由于青壮年男子大量外出,乡村社会出现了大量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出现了严重而大规模的两地分居等。由于最优秀的人力资源外流,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乡村社会迅速趋向凋敝,文明出现退化。”[14]而且,更为严重的是,据调查,有些地方“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除了要照顾好孩子们,还要承担全村的农业生产劳动,包括家庭养猪养鸡等所有的活计。”[15](P80)这种状况,不用说建设现代农业,就是有意延续小农生产结构恐怕也难以为继。

所以,中国的当务之急,是需要尽快制定得力的农业现代化战略方案,从制度上作出保障,培育新型农民,让新型农民迅速成为广大农村的新主人。没有新型农民,就不会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无法解决所有的农村、农业和农民的问题。这就是说,中国目前需要逐步培育出至少数以千万的新型农民来接替目前农村的落后劳动力。这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转折。目前7亿农村人口中的绝大部分都要从农村转移出来,进入城市或城镇,主要是进入城镇,取而代之的将是新型农民和他们的子女。规模经营需要新型农民,推动农业生产技术进步更需要新型农民,更准确地讲,具有现代文化基础知识和农业专业知识的新型农民,还需要具有市场经济意识和市场化经营能力。所以,也许按一般水平要求,新型农民也应是接受过高等专业教育的农民。现在,中国大量培育这样的新型农民现实吗?很显然,按落后的国情讲,是不现实的,但是,我们要改变的就是落后的国情。

在工业化腾飞阶段,中国的落后面貌将迅速得到改变,因此,从发展的眼光看,中国培育新型农民是可以实现的,中国能够迅速进行农村人口的转换。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日子里,我们需要引导和安排大批农业大学的毕业生回到农村以农民为终生职业,作新型的高素质农民。上农业大学的目的,就应该是选择农业劳动为自己的一生归宿。办农业大学的目的就是要培养合格的高素质农民,而不是培养农业干部。只有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农业大学才是培养农业干部的地方,这是与体制相一致的。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中国不需要那么多的农业干部,而农业大学并不迷惘,必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要为国家培养足够多的新型农民。在农村人口转换期间,中国社会最大的变化不是在城市而是在农村。人们可以看到,在工业化腾飞的同时,会有大批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开赴农村去创业。其中,有一部分是去农村搞工业、搞旅游业、搞养殖业、搞经济作物;还有更大的一部分就是去作农民,或者说去作新型农民,去生产粮食。在工业文明高度发达的时代,无疑,从事现代农业劳动的农民是一种高尚的职业。没有谁能比他们更好地享受蓝天白云,没有谁能比他们更好地远离城市噪音,也没有谁能比他们对社会生存需要的基本生活资料做出更大的贡献。

新型农民将成为未来中国新农村的主要人口,成为最让人们羡慕的人。事实上,能成为新型农民应该是非常不容易的,未来他们恐怕要比考注册会计师还要不容易,因为国家要将最重要的生产资料———耕地交给他们使用。只要有了足够的合格的新型农民,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就一定能够实现。为此,目前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就是高度重视和大力普及农业高等院校。在现有的条件下,可以非常规地变通解决教育资源短缺问题,多办短期班,比如三个月的班或半年的班,以尽快满足新型农民培养的需要。

新型农民的来源主要有以下方面:一是目前在农村始终安心农业劳动从未出去打工的青壮年农民,经过短期培训,成功转型。二是出去打过工又回来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村知识青年,在社会的资助下,可以接受较为系统的农业高等教育,成为新型农民。三是目前的农民子女,高中毕业后,直接考入农业高等院校,完成学业之后,回乡务农。四是目前农民工子女,在城市读完大学,到农村劳动就业。五是目前城市家庭的子女,在农业高等院校毕业后,立志当农民。六是城市的青年干部、职工在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之后,接受专门的农业教育,转型为农民。七是一部分农业科研人员,独立自主创业,也成为新型农民的组成部分。八是在第二、第三产业创业的成功人士,将自己的大量资金投向农业,开发现代化的农庄经济,也成为名副其实的新型农民。不管是来自哪里,总之新型农民必将取代落后的农业劳动力。这种变化是巨大的,也是迅速的。现在,在城市里,就绝大多数讲,只有三种人:农民的儿子、农民的孙子和农民的重孙子。也就是说,现在城市里的人基本上都是农民或农民的后代,农民或农民的后代养大的。不过就是几代人,农民的后代们就完全城市化了。同样,新型农民取代传统农民也用不了多长时间。也是几代人下来,中国农村的劳动主体就会实现完全的转换。而中国农业的现代化,似乎不必等到劳动主体完全转换,就能够随着中国工业化的基本实现而基本实现。只是,中国农业的现代化之路,并不平坦,也还很长,除了新型农民,还需要其余的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够理性地为此承受代价和付出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