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政策发展与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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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进程与农业政策回顾

19世纪四十年代到20世纪初，是全世界实现农业现代化，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过渡时期，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现代农业的确立时期。在这个时期，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相继全面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到了八十年代，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还只是处于走向现代农业的起步阶段。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50多年的农业建设，我国农业现代化取得了很大成绩。随着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对农业现代化内涵的理解也在不断变化，按照对农业现代化内涵的理解，我国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五十年代。我国开始现代农业建设的初期，处在学习苏联模式的时期，现代农业的基本内涵是指实现“四化”：农业机械化、农业化学化、农业水利化、农业电气化。第二阶段是20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处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总结了过去的历史经验，思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农业现代化的基本内涵有了发展，即实现“三化”：农业基本建设现代化、农业生产技术现代化和农业经营管理现代化。第三阶段是20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我国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建立市场经济新体制，农业现代化的基本内涵有了明显的新发展，表现为要实现六个方面的现代化：农民生活消费现代化、农业经济结构现代化、农业基础设施现代化、农业科学技术现代化、农业经营管理现代化和农业资源环境现代化。其评价范围已经扩大到农民生活消费和农业资源环境，注意了吸收发达国家现代农业发展的经验教训，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我国的农业经济建设是以半封建的农村生产关系为起点的，它具有分散性、落后性、劳动生产率低等特点。中国革命的胜利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建立起完全新型的农村生产关系。要使我国农业迅速进入现代农业的运行轨道，一靠政策；二靠科学；三靠投入。而政策处于首要地位，回顾新中国农业发展史，每一个成就的取得都是正确政策引导的结果。鉴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变化和农业部门的表现，我国的农业政策已经从增加生产（尤其是谷物生产）转向了农业收入支持和环境关注。1990～2005年的我国农业政策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97年以前以提高产量为重点，1998年以后则将重点转向了农业收入，并且加大了对环境的关注。经过两年的试点工作后，2004年在全国范围实施的粮食直接补贴政策是我国新农业政策的开始。

二、关于农业政策的探讨

政策总是根植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之中的。如果要分析一种农业政策，就必须对这个政策所在的具体社会政治经济环境进行深入了解。成功的农业政策必须与它所处的环境找到适当的平衡。这种平衡体现了综合意义上的要求，并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但就其内部联系的层次性而言，农业政策首先是直接受制于宏观经济发展战略，即政府的农业政策源于一定时期政府确定的宏观发展战略和政府对特别时期具体情况的判断，后者为农业政策的特殊取向或变化提供了解释，前者则体现了一种随处不在的常规性影响。换言之，政府的发展战略给农业政策进行了角色定位，它影响着农业的制度基础、运行机制和社会利益结构，从而为农业政策的选择划定了空间。这样一个高度的概括有一个很重要的现实条件，即农业发展尤其依赖于国家的宏观调控，不仅是对农业本身的调控，更重要的是对宏观经济政策环境的调控；实现农业发展目标和解决落在农民头上的经济困难，必须纠正农业和其他部门之间的不平衡关系，必须依靠农业以外的国民经济政策。农业政策从来都不是孤立的现象，除了与环境之间的密切联系和某种契合外，各项农业政策之间也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并通过这种关系的运动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在农业政策结构中，每一项具体政策都起着维持和平衡整个政策体系的功能的作用，当某项政策的性质发生变化时，其他各项政策以及整个政策体系都会受到压力并发生变化。换言之，一项政策安排的作用和效率极大地依赖于其他有关政策的存在。由于各种政策安排是彼此关联的，因而不参照体系中其他相关的政策安排，就无法估价某个特定政策安排的效率。很显然，政策单项可能是有利的，但如果与政策体系中其他政策安排不能相容，则最终也是不实用的。因此，成功的农业政策不仅要与特定的环境达到平衡，而且还必须达到政策体系在结构上的均衡和协调。具体而言，农业政策的整合过程或政策之间的实际契合过程应当满足以下三个原则：一是完整性原则。每项政策都存在着一定的适用范围，而且一项具体政策往往只能解决有限的问题或者有其特殊的针对性，因此需要政府尽可能找出政策制定对象的可能性空间，尽量弥补政策间的空隙，减少政策结构上的明显漏洞，为各种农业问题提供相应的政策控制或解决方法；二是协调性原则。由于各项政策蕴含着不同的损益信息，从而对资源配置构成了不同的影响；三是互补性原则。一种政策设置不仅生成特定范围的产物，而且还可能产生种种副产品，从而导致政策风险或效应偏差，因此需要政府制定配套的政策措施来化险和防偏，以阻止或控制负面后果的发生及其累积趋势。

三、我国农业政策的选择

在我国农业发展的政策选择中，有一点是必须把握住的，那就是占我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能否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将直接影响我国经济的发展，影响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影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要达到这三个目的，农业政策必须有利于全国统一农产品市场的建立、有助于农民融入市场和市场经济、有助于农民转向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生产、有助于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

（一）建立全国统一的农产品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农产品市场具有以下意义：一是全国统一的农产品市场是充分利用区域比较优势的关键；二是统一的农产品市场是提高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必要手段；三是统一农产品市场的建立可以使市场信号真正作用于农业。只有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农产品市场，各个地区的农业才能根据各自的比较优势来布局。如果有一个全国统一的农产品市场，中西部就能够从东部让出的市场中获益，形成东部拉动中西部农村发展的良性循环。如果国内市场分割，就会出现东部地区农业生产比较优势丧失以后，直接从国外进口农产品，和国际市场形成循环。如果中西部农村无法分享东部发展带来的好处，东、中、西部的差距就会不断扩大。

（二）培育和发展要素市场。要素市场的发展是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农民收入的重要源泉。如果农业政策的制定仅仅孤立在农业范围内，就不会有大的突破，农业也不会有大的发展。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的含义不应当仅仅理解为把剩余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出来，应当理解为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农民收入显著提高的一个必要条件在于创造新的非农就业机会；迅速降低农业人口是提高农民收入的必要途径。这项政策与提高农村教育质量和数量相结合是唯一的、无可替代的政策选择。只有持续的经济增长以及城乡之间更加合理的资源配置才能真正成功地稳定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政府的农业政策往往更倾向于对农产品价格的干预。事实上，从长远看，对资源及要素市场产生影响的农业政策对农民收入的增加和农业的发展更具重要意义。

（三）改革农村金融政策，为农业部门融资提供便利。从长远的观点看，要从农业变革中获得利益，就必须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调整农业生产结构，让生产不具备比较优势农产品的农业生产者转向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但是，农业生产资金的获得是影响转型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因素，即金融和信贷问题是影响农民生产和生活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贷款难的问题，必须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目前正在进行的改革，本质上是通过注入国家资金对现有体制进行维护和维持，并没有改变体制和机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农村金融改革的最终方向和出路应当是市场化。这包括两个方面：金融机构的多元化和存贷款利率的浮动化。农民在农业转型中，需要资金支持，在经营中更需要农业保险的保障。因而，改革我国农村金融政策，让信贷效率高的农业部门获得更多的信贷；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让风险性较高的农业获得生产经营的保障。

（四）实施农业发展比较优势战略，建立农业支持体系。建立农业支持体系，根据对我国农业市场化、国际化发展趋势的判断，以及对我国农业支持水平、农产品比较优势及其国际竞争力的系统评估，我国农业保持可持续发展应考虑选择比较优势战略————根据市场需求，依托地区优势，因地制宜地发展优质、高效农产品，按照比较优势原则确定农业的发展战略与方向。对于缺乏比较优势的农产品，战略调整的基点应在保证安全供给的条件下，适度减少生产；有效利用国际市场调剂供需缺口。对于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战略重点应是采取积极措施进一步发挥和实现比较优势，增强国际竞争力，扩大国际市场份额。

四、对农业进行适时的综合政策支持

我国应当建立一个促进农业发展的综合支持体系。农业政策综合支持体系对于推动农业发展、解决“三农”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建立农业政策支持体系是根据对我国农业市场化、国际化发展趋势的判断以及对我国农业支持水平、农产品比较优势及其国际竞争力的系统评估而做出的结论。纵观世界各国，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都适时地对农业进行了综合支持。我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到了“工业支持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新阶段，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也要求为农业提供实质性的有力支持。农业支持政策应当形成一个体系，包括农业基础设施支持、农业生产支持、农业营销支持和农业收入支持四个子系统。

第一，农业基础设施支持体系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这里的基础不单单是指硬件上的基础设施，它包括农村的道路、水利、通讯、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可以给农业生产和农业生产者的生活提供保障的各种软硬件建设。这一部分的经济效益是最不直接的，但是它所产生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却是最长远的，因而它是农业支持体系中最重要的部分。提高农村居民的教育水平和质量，提高农村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加强农村基础教育的关键是国家要增加经费投入。农村教育的重要性有两点：首先，如果农民能得到像城镇居民那样的小学和初中教育，在他们得到的工作中，就会有更高的生产率，从而对经济增长做出更大贡献；其次，如果他们的教育背景和城里人类似，他们调整到城镇的生活也将更加容易，并且城镇人对他们的抵制也会减少。

第二，农业生产支持是农业支持体系中直接推动农业发展的部分。建立和完善国家对农业的信贷扶持，对农业贷款实行优惠利率政策，继续在资金、技术上优先支持农产品特别是粮食商品基地建设，加强对农业从业人员的技能培训，把农业和农村经济增长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这里最重要的是农业技术研究的投入、农业保险的政策性支付和农业信贷的提供。

第三，农业营销支持是农业支持体系重视农业生产转化成经济效益的部分。价格支持显然是不能再使用了。况且，营销支持也不是价格支持这么简单，正如市场营销不是销售产品这么简单一样。这方面的措施应当包括以下方面：首先，市场的建设；其次，信息的提供。建立全国和全球性的农产品生产、消费、价格等市场信息系统，有重点地研究与我国农产品出口有竞争的国家农产品政策及供需平衡变动情况与对策，把开拓国际市场作为开拓市场的重点工作来抓；再次，政策的调整。有关农产品生产、市场和价格以及国际贸易的国家宏观调控机制、管理制度和政府职能都要有相应的调整；最后，合作社的组织。走农业合作化道路，建立地区以至全国性的分产品的农民协会组织（如农民大米协会、农民小麦协会、农民蔬菜协会、农民水果协会等），使千家万户的农民能同全国以至国际大市场联结起来。

第四，农业收入支持体系是农业支持体系中增加农业收入的重要一环。“三农”问题的核心就是农民的收入问题。单靠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增加农业产出是不能持续提高农民收入的，提高农民收入的关键在于减少农民的数量，减少农村劳动力，让剩余的农业劳动力转变成非农业劳动力。在解决农业劳动力的转移问题上，需要解决农民的户籍问题。

我国目前的情况仍然是按照户籍来享受社会福利的，从这一角度，农民的户籍是需要解决的。但是，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真正目的是让他们能在非农岗位上找到就业机会，而不仅仅是享受福利。因此，对农民的教育支持是这一工作中重要的环节。否则，即便有很好的就业机会，也由于知识和技能的欠缺而不能胜任，创造再多的就业机会也不能解决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