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参与生态农业建设的意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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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关于现代农业与农业循环经济等方面研究，大多停留在宏观层面上，对农户行为的分析研究较为缺乏，对经济发达地区农户（或家庭农场）是否及如何参与现代高效生态农业建设的影响因素及其决策机制等进行较深入调查与实证研究，显然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

一、研究假说

根据已有研究成果，现将农户们是否选择现代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模式的主要影响因素分成以下几组，提出相应假说。

（1）户主特征。主要是指户主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以及是否有外出务工经历和参加过涉农技术培训。从理论上讲，户主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对是否选择新技术的影响是可正可负的，但已有研究多数表明，农户受教育程度与新技术的采纳呈正相关④。我们假定：户主年龄、性别对是否采用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模式的影响是可正可负的，而受教育水平及其是否有外出务工经历和参加过涉农技术培训，才是决定农户是否采用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模式的重要个人特征。

（2）家庭特征。主要是指家庭劳动力人口数以及土地面积和农业收入水平。农户劳动力人口及耕地资源特征，反映了农户家庭人口压力及其土地资源的稀缺程度，而农业收入水平高低则反映了农业在农民家庭中相对重要性及其采用新技术的意愿与能力，这对非农就业机会相对较多的浙江农村而言无疑显得更加突出。因此假定：以上三者对农户是否采用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模式的影响是正向的。

（3）环境特征。主要是指农户所在地的地理环境（含交通、通讯条件及农业生产生态环境等）。朱希刚等(1995)的研究发现，乡集镇与农户的距离与新技术的采用表现出极大的负相关⑤；在对贫困山区农户杂交玉米采纳行为的实证研究中，赵绪福(1996)发现：一个地区越是远离技术成果的发源地，人们了解和学习的机会就越少，技术的空间传递时间越长，从而纵向扩散的速度越慢。但随着居民生态环境与健康意识的增强，昔日城郊型畜牧业已遇到了巨大挑战；此外，发达的民营企业在促进浙江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城镇郊区生态环境破坏相对比较严重以及人地矛盾更加紧张的现实⑥。因此，我们假设“是否地处城镇郊区”对是否采用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模式的影响是可正可负的。

（4）政府扶持引导。主要是指政府在高效生态农业建设中的支持与引导。为推进高效生态农业，浙江省政府出台了不少扶持政策与措施，“农民信箱”的创建与推广就是其中之一。一些地方政府还对高效生态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政策性金融与保险等方面支持，极大解决了农户的资金困难与后顾之忧。此外，各地有关高效生态农业的宣传与技术培训也比较到位。因此，笔者预期当地是否开通“农民信箱”以及农户是否贷过款、是否参加过有关部门组织的高效生态农业“宣传与技术培训”，对农户是否采用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模式具有正向效应。

（5）社会化服务。主要是指农民自己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行业协会及各类中介组织，以及是否参加农业龙头企业、是否与企业签订合同等方面。这些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将是影响农户采用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模式的重要因素之一，不仅影响到农户采用该模式后其产品价值的实现以及能否增值问题，也将密切关系到核心技术（或服务）的获得与实际生产过程的顺利进行。因此，笔者预期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对农户是否采用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模式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而农业龙头企业的影响则要小得多。

（6）质量安全及生态意识。主要是指农户农产品质量安全意识及其知识积累情况。实际上,农户技术采用行为并非只受经济因素影响，多数情况下还受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尤其是生态观念与健康意识⑦。在具体调查中，我们发现受访者对生态省建设及其相关理论或具体实践措施还是比较了解的，而对“循环经济”这一相对较新的理念，有44.8%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未曾听说过。因此，这里选择“是否听说过循环经济”来衡量农户农产品质量安全及生态意识，并预期其对于对农户是否采用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模式的影响是正向的。

二、数据来源与样本概况

1．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主要来自笔者及浙江大学三农协会会员利用暑假时间进行的农户访谈与问卷调查，调查对象以浙江省高效生态农业示范县的参与者为主，调查内容涉及了农户生产经营的各个方面。除了农户所在地基本情况、个人基本信息、家庭基本情况外，重点调查：①农户参与高效生态农业生产经营决策的思想、过程及影响农户决策是否参与、如何参与高效生态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因素，以及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户决策行为的变迁情况；②农户在高效生态农业生产经营中面临的生产、销售、收益等方面问题与变化，以及③农户参与高效生态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提出何种新的要求及其满意程度等。调查采用随机抽样法，由调查员在所在县（市）随机抽取一两个规模较适中的乡镇,在每个乡镇中随机抽取一两个规模适中的行政村,在每个行政村中随机调查5户。全部调查都以调查员直接对农户进行面对面的询问和农户自填的方式进行。正式调查前，笔者曾在两个比较典型的县（乡）进行了预调查，并对问卷进行了必要修改、补充；同时对协助调查的浙江大学三农协会会员进行了必要的集中培训（为保证问卷调查质量，每位同学至少调查两个村，最多不超过20份）。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400份，收回339份,剔除漏答关键信息及出现明显错误问卷,共回收有效问卷317份,回收比例为79.3%。

2．样本特征

①被调查地问卷分布在全省11个地市30个县（市、区）的91个乡镇，并以绍兴、台州、衢州、湖州和杭州等5地（市）为主。从地理位置看，地处城镇郊区的有149个样本（占有效总样本数的47.0%，下同），并以平原、山区和丘陵地区为主。所在村庄已开通“农民信箱”的，有217户（占68.5%）。②被调查户主全部有效问卷中，样本农户多在40-55岁（占71.7%），平均45.2岁；从受教育年限来看，样本农户多在8或9年（相当于初中毕业，占51.4%），平均8.2年。有202位受访者有外出务工经历（占63.7%），253人参加过涉农技术培训（占79.8%）。已参加涉农技术培训的受访者中，有74.2%的受访者认为培训效果较好或很好；共有26位女性接受了调查。③受访者家庭样本户平均家庭人口4.1人，平均劳动力2.7人，其中纯农业劳动力以2人为主，只有1/3左右家庭存在半农业劳动力与非农业劳动力。从耕地面积看，样本户并无多大规律，但以2-5亩为主（135户，占42.4%），平均15.8亩；在1-4公顷的共48户（占15.0%）。从收入结构看，农业收入多在6万以下（占75.6%），平均9.5万。以上家庭劳动力结构及收入结构等，也可以从家庭收入主要来源及户主的职业选择得到进一步反映（表1）。这是否说明，一方面是高效生态农业的发展需要阅历比较丰富、科技水平比较高、市场意识比较强的户主们的踊跃参与；另一方面是随着高效生态农业的逐步发展，农业的比较利益有所提高，已把不少非农为主兼业的户主们重新吸引到崭新的现代高效生态农业建设中来。

三、模型的选择与解释变量说明

Logistic模型是研究定性变量与其影响因素间的关系的有效工具之一。模型中的因变量（一个事件发生与否）只有两种选择，分别用0或1来表示⑧。在本研究中，农户选用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模式时用0表示，反之用1表示。为了检验上述农户选用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模式的影响因素的假说，进一步明确影响程度和显著性，有必要应用上述317个农户样本构建出农户选择意愿影响因素的二元选择模型。

四、模型估计结果及其分析说明

1．计量模型估计结果

运用SPSS统计软件，对317份农户调查数据进行了模型估计(但由于35份调查数据存在信息缺失，入模型的样本为282份，其中选择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模式的241份、未选择的41份)。在数据处理过程中，笔者采用了向后筛选法⑨。即：首先将所有的解释变量引入回归方程，进行模拟计量，得到估计模型1；然后将Wald值最小的解释变量剔除，再进行回归，直到所有的解释变量均达到显著水平为止。一共得到了12个计量估计结果。从各模型运行结果看，模型整体检验基本可行。由于篇幅关系，这里只列出了估计结果中的两种(模型1与模型12，表5)。模型12去除了那些影响不够显著的变量（剩下4个解释变量），且从解释变量显著性和Wald检验值来看，模型12解释变量的显著性都优于模型1。因此，计量分析以模型12为主。模型12分析报告的显著水平P=0.000,说明假设模型整体检验十分显著，预测的整体准确率达85.5%⑩。表4和5即为最终方程结果，最终模型变量系数均在10%显著水平显著。此间，在步骤2至12中，分别先后移去的变量为：龙头企业、培训活动、外出打工、性别、教育年限、技术培训、年龄、劳动力、循环经济、农民信箱以及是否城郊等。

2．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根据模型估计结果（表3、4、5），农户是否选择采用高效生态农业（现代农业）发展模式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显著性和影响程度归纳如下：

（1）家庭耕地面积大小与农业收入水平高低对农户是否选择采用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模式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与预期结果相反，模型12的估计结果（表5)表明，家庭耕地面积系数值为正（0.018）。说明家庭耕地面积越大，在其它条件不变情况下，农户并非越倾向于采用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模式，而且耕地面积增加一个单位的变化将导致发生比变化1.018倍。耕地面积与农户是否采用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模式呈负相关，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浙江省人地关系紧张，户均耕地规模较小且难以扩大，农户们不得不在有限土地上集约经营，以追求尽可能高的利润，这与高效生态农业的普遍要求与出发点也是一致的；另一方面，可能主要是由于浙江省农业劳动力雇佣成本相对较高，农户们与其长年雇工集约经营还不如自已投身二三产业收入高。在对平湖市等县(市)进行实地调查中发现，由于优质优价难以实现等各种原因，那些实际经营面积较大的种粮大户，就倾向于不采用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模式。与研究假说一致，模型12估计结果表明，家庭农业收入水平高低对农户是否采用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模式的影响系数值为负（-1.279），且达到1%显著水平。说明在其它条件不变情况下，农业收入水平越高，农户越倾向于采用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模式。这可能是由于农业收入较高的农户，初步尝到了效益农业建设的甜头，而且他们支付新技术成本的能力及承担风险的能力也相对较强，因此较倾向于接受新技术。说明从事高效生态农业有助于农户收入水平的提高，政府可以推广这些农户的经验。这也就部分验证了高效生态农业建设至少需要解决的3个基本问题，即：农业生产要有效益，并且要有较高的比较利益；农业剩余劳动力要有出路，且从事农业的劳动者有较高的科技文化素质；生产经营要有一定规模，耕地不能过于分散。但与预期结果相反，家庭劳动力人口数对农户是否采用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模式的影响不显著，可能与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家庭规模与人口结构大同小异有关。

（2）政府扶持、尤其是金融与保险服务等，是农户是否选择采用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模式的重要促进因素。模型12的估计结果表明，农户是否获得贷款在2.5%水平上显著，且系数值为正（1.155），获得过信贷支持的农户采用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模式的发生比是没有信贷农户的3.173倍。这与预期结果是一致的，也与实际生产中广大农民对当前金融服务普遍表示不满及对加强和改善金融服务的强烈呼唤是相吻合的。说明当前情况下，能否获得信贷是农户是否选择采用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模式的重要促进因素，政府应该给予高效生态农业农户更多金融支持。但当地是否开通“农民信箱”以及是否举办过有关高效生态农业的宣传与技术培训等影响不显著，这与政府的初衷也是相反的，可能是由于这些活动并没有什么实际效果，甚至于仅仅是一种形式而已。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全省高效生态农业建设中出现的这些现象，是否说明农户们真正希望得到的是政府有关部门在资金、技术等方面实实在在的支持，而且政府在这些方面支持得越多，农户们选择采用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模式的意愿也就越强。事实上，不断加强、改进农业金融与政策性保险等方面支持，是国际上农业政府支持与保护的共同之处，值得进一步研究探索。

（3）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与相关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立健全有助于农户采用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模式。与预期的结果一样，模型12估计结果表明，农户是否参与农业合作社变量在1%水平上显著，且系数值为正（3.077）；模型12的估计结果还表明，与农业合作社有密切联系的农户采用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模式的发生比是未参与农户的21.690倍。这就清楚地说明，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户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等社会化服务体系的联系越密切，越倾向于采用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模式。值得深思的是，“是否参与农业龙头企业”的影响不显著，而且成了模型估计过程中第一个被剔除的变量，究竟是调查样本的原因，还是龙头企业的功能削弱了，有待进一步分析、检验。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龙头企业与农业合作社间的功能存在部分交叉，且其职能已部分为日益发展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所替代。何况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确实得到了较好较快的发展，其组织形式与服务功能也在不断发展完善之中。如何进一步研究、借鉴台湾地区农会的实践经验，进而在高效生态农业建设中逐步增强各地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金融与保险方面的职能与服务能力，将是一项新的、非常重要的现实研究课题。

（4）户主特征变量、环境特征变量以及质量安全与生态意识变量，对农户是否采用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模式受的影响不显著。即使是人们研究、关注较多的户主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以及是否有外出务工经历或者参加过涉农技术培训等特征变量，其影响也不显著。说明农户是否采用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模式受这些变量的影响很小。从受教育程度看，这可能是因为农村教育对农民技术知识和技能的培养没有起到针对性作用。“是否地处城镇郊区”作为“环境特征”的综合变量，其影响也不显著；与预期假设相反，质量安全及生态意识变量的影响也不显著。实际上，作为一个理性经济人，农户新技术采用行为将是一个长期动态的过程，在现阶段有些影响并不显著的因素也许会在长期发展中逐渐凸显出来（张云华，2004），但更深入、具体的原因尚有待进一步调查研究。

五、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1．主要结论

农户是否采用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模式，受其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影响，是不同农户个体在利益驱动及政府宣传发动下，根据自身禀赋和既定自然、经济和社会环境条件下进行的一项复杂选择行为与决策活动。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当前农户是否采用现代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模式，主要受其耕地面积、农业收入水平，以及农户们是否参与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是否获得过金融贷款等因素的影响，且不同因素的影响程度和显著性也不尽相同，但户主特征变量、环境特征变量以及农户质量安全与生态意识变量的影响似乎很小，没有进入到最终估计模型中。但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是受调查资料限制，不同农业生产模式的生产成本及其相应农产品的市场销售价格与价值实现问题等因素没有得到具体的反映；二是具体实践中，不同农户对高效生态农业具体发展模式的选择采用行为的差异性，也未得到足够的关注，而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研究探索的重要问题。

2．政策含义

基于上述实证研究结果，笔者进一步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农户新技术采用行为受其内部和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影响，政府在推进高效生态农业建设时，应充分考虑不同农户主体自身禀赋和具体资源、经济和社会发展条件，相关推广、扶持政策（机制）的设计与创新，必须充分考虑农户的经济行为及其资源禀赋、知识和技能水平等方面的差异性，以及政策实施的成本和效率问题，尤其是要研究、关注不同农户主体间的具体需求与关键共性需求。（2）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模式的采用与农业收入呈正相关，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模式值得推广。为此，一是要解除不合理政策，促进农村人口向城市和非农产业流动，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缓解农村人口压力；二是要创新农地流转与使用制度，实现土地要素的有效流转和适度集中；三是要完善市场准入，尤其是要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与管理体系，充分披露农产品质量安全与市场供求信息，以此激励广大农户积极采用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模式。（3）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等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立健全，有助于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模式乃至其它绿色技术的采用，是未来促进农户新技术采用的有效途径与主导力量之一。各级政府应当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建立健全不同形式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以及各类专业技术协会等，并为其进一步发展壮大创造宽松的外部环境。与此同时，必须更加重视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自身组织与服务能力方面的建设与创新，充分考虑不同农户主体间的共同需求及其需求的多样化问题,如何逐步增强其金融与保险方面的职能与服务能力，创造条件让高效生态农业户贷到更多的款项，即是其中一个比较重要而迫切的共性需求。（4）政府强有力的扶持与引导是农户是否采用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模式的重要促进因素之一，尽管不定期的宣传与技术培训等是必要的，但农户们显然更希望得到资金信贷与技术指导等方面的支持。为此，以上各方面的发展创新是必要的，但政府还应在金融、保险与技术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在农产品价格和市场信息传递上给予更多的支持。对此，笔者研究认为：当前加快现代高效生态农业建设，应建立健全以下相关配套体制机制。一是要培育核心农户（或家庭农场），建立健全生产经营者进入退出机制；二是要加强人力资源开发，解决农业劳动者的结构性矛盾；三是要加强农业专业合作，提高组织化程度与市场竞争力；四是要深化农地制度，尤其是农地流转与使用制度改革，为现代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提供制度保障。此外，政府还应在宣传培训等方面下更多的工夫，避免形式主义，以取得更大实效。如何改进农村义务教育及农民职业（技术）培训，不断增强农民专业知识和技术技能等，也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至于全国范围内的现代农业和生态农业建设，则应按照“统筹规划、分步实施、整体推进”的发展思路，点、线、面结合，分阶段、分区域、分产业依托建设，稳步推进。

作者：邓启明胡剑锋黄祖辉单位：宁波大学商学院浙江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