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农耕文化对农民社会保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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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党的报告指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机制体制和政策体系。近年来，随着我国发展水平的逐步提高，相关政策的部署落实，城乡二元结构的壁垒正在逐步消除，城乡之间的差距处于缩小的态势。农民社会保障权是否实现，实现程度的多少都可成为城乡差距大小的真实反映。除了城乡二元体制之外，是否有其他因素对农民社会保障权产生了影响？多角度、全方面地考量农民社会保障权的影响因素，对夯实农民社会保障权的制度和物质基础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保障是国家以再分配为手段而达到社会公平和正义目标的一种正式的制度安排，它发挥着社会的稳定器、经济运行的减震器和社会公平的调节器的作用。社会保障权作为基本人权，被宪法确认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理应人人享有。但是，由于我国城乡二元体制的长期存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农民的社会保障权并未得到广泛实现。为了全面地探讨不同因素对农民社会保障权的影响。本文从农耕文化的角度出发，对农民社会保障权进行再考察，探索二者之间的联系，进而进一步分析论证农耕文化对农民社会保障权产生了何种影响。
1农耕文化的内涵分析
长期以来，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农耕文化的内涵加以阐述，表述不一。尽管目前对农耕文化还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定义，但是能够达成共识的是：农耕文化集合了儒家文化以及各类宗教文化为一体，内涵丰富，具有极强的包容性。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会在传统内涵的基础上融入新的内涵，成为一个丰富的文化体系，农耕文化作为我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对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思想意识、行为习惯、生活生产方式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在这种长期城乡分立的体制下，对传统农民的影响可谓深远。直到今日，在一些农村地区，在一些农民身上就能看到这种文化留下的烙印。因此，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时代，对传统的农耕文化也赋予了新内涵，提出了新要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明确指出：“要从传承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增强发展软实力的战略高度，深入挖掘农耕文化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发掘、继承、创新和发展优秀乡土文化，保护传承好乡村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从这里可以看出，党和国家对农耕文化进行准确定位，对农耕文化其中所蕴含的精神养分充分肯定，对广大劳动人民长期积累下来的优秀成果进行了大力弘扬，并在还提出新的要求，“以农为本”“以人为本”，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利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去粗取精，使其更加符合时代的发展需求，更加迎合新时代农民的心理需要。总之，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农耕文化的内涵更加丰富、立体和全面。这也说明，只有让农耕文化传承顺应时展，处于动态的发展变化之中，才是繁荣、丰富农耕文化的应有之义。
2农民社会保障权的法理分析和现实论证
2．1农民社会保障权的法理分析
社会保障权是社会成员从国家和社会获得基本生活保障的权利，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正如马克思所说：“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此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文化发展。”社会保障权也经过了数次的更迭和演变，由一开始的应然权利到法定权利，最后成为一种现实权利。其中间的每一个环节都是人类为之奋斗的产物。如今，社会保障权作为一种基本人权，而人权又是一个历史范畴。道德层面上讲，人权属于应有权利；法律层面，人权属于法定权利，从现实层面，人权属于实有权利。社会保障权的核心内容就是，当社会成员出现自身无法解决的生活困难时，国家和社会有义务对其社会成员实施物质支援和帮助，使其成员本身可以由尊严体面的在社会中生存下去。我国《宪法》第4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因此，凡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不分城市和乡村，都有权平等地享有社会保障权。可是在现实当中，城乡二元体制分立，城市和乡村本身的物质基础就相差很多，再加上农民自身权利意识淡薄，并未主动地去申请追求这一权利，导致长期下去，我国在城市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市民的社会保障权的覆盖面积日益扩大，而在闭塞的农村地区，农村整体的经济发展落后，导致相关配套设施不能尽快完全配套，农村的社会保障机制体制并未建立，绝大多数的农民也并未平等地享受社会保障权。
2．2农民社会保障权的现实论证
从某些意义上来说，权利的贫困会直接导致乡村的贫困。截至2020年，我国要全面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贫困县全部摘帽，实现全面小康。在举国全国之力上下开展扶贫攻坚活动中，走入乡村发现，农民主体意识淡薄，权利主体意识尤为薄弱，不知道自身所应该享有的合法权益是怎么一回事，从哪来，怎么用。因此，党的报告中，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确保培育农民自身主体性地位，呼吁农民积极发挥自主性和创造性。这样的现实反映更能论证之前结论的合理性，这样的问题不容小觑，在乡村走向振兴的路上，必须有农村社会保障体制机制的建立健全，农民自身社会保障权的实现保驾护航。就算脱贫成功，会不会又因为其他原因回到贫困，这就需要农民社会保障权来稳固人心，保障人民内部的稳定和谐。如果农民社会保障权抓不好，农村势必会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口会被排除在乡村振兴之外。所以，权利的贫困得到妥善合理解决，势必会为乡村发展提供新的动能。
3农耕文化对农民社会保障权的影响
3．1农耕文化孕育出农民的奴性思维阻碍了农民社会保障权的发展进程
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讲到：“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社会，旧社会秩序的维持不靠他力靠自力，不靠强力靠理性维持，而士人就是代表理性来维持社会的人。”士人这个特殊群体对于农民奴性的开发功不可没。旧日中国的社会成分为“士、农、工、商”，士人也就是所谓的读书人，这一社会群体的人饱读诗书，就是为了步入仕途。进而充当古代传统社会的教化者。他们是天子和庶人之间的桥梁和纽带，自身扮演的角色很关键，一方面要时常提醒规谏君主要约束自己，轻徭薄赋，少兴作，而偃武兴文；一方面又要教化百姓要忠孝和睦、安分守己，听从天子，做顺民、良民，永不造反。长此以往，双方对立的矛盾渐渐被缓和下来，冲突也就少了些，社会就能安稳一些。士人就是做这两方面功夫的，但是中国人的消极、忍耐、相安性、奴性也就由此养成。只会顺应着、服从着、墨守成规的生活着，哪里想过去追求一些自己的权益，当顺民、良民成为他们不二的生存法则。随着产生的就是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的生产生活方式，也正是因为奴性的存在，人们对于事物外界的真善美丑失去了自己的判断，只知道一味地去承认领导者的意见，让个人的话语淹没在了主流话语之中，逐渐地放弃了自我，而相比较于西方，权利意识极为盛行，多数的战争、起义、暴动都是为了追求所谓的权利，更主要的是由于西方人的权利启蒙较早，权利主体意识强烈，深信不疑自身的人权是上天赋予的，在这样号召下的人们不惧权威，不惧束缚，勇敢地为了自身利益的实现而斗争，黑人运动、女权运动都是最直接的体现。中国由于传统社会的特殊背景，农耕文化的特殊培育方式，导致人们自身权利意识缺位，从整体上看，农耕文化下孕育的奴性思想阻碍了农民社会保障权的发展进程，进而阻碍了农村社会保障机制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3．2农耕文化滋养下农民的和平习性阻碍了农民社会保障权的发展进程
对于农民这个特定的主体，尤其在农耕文化的特殊背景下，要辩证全面的分析看待。古语讲：“半部论语治天下”，儒家对于中国古代传统社会的统治力不言而喻。古代传统的农耕社会中，是“道统”与“正统”的统一，传统社会那就是道德政治，才会衍生出所谓的半部论语治天下，正统那就是天子权威的至高无上，凌驾于封建社会之上，不可撼动。儒家所宣讲的伦理本位的治理方式，对于农民的和平习性的培养产生了重要的作用，礼俗社会靠礼俗进行教化，上文提到的理性的养成，很大程度上源自于礼俗的陶冶。农民深受这种思想的影响，爱好和平，向来都厌倦与人世间的纷争和打打杀杀，只希望在正常的世俗社会中寻求内心的一处安宁与静谧。这本是一种优质的习性，那为何会阻碍农民对于社会保障权的追求呢？正所谓，短处从长处中来，在封建社会的高压统治下，能够多少君主真正地仁爱于民，在他们看来，来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君主圣明，稍稍地体恤民情，已经等同于今日的“共产主义社会”了。那么对于自身的权益的追求和实现早就已经抛掷脑后，只会尽情地享受着难得的盛世。甚至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人们这种对于自身权益的追求也尚未开始，知识在国家层面意识到，要践行自己当初的承诺“我们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想到要给予农民一些权益的时候，这时候农民想必也知之甚少，有时候也只是停留在形式上而已。直到改革开放之后，西方多元文化思潮涌入中国大地，中国人民纷纷为之震惊，感叹西方的进步和先进，权利意识开始全面觉醒，但是，不容忽视的是，这一股强劲的西方首先吹醒的仍旧是那些城市人。毫无疑问，城市与农村，市民与农民在权利追逐的路上的缝隙大大加大了，已经成了鸿沟。也就是在国家全面取消粮食税的时候，发放粮食补贴的时候，农民恍然大悟，原来，国家给了我们这么多实实在在的好处，不是虚的，而是真的。因为农民最关心的那就是粮食，由粮食引发的权利意识的觉醒对于农民来说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觉醒，从那时起，农民为自己权益斗争，为权利奔走，才慢慢起步。最后，本文认为，农耕文化对农民思维、意识的培育要全面看待，农民本身也要全面、辩证的看待，但是，归根结底，不可否认的是，农民自身的优点和缺点都毫不例外的阻碍了农民社会保障权的发展，进而影响农民社会保障机制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而现在农民社会保障全取得迅猛发展的今天，追根溯源，找其根本，对于正确的规范和引导农民社会保障权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只有这样，才能让农民在今天取得绝对的主体地位，推动农民自身社会保障权的完整实现，农村社会保障机制体制的不断完善，进而依托农民带动实现乡村的全面振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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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作者：王建茹 单位：山西师范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