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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转型期中国社会发展的风险表现
转型是指处于某种发展状态下的事物逐渐过渡到另外一种发展状态的转换过程。“社会转型”这个词语被社会学家用来表述社会发展方式以及结构发生向上提升、进步发展的转化。“社会转型”有着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转型是转变社会的类型,是社会的某种形态被转换或转变为新的社会形态。而狭义的社会转型被确定为处在广义转型背景下的具体的社会发展状态的转变。中国现在处于转型期,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发展的风险可统称为转型风险,主要表现为:
1.经济风险。经济风险是指经济发展中由于受不确定性因素影响,使经济活动主体蒙受经济损失的可能性。经济风险包括金融危机、失业率增高、经济利益失调等。首先,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生产方式的多样化,多元化的利益主体逐渐分散,就会对政府体制改革失去信任。同时,我国金融领域和不良的债权问题也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其次,我国的经济发展日益全球化,经济的对外依赖性很大,世界性风险极容易对中国的经济造成严重的影响。另外,贸易保护主义、设置贸易壁垒也会引发我国的经济风险。
2.政治风险。政治风险是指在政治领域之内,由于一些主观不和谐因素对政治活动造成一定的破坏,由此引发的风险。例如,政局动荡、种族冲突、恐怖主义等等。当前我国社会发展由于处在转型时期,由于我国当前的法制不够健全、司法监察体系还不够完善,导致权力集中、腐败问题极易发生。在国际上,激烈的国际竞争对我国形成严峻的挑战,领土、领海、领空等涉及国家主权的问题变得更加严峻。
3.文化风险。文化风险主要指的是人的精神价值领域存在的诸如道德沦丧、信仰缺失、诚信危机、宗教冲突等引发的风险。当代中国,文化风险主要表现在一是道德风险。处在转型期,人们思想是多元化的,信仰严重缺失。二是网络风险。网络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存在诸如网络病毒、“黑客”等网络风险,由此使当代社会发展具有更大的风险性。
4.社会风险。这里的社会风险,是狭义的社会风险。它是指在社会领域范围内所出现的各种不利因素,从而引发的风险。一是贫富差距不断加大所带来的风险。二是人口数量持续增长所产生的风险。人口增多将造成资源的严重短缺;人口增多给社会治安保障带来压力。三是突发性事件持续升温所引发的风险。人为性事件主要是指社会公共突发性事件;当前的中国面临着诸多突发性自然灾难的挑战。
5.生态风险。生态风险是指人类在生产和生活活动中,不断地改造自然、征服自然所引起的不良生态效应的或然性和可能危险性。改革开放以来,前期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对自然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污染和破坏的恶果依然存在,有些生态危机在中国现阶段才显现出来。同时,由于我国人口众多,且环保意识淡薄,人们对资源无节制的索取加重了生态风险。
(二)转型期中国社会发展的风险特征
当前,中国在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转型期既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机遇期,同时也是我国社会发展充满不确定风险因素的不稳定时期。这一时期的风险具有如下特征:
1.危害性。当前,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时期,我国社会流动性逐渐增大,加之全球化的推动,使得人与人、城市与城市、国家与国家之间交往更加密切,各种社会资源快速流动,使我国面临的社会风险加大。因为,社会流动性既有人员的流动,还有资源、科技、思想文化的全球范围内流动。这种“流动性”带来的风险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
2.共生性。社会转型期是中国社会当前所经历的特殊历史时期,中国社会体制的转型与现代化的转型同时进行。因此,中国目前社会发展中历时性问题共时性呈现。反映着人类社会发展的风险问题也表现为历时性的风险发展和风险类型共时态的存在,即风险具有共生性。风险的共生性是指不同类型的风险处于同一过程中。当前中国面临着生态危机、环境污染等传统风险类型,同时还经历着现代化发展中产生出来的群体性事件、政府腐败等现代化风险。
3.突发性。当代中国处在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人们的生活节奏不断加快,社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竞争性不断加强,中国整体社会都处在一个快速变化、高速运行的大环境下。这就使转型期中国的风险具有突发性特点。风险的突发性使风险具有了更大的不确定性和危害性,如果不能对其加以有效的预防和合理的应对,将对中国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造成巨大的损失。
二、转型期中国社会发展的风险成因
处于全球化和社会转型同步进行的中国,在整体社会水平向前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着来自内部和外部的诸多风险。为了更好的应对转型期的风险问题,实现中国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就必须对这个时期的中国面临的风险问题成因进行探索。
(一)政府管理职能弱化产生风险
当前我国处在社会转型期,社会结构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显得尤为重要。如果社会管理不善,会使社会进入风险状态。当前,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的弱化主要表现在:一是部分管理部门脱离实际,不了解转型期社会各阶层的利益状况,不能够对形势作出正确判断;二是对市场的调控不力,导致我国当前失业率较高、城乡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三是由于知识储备和经验不足,部分部门不能够有效应对和处理复杂的突发性事件;四是由于部分干部对基层工作的复杂性认识模糊,不能深入基层并有效管理基层,对基层存在的风险认识不清,导致基层社会风险进一步放大;五是思想政治工作不力,政府部门无法把目前日益多元化的思想统一起来,导致思想政治领域出现严重危机。
(二)社会弱势群体增多引发风险
社会转型期,由于社会结构的不协调、社会分配的不合理、社会机制的严重失衡而导致一部分群体在利益上受损,我们把这一部分受损者或者社会底层的公众称作转型时代的弱势群体。我国目前的社会发展中还存在着发展机制不协调、分配方式不均衡等问题。由于社会利益机制的失范,造成资源财富多、政治地位高的少数精英成为转型变革的受益者;而广大农民工、失业群体等在体制改革中成为利益受损者。由于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这些弱势群体长期以来得不到社会的关注,而且由于社会疏导和沟通渠道不畅,当其合法权利得不到有效保护时,对社会的不满情绪会愈积愈深,成为社会不安定的因素,由此引发严重的社会风险。
(三)利益分配不均产生风险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尽管中国的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发展,但经济运行中的分配问题面临巨大风险。首先,利益分配失衡产生社会风险。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推行的是非均衡发展战略,这种不平衡性的战略模式有其负作用。主要表现为经济上的片面发展是以牺牲自然为代价,造成人与自然的不够协调;社会上的利益主体分化,造成严重的贫富差距;社会价值观念上的市场经济唯利是图本性,造成道德滑坡与沦丧;转型期利益分化过程由原先的利益主体分配平均化发展为利益分配的不均衡性、多极化。其次,不成熟的利益分配与协调机制加剧社会风险。当前,传统的利益分配方式已被打破,但是新的利益协调机制还未完全建立。这些特殊利益协调方式的弊端日益暴露,利益分配问题更加突出,由此导致许多社会风险问题的发生。
(四)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利益冲突引发风险
21世纪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一方面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创建了平台,创造了机遇,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国际竞争异常激烈,利益冲突格外猖獗,给转型期的中国带来更多的“外部”风险。全球化使所有国家都卷入国际行列。就目前而言,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依然是经济全球化的主导者,在国际上处于强势地位,发展中国家是全球化的国际“弱势群体”。中国在全球化的国际参与中虽然得到很大的发展机遇和有利的利益获取空间,但中国也遭遇到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窘境和空前的压力,使中国面临着来自内外的双重性风险。虽然全球化风险将是每个国家主体都必须面临的问题,但是发达国家经过工业革命,在强大的生产力推动下,能较快地适应全球化风险。而我国正在进行全方位的社会转型,面对一些风险和危机,只能走探索性的道路,谨慎规避风险,有时甚至难以应对。
(五)经济发展的片面性带来风险
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走的是一条不平衡的路子。不平衡发展在短期内可以实现生产力水平的巨大提高,但是这种不平衡性也会导致经济发展的片面性。片面的经济发展是指为了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以牺牲生态环境和生态资源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方式,它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粗放型经济发展思路。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由于生产力水平不高,科学技术水平低下,人口众多,我国不得不采取片面经济发展道路,大量的滥砍滥伐以获得有效的农业用地和人口居住地,由此改变了整个自然、社会、政治、经济的“原生态”。改革开放以来,虽然生态问题受到重视,但是生态风险还在滋生和蔓延,生态环境没有得到根本改观,中国将陷入新的风险之中。
作者:韩盟单位:延安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