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迁视角下意识形态安全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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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是当前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从意识形态变迁的视角对意识形态进行考察后可以看到，尽管意识形态的发展具有一定独立性，但作为一种社会上层建筑，它总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变化，因而所谓意识形态安全，本质上是一种功能性安全，起着对社会稳定和发展的维护功能。树立一种与社会发展相联系的意识形态新安全观，有利于从根本上澄清这一问题的实质，从而避免陷入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桎梏。

［关键词］意识形态安全社会发展连续性断续性

当前，中国正处于全面改革、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历史经验表明，社会全面改革和迅速发展的时期，往往就是矛盾凸显期，新思想和新观念会层出不穷并随着社会发展而日益活跃。在这种历史时期，意识形态的安全尤为重要。新形势下，如何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维护一种怎样的安全？考察意识形态变迁的表现与本质，进而确立一种与社会发展相联系的意识形态新安全观，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要求，也是确保改革稳步顺利推进的重要保证。

一、意识形态的理论起源

培根通过其著名的“四假象说”，对虚假和错误的观念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这一批判，不但从认识论的维度挑战了经院哲学，同时也间接为意识形态概念的提出奠定了基础。这一批判路向经过霍尔巴赫和爱尔维修等人的努力得以推进。尔后，法国哲学家和政治家特拉西在其撰著的《意识形态的要素》一书中，正式提出“意识形态”的概念。后来，这一概念为马克思、恩格斯所常用。对特拉西来说，意识形态就是关于观念的学问，它主要是一个认识论问题，着重关注的是如何确保人的观念的正确性，这种正确性以人对外部世界的感觉经验为基础。在此意义上，特拉西并没有脱离培根所奠定的经验论路向。问题在于，如果观念的正确性是从感觉经验中来的，那么它对自己没有经验过的新事物就无法把握，然而事实上，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每天所面对的事物常常都会超出旧有的经验，这个日常事实就等于宣判了意识形态缺乏实践意义；另一方面，感觉经验根本无法把握社会现实，因为社会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抽象物。如此一来，特拉西用意识形态概念为政治、经济、伦理、法律等一切科学重新奠基的努力就避免不了失败的结局，因为“单凭感觉经验是不可能在任何一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引出正确的结论来的”［1］。可见，在特拉西的意义上，根本不存在真正的意识形态安全的问题，因为感觉经验是一种既定的记忆印象，它不会被外部的观念所否定；同时，由于这样的意识形态对社会实践缺乏积极的意义，它本身就很容易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是应当被进一步加以理论化提升的对象。马克思依照特拉西的idéologie这个法文词创制了德文词Ideologie，但二者却有根本性的差别，在特拉西那里意识形态是应当肯定的东西，而马克思则是从否定的意义上展开分析，将其理解为由各种具体的意识形态构成的有机的思想体系，而这种思想体系是代表和维护着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这样一来，这一体系领域自然而然就成为社会斗争的重要阵地，由此，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就正式得以呈现。不难看出，马克思的这一意识形态概念至今仍为我们所秉持，并为我们分析和理解社会结构及其发展变迁，打开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视阈。

二、意识形态变迁的连续性表现与意识形态安全

意识形态这个概念虽然到18世纪才被提出来，但是意识形态这个事实却是自初民社会以来就一直存在［2］。通过考察欧洲意识形态的历史演变，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意识形态发展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表现为新兴意识形态以对立的姿态出现，并对旧的意识形态安全构成挑战，最终取代旧有意识形态。苏格拉底之死即源于一场意识形态的转变。在前苏格拉底时代，城邦的意识形态是神话体系，人们公认各城邦的合法性源于各自神祇的护佑。而当苏格拉底试图通过理性思辨来重构城邦秩序的时候，实质上就是在挑战神话秩序的意识形态安全，所以苏格拉底必须舍生取义，否则就不足以激起众人思想上的震撼和反思，意识形态就无法实现从神话秩序向思辨正义的过渡。苏格拉底之死无疑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人们迅速开始了对城邦社会的反思，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也由此开始以理性主义为基础构建政治学，从而彻底瓦解了无思辨的民主城邦的意识形态。因此，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认为“从神的正义到自然的正义再到人的正义”，“这是希腊人的理性不断发展走向成熟的历程”［3］。思辨正义关注的是城邦公共生活的秩序，并不关心私人领域的生活。事实上，古希腊的公民缺乏私人生活空间，“个体私人生活是根本不予认可的”［4］。紧随其后的希腊化时代，就是要填补个体生活的缺失。人们依照自然法将生活的重点从城邦政治的维度转移到伦理道德的维度；同时，自然法被理解为宇宙普遍法，其效力绝不局限在一个城邦或国家之内，于是个体主义和世界帝国的思想逐渐取代了思辨正义的意识形态地位。虽然同是理性主义，但相比城邦时代的思辨正义而言，希腊化时代的个体主义和世界帝国思想无疑更加抽象和广泛，在此基础上，私人领域和法律传统成为延续整个罗马时代生活世界的意识形态。中世纪的意识形态安全，核心在于维护神学的至高地位，不论封建主义、理性主义还是二元主义等各种思潮，都缺乏普遍认同和主导力量，不足以挑战神学这一意识形态的安全。实际上，中世纪的黑暗导致了人类关于内心与外在的意识基本上被置于一层纱幕之下而始终处于朦胧状态，这层纱幕“是由信仰、幻想和幼稚的偏见织成的”［5］。神学是基督教信仰的理论体系，基督教信仰产生于罗马帝国时代，对帝国时代的意识形态安全构成了挑战，因为超越主义的价值观和对来世的信仰，“无疑大大降低了国家和政治生活在人们价值体系中的地位”［6］。宗教信仰的彼岸性是个体主义和世界帝国的观念体系都缺乏的，而现在它产生并且取代了前者的意识形态地位，并逐步体系化为神学。人文主义作为文艺复兴时代的新兴意识形态掀开了西欧精神史的一个新纪元，它直接反对教会和神权，并积极肯定个人的世俗生活。对此，彼特拉克说得最为直接：“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3］p11而启蒙运动则为人的世俗权利找到了理性这个坚实的基础，从而深化和巩固了人文主义意识形态安全。正是因此，“在西方哲学史上，17、18世纪也常常被称作理性的时代或启蒙的时代”［7］。从19世纪中叶开始出现的马克思主义是从对理性主义的批判开始的，逐渐发展并在20世纪开始成为世界范围内一种重要的意识形态，与理性主义长期共存和斗争。由此，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就完全凸显了出来。

三、意识形态变迁的断续性本质与社会发展

意识形态史呈现出的连续性只是它的现象，而实质上，意识形态的变迁过程却是断续性的，这种断续性决不否定意识形态史在逻辑上的连续性，而是说意识形态转型在根本上是源于社会生活的重大变迁。这一点必须通过唯物史观的视阈，深入到本质层面才能厘清。“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8，而存在是什么呢？它是人们的现实的生活过程。也就是说意识形态的基础在人们的生活世界之中，所以马克思批评德国的意识形态家们“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8］。这就提示我们要在社会生活的现实状况中来考察意识形态变迁的本质。苏格拉底之所以要用理性思辨去教化大众，同时又抨击当时雅典城的直接民主制，是由于他认为这种民主制“将社会命运委之于缺乏真知灼见的人手中”［9］。可见，思辨正义之所以会逐渐取代神话秩序，根本原因在于雅典的民主政制到了那个时期已经不能选举出合格的领导者，反而成为城邦生活堕落和混乱的根源。同样，当希腊化时代的个体主义和世界帝国的意识形态取代城邦时代的思辨正义时，也可以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找到根源。正如麦克里兰所说，亚历山大帝国的成功恰是希腊式政治的失败，因为帝国从事实上证明了强权对理性的成功。后来帝国分裂后，强权进一步增强，理性进一步被政治生活推离，由此，理性必须另寻一片能够施展的领域，这就是伦理道德生活的领域。自然法、个人主义和世界帝国等思想以疏离政治的方式为强权让出空间，因为强权经不起理性的追问，越是辩护就越是暴露，而当时又缺乏意识形态灌输的必要手段，所以维护强权最好的方式就是让意识形态转而关心伦理道德或经济生活，使大众保持政治上的无知和行为上的温顺，以确保统治者的一切行为都能免于被诘难，甚至得到拥护。基督教在早期传播过程中被罗马帝国视为威胁，然而在帝国的高压和迫害下，基督徒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很快在罗马帝国的各个地区生根发芽。究其因，它宣称“上帝的国近了”，“骆驼穿过针眼也比富人进入天国容易”，［10］这就赋予了底层民众荣誉和尊严，让其拥有“超越财富、权力和社会地位的精神上的自由”［11］。终于，基督教信仰迅速理论化为神学体系，并伴随着罗马帝国的瓦解，最终彻底取代了斯多葛主义早已所剩无几的影响力，继而成为漫长中世纪的主要意识形态。文艺复兴所倡导的人文主义意识形态在思想上诚然挑战了中世纪的意识形态安全，但神学统治了中世纪近1000年，而人文主义这一反对思想却迟至14世纪才在意大利北部逐渐形成一种潮流，足见信仰并不是问题的根源。实际上，在漫长中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教会的鼎盛正是因着其教义、仪式、信徒、主教、法庭的各种美好象征，而“成为基督教世界中黑暗时代秩序与和平的主要源泉”。［12］而实质上，中世纪的欧洲是贫困落后的，加之黑死病的肆虐，本就民不聊生，教会却在道德上急剧腐化，开始从一种庄严的团体堕落成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在这种处境下，欧洲各国的君主们开始与商人阶层合作，而商人家族又成为作家和艺术家们的赞助者，这种情况尤其集中在意大利中部和北部的佛罗伦萨、比萨和热那亚威尼斯等大城市［13］。于是，但丁、比特拉克、薄伽丘等人纷纷涌现，在虚伪的信仰和世俗的生活之间，毫不犹豫地“要求凡人的幸福”。延续这一路向，经过宗教改革的洗礼，信仰逐步挣脱了教会的束缚，转向了每个人的内心世界，神学在意识形态阵地上的主导作用也被急剧消减。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启蒙运动实际上可以看作是文艺复兴的彻底化，它将文艺复兴时期的意识形态进行了深入的发展，为人文精神找到了理性主义这个坚实的基础。如果说在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意识形态的锋芒主要集中于神权和教权的话，那么在18世纪的法国达到高峰的启蒙运动中，人们更加精准地将自然和人性的本质理解为理性，于是理性开始变成最高的权威，“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14］。启蒙理性作为人文主义意识形态的彻底化，它延续了文艺复兴的思路，对中世纪的一切都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但是，所有的批判又都集中在一个明确的旨归上，这就是要改变现实的社会生活状况。启蒙思想家们虽有理论分歧，但是在攻击旧制度这一点上，他们总是能够采取高度一致的行动［15］。意识形态的每一次变迁，其动力都源自新生意识形态的猛烈攻势，后者的抨击严重危及旧的意识形态安全，而最终的结果无一例外都是旧的意识形态黯然退场。这种变迁过程，如果单纯从现象的视阈来看，它仅仅是一场纯粹的思想运动；可是，深入到本质层面来看就会发现，意识形态变迁真正的根源在于人们强烈要求改变现实的社会生活状况。因此，意识形态变迁在本质上来说是断续的。所谓断，是因为新的意识形态源生于现实社会生活的需求；所谓续，是因为新的意识形态总是以挑战旧的意识形态安全为目的，从而在逻辑上与前者构成了连续性。当新的意识形态开始对旧的意识形态发动攻击时，几乎可以说必然会成功，因为支撑它的并不仅仅是理论上的优势，而是整个社会的呼声，是大多数社会成员对改变现实生活状况的强烈需求。“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当人们只是为某种理念而执着时，它仅仅就是一场论争，可是当这些理念关系到生存状况时，它就会变成一场战争。

四、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与联系

社会发展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阈中，由于社会经济活动和人们的交往活动分秒不停，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必定在时刻变化。变化本身并不可怕，意识形态安全所面临的真正威胁也并不是新的意识形态的冲击，而是旧的意识形态本身的僵化，无法适应社会发展，从而成为大多数社会成员生活的障碍。因此，真正的意识形态安全，源于意识形态依照社会发展状况而不断做出自我调整，经过这种自我调整，能够更好地适应和推动社会在稳定中发展。因而所谓的安全也绝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在社会和意识形态的共同发展中确保二者共同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也就是意识形态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动态平衡。首先，意识形态应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生产方式的变革是社会变革的根源。技术革新造成人们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这必然导致思想状态的改变。意识形态必须通过其基本原理，对社会中出现的新思潮进行研究改造并理论化，尽可能地将其纳入到自己的理论体系中来。实质上，这个过程就是意识形态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自身的过程，并且也是与社会发展保持一致的关键环节。另外，由于能够将纳入的新思潮加以理论化，因而意识形态的这一改进并不仅仅是对社会现状的机械反映，它同时还能从中进行归纳和反思，从而对社会发展的态势有一定的了解和把握，由此就具有了对社会发展的前瞻性，这就在发展中确保了自身安全。其次，意识形态应发挥推动社会发展的效能。当意识形态将社会上的新思潮改造并纳入自己的理论体系之后，一方面可以真实地了解社会的主要动向和发展趋势，从而能够为国家政策的制定和改进，甚至为政治体制的改革提供重要而可靠的参考依据，并由此推动行政管理和社会治理不断得到合理改善。另一方面，再通过阿尔都塞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对社会开展广泛而深入的宣传、教育和引导。由于“绝大部分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它们显然是分散的）是私人领域的组成部分”［16］。因此这样的宣传、教育和引导就具有全面而潜移默化的效力，使社会大众提高对意识形态的认同和对公共事务的认知能力，并促进整个社会从意识形态层面形成凝聚力和向心力，从而实现社会整体的稳定和发展，这就从根本上确保了意识形态安全。再次，在推动社会进步中永葆意识形态安全。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互联网时代，信息无国界，技术日新月异，要单纯依靠网络管控和过滤网络信息的方式来确保意识形态安全，将会越来越困难。实际上，正如历史一再证明的那样，要真正确保意识形态安全，根本的途径还是推动社会发展。当前，宜当对内坚持群众路线，保持言路畅通，充分倾听群众心声，汇聚群众智慧，共铸中国梦；对外，正如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的那样，对世界形势发展变化、新事物新情况、新思想新观点新知识，要加强宣传报道，“以利于积极借鉴人类文明创造的有益成果”［17］。要双管齐下，内外兼明，在充分了解国际国内现实状况的基础上，加速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理论的创新发展，为当前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社会和文化机制的改革提供创新理论指导，同时通过高效的宣传工作传播正能量，为人民群众提供正确的舆论导向，真正在意识形态阵地上把握主动权。要通过改革和建设，使国家综合实力得到稳步提升，社会整体在稳定中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当现实世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综合优势就能得到更充分的体现，自然会得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认同。这就从根本上巩固、维护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一句话，意识形态发展是最大的意识形态安全，因为它推动了社会的整体发展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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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J.本特利，H.齐格勒.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公元1000年之前)［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2］W.杜兰.马丁•路德时代［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

［13］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5］董小燕.西方文明:精神与制度的变迁［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3.［16］陈越.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17］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N］.人民日报，2013-08-21.

作者：熊丹 单位：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