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社会发展制度因素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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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影响社会发展的因素有很多，同时各种因素相互影响、紧密联系，共同促进社会进步。制度因素对我国社会发展具有极强的影响，在社会前进发展的道路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本文第一部分分析制度变迁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第二部分阐述制度的权威性和我国政治统治地位，以及制度执行力的关系，最后探讨制度的理性化在我国社会稳定中发挥的作用。

【关键词】制度因素；经济社会发展；影响

在我国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过程中，制度与其发展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也是当今学术界十分重视的课题。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社会实践，都逐渐地意识到制度问题对国家稳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社会发展速度加快，社会发展程度越高，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复杂，必须依靠完善的制度体系加以调整与规范，这样才能保证社会稳定发展、经济稳步提升，逐渐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发展不仅包括经济、文化等发展，还包括社会秩序、政治稳定等各方面的因素。基于此，加强对制度因素对我国社会发展影响的研究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

一、制度变迁与我国经济发展

在改革开放的几十年时间里，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持续加快，制度变迁在我国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制度的变化，推动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对提升经济运行质量至关重要。分析制度变迁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可从国有企业发展以及农村经济发展等几个方面入手：

（一）制度变迁与我国国有企业发展

国有企业无论在计划经济时期，还是在市场经济时期，都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国有企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经济的发展。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国有企业得到了改革与转变，也逐渐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时期。第一，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正式步入改革的正轨。改革开放以前，对国有企业发展一直寄希望于承包制、放权让利等方式，但是没有找到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方向，直到市场经济体系形成，为国有企业改革提出了新的设想，改革才真正地步入正轨。在国有企业改革初期，不仅面对旧的经济制度遗留问题，同时还包括了对新的制度的适应，暴露出很多发展中的问题。第二，作为体制并轨的一个重要环节，价格双轨制并轨过程中，政府部门需要对国有企业改革中利益受到损害的人员、部门等给予一定的补贴。但是补贴需要政府花费一定的财力，丰富的资金正是经济快速发展的保障。因此，国有企业不仅需要实现经济增长，同时还需要完成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任务。第三，在市场经济逐渐发展与完善的同时，国有企业人力资源契约关系也逐渐从“铁饭碗”变成了招聘制，实现了向市场化的转变，这也是保证国有企业人力资本产权的重要体现，是帮助国有企业实现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途径。经济的转型本身就是一种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只有不断的提出问题、找出问题的解决方式，然后结合实际情况，改革制度，才能让企业在制度变迁中积累更多的经验，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与农业经济发展

我国农村经济制度主要从1979年开始，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迁过程，农村经济改革，不仅大大提升了农民参与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同时也对农村经济发展、农业发展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改革开放以后，农作制度不断改革，在价格制度方面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迁，取消了几千年的农业税，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我国农村经济经历了包括集体公有制、公社型、承包责任制等阶段，同时政府部门也积极探索创新形式的农村经济制度改革，希望能够给农村经济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为我国农村经济增长做出巨大的贡献。

（三）土地制度变迁与农业经济发展

第一，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牵涉的因素很多。在现行的土地所有制体系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是农民收入提升以及农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也关系到土地所有权的稳定。因此，还必须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深入研究，不断地健全农村土地二级市场，不断对征地制度进行深化改革。第二，对影响土地产出因素的分析。一方面是直接影响因素，也就是土地产权制度对人们的激励作用，影响着人们对农业生产的资金、人力、设备等投入情况；另一方面是间接影响，土地产权的不同，在相同的劳动力、财力等基本情况下，农业产出也不会相同。这主要是由于产权制度的不同，人们参与生产的积极性不一，产出的效率也会受到影响。因此，在我国现行的土地所有制基础上，哪怕是非真正意义上的所有权，需要在自愿的前提下，实行适度的统一经营，逐渐实现股份合作制或者股份制的农场式经营，也许是我国土地产权制度以及经营模式的理想化发展方向。

二、制度的权威性与我国政治建设制度因素

在政治层面的影响，一般会涉及到政治权威概念。基于政治领域角度，制度权威从简单意义上就是政治合法性，需要制度管理范围下人们对制度的服从，服从关系以及服从力度影响了制度的有效性。只有民众认可与服从的制度，才能够发挥其根本的价值。从新中国成立至今，特别是在我国经历了改革开放后，国家加强了政治制度建设，有效地提升了制度的权威性，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基于政治领域，人大代表、民主专政等制度确立后，我国的民主制度正在走向完善，也不断地巩固了我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统治地位。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时间内，通过实践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在广大人民心中的地位，推行的民主政治制度也深得人心。可以说制度的权威性在保证政治统治发挥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树立制度权威，提升制度的执行力度，是保证党和国家根本任务完成的前提条件。党的制度是党和政府意志的根本体现，能够反映国家的发展理念，也是人民群众精神的集中体现。为了保证人民的意志得以实现，必须矢志不移地完成党的发展目标，朝着正确的方向稳步迈进，保证制度的权威性。通过大量的实践证明，政治制度问题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如果忽视了政治制度建设，在国家运行以及社会发展中不能严格按照制度办事，必定会对党的事业造成破坏。党的制度作用不仅体现在对党内关系的调整上，还具有规范党员行为、维持党内秩序、发挥党员先进性等各个方面。

在当前国际形势风云突变的时期，党和国家面临的形势异常严峻与复杂，必须贯彻落实从严治党等方针，不断地结合社会发展以及政治需求，对党员队伍的规模与结构进行调整，保证制度与新时期形势相适应。解决现阶段我国政治领域的问题，不仅需要依靠强有力的教育手段，更需要制度体系制约与规范。提升制度的执行力，增强制度的权威性，既是制度创新的内在要求，也是制度创新的目标归宿。因此，必须下大功夫研究已经出台的制度的贯彻执行问题，切实加强对制度执行的组织领导，加大制度执行情况监督检查，坚决查处违反制度的行为，着力在领导干部中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制度面前没有特权、制度约束没有例外的意识，教育引导领导干部带头学习制度、严格执行制度、自觉维护制度，真正使制度走出文件、走出讲话、走出报告。其次，按制度办事，不仅是领导干部的责任和义务，也是一种素养，一种理念，一种美德，同时也是一个地方、一个部门、一个单位甚至社会朝着健康科学发展的基石。因此各级领导干部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带头学习制度、严格执行制度、自觉维护制度，决不能把自己游离于制度之外，决不能像手电筒一样只照别人不照自己。平时，凡要求一般党员干部要做到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首先做到；凡要求下级要做到的，上级必须首先做到，真正做到一级带一级，一级抓一级，努力形成自觉遵守和执行制度的良好风气。

三、制度的理性化与我国社会稳定基层

稳定是中国社会发展中最为关键的问题，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现在，维护社会稳定一直是我国最为基本的国策。当前，传统的基层维稳机制在社会进步以及制度演变过程中，受到越来越多的竞争机制的影响，基层维稳机制得到了有效地改善，基层政府权益性的维稳工作，也会导致社会矛盾不断地堆积于发酵，只会将社会的稳定推向危险。理性化的制度有利于形成多元化的基层维稳体系，构建理性化的多元共治平台，对社会的稳定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第一，基层政府应该鼓励民众参与到维稳的工作中。同时，政府部门不能单纯地将社会组织视为不安全的因素，不能放手展开具体的维稳工作，如果仅仅依靠政府，只会将政府推向民众的对立面，还会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让维稳工作形势更加严峻。理性化的制度，能够促进社会政府构建多元化的基层维稳机制，同时向民众开放参与到社会组织维稳工作的大门，拓展基层维稳渠道，提升民众参与基层维稳的合法性，真正意义上实现民众与政府的深度合作，为维护社会稳定做出更大的贡献。

第二，理性化制度能够促进理性化社会的形成，而理性化的社会发展对基层维稳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构建多元化的维稳应对机制，主要是促进民众维权与基层维稳工作的和谐与良性互动关系，消除双方对立的局面。我国党代表会议中一直强调，基层稳定对中国改革发展意义重大，一个完善的基层维稳应对机制，能够妥善的处理和疏导社会矛盾关系，是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要途径。然而，在构建这一机制的同时，还需要重视司法处置的权威性，采用有效合理地解决矛盾的办法，采用理性化的手段，依靠理性制度，保证社会矛盾一一迎刃而解。在基层维稳运行中强化群众自治组织对矛盾调解的补充作用。强化群众自治组织对矛盾调解的补充作用实际上属于基层重建的范畴，其着力点在于推动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在矛盾调解中的功能复位，避免在基层政府的强力主导下，导致大量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成为政府附庸的尴尬局面。要在基层维稳运行中强化群众自治组织调解纠纷的公信度和主动性。事实上，对于基层维稳过程中所关涉的大量矛盾与冲突，仅仅依靠基层政府根本无法有效应对。从对立面来说，如果基层政府在事实上成为基层维稳的唯一主体，很可能在处理某些社会矛盾问题中与民众处在对立面，这种单一的维稳手段，很可能导致社会秩序遭到破坏，给社会带来新的危机。

第三，理性化制度促进社会的稳定，在多元化的基层维稳工作体系、应急机制外，还需要构建多元化的基层维稳评价机制，不仅需要上级政府对基层维稳工作进行评定，同时还需要通过基层单位横向的评价，包括互评、自评等，民众以及基层政府都可以通过政协、人大以及司法部门，对政府维稳的权利进行监督与制约。我国当前，由于制度的理性化程度相对较低，基层维稳评价单纯地依靠上级政府进行，而横向的评价长期流于形式，走过场的现象较为明显。因此，一方面，需要改变单一的纵向维稳问责机制，形成以政协、人大等部门的横向制约体系，同时还需要接受广大民众的监督，形成一个完善的基层维稳评级机制；另一方面，评价的内容也需要更加的丰富，不能单纯地看上访的人次等数据，判定基层维稳工作的优劣，更需要落实回访工作等，实现问责与处理相结合的统一评价体系。

四、总结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在我国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制度因素对经济发展、政治执行以及社会的稳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在制度的变迁过程中，根据社会的需求以及国际化形式，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发展制度，促进我国经济腾飞；同时，为了保证党和国家事业的有序进行，必须保证制度的权威性，严格地按照制度实施，为党和政府发挥有效作用提供前提；制度的理性化，能够促进多元化基层维稳机制，对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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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锋 单位：上海海关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