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本站为你精心整理了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功能动力系统探析范文,希望能为你的创作提供参考价值,我们的客服老师可以帮助你提供个性化的参考范文,欢迎咨询。
摘要:社会发展功能动力能够增强社会发展客体动力和主体动力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效能,主要涵盖目标引领力、改革推动力、制度保障力、核心领导力等。这些社会发展功能动力因素相互作用,形成了社会发展功能动力系统,具有功能性、间接性、整体性、时代性等基本特征。在厘清社会发展功能动力的内涵、基本特征的基础上,探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功能动力系统的主要构成要素,对运用社会发展功能动力推动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新时代;社会发展;功能动力系统
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个动力系统中,社会基本矛盾处于最核心的地位,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对人类社会发展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按照社会发展动力的性质和发生作用的条件,可以把社会发展动力划分为主体动力和客体动力[1]5。社会基本矛盾具体表现在人类社会的客体领域和主体领域,在人类社会的客体领域和主体领域中形成了诸多具体的矛盾和问题,形成了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客体动力和主体动力。为了化解人类社会客体领域和主体领域中产生的各种具体矛盾和问题,调整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部分和环节,消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推动人类社会健康发展,形成了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功能动力。社会发展功能动力通过解决社会发展的客体领域和主体领域中的矛盾和问题来促使社会发展客体动力和主体动力的作用尽可能地发挥出来,最终通过社会发展根本动力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社会发展的诸多动力因素均不同程度地发挥或大或小的动力作用,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人类社会发展功能动力通过解决社会基本矛盾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客体领域和主体领域所表现出来的矛盾和问题,使人类社会发展客体动力和主体动力的作用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从而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做出较大贡献。因此,揭示社会发展功能动力的内涵,厘清社会发展功能动力的基本特征,探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功能动力系统的构成要素,对人们进一步运用好社会发展功能动力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社会发展功能动力与功能动力系统的内涵
“功能”在现代汉语中意指事物或方法发挥的作用、效能。社会发展功能动力主要通过解决社会基本矛盾在社会发展客体领域和主体领域中体现出来的具体矛盾和问题,使社会发展客体动力和主体动力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更有效地发挥出来,进一步增强社会发展客体动力和主体动力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效能。改革就是通过解决社会基本矛盾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矛盾和问题,调整和改变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的部分和环节,清除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些能够增强社会发展客体动力和主体动力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效能的动力因素,即社会发展功能动力。马克思指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2]705。“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在贯彻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实践基础上,根据社会发展功能动力发挥作用的方式,社会发展功能动力主要涵盖了目标引领力、改革推动力、制度保障力、核心领导力等。目标引领力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中,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所发挥出来的引领作用。根据目标的层次,它可分为宏观目标引领力、中观目标引领力和微观目标引领力;根据实现目标的时间,可以分为近期目标引领力、中期目标引领力和长远目标引领力。改革推动力是指对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环节或部分进行调整,消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当然,当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异常尖锐时,社会革命将不可避免地发生,革命将成为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火车头[3]527。制度保障力是指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客体领域和主体领域建立相应的制度,使社会发展客体动力和主体动力的作用和效能更好地发挥出来,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优良的制度保障。核心领导力是指在一定社会范围中处于领导地位的集团或个人带领人们在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进行社会实践时所表现出来的推动力,它的作用、效能受处于领导地位的集团或个人代表的阶级立场及其权威所影响。目标引领力、改革推动力、制度保障力、核心领导力等社会发展功能动力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在一定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发挥目标引领功能、改革推动功能、制度保障功能、领导功能等动力作用,形成了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功能动力系统。在社会发展功能动力系统中,核心领导力处于中心地位,它影响一定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确定、改革的推进和制度的制定;目标引领力处于首要地位,它为经济社会发展指明方向,一个个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汇聚成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成果;改革推动力处于关键地位,为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提供强大动力;制度保障力处于基础地位,它为目标的实现、改革的推进、领导力的发挥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社会发展功能动力系统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而是一个开放的动力系统。在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为促使社会发展客体动力和主体动力的推动作用最大程度地体现出来,在不同历史条件和实践基础上的社会发展功能动力因素都会打上时代的烙印,也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不断推进而增添新的社会发展功能动力因素。社会发展功能动力通过确定一定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经济社会的发展目标以引领社会发展,改革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部分和环节以适应生产力、经济基础的状况,制定规章制度、完善体制机制以保障社会发展顺利进行,发挥核心领导力以带动经济社会向前发展。社会发展功能动力的这些作用并不是直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而是使社会发展客体动力因素和主体动力因素的动力作用效能最大化,通过社会发展客体动力因素和主体动力因素发挥推动作用,并最终通过社会发展根本动力推动经济社会向前发展。
二、社会发展功能动力系统的特征
不同的社会发展功能动力因素在一定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相互作用、相互联系,使社会发展客体动力和主体动力的效能尽可能地发挥出来。这些社会发展功能动力因素从不同的维度发挥动力作用,形成一个个社会发展功能动力子系统。一个个推动社会发展的功能动力子系统构成了一定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发展功能动力系统。从整体上看,社会发展功能动力系统具有功能性、间接性、整体性、时代性等基本特征。
一是功能性。社会发展功能动力促使社会发展客体动力和主体动力的效能尽可能地发挥出来。这种促使社会发展客体动力和主体动力的效能最大化的特征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确定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发挥目标引领功能,推动人类社会朝着确定的发展目标前进。这样,尽可能地降低社会发展客体领域和主体领域因目标不一致而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程度,从而在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目标的引领下,整合社会发展客体动力和主体动力,形成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实现的合力。第二,调整和完善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状况、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状况的部分和环节,使在社会发展客体领域和主体领域表现出来的矛盾和问题得到稳妥而有效的解决,从而使社会发展客体动力和主体动力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当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的桎梏的时候,社会革命将会到来,“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3]527。社会革命将以新的生产关系代替旧的生产关系,新的上层建筑代替旧的上层建筑,使社会发展客体动力和主体动力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从而最大程度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人类社会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第三,制定和完善符合一定阶段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规章制度,促使社会发展客体动力因素和主体动力因素能高效运行,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当然,在一定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一些维护落后阶级、违背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制度对人类社会发展具有阻碍作用。这些制度具有阻碍社会发展的消极作用,不能作为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功能动力因素。只有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顺应社会历史发展趋势的规章制度,才能使社会发展客体动力和主体动力的效能尽可能地发挥出来,从而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社会发展功能动力因素。第四,发挥先进阶级领导集体的领导力,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在一定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顺应社会历史发展趋势的先进阶级的领导集体,才能发挥出引领社会发展的核心领导力,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功能动力因素。可见,社会发展功能动力因素从不同的方面作用于社会发展客体动力和主体动力,促使社会发展客体动力和主体动力的效能尽可能地发挥出来,充分体现了社会发展功能动力系统的功能性特征。
二是间接性。社会发展功能动力并不是直接推动经济社会向前发展,而是通过确定社会发展目标、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制定规章制度、发挥先进阶级领导集体的作用等方式,使经济社会发展客体领域和主体领域的矛盾和问题得到妥善解决,进而促使社会发展客体动力和主体动力的效能尽可能地发挥出来,最终通过社会发展根本动力、客体动力和主体动力发挥作用,推动人类社会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社会发展功能动力系统的间接性特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社会发展功能动力作用方式的间接性。社会发展功能动力因素从不同维度发挥自己的动力作用,但并不是直接推动社会发展,而是通过确定发展目标、推动改革、制度建设、加强和改善领导方式等途径,促使社会发展客体动力和主体动力的作用尽可能地发挥出来,最终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另一方面是社会发展功能动力效果的间接性。社会发展功能动力的作用最终要体现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效果上。社会发展功能动力的效能体现在不同方面,但均不是直接体现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上。如目标引领力的发挥,给经济社会发展明确了目标、指明了方向,但最终还需社会客体领域和主体领域围绕发展目标,激发社会发展客体动力和主体动力,达到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效果。因而,社会发展功能动力具有效果上的间接性。
三是整体性。社会发展功能动力系统是由诸多社会发展功能动力子系统构成的,主要涵盖了目标引领力、改革推动力、制度保障力、核心领导力等动力要素。不同的社会发展功能动力要素从不同的维度促使社会发展客体动力和主体动力的效能发挥出来。从整体上看,社会发展功能动力系统促使社会发展客体动力和主体动力发挥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大于单个社会发展功能动力因素促使社会发展客体动力和主体动力发挥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之总和。一定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社会发展目标的确定,发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引领力作用;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以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制定和完善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规章制度,为社会发展提供制度保障;顺应社会历史发展趋势,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的领导集体带动经济社会向前发展。社会发展功能动力系统中的目标引领力、改革推动力、制度保障力、核心领导力等社会发展功能动力因素相互作用、相互联系,发挥出来的动力作用大于单个社会发展功能动力因素发挥出来的动力作用之总和,使社会发展功能动力系统呈现出整体性的特征。
四是时代性。“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3]168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人类处理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实践活动日新月异,使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特征。在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社会发展功能动力系统也处在不断变化发展的进程之中,呈现出显著的时代性特征,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社会发展目标的时代性。一定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制定,必须立足于已有的经济社会发展基础上,在分析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具有前瞻性的社会发展目标,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性特征。第二,改革内容的时代性。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3]168。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生产力基础上,每一代人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开展实践活动,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可以看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要求“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2]2,这就需要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部分、环节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因此,这种改革必然是建立在一定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现实生产力基础之上的,必然反映基于一定社会生产力基础上社会实践的新要求,从而使改革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性特征。当社会革命的时代到来时,“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2]3,社会革命的时代性就体现得更为显著、更为鲜明。第三,制度制定的时代性。随着人们实践活动的逐步深入,人们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也逐步提高,并通过制度建设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成果和实践成果在社会发展客体领域和主体领域体现出来,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必然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和制约,具有社会历史性的特点。作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成果的制度体现,必然反映一定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中经济社会的现实状况,体现出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使制度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性特征。第四,核心领导力的时代性。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进步阶级的领导集体对人类社会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带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进步阶级的领导集体根据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明确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多措并举推动经济社会向前发展,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性。
三、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功能动力系统探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谋划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出了引领民族复兴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的五中全会提出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就是“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奋斗目标,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基础上赋予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新的内涵。“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提出的治国理政方略的新创造,是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战略抓手,发挥了目标引领力、改革推动力、制度保障力和核心领导力的重要作用,形成了推动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强大合力。
(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形成推动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引领力
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伊始就确定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把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4]68。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进程中,根据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把党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要实现的目标结合起来,于是这场社会革命“历史地采取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定向”[5]27,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奠定了基础。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一条实现中华民族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现代化成为实现中华民族繁荣富强的内在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根据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进程中,我国提出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引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小康社会是中国传统思想中经济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它指的是生活比较稳定、宽裕的一种社会状态。党的十三大提出,到2000年前后,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2002年党的十六大宣布,人民生活已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并提出要在21世纪前20年,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了“确保到二〇二〇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6]17。根据我国进入21世纪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党的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要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全面建成经得起历史检验、得到人民认可的小康社会。总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明确、任务具体,覆盖的人群是全面的,要让全体人民共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果这一伟大目标激励着全国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奋发图强、锐意创新,形成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健康快速发展的目标引领力。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以后,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既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也是在新的历史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目标。党的五中全会提出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既体现了现代化是“中国近代以来历史的本质规定”[5]26,又体现了我国发展处于新的历史方位上的目标诉求。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性筹划一方面表现为超越以资本和现代形而上学为主干的现代性的中华民族现代化的继续推进,另一方面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开拓前进。因此,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性进程中,既要充分利用现代文明的积极成果,又不能局限于现代性的逻辑中,要超越现代性本身,需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使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建立在现代化基础之上。可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在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充分发挥目标引领力的重要作用,引领全国人民不断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迈进。
(二)全面深化改革是推动新时代我国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处于一个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不断变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社会主义社会也有一个从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的发展历程。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7]373,共产主义社会根据发展成熟程度可以划分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高级阶段[7]364。可见,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由成熟程度不同的阶段彼此相继的辩证发展过程,因而也是一个通过不断调整和完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和部分以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不断改革的长期历史过程。改革开放以来,基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我国踏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了我国经济社会快速而健康地向前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改革成为当代中国的鲜明特征,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健康快速发展的强大动力。改革首先在农村展开,确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村的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大幅度提升。然后,从经济领域拉开城市改革的序幕,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进行系统改革,取得了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伟大成就。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健康、持续、快速向前发展。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八大召开,经过近2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生产力水平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基本达到小康水平,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在国际社会赢得举足轻重的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发展处于新的历史方位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但同时改革也进入了深水区和攻坚期,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剩下的问题是深层次的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必须统筹兼顾。因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明确了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8]92。同时,具体部署了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要任务和重大举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改革,打破了一些领域的利益藩篱,对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某些环节和部分进行了调整和完善,促进了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发挥了改革推动力的重要作用,成为推动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党的指出,利益固化的藩篱需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予以突破,体制机制中存在的弊端和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需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予以破除,以充分发挥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9]21。可见,全面深化改革有利于破除制约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中某些部分和环节存在的弊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党的五中全会进一步指出,“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10]9,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一方面,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进程中,要“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0]14。在新的历史方位下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调整和完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某些环节和部分,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有利于建立适应新的历史方位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10]14,推动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进程中,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10]12。在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变化深刻,传统的增长动力在衰退,必须寻找新的发展动力,这就要求突出创新[11]。创新,尤其是科技创新在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成为了“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9]31。党的五中全会指出,要“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10]12。可见,在新的历史方位下,科技仍然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可以看出,全面深化改革调整和完善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有利于构建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新,尤其是科技创新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第一动力。改革创新既调整和完善了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某些部分和环节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又强化了科技创新的战略支撑地位,发挥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作用。因此,改革创新在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推动了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之间矛盾的不断化解,成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三)全面依法治国形成推动新时代我国社会向善有序发展的保障力
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和“现实的个人”的实践活动基础上,社会发展客体领域和主体领域逐渐形成了适应一定社会历史发展实际的社会行动规范,并以制度的形式予以确立。具有正向功能的制度建设可以使整个社会生活规范化、有序化,有助于增加社会凝聚力,加强社会控制,增进社会的秩序[12]537。“法律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规范人们的行为以实现利益调和的手段。”[13]制度建设尤其是法律制度建设有利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动社会进步。在一定社会历史发展实际基础上建立的制度,尤其是具有正向功能的法制建设,可以使基于“现实的个人”实践活动基础上的社会发展主体动力和客体动力的作用和效能更好地发挥出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一步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在法制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发展处于新的历史方位,与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实际相适应的法治建设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了具有正向功能的制度保障,推动了新时代中国社会向善有序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法治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对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保障力。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初步提出了“依法治国”十六字方针,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随着思想认识的不断深入,在法制建设方面,“八二宪法”获得通过,《刑法》《民法通则》等一批基本法律出台,使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基本上能够做到有法可依。1997年,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任务。1999年,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明确地写入宪法之中。2002年,党的十六大再次强调了依法治国的重要性。2007年,党的十七大依然强调要“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14]636。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并指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6]27。在阐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要求时,提出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6]17的要求。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原则、任务、布局进行了论述和部署,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这是党的中央全会第一次专门研究法治建设,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有了更加系统完整的规划。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有规可循,于法有据,有序展开,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可靠的法治保障,形成了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健康有序发展的保障力。党的四中全会对包括法治体系建设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进行了全面部署,推动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优良的国家治理效能提升,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充分发挥出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健康快速发展的制度保障力作用。
(四)全面从严治党形成推动新时代我国社会发展的核心领导力
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深入推进,必须要有中国共产党这一坚强的领导核心。党的指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9]20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为发挥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领导作用,必须把党的建设放在突出位置,进一步推进党的建设这一伟大工程。第一,要坚定理想信念,夯实党的思想基础。理论是实践的指南,要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坚定共产主义信仰,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展现共产党员的信仰力量。第二,加强组织建设,为推动我国社会发展提供组织保障。党的组织建设,尤其是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是关乎党的事业是否顺利推进的组织基础。“要在组织建设特别是党内政治生活落实严与治”[15],不断提高党的战斗力。因此,要创新党的组织生活的方式方法,坚持“”制度,夯实党的组织基础,为推动中国社会发展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力。第三,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打造一支作风过硬的党员队伍。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八项规定”的出台到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从普通党员的党性教育到党员领导干部的“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无不彰显着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本质。对“四风”问题进行专项整治,纯洁了党的肌体,密切了党群关系,增强了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第四,加强制度建设,为党的建设提供制度遵循。治国理政关键在党,要管党治党必须做到有章可循,从制度上加强党的建设。为此,2015年10月中国共产党新修订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进一步规范了党内政治生活,严明了党的纪律,为管党治党提供了制度遵循。第五,加强反腐败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发展环境。腐败问题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疏远党群关系,危害党的事业,必须对腐败问题实行“零容忍”。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党的领导至关重要,要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制度环境,为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营造良好的氛围。综上所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高了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项事业的全面推进提供了重要的政治保证,形成了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核心领导力。根据社会发展功能动力发挥作用的方式,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基础上,尤其是在深入贯彻“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实践中探析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功能动力的主要构成要素及其作用,在新的历史方位下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理论,为探索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奥秘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有助于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动力进行深入探索。同时,对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功能动力的主要构成要素及其作用的探索,有助于充分发挥目标引领力、改革推动力、制度保障力、核心领导力的动力效能,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的健康发展,为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动力支撑。
参考文献:
[1]郑忆石.社会发展动力论:从马克思到西方马克思主义[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1921—1949)上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5]吴晓明.“小康中国”的历史方位与历史意义[J].中国社会科学,2020(12):25-39,200.
[6].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8]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G].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9].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10]中国共产党第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
[11]丰子义.面向新时代的发展哲学[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5):5-13.
[12]庞元正,丁冬红.当代西方社会发展理论新词典[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13]李静波.论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新境界———基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思考[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8(3):144-149.
[14]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15]冯颜利.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常态化制度化科学化对策探析[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7(9):90-98,138,146.
作者:邓龙奎 单位:重庆工商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