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诚信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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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赖晓飞作者单位：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相关变量与研究假设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于2010年在福建省厦门市和漳州市进行的问卷调查。首先对漳州市漳浦县10位农户进行预调查，在此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对问卷问项进行了必要的提炼与调整，而后形成正式问卷进行随机调查。本次调查抽取了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的3个乡镇以及漳州市漳浦县的4个乡镇，每个乡镇又各抽取4到5个行政村，按随机原则抽取15至20位访问对象。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260份，取得有效样本245个。其中男性样本128份，女性样本117份，缺省值为15。受访者平均年龄为49.2岁，初中及初中以下学历159人、高中/中技学历82人、大专或本科学历4人、硕士以上学历人数为0。本研究意在对反映社会资本存量的诚信度高低进行量化分析，从而考察诚信度高低是否与农户收入水平存在正相关关系。本次调查问卷的题目是《农户个体诚信度测量问卷》，问卷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农户个体基本情况调查，第二部分是农户自评情况调查。本文认为对于农户而言，主要的诚信缺失主要表现在个人交往的微观层次与社会交往的宏观层次两个方面，对于个人交往的微观层次，心理学研究的较多。在心理学上，测量个体诚信度的量表对于农户进行自测也是完全适用的。但正如心理学研究者所认识到的，个体诚信度的自测量表由于主要由被试方来完成，因而存在很大的主观因素与不确定因素。在这样的情况下，本研究考虑采用客观的指标来衡量农户个体的诚信度以获取较为客观的结果，因而，本研究设计撇开农户个体交往的微观层次而主要考察农户个体社会交往的宏观层次，即考察农户个体在农业生产中所体现的诚信度水平。我们认为，农户个体在农业生产中所体现的诚信度水平不仅能够较为客观的反映农户个体在社会交往宏观层次上的诚信度、对于进一步衡量农户个体在个人交往的微观层次上的诚信度也是一个很好的参考指标。因而，本研究假设农户个体的诚信度在社会交往的宏观层面主要体现在:一、不能完全履行与涉农企业签订的合约;二、在与银行和信用合作社发生信贷关系中的信用缺失等方面。因而本次调查问卷共涉及履约率问题、信贷信用问题两个主要方面:

(1)履约率

近年来，在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实践中，以“订单农业”为主要发展模式的农业产业化经营被证明不仅有利于加速农业生产的市场化，在提高农业生产率、增加农民收入方面效果更为显著。订单农业，又称合同农业或契约农业，是指农户依据与农产品购买者签订的合同或契约来组织、安排农业生产的一种农业产销一体化模式。随着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市场化程度的进一步深化，订单农业目前已成为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一种重要模式。但不可忽视的是，我国订单农业总体上仍处于起步阶段，目前我国订单农业运行过程中依然存在很多问题，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突出问题就是履约率过低。有数据显示，2002年订单农业的合同履约率低于21%［9］。显然，如此低的履约率已经严重阻碍了订单农业的发展，给我国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都带来不利影响。在此背景下，本研究认为，对于当前中国农村来说，考察农户在农业产销过程中的履约率是测量农户个体诚信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目前农业订单的运作过程，一般是由企业与乡镇、村组织签订，落实到农户耕种，农户与企业履行合同，中间缺乏司法、公证、工商管理等部门的参与和监督，从而农户个体的诚信度在履约率中就显得尤为重要。在一定程度上，违约的频率和密度可以反映市场以及整个社会中的信任状况。因此，本研究拟利用2个子指标对农户的履约率进行衡量:一是农户自愿履约度，即在市场存在风险时农户主观履约的意愿有多高;二是农户与合作对象的合作年限，一般认为诚信度高的农户更有利于与企业形成固定的合作伙伴关系，并且合作时间较长。

(2)信贷信用

在信贷市场上，充斥着信息不对称的风险，银行审查和跟踪贷款的成本较高，且所得信息有效性差;因此银行一般根据历史的坏帐率来对所有的借款人制定一个平均利率或采用抵押贷款。基于此，农户在信贷中诚信度高低，可以用两个指标进行说明:一是农户拥有的信用额度，由于这一数据无法获取，采取农户从银行或信用合作社获得的贷款占其发展生产资金来源比例这一指标来替代;二是农户的还款及时性，同样也无法获得统计数据，所以用农户个体的还款态度来代替。其次，由于我国农户的经营规模偏小，劳动生产率低下，家庭生产总量偏低，当期的农产品收益往往占农户家庭收入的很大比重，决定着农户的收入规模，同时，由于防范心理使然，农户大都不愿透露真实的收入情况，为此本文通过询问农户承包土地的面积作为对收入水平估算的替代。以此为依据计算其与诚信度高低是否存在正相关关系。

研究结果与讨论

研究采用SPSS13．0统计软件来进行数据处理。根据研究设计，首先对问卷进行描述统计分析，结果如下表(一)所示:(略)。

以农户承包土地的面积作为对收入水平估算的替代，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如下表(二)所示:(略)。

我们看到，在0．05的水平上农户承包的土地面积与农户的履约意愿、与合作对象合作时间、还贷意愿以及贷款占生产资金比例具有正相关关系，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诚信度高低与农户收入水平成在正相关关系的研究假设。诚信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在当前中国的新农村建设中起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在实地调研中笔者发现，有的农民为了获得更高的收益(有时甚至仅仅只为多获得几十元的收入)，竟然不惜和套购者合谋，采用种种方法将种子偷偷卖给他们。有的农民将种子卖给套购者后，不仅不以违约为耻，反而到处宣扬自己每亩多收入了多少钱，以证明自己有能力。这种不择手段获取金钱、以金钱来证明成功的人生信条不仅反映了农户的诚信意识薄弱，更说明了诚信价值观体系建立的迫切性、重要性。诚实守信是市场经济社会的道德支柱，是人们之间相互信任的道德凭借。正确的诚信观教育有助于培养农民诚实守信的个人品德和社会公德，自觉排斥金钱至上、见利忘义、重利轻德、趋利薄德的不良风气。在这样的情况下，加强农民的荣辱观教育，将会在农村形成违约可耻、遵守合同光荣的风尚。而良好的风尚一旦形成，违约行为就会受到社会舆论的监督与批判，在这样的环境下，农民就会考虑违约所带来的道德成本。

在当前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的环境下，不仅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需要一个较高水平的普遍信任为基础，新农村建设也面临着重建乡村社会信任和信任结构转型的问题。本文的研究试图证明，农村农户个体的诚信度存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量化测量的，并且测量的结果显示出农户诚信度的高低与农户个体的收入水平存在一定程度的正相关关系，也再一次说明一个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的社会，要比一个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的社会健康得多。

当然，本文的研究还存在很大的局限性。首先，信任与风险是联系在一起的。根据科尔曼的理论，信任别人首先是件很冒险的事，信任别人就等于将自己拥有的资源主动放到人家手里。所以，理性的人在决定是否信任他人时，必须权衡两样东西:一是潜在的受益与潜在的损失相比孰重孰轻;二是对方失信的可能性有多大［10］。因而诚信不是传统社会特有的、已过时的东西，而是随着现代社会形式的发展具有特殊的复杂性。在此意义上看，本研究建构的诚信量化指标过于简单，许多潜在的、复杂因素没有考虑全面;其次，由于研究时间等各种条件的限制，许多数据的采集遇到了困难，不仅样本量偏小而且也缺乏对不同地区的诚信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横向比较，期待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深入和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