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调查主体要素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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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马天芳作者单位：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有选择性观察

科学研究一般先建立研究假设之后再去收集材料。假设是在进行调查之前预先设想的、暂定的理论。社会学家古德等人提出，假设必须满足以下几个条件：以明确的概念为基础；具有经验的统一性（即能被经验检验）；对假设的适用范围要有所界定；与有效的观测技术相联系；与一般理论相关联。在探寻因果关系的调查时，最好就所选定的问题作出尽可能详细的假设，根据这个理论决定在实地调查中就哪些主要因素收集资料。如果假设是在充分讨论之后建立的，就能在实地调查中收集到必要的充分的资料。在相当程度上可以挽救那种经常见到的、没有收集到的但对于阐明问题所不能缺少的资料，同时避免收集到许多无用资料的失误。因此有必要在调查之前充分地研究历来的调查结果，其中包括理论、调查报告，并由此建立预定的假设。关于研究是否都要建立假设的问题，人们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对从自然科学引入的“假设先行”的方式提出了异议。他们认为，由于假设是以研究者选择的抽象概念（或变量）对现象之间关系所作的尝试性或推测性的判断和解释，因此“假设先行”会严重歪曲客观事实。首先，从方法论的观点看，抽象概念是研究者主观设定或选择的，它不同于从经验资料中概括出的概念，它只代表研究者所偏好的理论或研究范式，这就会使研究者仅局限在他的特定角度或眼界中去观察问题，而且有意无意地收集对他的假设有利或不利的证据（视他想验证或否证假设而定）。其次，从技术的角度看，事先建立假设会排除许多可能有影响的变量，这就不仅使观察带有框框，而且会忽略许多未预想到的经验事实。所以“假设先行”会给调查者预设结论找论据，导致有选择性观察，即自己预设想法后有选择地寻求有利证据,而忽略与预设想法冲突的信息。正如美国社会学家艾尔.巴比所说,当我们探讨周围事物的模式时，通常会把一些类似的事件当做某种模式的证据。在寻求对事物理解的压力时，我们很容易犯下过度概化的错误。即使没有这样的压力，过度概化的错误照样会出现。只要出现过度概化，就会误导甚至妨碍探索。过度概化的危险之一就是导致选择性观察。一旦认为存在某种特别形态时，且获得了对于该形态的一般性理解，就很可能只注重符合这种形态的事物或现象，而忽视其他不符合的状况。当观察到的事物和日常生活中所得到的结论相抵触时，处理的方式之一就是“通则中的例外”，即认为“这根本不合逻辑”；例外能让我们注意到通则（或假设的通则）。但却没有任何逻辑体系可以用例外证明与之相抵触的通则。只是，我们常常用这些不合逻辑的方式来解释冲突点。统计学家所说的赌徒谬误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一个不合逻辑的例子。“假设先行”与有选择性观察存在必然联系吗？是否提出假设就一定会导致有选择性观察？其实，“假设先行”这种观点本身不存在问题，因为任何研究都需要有理论的指导，如同面向自然现象的科学研究都是在特定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一样,面向社会现象的社会调查,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形式之一,也是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而且后者对理论指导的依赖性要高于前者,因为后者面对的是更为复杂的现象。而“观察先行”即不带假设进行客观的调查是盲目的。“假设先行”与“观察先行”并不是绝然对立的关系。两者相互关系的处理关键是在于调查主体在实施调查的过程中如何去把握假设的作用，避免有选择性的观察。正如日本学者福武直所说，希图通过调查肯定假设这样一种心情有意、无意地起着作用，因而容易产生这种危险：忽视对于假设不利的情况，或者相反，夸大对于假设验证有利的情况，特别是当涉及研究者一贯主张的观点时，更容易发生这种倾向。在此，我们必须申明，假设毕竟是假设。应当不受其拘束地、实事求是地进行调查。因此在调查资料的统计中，关键是调查主体要尽量避免任何形式的主观偏见，尤其是防止对统计资料进行选择性观察。如果对资料的分析只取自己有用的一面，对否定性的一面则视而不见，就很难反映出的调查内容的真实程度。还要注意防止用少量的证据或事实去解释广泛的社会现象，以免造成对问题的过度概念化。

价值涉入

一般而言，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要抛开个人的观点和价值观，这样才能使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获得共识。在社会学研究中，对客观性和中立性的经典论述就是韦伯的“科学作为一种职业”的演讲。韦伯提出了“价值中立的社会学”这一术语。他认为社会学就像其他的学问一样，应该不受个人价值观的影响，都应该认同社会科学中被称为“事实”的部分，不论这些事实是否和自己的政治观念相符。大部分研究者都认同韦伯的观点。但对于某一特定的社会科学研究到底有没有可遵守的价值中立的标准，或者研究者是否应该或者多大程度的以自己的观点介入研究诸如此类的问题一直在学术界进行着争论。目前大部分学者都否认自己的主观介入，不过这种否认遭到质疑。某些调查和研究者往往自认为自己建立在客观绝对主义的基础上，强调自己调查研究的客观性和研究者的价值无涉，我们认为在这些研究中，客观性、价值中立性往往不过是“皇帝的新衣”——客观性、价值中立其实都只是研究者单方面自我认定的。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基于自己特殊的经历和现状来观察现实世界的，即偏颇主义，调查者用自己的观点解释他人的行为。例如，一个信仰基督教的研究者会用基督教的观点来看事情。所以对于一个研究者来讲在调查研究中真正要做到价值无涉确实不易。由于研究者与生俱来的主观性，社会科学研究永远也不可能达到客观的境界。科学作为集体事业，是通过互为主观性而趋近于客观性的。这就是说，不同的科学家尽管各有各的主观观点，但通过运用被广泛接受的研究方法，还是可以接受相同的结果。由此可见，在社会调查中，社会科学家的任务是观察并了解真实，但他们也是人，也会在观察及解释中加入个人倾向，终究没有办法可以让人完全抛开他们的人性，以了解这个世界真正的模样。因此社会调查能够取得成功，关键还在于研究者的调查态度。自然科学中，以避免使用容易夹杂观察者的个人主观成分的感性材料，而只采用具有足够的客观性的感性材料为准则。社会科学家也应当采取同样的慎重的态度，他们在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下定义时所依据的外在特征应该尽可能是客观的。原则上可以这样说：社会事实越是充分地摆脱体现它们的个体事实，就越能使人得到客观的表象。韦伯也指出，尽管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在选择研究课题时和研究角度上受其价值观的影响，但当他进入研究阶段之后就应当尽可能排除个人偏好或价值取向，这样，社会研究同样能够做到“价值中立”，就同样能够得到客观的认识。实证主义者主张在社会研究中仿效自然科学的价值中立的原则，认为研究的目的不在于判断好坏与善恶，而只是在于判断真假或是否，因此研究者必须采取客观的态度，排除个人的价值观和主观偏好。美国学者哈里.F.沃尔科特在讨论“实地调查的艺术”时指出，个人的和文化的偏见也可以对研究有所助益的，可以帮助我们提出疑问，并且可以提出不同于被观察者的看法。关键是你们要意识到你们的特殊视角，同时不要认为这样的特殊视角比其他的视角要有效。一个研究者能够移情地理解被调查者，并将自己的理解客观地表述出来，而不带有自己的价值判断，这取决于研究者已有的训练和素养。接受一个异于自己想法的观点，对大部分的人来说是很不好接受的。也许有时候会觉得某些观点真的是令人难以容忍，但也得尝试着去接受。正如西方学者谢弗和斯特宾斯所说，实地工作一定要在相当程度上考虑研究自己无法认同的种种活动，因为人性就在其中自然形成。这也正是李亦园所说人类学研究所应持的全貌性的观点:“在研究过程中观察者不仅仅应该是观察者,而且应该是土著的一部分,应该以土著的观点来想问题、看问题从它的内在逻辑看问题。”“假如不是从被研究者立场来研究问题,就很难了解并做到理解文化的内在逻辑性”。我国学者费孝通提出，一个研究能够避开价值问题，用极其客观的态度来观察、来叙述，他的职务其实已经完成了。只有达到“美人之美”的境界（超脱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之后才能够得到的境界）的人才能够研究自己的社会也可以研究别人的社会。对于人类学者的价值标准问题，他主张“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专业技术和职业素质

调查者是调查质量控制环节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调查数据的收集最终还是要依靠调查者来执行，所以调查人员的专业技术、职业素质等很大程度决定了数据的可靠性。在调查过程中，调查者会发生差错而造成误差。具体表现为询问误差，是在询问被调查者时，或是在需要更多信息时没有进一步询问而产生的误差。导向误差，是调查员有意无意对被调查者进行“诱导”而干扰其真实选择。记录误差，是由于在听、理解和记录被调查者的回答时造成的误差。欺骗失范，是由调查员伪造部分或全部答案而造成的，如有些敏感问题或隐私问题，被调查者拒绝回答，调查员就编造调查表的填答内容，把一部分没有回答的问题就自己填写上去敷衍了事，所有这些差错都应努力得到控制并制止。为了避免上述由调查者专业技术和职业素质带来的误差，调查机构选聘调查员要经过严格遴选并进行针对性的培训，要确保调查员不仅能够精通调查指标及含义，而且可以熟练地掌握调查技巧和方法，具备处理问题的应变能力。比如针对被调查者可能出现的回答失真或是拒答的情况，作为与被调查者直接接触的调查员要能够具有甄别的能力。不能凭被调查者口头上说的是真心话就能保证资料的真实性。在选择别人的答题时要多动脑筋想一想，即从逻辑分析的方法仔细辨别出什么是真话，什么是假话。为了识别信息的真伪，在问卷设计中，可以设置一些埋伏性题目也即互相检验性题目。中国人答题方式比较曲折委婉，那么调查员的询问可以间接，这也就是说“以毒攻毒”，对于曲折表达态度的心态，采用迂回的提问方式以获取真实的信息。而针对拒答的受访者，调查员要加强沟通，消除受访者的疑虑。对于调查结果的分析，不要只停留在百分数这个水平上，满足于现象性描述，而应对资料的内涵进行深度挖掘。为了提高调查的科学性，在调查中，还可以辅助其他方法，如问卷调查数据出来后还可以通过访谈等形式丰富调查资料,提高调查资料的有效性。可以通过替换抽样样本的方法或增加多次访问次数提高受访者应答率。只有运用科学的方法，客观、实事求是地对问卷进行后期结果分析，才能够最终保证调查结果的客观科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