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公共物品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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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是公共物品偏好显示的两种方式。由于自上而下的公共物品供给机制和严格的户籍制度所形成的流动性障碍，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的两种偏好显示机制都存在失灵。要提高我国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必须给予农民消费公共物品的话语权，赋予农民用“手”和“脚”表达偏好的权力。

[关键词]农村公共物品；偏好显示；用手投票；用脚投票

偏好显示(preferencerevealing)是公共物品理论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它要解决的是居民对公共物品的真实需求通过何种渠道反映出来的问题。当前，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低效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农民的真实偏好不能正确地反映出来，这也是农民成为社会上最大的弱势群体的主要原因之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切实提高农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这就要求在大力提高农民收入的同时，提供更多符合农民需要的公共物品，这就有赖于农民偏好的正确显示。因此，研究农民对公共物品的偏好显示问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公共物品的偏好显示——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

在对公共物品偏好显示问题的解决过程中，西方经济学家通过设计各种各样的投票模型，以公共选择的方式将个人对公共物品的需求(偏好)转化为公共(集体)需求，进而为公共物品的供给提供真实的需求基础。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模型是林达尔均衡模型和蒂布特模型，它们的均衡结果是分别以手投票和用脚投票的偏好显示机制为前提的。

林达尔均衡模型是将竞争性市场均衡的分析框架从私人物品领域拓展至公共物品领域，将公共物品的供给与实际政治决策过程相联系，为如何在公民之间合理确定公共物品的负担份额(税收)及其产出水平提供了思路。该模型有三个基本假定：一是社区有两个当事人A和B，分别代表各自相同收入和偏好的两组选民；二是为防止决策的先后次序所带来的投机行为，假定公共物品的产出水平与其负担份额作为一个备选方案同时决定；三是每个人都能准确说出自己的偏好。

林达尔均衡模型尽管没能给出公共物品供给的最优条件，但其通过局部均衡分析将公共物品供给的政治决策过程与公共物品成本的负担份额巧妙地结合起来，在个人偏好既定的情况下，通过对备选方案的“投票”，确定出公共物品的供给水平以及个人对公共物品成本的分摊份额。在这一过程中，对备选方案的不断投票，也就是个人偏好的持续表露，而最终达成“一致”，个人偏好也即汇总为群体偏好。因此，林达尔均衡既是一种偏好显示机制，又是公共物品的合意供给模型，同时还是一种理想的政治决策程序。

蒂布特模型同样有着严格的假定：第一，消费者在各社区间的流动不受任何限制。第二，各社区的税收—服务组合的信息是充分的。第三，可供选择的社区的数量是很多的：社区选择不影响就业机会；公共物品或服务在社区间没有外部性；任一类型的社区都有一个最优规模；低于最低规模的社区会寻找新居民以降低平均成本。给定以上假设，蒂布特认为，人们可以将地方公共物品的供应看成类似于私人物品的竞争市场。社区间的竞争将使得各种不同的公共物品都将被提供出来，居民们将通过迁移(用脚投票)显示出他们对这些公共物品的偏好。这一个过程将导致一个有效率的结果。其原因在于：一是因为公共物品是以最小平均成本提供的；二是因为每个居民都住在正好能满足自身需要的辖区。

蒂布特模型的偏好显示类似一种优选机制，通过社区居民不断迁移，用实际行动显示出人们对所居住区域公共物品供给水平和供给效率的偏好，并最终寻找到与自己的收入水平、税负能力、期望的公共服务标准等相适应的社区，经过若干次迁移，达成某种均衡状态并相对稳定下来。西方社会千姿百态的社区类型是蒂布特模型具有良好解释力的印证，我们经常谈到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某种程度上即是对这一情况的真实写照。当然，蒂布特模型还是一种压力机制，尤其是对社区公共物品的供给者而言(主要是地方政府)，在税收最大化和选票最大化的双重约束下，地方政府会千方百计使公共物品的供给符合辖区居民的需求，否则，辖区居民的迁出既减少地方政府的收入，也使其行政长官失去“票源”。事实上，蒂布特模型是一种双向互动约束模型，既是社区居民自下而上的公共选择过程，又是地方政府最大化自身行为的自然结果。

由于这两个模型都有着严格的假定，如林达尔均衡要求对备选方案的一致同意，蒂布特模型则要求居民的流动完全不受限制，因此在现实的运作中很难实现。但它们借以得出均衡结果的严格假设却为分析公共物品供给问题提供了一个标杆，所揭示的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的偏好显示机制对于分析我国当前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问题也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二、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偏好显示的双重失灵

根据以上分析，公共物品供给的决策应通过以手投票的公共选择机制或以脚投票的蒂布特模型的制度安排，使得公众对公共物品支付意愿能够得到真实的表达和尊重，从而使公共物品提供达到最佳规模。而目前在我国的农村，这两种机制均存在失灵。

(一)自上而下的公共物品供给机制导致用手投票的渠道不畅

目前我国农村市场经济得到了一定发展，作为独立的市场经济主体，农民对公共物品的需要都是取决于各地资源状况以及自己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然而，现阶段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不是根据农村社区和农民生产与生活的需要来决定，而是采取自上而下的供给决策路径，由上级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决策者根据考核指标、政绩、任期的需要安排供给。这种通过计划和行政命令安排的决策体制在计划经济时代无疑具有高效率，但这种强制性外部供给并没有充分考虑农村生产与生活的具体需求，而是以政策规定的形式下达指标，这决定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决策带有强制性、统一性和主观性的特征。远离农村的各级政府和组织不可能完全、准确地了解和掌握农民对公共物品的需求状况，对不同类型、不同条件、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都是按统一要求执行。税费改革的实施也只是在引起农民负担的公共资源筹集机制上进行改革，并没有改变传统的公共物品自上而下行政性供给机制，在政治利益、个人利益、政绩等因素的影响下，这种供给机制将继续保持原有的惯性，使本来就有限的农村公共资源无法得以合理有效地配置。在这种取向的供给体制下，一些容易出成绩的短平快公共项目频频问世，而一些期限长、见效慢的长期项目或社会福利型的项目则经常被剔除出决策者的选择范围，如农村水利建设、科技推广、社会保障等，而这些才是农村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根本所在。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式决策制度从体制上决定了供给与需求的脱节是必然的，不但公共物品的供给总量和结构不可能真正满足农民的实际需求，而且往往超越农民的实际承受能力，导致绝对供给不足和相对供给过剩并存的矛盾，造成农村公共资源配置低效、公共物品供需脱节。

(二)流动性障碍导致用脚投票难以实现

蒂布特模型中提到地区间的人们可以自由流动，他所指的是人们通过在地区间直接迁移，以此来表达对于公共物品和服务的需求偏好。但是我国现行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造成了城、乡不同的身份制度、就业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保障制度、公共服务制度的城、乡差别。这种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极大地限制了农民自由迁徙的权利，而且也使农民失去了平等就业的机会和享受社会保障的权利。它不仅不利于农民公民权利的保障，而且不利于农村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三、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偏好显示机制的构建

建立和完善我国农村公共物品偏好显示机制，实质上就是让农民拥有公共物品消费的话语权，赋予农民用“手”和“脚”表达偏好的权利。

(一)完善民主决策机制，扩大农民的参与决策权

在建立、完善村民委员会和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上建立农村公共物品的需求表达机制和决策、监督机制，使农民能够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渠道，充分表达自己对承担公共物品成本的意见，实现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决策机制由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的转变，让受益人直接参与到受益项目的决策过程中。在具体做法上可以采用直接民主与代议民主相结合的灵活方法。如在最基层的自然村，可以实行直接民主，全体村民进行投票，按多数原则确定出本村公共物品供给的方案；在乡一级，可以实行代议民主制，即由各村的代表共同决定最后方案。此外，还应该建立能够代表农民利益、能与国家政权对话的民间组织，这一组织有反映农民意愿的信息机制，能够代表广大农民参与公共物品的决策，以扩大农民在公共物品供给决策中的参与决策权。

(二)改变基层领导人的产生机制

当需求意愿通过某种方式表达出来以后，最后的决策还得由基层政府作出。但我国目前，基层干部不是公共选择的结果，而是由上级机构任命，村委会虽不是行政机构，但村支书仍多由乡镇党委任命，村委会的其他干部由村支书任命(即使通过村民选举，也不过是流于形式)，官员的升迁调任亦是看其迎合上级官员的偏好程度而定。在这样的行政管理体制下，村委会实际上成了乡政府决策在村一级的执行机构，偏离了其作为村民公共需要的供给决策者及代言人职能。因此，必须进一步改革基层领导人的产生机制，改变农村基层领导人由上级部门指派安排的做法，把主动权交给农民，由农民自己选举出能真正代表农民利益需求、对农民负责的干部。这样，基层领导人的当选与否完全取决于农民，而与其他因素无关。通过这种选举约束，使他们真正对本地村民负责，把本地村民的公共需要摆在首位。

(三)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

蒂布特以著名的用脚投票理论论证了地方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这是他对公共物品理论的一个重大贡献。其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边际成本为零推动了地方政府在地方公共物品供应上的相互竞争；二是以自由迁徙为前提的用脚投票。蒂布特认为在地方政府之间提供公共物品的竞争和以自由迁徙为前提的用脚投票的相互作用下，地方公共物品的供应可以达到帕累托效率，以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因此，应尽快改革现行户籍制度，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人为差别，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使农民真正拥有自由迁徙的权利，从而使蒂布特模型发挥作用。这样用脚投票将使公共物品的提供者更多地考虑居民的需求意愿，使不同偏好的消费者找到最符合个人需要的社区，同时，用脚投票在客观上也促进了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使其不断提高效率，降低公共物品的供给成本。

(四)提高农民文化素质，实现农民对公共物品的需求理性

当前我国农民由于文化素质相对较低，受传统思想影响较深，在公共物品选择上往往存在非理性需求。如农民收入水平低，使他们更愿意购买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公共物品，如优良品种、农业新技术，但对于具有长期效益或隐性效益的农村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环境保护则需求不足。有的农民存在对公共物品“搭便车”的心理，认为个人即使不参与公共物品供给决策，也可以在公共物品被提供后享受其带来的益处，从而造成公共物品需求信息的失真。因此，要不断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引导他们积极参与有关决策活动和对公共事务的监督、管理活动，增强其参政议政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