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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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村级党组织普遍面临的困境是资源短缺。实证研究发现，案例村的党支部通过村庄外部关系网络的链接、“党员承诺制”的推行、社团组织网络的构筑及“五星级评比”活动的开展，突破了领导困境，实现了领导创新。其借鉴意义是：村级党组织的领导创新要注重观念创新、把握时代趋势、借鉴乡土传统。

[关键词]村级党组织；领导创新；陕北农村

领导创新是领导主体主动顺应时势和环境变化的要求，创造性地解决各种新矛盾、新问题，以不断图强、图优的领导变革与发展过程。作为新农村建设的直接领导者，农村基层党组织(本文主要指村级党组织)唯有进行领导创新，才能增强领导能力。笔者基于陕北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活动的实证分析，就我国农村基层党组织如何实现领导创新问题展开探讨。

一、资源短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困境

根据我们的实地调查，当前我国农村基层党组织面临的主要困境是领导资源的短缺。

1．经济资源的匮乏。经济资源是村级党组织开展领导活动的重要物质支撑。目前，大多数村级党组织的经济资源极为有限。从理论上来讲，改革开放以来村级党组织的经济来源渠道大体有三个方面，即村集体经济、村提留以及党费。然而，从实地调查看，第一，大多数村庄都是“土地到了户，集体空了肚”的“空壳村”，集体收入相当匮乏；第二，村提留也因农村税费制度的改革而几近为零；第三，至于党费更是微不足道。有人认为，随着新农村建设战略的实施，国家每年将加大对农村建设的投入，而新增投入主要是由村级组织来组织、实施，因而村级党组织的经济窘境将大有改善。但是，也有人认为，对于全国近70万个村庄而言，新增投入仅相当于每村每人每月仅几块钱[1](P10)，况且新增投入并非均时、均等、均地。从目前调查来看，多数村级党组织的经济困境并未明显改善。陕北农村党支部的经济困境可从“一低、一高”两个方面来说明。“一低”是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低。陕北农村经济以发展农业为主，无论是集体农业还是家庭农业都因恶劣的自然条件而发展滞缓。2005年，延安农业总产值约519858万元，榆林约488403万元，二者在陕西省11个市(区)中分别位居倒数第四、第三位[2](P230)。不仅如此，即使集体非农产业的发展也相当滞后。以乡镇企业为例，2005年，延安和榆林的乡镇企业总数在全省分别位居倒数第三、第四位；营业收入5000万元以上的企业，延安仅3个，榆林11个，二者合占全省(176个)的8％[2](P253)。“一高”是村庄负债率较高。尽管村集体收入匮乏，但有些村庄公共事务还不得不办，结果许多村级组织为此背上了沉重的债务。据统计，2007年榆林市农村负债总额达13351．06万元，其中负债村2887个，占全市村总数的52．3％。一些村干部甚至为躲债而东躲西藏，根本无法正常开展工作，更不要说创造性地工作了。因此，农村基层党员干部往往“不愿干事、不能干事、不敢干事”。他们往往连自身运作的经费都时常捉襟见肘，更遑论为群众谋福利了。

2．政治资源的流失。根据吉登斯的观点，政治资源主要包括控制、组织、制裁等治理手段。目前，村级党组织政治资源的流失集中表现为“两个流失”。一是政治权力的流失。当前，尽管根据制度规定，村级党组织仍然掌握着村域治理中的领导权，是领导核心，但事实上，其领导权力日渐式微。一方面是因为农村改革以后，村级党组织的领导权力能否得以保持，除制度规定的作用外，越来越取决于其治理能力的大小，换言之，取决于村民的信任和认同。但是，不少村级党组织治理无方，甚至部分党员干部谋取私利，因而基本上失去了村民的信任和拥护，毫无权威可言。另一方面是因为自村民自治实施以来，村庄日常事务的管理权力，特别是村集体经济的管理权力也确实被明确赋予了村民自治组织，因而村级党组织的“领导权”事实上大为“缩水”。在延安的某村，村委会选举后，村主任按照《村组法》的规定，接管了村集体的财权，一直由村支书掌管的行政公章也被迫移交。那位被上级封为“领导核心”的村支书，手中只剩下把“斧头镰刀”。二是组织资源的流失。组织资源是政党开展活动所依赖的组织队伍或组织体系，它包括政党自身的组织队伍和政党的外围组织。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不仅在农村建立了公社党委、生产大队党支部和生产小队党小组的组织网络体系，而且还在每个村建立了直接隶属于村党支部的共青团、妇女会、民兵连等外围组织。借助于这样的组织资源，过去的村级党组织能够顺利贯彻党和国家的意志。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在农村的组织资源持续流失。一是村级党组织的自身建设出现了一些问题。一方面，由于农民特别是年青人的入党积极性不高，因而农村党员队伍的数量增长趋势有所停滞，如榆林某村的党员发展严重断档，村党支部可谓是“七个党员八颗牙”，几近成为“白发支部”；另一方面，由于农村党员的素质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三低一高”的现象，即文化程度低、科技素质低、致富能力低，而年龄却偏高的现象，因而农村党员队伍的质量提升令人堪忧。据统计，榆林农村基层党员干部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到73．8％[3]。二是村级党组织的外围组织或者“助手”几乎名存实亡。在我们所调查的村庄里大多数团支部、妇女会、民兵连处于“有成员无活动，有组织无经费，挂牌子无凳子”的尴尬境遇。

3．文化资源的消解。本文中的文化指的是心态文化。从执政资源的角度来看，文化资源包括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公众的社会心理。意识形态是引导、支配社会成员思想的力量，社会心理则是执政党的心理支持力量。在建国后较长一段时期里，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是农村社会的主流意识。“那时候，共产党在贫苦农民中的威信如日中天。党无论采取怎样的步骤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往往都是一呼百应。”[3](P3)但改革开放以来，党在农村的文化资源不断被消解。其集中体现为积极社会心理为消极社会心理所侵蚀。换言之，当前农村社会存在着如下三种消极社会心理：一是异向社会心理。有些人表面上似乎并不反对党的方针政策，但事实上其心理与我国意识形态所倡导的方向相异或相悖。其直接表征是：封建迷信沉渣泛起、打牌赌博日趋猖獗、民间宗教甚至反动邪教也大有活跃之势。二是逆向社会心理。有些人因利害冲突或道德评价而抵触党的政策，甚至采取抵制行动。其主要表征有：聚众上访、冲击党政机关以及黑白合流等。三是中性社会心理。有些人对党的政策持既不接受，也不抵制，或虽然表面上拥护，但实际上应付搪塞的心态。这种社会心理看似无大碍，但实际上会导致新农村建设中农民主体性的缺位。

上述消极社会心理在陕北农村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在靖边县某村，许多村民往往是“三个月种田，三个月过年，三个月耍钱，三个月游闲”。最为严重的是，陕北农村的“信教热”正呈现出快速扩张和“复兴”之势。榆林农村几乎达到一村一庙的程度。有些村100％的家庭都信教。信教村民不信政府信上帝，不搞生产等“升天”。甚至很多村民对各种民间宗教、秘密会社、迷信活动，如“呼喊派”、“们徒会”、“东方闪电”等也甚为迷恋与信仰。凡此种种，不仅改写着农民的价值观，导致其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信仰的流失，而且往往使村党支部的决策与号召无人理会，而拉帮结派、入会入伙、建庙供仙却一呼百应。

二、资源开发：陕北农村基层先进党支部的领导创新

当然，以上所述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村级党组织都因此而瘫痪无为。事实上，我们在实地调研中发现，有些陕北农村先进党支部非常善于进行领导创新，而创新的着力点就是资源掣肘的突破。

1．村落外部网络的链接：经济资源的摄取。社会资本理论认为，动员人际关系网络能为资源匮乏者带来资源收益。陕北的尔德井村党支部就是通过开发、利用村庄外部关系网络摄取到了经济资源。

尔德井村地处毛乌素沙漠南缘，是个“天生”的穷村。但从2003年始，仅用短短的几年时间，该村人均收入就由2003年不足900元迅速增至2006年的3500元。其摄取经济资源的渠道主要有两条：一是尽最大可能争取上级政府部门的资助与支持。2003年，当陕西省水保局拟在靖边县选取若干村作为治沙示范点之际，他们努力争取，最终使该村被确定为治沙示范基地的首批辐射带动村，由此抢占了发展的先机。到目前为止，有关政府部门已为该村先后提供项目捆绑扶持资金100多万元和专项资金60万元。二是尽力争取非政府部门的援助。如该村建第一座股份合作制砖厂时，村党支部成员四处筹集资金，获得由某企业无偿捐助20万元启动资金。砖厂在2004年就实现纯利润20万元，2005年达40多万元，这对一个“天生”的穷村来说是个了不起的成就。尔德井村党支部后来被省、市、县分别授予“农村先进党支部”。

2．“党员承诺制”与社团组织的创建：政治资源的重构。一个政党若没有权力资源和组织资源，是断然无法影响、组织、动员民众的。安塞县侯沟门村党支部的“党员承诺制”和旬邑县(广义上的陕北地区也包括此县)车村党支部社团组织的创建，为村级党组织政治资源的重构提供了经验借鉴。

侯沟门村“党员承诺制”的具体做法是：第一步，设岗定责。根据按需设岗、责任到人的原则，设置生产发展、生活服务、扶贫帮困、村庄建设等党员责任岗位。第二步，公开承诺。每一位党员自主选择岗位，并在“公开承诺书”上填写符合自身实际的一件或若干件实事、好事，承诺书通过黑板报向全体村民公布。第三步，监督履行。村党支部不定期对党员承诺事项的履行情况进行检查，以保证承诺事项有进度、有着落、有结果。据调查，村党支部及成员曾经承诺过的事项主要有：修整年久失修的大棚灌溉渠、修好村里的一段“烂路”、帮助村民掌握大棚种植技术、服务村民做好蔬菜销售、帮助贫困户脱贫等。如今，所承诺的事项已全部兑现。富有创新意识的“党员承诺制”，在带领村民致富、促进村庄建设方面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因此，该村党支部深得村民的认同和信赖，换言之，其重构了自身的领导权威。2006年2月，党中央先进性教育活动办公室第837期简报明确要求，全国各地要认真学习借鉴该村“党员承诺制”的先进经验。

车村党支部对组织资源的补充与更新也非常富有特色。一是创新了组织载体。村党支部积极引导、推动村民组建了苹果协会、红白理事会、妇女禁赌会、青年新风促进会等多元化的社区组织网络，以此作为新形势下村党支部的外围组织。二是创新了组织机制。党支部内成立了专门的社团组织指导小组，负责对社团组织的管理和引导；各社团组织内又建立了以党员、妇女主任、治保主任、团员或“积极分子”为骨干的联络员制度，以保障上策下达和下情上达，并积极发挥引导、带动作用。三是创新了组织功能。村党支部的功能由过去以直接组织村庄生产和配置村庄资源为轴心转变为以间接引导和积极服务社团组织为轴心；而社团组织则以服务村民、建设社区、维护利益、化解矛盾为主要功能。如“红白理事会”以“婚事新办，丧事简办、神事不办”的原则，负责主持、操办全村的“红白事”。妇女禁赌会则采取“母劝子、妻劝夫、姐妹帮兄弟”的措施，在全村开展了“推倒麻将桌”的活动。车村党支部运用多元化的社区组织把本已“原子化”的村民再度纳入到组织化网络中来，不仅实现了党的组织覆盖，且达到了党的工作覆盖，因此创新了组织资源。3．“五星级评比”：文化资源的整合。众所周知，多年来，村级党组织文化资源不断流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教育村民的方法、手段已不适应新形势下农民素质发展的需要。陕北尔德井村党支部通过领导村民开展“五星级评比”活动，使村民的心态明显发生了积极的变化。

“五星级评比”的具体作法是，用“遵纪守法、关心村务、团结互助、热爱科学、明理诚信”五项指标对农户家庭进行评比，农户家庭若符合一项指标就记一颗星，然后将每个家庭的总星数贴于农户家门上。如果农户家庭全部符合指标就被授予“五好家庭”的荣誉称号，村党支部还邀请乡领导发证书和奖品，而村里的秧歌队则敲锣打鼓地给“五好家庭”挂牌。“五星级评比”的主旨在于，通过引导村民遵守国法村规、关心公益、相信科学、反对迷信、健康娱乐、抵制赌博、邻里互助等，使其重塑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信仰和正确的价值观。其实践效果是，因无形中给村民以竞争的气氛，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村民自觉地调整了自己的行为，并使村民的思想心态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今，争星、看星、比星、追星已成为该村的新风尚。

“五星级评比”活动创新了村庄文化资源重构的途径。因此，尔德井村党支部被授予榆林市“思想宣传工作先进单位”荣誉称号，该村也被表彰为“文明村”、“村民自治示范村”。

三、陕北农村基层先进党支部领导创新的启示

典型调查虽不等于全部，但可以见微知著。陕北农村基层先进党支部在新农村建设中的领导创新，既重构了领导资源，也彰显了领导能力。总结其经验，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1．领导创新首先要注重观念创新。观念创新就是观念开发，就是思想革命，它是一切领导创新的前提和先导。尔德井村党支部之所以能在“天生”的贫困境遇中“涅磐重生”，首先在于发展思路的革新，即通过村庄外部关系网络的链接获取社会资源。这对具有同样境遇的农村党支部而言富有启迪意义。因为：其一，尽管在当前的新农村建设中，我国政府已开始实施“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新战略，加大了对农村的公共财政投入，但是，国家的投入对近70万个村庄而言并非均时、均等、均地、均事，因此任何一个村级党组织要在新农村建设中率先建功立业，是断然不能“坐等”上面拨款拨物的。其二，在党中央的号召下，尽管社会力量也积极支持并广泛参与到新农村建设中来，但是，他们的援助往往是以人际关系网络(如老乡关系、血缘关系和学缘关系等)为通道的。因此，贫困村的党员干部要突破困境必须具有“社会资源”意识。事实上，目前凡是新农村建设先进村的党支部大多善于动员关系资源，用村民的话来说即“很有本事”；相反，那些落后村的党支部则不主动争取，结果至今村容村貌依旧。

2．领导创新要把握时代趋势。领导创新的实质是对领导情境的时代性变化的主动应对。在21世纪，所有领导者的领导情景已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是领导者的资源或“奶酪”越来越少，因而对被领导者的刚性控制能力越来越小；二是被领导者的能力和参与权越来越多，因而对领导者的依赖越来越小。在此情境下，领导就由过去借助于领导者的权力和“奶酪”对被领导者施以刚性的约束与控制转变为现时代主要依靠非权力的威望和影响力，对被领导者施以柔性化的引导与教导。这种引导就是，一方面领导者可以在成员的前面领先行动，带头示范，作出榜样，以激励、号召成员相继追随；另一方面领导者也可以在成员的旁边或后边，更多的时候则在成员的中间施加积极影响，以引导、推动成员一道前行。毫无疑问，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情境也发生了如此的时代性变迁，因此其领导创新也就必须符合时代要求。侯沟门村的“党员承诺制”使党员在新农村建设中“学在前列”、“干在前列”、“走在前列”，以信誉、威望软权力影响、带动、激励了村民；车村党支部则通过融于社团组织中的党员或积极分子，对社团组织施以引导和影响，从而保证了社团组织的发展方向、组织功能既符合党的政策，又符合村民利益。

3．领导创新要借鉴乡土传统。领导创新的力量在于创，领导创新的魅力在于新。但是创与新不是凭空产生，而是对旧事物的辩证扬弃。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4](P585)因此，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创新也必须继承、借鉴乡土传统文化中的合理成分。尔德井村党支部的“五星级评比”活动就是对农村治理的历史资源的辩证扬弃。在传统的乡土社会，家庭是农村社会的基本单元，也是农村社会秩序的本位和核心。同时，传统的乡土社会又是“熟人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朝夕相处，非常注重面子和与别人相比的荣誉。“五星级评比”就是在家庭重新成为农村的基本经济和社会单元的情况下，通过家庭评比，授予农户“五好家庭”的荣誉来激励村民自我约束。这是传统家族观念、面子观念与现代意识形态范导的有机结合。这在当前农村的经济和社会格局尚未发生根本性的现代化变迁中，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当然，领导创新还要因地制宜，符合每个村庄自身的实际。中国农村幅员广大，各个村落社区的自然禀赋、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以及历史文化传统都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性，因此任何一个农村基层党组织都必须根据自身的实际找准创新的突破点和路径。

[参考文献]

[1]潘维，贺雪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

[2]陕西省统计局．陕西统计年鉴2006[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

[3]高化民．农业合作化运动始末[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