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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教育投资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提高自身获取未来收入的能力和实现个人乃至家庭对社会期望或认可的需求,目前在我国,农村教育投资总量较低,这主要是受收入水平、投资风险、投资收益等因素的影响。教育是农村人力资本转化的重要途径,而人力资本水平是提高收入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为此应该采取措施积极鼓励农民进行教育投资。
关键词:农村教育教育投资投资风险投资收益
影响农村教育投资的理论解析
要理解农户对教育的投资行为,首先得了解农户的经济行为。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中,认为农民是理性的经济人,是“贫穷而有效率的”,他们能在自己的领域中,把一切活动安排得很有效率。波普金认为,小农是一个在权衡了长短期利益及风险之后,为追求最大利益而做出理性选择的人。按照这一命题,小农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无论是市场领域还是在社会活动中,都在按照理性的投资者的原则在行事。只要具备了外部条件,农民会自觉地形成进取精神,并合理使用和有效配置他们的资源。
进行教育投资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提高自身获取未来收入的能力和实现个人乃至家庭对社会期望或认可的需求。教育投资却要受到个人或家庭的收入水平、制度环境、投资意愿和禀赋等因素影响。农户是人力资本的承载者,也是其投资活动的主要受益者。农户的教育投资行为是一项复杂的决策过程。可以用以下的模型来分析农户教育投资的影响因素:
Ie=(e,1s,△Y,L)同时,
模型中的Ie表示个人的教育投资,Io表示个人的其他投资,e表示的是投资收益率,S表示的是投资风险,△Y表示的是边际收入,L表示影响个人进行教育投资支出的其他非经济性因素,如自身知识水平、当地的学风等,r表示市场的贴现率,E表示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E'表示个人进行的其他项目投资收益。模型中的系数就是教育投资倾向,可视为系数中的各种因素在个人收入一定的情况下,对个人教育投资行为的综合影响。这一模型主要体现了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教育投资主要取决于收入水平、投资的收益、投资的风险及其他因素;二是教育投资的收益率应高于其他活动投资的收益率,同时其投资的收益应大于投资的成本。
我国农村教育投资的现状
从目前我国农村教育投资的统计资料分析,虽然我国农村教育投资速度有所增加,但总量还是较小。从教育投资增长速度来看,2000-2005年我国农村家庭教育投资占家庭总支出的比例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人均家庭总支出从2000年的2652.4元,增加到2005年的4126.91元,是2000年的1.56倍,教育投资从2000年的186.7元增加到2005年的295.5元,增加了1.58倍,说明教育投资的增长速度约快于家庭消费水平的增长,见表1。
但是从教育投资的总量来看,我国农村教育投资的总量依然很低,2005年农村居民教育投资仅为295.5元,而同年城市居民人均在教育方面的支出为1097.46元,是农村居民人均文化教育支出的3.71倍,可见我国农村教育投资的总量很低。
影响我国农村教育投资的主要因素
(一)农户的收入水平
收入水平是影响农户教育投资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随着农户收入的增加,农户教育投资也在不断增加,以福建为例,2005年福建人均纯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农户,教育投资只有395.45元,人均纯收入达到6000元以上的农户,其家庭的教育投资达到1496.03元,相差1100.58元。因此可看出,教育投资受农户收入水平的影响比较明显。根据恩格尔定律,当收入水平较低时,食物的支出及基本生活费用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较高,而用于享受和个人发展的支出占的比重比较低。教育投资要支付教育的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投资是需要付出投资成本的,即使对于义务教育阶段来说,家庭也要支付部分教育费用。家庭能够为子女支付多少教育费用取决于家庭经济状况,因此家庭经济状况成为影响教育投资的决定性因素。
目前在农村,虽然国家加大了对农村教育投资的力度,使得农户教育投资的直接成本降低,但对农户来说,农村教育投资的间接成本却不断在加大。在农民收入一定的约束下,要增加农民对教育投资,必然会减少农民对农业生产的投入和农民的现期消费水平,降低了农民的实际购买力,影响农业生产,收入的约束使得农民支出具有明显的生存取向。对于我国而言,农民首先考虑的是生存问题,在生存得到保证的基础上,他们才会进行教育投资。在这种背景下,农民教育投资的水平比较低就不难理解了。
(二)教育投资风险
农村教育质量低下,加大了农户教育投资风险。长期以来,我国教育经费投入倾向城市,导致农村办学面临严重的经费短缺。由于农村教育经费的短缺,造成农村学校基础设施差,师资力量薄弱,使得农村学校办学质量低下,农民子女考上大学的机率极低,导致农户对未来有较差的预期。
农村教育的课程设置脱离农村实际,也是构成农户教育投资的风险因素。我国所实行的学校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是一种着眼于城市的精英教育选拔制度。农村教育的课程设置与城市一致,脱离农村社会的生产和实践,基本上忽视了技能教育。尽管在农村一小部分人能通过应试选拔离开农村,但对筛选下来的绝大多数人来说,基础教育并没有传授给他们在农村环境下生存发展的知识、技能,初中生回家务农的能力并不比小学毕业生强多少,因而农村教育产品供给在种类上单调,与多元化教育需求相脱离。农村教育的供需的错位,不仅严重削弱了农村教育供给的有效性,对求学者来说如果考不上大学又付出了难以回收的沉没成本。
就业过程中实施双向选择,对农民子女来说,由于缺乏社会资本,就业门槛相应更高,即使毕业后,也很难找到好工作。所以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现实面前,农民不得不考虑投资成本和收益。由于送子女上学的机会成本很高,而上学的预期收益又具有不确定性,理性选择使他们趋向于一种短期行为。
(三)教育投资收益
教育过程实质上是一个投入产出的过程。是否愿意为教育付费、付费多少,取决于教育收益以及和其他投资收益的比较,只有当教育收益大于成本,教育收益率足够高时,人们对教育进行投资,否则就会把资金投到其他领域。而实际上,在农村进行教育投资的收益是比较低的。
从农村就业的选择途径来看,农村劳动者面临三种就业的选择途径:一是在农村就业;二是到城市非正规部门就业;三是到城市正规部门就业。到城市正规部门就业意味着较高的收入,但农村劳动者要想进入城市的正规部门工作,只能通过高考这一唯一的途径,但由于农村教育质量较差,能考上大学的机率很小。即使能考上大学,由于缺乏社会资本,毕业后能进入城市正规部门的可能性也极低,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要进入城市的非正规部门就业,这是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的主要出路。
根据我国学者的阐述,非正规就业具有以下几个特点:技能门槛低,就业稳定性低,劳动条件、劳动保护条件和其他权益保护较为恶劣。城市中的非正规部门主要由一些小型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组成,在这些部门工作,劳动雇佣关系不规范,雇主通常采取不利于劳动者的行为,致使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保障。而且还要面临高频率流动,收入不稳定。另外在我国,由于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接受同样的教育,在农村比在城市会获得更少的收入,进入城市打工的农村劳动力与城市居民相比在就业选择、就业机会上都处于相对的劣势地位。正是这种不平等地位的存在,使得城市雇主给同等人力资本条件的农村劳动力以较低的报酬。(四)自身的知识水平约束
是否进行教育投资,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农户自身的素质。在我国,由于农民素质低,相当一部分农民不能正确认识教育的经济价值,缺乏忧患意识,只顾追求眼前利益,阻碍了教育投资的积极性。例如在福建某市,据当地某中学的校长介绍:现在一些学生辍学,主要是由于当地集体林权改革后,很多农民分到了毛竹林,逐渐富裕了起来,一名初中生在家帮着经营林地,一个月可挣1000多元,但如果读书的话,一个月基本上要花掉500元左右,而且读完高中后,如果考不上大学,还得回农村,即使考上了大学,还不一定能挣这么多的钱,所以农民算完这笔账后,就不再让小孩读书,而是让其帮着家里经营林地。这种短视行为在当地一些农户中表现得相当突出。所以农民自身素质的约束也是阻碍农村教育投资的因素之一。
(五)当地的学风影响
当地的学风也是影响农民教育投资的重要因素。如果当地的人们都非常重视教育,那么农民教育投资的热情就比较高。在笔者调研的福建某市某镇,当地的文化底蕴非常深厚,并且出了很多文人,尽管当地人民并不富有,但当地老百姓都非常重视自己子女的教育,据当地的教育局的一位领导介绍,很多农村子女都读到高中毕业,有些还考上了大学,很多农户都以自己的子女考上大学为荣,所以在当地即使家庭经济条件再困难的农户,也要让自己的子女去读书。不过在我国农村大部分地区,特别是受现在“读书无用论”的影响,一些农村子女读到初中就辍学到外面打工了,所以当地的学风对于农户的教育投资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提高农民教育投资水平的建议
到2020年,农村改革发展的基本目标任务之一是实现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增加农民收入必须首先分析影响农民收入的因素,人力资本显然是影响农民收入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教育是提高农村人力资本水平的有效途径。人力资本水平提高,既是一个国家财富持续增加的根本动力,也是个人的收入持续增加的原因。对农民而言,只有提高自己的人力资本水平,才能提高自己的生产能力、配置能力、认知能力和流动能力,才能增加收入。
农村人力资本形成的一个重要投资主体是家庭,为了提高农村人力资本水平,我们应采取积极的措施鼓励农民进行教育投资,首先应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积极鼓励农村家庭对教育的投入。如对进行教育投资的劳动力给予直接的生活补贴,设立奖学金制度,对取得较好成绩者进行奖励。政府应改善农村政策环境,增强农民对教育追求的内在驱动力。其次,完善农村教育体制,完善农村学校的课程设置,农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价值取向应当坚定地面向农业、农村和农民的要求,农村教育应当不仅是“升学的教育”,更是“强农的教育”。另外教育经费短缺已经成为我国农村教育发展的“瓶颈”。加大政府对农村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的投入首先应是一个政府行为。这样才能使农村教育有较充裕的资金,才能保证农村的教育环境,稳定师资队伍,提高农村的教育质量,同时降低农户教育投资的风险,提高农户教育投资的积极性。
参考文献:
1.蔡昉,都阳,王美艳.劳动力流动的政治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2.傅久岭.农村教育改革初探.宏观经济研究,2002(5)
3.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商务印书馆,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