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诚信缺失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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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本文从对农民的一组调查问卷入手，分析了导致国人诚信缺失的历史以及现实原因，并提出了矫正诚信缺失的最佳选择是完善市场。
一、对农民诚信状况的一组调查及初步分析
我们设计了一组简单而又有趣的调查，调查的题目是：你家的小猪生病了，你拿到集市上去卖，你会怎样？（1）你是会告诉买方真实情况呢？还是隐瞒小猪生病的事实。（2）买你猪的人是熟人，你会怎样？（3）买你猪的人是邻村的，但他不认识你，你会怎样？（4）是外乡人，你会怎样？对于问题1的回答，有60％的人选择了告诉人家真实情况。对于熟人，有将近90％的人选择告诉对方真实情况，或者既不告诉对方真实情况，也不让其买。对于邻村的人，不诚信的农民人数急剧上升，有将近30％的农民选择欺骗对方。对于外乡人，选择欺骗的比率一下子上升到了55％以上。
那么，为什么中国农民面对不同的人，其诚信状况会有如此大的反差呢？这与中国人实用理性的态度是密不可分的。
实用理性的最大特点是根据利益来做出行为选择而不是根据某种价值认同。受到价值理性主导的人，当其利益与其价值理性冲突的时候，其行为选择首先要符合其价值认同，比如，一个强烈地相信诚实地对待任何人是上帝的绝对律令的人，在其利益与其信仰冲突的场合，是难以容忍为了利益而欺骗他人的；受到实用理性主导的人则反之，其行为选择以是否符合其利益为依归，当诚实对其有利的时候，他会表现的很诚实，然而一旦诚实与其不利，他则马上选择不诚实。
二、诚信缺失的历史根源
实用主义与中国人的相对主义和功利主义有关。孔圣人是一个相对主义的典型代表，有一个故事讲，假如父亲要打儿子，儿子如何做才算孝呢？孔子讲“大杖则走，小杖则受”就是孝。反过来讲，大杖不走，小杖不受就是不孝。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在孔子看来，老子打儿子不过是出出气，那个老子也不希望把儿子打坏。如果一个儿子大杖不走，则有可能被盛怒之下的老子打坏，这样，老子不仅不能出了气，还会因为打坏了儿子更生气，所以，大杖不走就是不孝；为什么又说小杖走就是不孝呢？因为小杖打下来，是不会把儿子打坏的，儿子逃跑，老子就出不了气，所以小杖走就是不孝。由此看来，走与不走完全要看最后的效果，根本没有一承不变的绝对律令来要求儿子。
我们粗略统计了一下《论语》讲到信的地方，发现至少不下十五处之多，但是，孔子讲诚信确实是与功利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比如，他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此处之人，没有特指，那就是说，在孔子看来所有的人都应当讲“信”，但为什么要“信”呢？孔子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无信”，就“不知其可”，就好像牛车没有輗，马车没有軏一样；牛车没有輗，马车没有軏，那车怎么能行走呢？人而无信，怎么能够处世呢？孔子谆谆告诫统治者要“信”，甚至主张“去兵”，“去食”也不能“去信”，因为“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我们翻遍一部《论语》，看到的都是在告诉人们“信”会对你有什么什么好处，无信会与你有什么什么坏处。我们看《圣经》里的摩西十诫，完全用的是“不可”干什么。摩西十诫才是绝对律令，它加给基督徒的是不含任何功利的绝对信仰。而孔子所讲的“信”则无处不浸透着功利算计。
功利主义有一条通向工具主义的坦途，法家对于信的态度，则不仅仅是功利主义的，而是赤裸裸的工具主义。法家也讲信，商鞅说：“民信其赏，则事成功；下信其罚，则奸无端”。韩非说：“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但法家是把“信”和“权、术、势”一样当作工具来用的，既然“信”是工具，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获得某种利益的工具，那么，在守“信”而不能达到某种目的，获得某种利益的时候，就完全可以抛弃“信”，不仅如此，在法家看来，在欺诈能够达到目的，获得利益的时候，欺诈就是允许的。法家之“术”就是教给君主骗人的把戏，法家不仅不把骗人看作可耻的事情，反而告诉君主用“术”是很正当的，“术”和“权”、“势”一样，是君主不可一无之具。在中国传统的思想中，是很缺乏绝对诚信的思想资源。
中国人与西方人有一个很大的不同，西方人往往在二元对立中思考问题。西方人讲物质与精神的分裂，讲“上帝之城”与“地上之城”的不同甚至对立。中国人讲“天人合一”，二元对立的思想，使得西方人能够比较注重将不同的原则与方法运用于不同的领域。比如，在军事上，西方人也不会傻到不用“诡道”的程度，在政治上，他们也不会傻到不用“诡诈”的程度，在这方面，纳粹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就是一个典型，他知道政治是与欺骗相联系的，所以他才会说“谬误重复了一千遍就会成为真理”。但是，二元对立的思想，使得西方人难以把军事上的“诡道”和政治上的“诡诈”没有障碍地用到民事领域，纳粹的欺骗政治，就很难影响德国民众在民事领域的诚实守信，而中国人的一元化思想，很容易接受商场如战场的观点，并且真的把商场变成充满用奸使诈的战场。我们有一句俗话“无商不奸”，恐怕至少部分地反映了事件的真相。三、诚信缺失的现实原因
诚信缺失的现实原因是利益。农民诚信度之所以在面对邻村、外乡人的时候逐渐降低，是因为他们在把病猪卖给对方的时候，其利益风险逐渐降低。因为他是邻村人，采取欺骗行为的人和他打交道的机会相对于本村村民要少得多，在这样的情况下，邻村人即使找上门来，买方也可能坚决选择不退货，而且即便不退货，在本村村民中也不至于引起很大反感。欺骗外村人的人不一定欺骗本村之人，我们常听说的一句话“兔子不吃窝边草”就是佐证，那就是说，本村人可以对欺骗外村人的人放心而不用担心自己的利益可能会受到损失，而且，不仅利益不会受损，往往还获得利益，那就是骗人者会欠那些曾经帮助自己的人的人情，在遇到同样的事情发生时，原先的骗人者自然应该选择帮助那曾经帮助自己的新的行骗者。在这种考虑下，本村的村民往往还会与欺骗者合谋，共同对付外村人。至于选择欺骗外乡人的农民比例更高，那是因为他们从一次性欺骗行为中获取利益的机会更大，风险更低。
我们的调查还显示，经商农民和办厂农民在多项统计中，其诚实度是高于务农农民和务工农民的。但是数字只能说明问题的表面，却难以深入到问题的里面。经商农民和办厂农民都是各地农村的“能人”，能人之所以能，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脑袋瓜子灵活，脑袋瓜子灵活的人其实相对于脑瓜子死硬的人更不诚实，我们不用别的证据，只要好好想想自己所接触到的人就能确认这种说法的真实性。那么，商人和办厂的人怎么诚实了起来呢？是因为他们所从事的活动要求他们诚实，诚实才能给他们的事业带来成功，才能给他们换取钞票。我们知道，曾经风行于九十年代的皮包公司现象现在已经很少见了，为什么同样是中国人，九十年代有那么多皮包公司大肆行骗，而现在却都在高喊诚信经营呢？不是因为人们良心发现，而是因为人们发现诚信经营对自己有好处。而且，实际上，有一个数字也很能说明所谓“能人”的“不诚实”以及能人的诚实更与利益攸关。办厂农民在各项统计中的诚实度都是最高的，但只有一项例外，那就是在回答外地人在你的店里买东西，你会不会把变质商品当好商品卖给对方时，办厂农民的诚信度是最差的。为什么原来一直相对诚信度很高的办厂农民，突然就一下子变成最低的了？这是因为他们不开店，他们的这种回答才是最能反映其真实想法的回答。这也正说明了，他们原来选择诚实，完全是利益使然。
老实巴交从事田间劳作的农民是最纯朴的，他们最能代表现代中国之诚信，但是，从我们调查的统计数字来看，正是我们印象中这部分最纯朴的人，却在思想上最倾向于欺骗他人。与他们相比，传统所谓的“奸商”则更愿意诚信，是人心不古，世道变了，“好人”变成了“坏人”，“坏人”变成了“好人”了吗？不是，是因为经商办厂的农民从市场活动中体验到了诚信的重要，而那些缺乏市场经验的农民则没有这种体验，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市场天然地会催化人们的诚信意识。完善市场，是矫正诚信缺失的最佳选择。
参考文献：
［1］论语•为政．
［2］论语•颜渊．
［3］商君书•修权．
［4］韩非子•五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