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史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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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金翼》、《银翅》的解读，人类学对史学的启示清晰可见：扩大了史料范围，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加深了史学家的素养，同时旧史料与旧问题也会得到新的解读。由于其研究眼光向下，使它与后现代视角有某些契合之处，这在史学的新近进展中有了明显体现。

关键词：人类学史学后现代

《金翼》、《银翅》以闽南乡镇社会为研究对象，研究对象相同，因而把两书并列阅读并观察人类学的当代进展便是有意义的，尤其是人类学能给史学带来什么更是不得不考虑的。这在当代“社会史”大潮的背景下，史学界不断索寻史学出路时，其意义更加明显！

一、两书的人类学发现

林耀华先生师承吴文藻先生而被视为人类学研究中的北派，主张研究现代社会与原始社会并重，并以理论提升去追求人类学的中国化、本土化。《金翼》一书注描述当时福建汉人社会，其建树清楚地可见当时结构功能理论的影响。因为它注意分析当时客观的乡村变化，并提出了“均衡论”的理论框架，这使其过于注重了社会稳定的一面，但是他也注意到了当时社会的冲突和变迁，如当时湖口镇的崛起，辛亥革命对当时社会的影响，以及当时军阀势力与共产党的入侵，以及基督教的传入等一系列现象，同时注意到当时社会人伦关系的变化及家族内部的矛盾。这给当时西方人展示了一幅完全不同于其成见的中国乡村的画面。与结构功能学派不同的是，该学派更多地关注社会的整合及其要素的功能，而林则是关注的个人人生及家庭的平衡及其变化，以及这些变化所引发的对命运的感叹，因而其“均衡”带有浓厚的文化意味。但就注重历史文化变迁而言，它与南派并无多大差异，由此可见，同是研究人类社会学的南派与北派的差异可能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同时林似乎暗示着，如果因人世的无常引发了人的心理失衡，时间能抹平一切，但它没有说明社会重新整合所通过的桥梁和机制，这些则要更多地会追溯和分析至制度层面。

林书所提及的两位老者最后的命运是颇值得人感叹的，但是书中无疑也没能说清楚芬洲为何晚年会有与东林不同的命运，是其不能适应当时的社会变化吗？这个解释似乎可信，但是如此笼统的解释恐怕无法说明多少实质性的问题，因为其分析的工具和手段不够深入，而且对于社会个体的解释有时也很难去做社会学式的解释，所谓社会学式的解释是指迪尔海姆所提出的从社会事实中去寻找另一事实发生的原因。其解释固然有科学和客观的成分，但是面对个体的悲喜时似乎并不那么令人信服，尤其是在面对命运感叹之时，或许这时候拿金翼之家的风水去解释问题更意味深长。这也正是阅读时所应怀有的文化直觉。芬洲之家的衰落无疑与其人丁的衰落有很大的关系，其实东林家门五哥之死也给东林的生意造成了巨大影响的。东林所以让孩子们接受西式教育更多的是因为其吃了官司的个人经历，而不是其生活环境与芬洲有多少不同，或他有更多的远见，此时我们不能不感叹人生的转机往往会出现于某一刻，甚至自己有时都没来得及发现。

《银翅》作者庄孔韶先生同样也是颇有文化关怀的，其提倡的“不浪费”的人类学颇有意义，的确，只有用各种手段去保留我们行将隐去而又越发热爱的文化时，我们才能说我们是在尽力保存着这一切。

《银翅》的最后也提出了一种人类学理论的构架，可能由于师承的原因，他提出了“新均衡论”与“类蛛网式结构”，类蛛网式社会结构比起“竹竿和橡皮带的构架”无疑是复杂和精细多了。竹竿橡皮网是在说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平衡与失衡关系，而“类蛛网式结构”则是指地方社会的运作及各种因素在其间的作用，而且这个网络会因为新的因素不断参与而改变各要素之间的作用力，应该说《银翅》和《金翼》的内容同样丰富，它分析了宗族，经济和地方人事过程，更多的内容是描写地方社会和文化的变迁，其“类蛛网式社会结构”在书中得到阐释的主要是地方政治结构与人事过程，尽管分析了经济、宗教、信仰等因素的作用，但没有详尽地展示各种要素之间的关系，当然，由于宗族的研究相对成熟，所以其对宗族在各种关系中的分析则较为详尽，但其他要素分析的内容远不如这么丰富，尽管这种模式有很大的涵盖力，但由于分析与读者的期望尚有差距，因而此理论的分析效用尚待作者做进一步的阐述。

同时，作者也提出了人类学分析和研究的两种方法：“反观关联方法”和“文化直觉的方法”。应该说反观关联的方法并不是什么新见，所谓研究必定是针对已有的成果作出创造性解释，因而在研究前心中应存有相关的文化背景和分析要素，且解释必须置于某种意义网络之中。作者提出要有历史文化背景知识的储备，这一点应该是人类学者或任何观察者都应该具备的知识。但是是否应该把历史的叙说大篇幅地应用于人类学的著作中，去作研究背景的铺叙，则似可商榷，因为人类学著作的读者应该具有一般的历史知识，如果对这些历史文化做过多的背景铺叙，很难见作者有什么新的发现。这就好比在写作前应该了解相关研究成果及知识背景一样，只是个常识性的问题。书中对大合作和的上层材料大量地铺叙，而且对儒教观念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儒学的“中庸”、“仁”等作了大量的说明，对于稍具历史知识的人来说，则无多大意义。

文化直觉的方法在人类学的调查和叙说中至关重要，但作者追寻中国文化及中国哲学的直觉性特征，似乎于人类学本身意义不大，因为人类学调查的村庄的变迁是大众文化的研究，大众的生活一般是凭经验与推断，其中可能含有直觉的成分，也可能有逻辑推理的成分。而作者把直觉与逻辑作为中西文化的特征对立起来，姑且不说这种特征主要表现于精英文化典籍思想的差别中，只就中西的二元对立而言，可能并不太科学。我们说中国文化时经常以西方为参照对象，可能文化直觉本身便存在于许多文化中，包括许多部落文化中。这种二分无疑是把西方作为“他者”来参照自身的定位。面对西方强势的物质文明和具有特色的精神文化，中国人在为自身文化定位时总是以它作为参照来反观自身文化的特征，而忽视了其他异文化的存在，或许参照更多的文明，我们能研究的特征便不成为特征了，这是西方冲击和文化民族主义的争锋中容易出现的中西二元对立的解释误区。

二、人类学给历史学的启

首先，它扩大了史学研究的范围，暗示了史学研究的多种可能性。《金翼》尽管是小说体裁，但无疑我们能看见黄村金翼之家几十年的历史进程，这是以一种人类学的线索呈现历史，而不是以时间为顺序，他考察的对象尽管有些不是人类学特有的研究对象，但不以时间为序和小说体体裁便足以让人耳目一新，它主要考察村庄的婚礼、纠纷、家族家内矛盾，农村人情风俗等无疑有与纪事本末体颇为相似，如果仅以时间为序，则难以集中，当然，当今史学的研究现状正在改变，很多即是对这些成果的吸收，尤其是吸收了其中的很多分析概念，如宗族、婚姻、家庭结构等，这些无疑使史学更进一步精细化。

同时，在人类学的影响下，大量的地方文献进入史学的视野，如《银翅》中所提到的地方道教唱本、寺庙及道观中的签文、农家的对联，以及地方传说及流传地方唱本。无疑，对一个地方作精细的研究，需要尽可能地搜集材料，而史学要走向深入则必须要尽可能正确地看待各种流传的文本，尽可能发掘其中的史料价值。当然有很多学者都已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如赵世喻对碑刻传说资料的利用、王子今对诗词和竹枝词及驿壁题诗等的利用。更重要的是，人类学和民族学等一贯重视的获取材料的方法——田野调查，它可以使我们了解某些观念在地方的遗存，国家的政策控制在地方的实行，一些当然的观念在地方中重新得到审视和矫正，也正是对人类学、社会学的吸收，使史学的界限开始模糊，有很多文章很难说是史学还是人类学、社会学。读完《银翅》我们便很难给这样的作品作定位，也正是在人类学的影响下，很多口述材料得到利用，新的史学领域得到拓展，如刘小萌开展的知青史的研究便是大量地利用口述材料，才得以深入。这一些尤其是对时段较近的历史领域的新拓展尤具意义，当然，由于史料的记载，一些古史中的传说也得到了保存，通过对其梳理，有时可能会解决很多重大问题，如王子今先生对平利女娲故事的研究，找出传说传播的路径与当时交通系统之关系，这一些无疑都是在新的学术空气和氛围中才产生的。

其次，它加深了史学的理论素养，促进了史学新范式的形成和史学研究新取向的进展。由于人类学多以村庄、社区、部落等为研究对象，是区域史研究的一部分，因而使区域史研究大大推进。在这些研究中一般要研究区域社会如何演进，尤其是在面对现代性入侵如何调适又如何作出反应。与此密切相关的则是关注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尤其是地方精英与地方政治之间的关系，这类问题的讨论在史学的研究已不少见。但是以往的研究可能还是受历史学本身学科优势的影响，很多关注是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国家政权建设和社会动员及社会控制，如杜赞奇对华北社会的研究。当代对身体史的研究和关注，这些可能也受其他思想和学科因素的影响，如对社会控制的研究就是受了福柯对监狱研究的影响。按此路径发展下去，史学界已发展出一种专门研究方法和视角“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视角，有些强调地方精英与国家政权之间的管理式配合，有些研究绅士在其过程中的两难抉择，《银翅》中更有对“保长”这一类角色的研究。

另外，人类学的研究还可以在以往史学的争论中作出自己范式的贡献，由于受中西困境的影响，史学界一方面反对“冲击——反应”的外力作用论，希望关注本国的经验，寻找本国文化在面临西方的冲击时如何适应与抗争，同时希望找到本国历史发展的延续性。但是，全球化和西方冲击又是一种不可否定的事实，世界体系论的影响又让我们无法忽视，因而如何在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的双重作用下去找寻社会演进的动力的确是个难题。事实上，由于社会的演进是一个过程和整体，无论你找出多少分析的概念与范畴，似乎都很难将这个整体再度重现，一个件事或一个理论分析中所蕴涵的因素，都很难看出哪些是中，哪些是西，因而“摸着石头过河”可能是一个有效地避免争论而同时又能较为清晰地展示这些要素的现实态度。而人类学选定研究对象，以“事件——过程”的方式展示，以揭示各因素在其间的参与程度和相互关系，就是这一态度的实践。同时我们也会发现，人类学自身也难以清晰地展示我们所知的世界，但较史学而言，无疑是前进了一步，或许这本身就是语言的苍白吧！

最后，它给予我们一些零星的思想火花，对某些具体问题作了不同于成见的叙述，在此背景下，旧问题与旧史料就能得到新的解读。如《金翼》对家庭纠纷的描述，《银翅》中提出的“准-组合家族”，对于理解历史上的家庭形态很有帮助，对贾谊所描述的家庭关系的不和谐有了比较切真的认识。商鞅规定“民有二男不分异者倍其赋”，父子兄弟要分开而居，解散大家族，此时家族的实际生活形态可能也是“准-组合家庭”式的。还有关于公共食堂与人口增长的关系，说明有些政治事件只有落实到具体的实施环节中才能看清其所引发的一些问题，家族势力对单身增长倾向的影响，说明文化与社会之间复杂的关系，让我们看见了家族势力对传统社会的负功能。

三、人类学与后现代主义在史学中的交汇

在史学的新近变化中，人类学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总是交汇在一起的，它们一起促成了史学的新变化，后现代流派复杂，影响深远，在史学领域中也有否定史学客观性的论调，认为史学与文学一样同样是虚构，是历史学家根据文本所呈现的表象进行的表象的再创造过程。他们认为语言本身有其自身的结构，语言的意义的表述主要是靠语言之间的差别，语言本身的结构决定了其“能指”和“所指”是有差距的，这促成了“历史叙事学”的兴起。的确，历史研究的过程中我们也时常发现语言无法清楚地呈现一切，但是试图清楚地展现过去的真实仍是史学家的矢志。只不过有时我们曾经认为的真实可能是受了意识形态和某种权力话语的支配，而当下的任务一方面是描述权力话语的生成过程，指出以往研究的虚幻性，另一方面指出历史中被忽视的事件和人物，或者纠正曾经错误的解释。这一点应是史学经过反省后的当下任务，而人类学也有相同的作用，具体表现如下所述。

1、思想史的研究中，要避免受过去目的论的影响，认为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发展是不断迈向唯物主义和思想启蒙的过程，以西方思想作为参照物，忽视传统学术思想的内在理路。一方面要探讨思想史发展中出现了什么新的变化，另一方面也要说明某些思想消亡的原因，“既做加法，也做减法”。另一方面要关注过去知识阶层所未曾注意的思想层面，超越典籍思想的研究，注意一般的思想、信仰和行为，并关注大小传统之间的互相影响，一方面要关注大传统向小传统渗透的媒介和路径，另一方面也要关注小传统如何通过精英阶层的思想环境中渗入典籍思想，同时还要关注一些特殊的事件，如民间信仰如何获得官方的认可，尤其在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中，由于皇帝有时能对一些事件和思想的推行起关键作用，因而关注梁武帝等这类皇帝、皇帝诏书等内容就别具意义。

2、人类学本身在走向现代社会自身的研究后，即不再局限于以部落社会为研究对象后，实际上是慢慢摆脱西方中心观的影响，他们本是把对原始社会的研究作为西方的“他者”用来介定自身的，而在中国开始迈入研究汉人社会之后，便越发关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及近代社会的演进，而且关注下层社会本身，去呈现弱者的身影，聆听弱者的声音，如《金翼》、《银翅》中对码头工人的关注，但是那里的关注还是不够的，没有让弱者呈现自己，讲述自己。而林耀华对土匪的叙说，则能使人清楚看到其对居民的影响及在社区中的生活压力，以及其落草和转化等各方面的问题，这一些无疑具有了社会史的视角和取向，只不过有时分析还不够具体。这些都是企图使史学走向精细和深入。

3、由于人类学关注基层文化，善于分析文化在生活中的作用，这打破了原有社会环境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而转而关注文化与社会之间的互动生成过程，这点如家族文化影响婚姻生活便是例子，基督教加强小团体的整合也是说明。然而由于《金翼》和《银翅》均是以展示地方社会的文化和生活变迁为目的，因而关注文化的建构作用还较少，如果看一看刘志伟先生的研究，便会发现地方并不总是在被动的适应中央，有时为了族群认同和赢得在当地社会的地位，人们可能建构关于宗族的认同，这说明宗族在明清江南也是一个历史过程，是一种文化建构的产物。这些研究无疑已是具有后现代色彩的历史研究，当然这点在王斯福的“帝国的隐喻”的民间信仰图式中已有说明，但刘志伟把沙田、宗族神明、户籍等均纳入文化建构的视角中，则是更具典型的后现代风格。

4、由于人类学深入的研究，可能自动破解一些西方中心论的研究，更进一步指出的以往研究中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和权力话语的偏见，自《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问世后，中国人总是要惯常性地思考中国传统的儒教与资本主义到底呈什么样的关系，当然，韦伯是从一种发生论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而现今的研究者们则企图说明东亚工业发展的过程中可能包含哪些文化因素，儒家传统在其间的作用如何。但人类学的研究说明闽南人既具有商人的动机和精明，同时又深受儒道等各种宗教信仰的影响，这使我想起了经济研究中的“道义经济学”和“理性小农”的矛盾。其实，农人可能既是理性的同时又要顾虑道义，这两者似乎不可以并存，事实上，他们就这么并行不悖，宗教与科学也在中国乡村中合理而有效地运行，尽管在庄孔韶先生把宗族的存在归因于农村封闭的社区和教育体制使教育尚未深入，知识普及程度不够，这些说法，固然有些道理，但是庄自己也认识到科学有自己的界限，宗教提出的问题可能科学既无法证明也无法反驳，这一些说明了某些因素可能扎根于我们的民族心理中，或许宗教与商业本是两个不相关的领域，我们过多地讨论儒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的适应性本身就陷入了西方中心主义的陷阱中。

应该说，在史学的研究中人类学已深深地打上其烙印，甚至有时有向史学争夺地盘之感，但史学的新近转变无疑是多学科的交融，因而讨论人类学的影响时可以清楚看见后现代思想留下的印迹。

四、余论

人类学对史学的影响已清晰可见，但是无疑人类学也吸收了史学的历史维度，也注重到了与其研究相关的史学文献的研究，但人类学决不是历史学的全部。人类学所展开的研究多以村庄为中心，他们所得的是“片面的深刻”，他们也无意去把握历史的全景，但是我想，如果沿人类学的研究的道路顺着走，我们无疑还不能清楚揭示中央控制甚是严密的中华帝国的中央与村庄的关系，因为这一过程还会经历许多媒介，地方精英的影响也决不会止于地方乡镇的范围，因而如《叫魂》一样探讨中央心态与地方省县各级之间的关系在这类研究中可以补上不足的一环。同时我们还可以讨论省县周围的精英与省县府之间的关系。尽管这类研究可能也是片面，但无疑会更具体地考察了其作用的媒介及调适应对的过程，然而当下这类研究似乎尚未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