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自然控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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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自然的控制；人的控制；相互作用；自然的解放

【论文摘要】：威廉·莱斯在《自然的控制》中详尽论述了自然的控制和人的控制的概念及其相互作用的辩证法，并指出只有通过抛弃控制自然概念中的意识形态内容才能实现自然的解放。

一

莱斯在《自然的控制》的序言中就对那种把环境问题仅仅看作是一个经济代价问题的观点进行了批判。莱斯指出，由于这种观点“在现存的言谈的框架内确定这个问题的位置，也就是承认现存的框架本身是不受挑战的”1，所以，“环境质量可以用现钞购得”2。但是，“如果对问题的这种提法被广泛接受，那么已经流行的社会行为规范将更加根深蒂固”3。也就是说，这种观点没有触及到环境问题的本质和核心，也就无法根本解决环境问题。在莱斯看来，环境问题实际上只是一种更深刻问题的征兆而已，而某些把环境问题归结为科学技术的发展，谴责科学技术的发展，“提倡诗意的神秘主义或东方宗教的方式”4的观点也错误地把征兆当作了根源，这些都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莱斯指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控制自然的观念，既是进步性也是退步性的根源。莱斯分析了控制自然是如何成为一种意识形态，而且，这种意识形态是何以表现为进步性和退步性的。

首先，莱斯对控制自然的观念进行了历史的考察，详尽地分析了这种观念的历史演变。莱斯引入了一个传奇性的神话故事。一个恶魔附体的孩子用铁矿石制作了金属机器人，杀死了自己的母亲，征服了世界，创造了大量的非自然的特别是金属的工具，进行邪恶的统治。最终，大地女神和生命之树施展了不可抗拒的力量，并消灭了这种邪恶文明的一切痕迹。莱斯用这个故事来说明，在人类文明的早期，一方面，人们认识到科学和技术的工具中蕴藏着巨大的力量，另一方面，人们对这种能量又有着深深的恐惧。其次，莱斯探讨了宗教的根源。莱斯指出，“在圣经《创世纪》中，上帝进行创造的故事宣布了上帝对宇宙的统治权以及人对地球上具有生命的创造物的派生统治权。”5上帝是宇宙的绝对统治者，人则是根据上帝所赋予的次级权力来管理地球事务，人之外的其它事物受人的支配。然而，人的这种支配权有一定的限制，“自然界有一种与其做为人类活动物质基础的功能完全无关的意义：它是神的创造，所以是神圣的”6。这样，莱斯认为，“基督教的教义是通过约束人操纵更高的权力的方法来遏制人的现世的野心”7，这使得科学和技术的运用只能在宗教的框架内进行。这种情况，一直到培根以后才发生了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莱斯在他引用的布里克特的《日历的故事》中说道，培根“在控制人的方面失败了，现在，他把自己的余生献给了人类如何最好地控制自然力的研究事业”8，这似乎暗示了培根把控制人放在控制自然的前面，而在后文中莱斯对培根著作的分析也与之遥相呼应。培根把控制自然的观念和基督教结合起来，他指出，人由于堕落而失去了道德的清白和对地球上创造物的统治权，然而，这两种丧失通过宗教信仰和发展科学都可以得到恢复或者部分的恢复。在培根看来，“最清白和最有价值的征服”就是“征服自然的工作”，然而，培根反复强调，只有在宗教的体系之内，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才不会形成无控制的混乱状态。培根认为，征服自然是为了增加和扩大人的收益和拥有，但是，在任何探究中人们首要的职责是考虑到什么是神性的东西。他将自然知识和道德知识区分开来，指出科学研究和技术发展体现了人类的能力和技巧，与人的道德知识和信仰有明确的区分，知识的进步有利于免除人和自然关系所引起的不利和人与人之间关系引起的不利。在《新大西岛》中，培根指出要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社会应用实行卓有成效的控制，他说道，“我们做这些事情：我们有协商议会，进行发明和实验，有了发现就加以公布；而有些事情则不能做，应当尽力来保守秘密。我们隐瞒了那些我们认为应当保守的秘密；虽然我们所做的事情中有的揭示了国家的秘密而有的却没有”9。然而，莱斯指出，培根的后继者们忽视了这一重要前提，仅仅将控制自然的观念视为培根世界观对一个长久时代的杰出贡献，17和18世纪的思想家赞颂培根仅仅为了他热情地提倡的必须坚持机械技术和物理科学的进步。

“通过科学和技术征服自然的观念，在17世纪以后日益成为一种不证自明的东西”10，由培根所开辟的崎岖小径很快变成了一条康庄大道，控制自然的观念不再被认为有必要做进一步的分析和解剖，人们只是无休止地重复着控制自然所带来的优点，这就是笛卡尔所指出的，这使我们能够毫无阻碍地享受到地球和从地球上发现的所有好的事物的成果。圣西门则进一步认为，在现代工业和技术的条件下，开发外部自然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人类历史的进程，有益于社会的和谐。到现代社会，科学的发展，控制自然的发展和人类能力的发展被看作是一回事，科学使人类的能力得到增长，使人们能够比以往所知道的任何东西都能够更大程度地控制自然。莱斯借用了约翰·赫尔曼·兰道尔和著名的原子能科学家海森堡来说明这一点。兰道尔通过将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和现代的理论进行对比发现，前者作为一种统治古代自然哲学和中世纪的思想，其认识的着重点是事物的“为什么”，而后者则是对改革世界方法的研究，主要关注“怎么样”的问题。海森堡也认为，人类对自然的态度从沉思转变为实用，自然科学转化为技术科学，知识的进步总是与其实际应用相关联。正如阿列克赛·柯里指出，现代社会中发生了一场大的转变，“行动”取代了“沉思”的最高价值地位。至此，控制自然会使社会朝着有利的方向转变的观念正式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意识形态。然而，莱斯指出，如同月亮有永远看不到的黑暗面一样，控制自然的观念总是掩盖了对社会的控制，对于社会控制，莱斯问道，“是什么样的控制？是什么样的社会？”11对于控制自然，莱斯问道，“对自然要取得什么样的控制或统治？在这个过程中要控制的是什么样的‘自然’？”12莱斯在第二篇中结合马克斯·舍勒、胡塞尔和马克斯·霍克海默这三位哲学家就科学、技术和自然的控制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二

莱斯指出，舍勒的“为了控制的知识”明显地受到尼采关于“权力意志”评论的影响。尼采认为，知识是一种强力起作用的工具，知识发展的背后的动机是满足人们自我保存的需要，对知识的需求程度取决于在一个族类中权力意志的程度。舍勒不同意尼采关于一切知识都是权力意志的表现形式的思想，他认为存在三种类型的知识：控制学（或“实证科学”）、形而上学、宗教思想，指出只有控制学即为使环境服从人的目的而发展出来的各种技术，是专门反映控制自然的意图的。其次，舍勒认为，尼采权力意志的概念中缺失了权力意志演进的不同阶段的讨论，控制学（实证科学）历来是从属于其他类型的知识的。在亚里士多德的体系中，实证科学是作为形而上学世界观的一部分而建立的，其思维方式是“非实践的沉思”。17世纪欧洲文明的世界观取代了亚里士多德体系，这种转变与欧洲历史上从中世纪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同步，在社会阶级关系，经济、政治制度，以及所有思想生活领域——宗教，伦理，政治思想，自然科学等等中表现出来，其中，对自然的态度的变化是决定性的。这些变化表明，实证科学已从形而上学的监护下解放出来，它把科学知识对象理解为价值中立的，人类可以根据其使用目的来对事物加以改造。舍勒指出，在中世纪追求权力是为了统治人，而在现代社会对权力的追求则是为了控制物，控制自然成为现代时期权力意志的主要焦点。莱斯对舍勒控制自然的理论进行了批判，他指出，舍勒控制自然的理论的错误之一在于，舍勒没有对人的目标和目的的范围进行分析，只研究了整体对强力的追求而没有进一步分析它的相互冲突的成分，而后者才是理解追求控制的历史动力的关键；错误之二在于，舍勒认为中世纪以控制人而现代社会以控制物为表现形式，这种人为的对置是不正确的。莱斯说道，“中世纪的控制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人群中的特殊阶层对于物质手段（不动产）的控制，同样，在现代社会中人对人的控制也没有由于控制物的魔法而成为多余的。”13莱斯指出，舍勒没有看到控制自然作为科学和哲学转变的表现，和控制自然作为与现代时期的社会冲突结构有关的现象是不同一的，期望通过科学方法论本身的合理性原封不动地被“转移”到社会过程中去并通过加强开发自然资源满足人的需要来缓和社会冲突的企图是不能成立的。

莱斯指出，科学知识本身并不导致对外部自然的“控制”，科学知识只是通过技术应用来影响人的实践，来进行对自然的控制。然而，莱斯指出，“谈论‘人对自然的征服’或‘人对自然的统治’是荒谬的：这项事业的假定的主体是不存在的。”14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在和平的社会秩序中联合起来并最终决定它在自由条件下的生存的观念还尚未实现。在一切由一个特殊集团统治的社会形态中，无论是科学还是技术，都不能作为人的整体解放的手段，而只能作为控制的工具起作用，因为技术上的发展加强了统治集团在社会以及在国家之间关系中的力量，有助于巩固统治集团对被统治者的控制，所以，控制的真正对象不是自然，只有他人才可能成为控制的对象。换句话说，是一些人通过优越的技术手段，通过控制自然来控制他人。

莱斯深刻指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广泛的社会矛盾的一种可见的指示器。它是以自觉的形式努力代表有动机的个人和团体的利益。然而它的价值取决于这些人对他们自己的需求和被它们推动的社会动力的全部意义的理解程度。”15控制自然也是当代的意识形态，如同自然权力概念一样，它以普遍的名义被说成是人类的任务，它会对整个人类而不是任何特殊集团带来利益。然而，人类控制自然的历史已经证明了：控制自然从来就不是人类共同的事业，而是维护特殊统治集团利益的手段。莱斯认为，要摆脱对自然的控制和对人的控制的相互作用的辩证法的束缚，必须停止把科学和技术作为控制自然的主导力量，而是作为提高生活的能力，必须建立培养和保护这种能力的社会制度。这样，才能够实现自然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