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贫困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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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社会学对城市贫困人口致贫原因的分析，主要是有两种角度：一种是社会结构角度，即从社会制度与政策、转型和流动等方面探索贫困出现的根源；另一种是个人家庭角度，即探索个人自身的素质、家庭状况及生活处境如何影响贫困。本文从社会结构角度对城市贫困问题的原因进行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探索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征程，开始实现社会转型，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产业结构、就业制度等方面进行了重大改革，这些改革伴随着长期计划经济积累下来的问题，共同促成了新时期城市贫困问题的产生。
一、产业结构的变迁
新中国成立之初，受到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孤立与排挤，国际环境对我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和威胁，出于国家安全的需要，国内的经济发展带有明显的战时色彩，许多军工、重化工企业建在信息不畅、交通不便的深山之中，而这种由中央政府催生的产业结构多半与当地的比较优势相悖。总体上说，1978年以前，我国实行的是以追求高增长、计划化、工业化为特征的、典型的结构主义经济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使我国迅速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但也导致了我国产业结构的畸形发展。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在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不断深入，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积累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国有企业亏损面大，企业员工收入减少。1994年，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环节的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改革由增量改革阶段转入存量改革阶段，明确提出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方向。由于国有企业面临制度建设滞后、社会负担重、结构不合理、资产负债率高、亏损面大等许多矛盾和问题，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所付出的成本和代价，造成一些国有企业经营更加困难，财务状况恶化，职工收入增长缓慢，甚至大幅度下降。国有企业为了应对市场竞争，被迫减员增效。另外，部分企业陷入停产、半停产或破产状态。据全国总工会对河南、江西等16个省的调查显示，到2001年6月，有211．8万职工平均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据对29个省的统计，到2001年6月，共拖欠职工工资567．9亿元，涉及职工1145万人。到2001年6月底，全国有1179万下岗职工。再加上“待岗”、“放假”、“歇岗”等名义下实际已失去岗位的“待岗”人员一保守估计也有500万人。
第二，单位体制逐步解体，保障功能不断弱化。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产生于计划经济下的单位体制受到严重的冲击并开始解体。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负责企业员工的住房、医疗、养老等各种保障。而且企业办学校、企业办社会的现象较为普遍。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致使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发展过快，比重过大，而涉及人民生活的轻工业和第三产业为提高市场竞争力，开始剥离企业的社会负担，原体制下的保障功能不断弱化，就业与社会保障一体化的格局逐步被打破。一方面，企业员工要面对商品房、自费医疗、子女教育等众多项目的高额支出，而员工的收入保持在原有的水平甚至降低；另一方面，原有的单位保障体制被打破，而新的社会保障体制尚未健全，一部分人处于保障的真空地带，社会保障缺失，加之国有企业部分在职职工、下岗、失业人员自身抵御风险能力弱，使这一部分人在遇到意外事故时极易陷入困境，沦为城市贫困人口。
1990年代以来，我国的产业结构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商业、服务业、金融业、信息业以及众多的高技术产业在我国产业结构中所占的比例急剧上升。在产业结构急剧变迁的形势下，很多国有、集体企业并没能迅速适应这种变迁，反而是固守着原来的产业，没有经受住市场经济的冲击，不能及时改变传统的生产经营方式，企业包袱重，效益差，一些企业陷入停产、半停产状态，导致企业员工收入锐减，有的企业甚至倒闭、破产，造成大量职工下岗、失业，以国有和集体企业的在职职工、下岗失业人员和离退休人员为主体的城市新贫困群体产生并不断发展。这充分说明，在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期，经济体制的转变、国有企业的改革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对我国城市贫困群体的产生和发展影响较大。
二、就业体制的变迁
1980年代以来，我国的就业体制经历了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变革。由于这种巨大的社会结构变迁，由于结构变迁中的不协调，由于一方面旧的体制己经瓦解、另一方面新的体制还没建立起来等等诸种因素并存，使得城市中的失业下岗人数剧增，由此引发了城市中的贫困问题。
在就业政策方面，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为促进经济快速发展，保持社会稳定，建立计划经济体制，并相应的实行“低工资、高就业、广保障”的就业政策。这种就业政策的实行，社会主义似乎消灭了失业，有了较大的进步，其实这是一种典型的农业社会就业观。因为在农业社会中，无论劳动力剩余多少，都通过“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进而“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经营方式来吸纳，在经济学上这种现象被称为“工作分摊”和“收入分摊”。在这种机制下，劳动力等资源主要依靠行政力量进行配置，企业承担了许多社会责任，在行政力量的干预下，进入企业的人员往往不是企业所需要的人员，企业中冗员较多，人浮于事，国有企业中许多员工处于隐性失业状态。由于传统就业制度、政策的惯性作用，一直到改革开放一段时间后，对国有企业的人员状况依然影响严重。据1995年《中国统计年鉴))的资料显示，我国城市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隐性失业人数约为3161万人。另外据有关部门统计，到1995年底，我国在国有和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就业人员为14408万人，而在一些国有大中型企业比较集中的区域，待剥离的企业冗员要占企业职工总数的1/3。计划经济体制下，这种现象被平均主义的大锅饭所掩盖。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计划经济体制下所积累的问题在短期内爆发，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破产、转制与减员增效，导致企业职工大量下岗，这些企业的职工下岗后，等于失去了收入来源，便成为城市贫困人口的主体。在就业体制的改革中，一个重要的变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允许劳动力的流动，特别是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成为城市贫困产生的重要外部原因。1954年，W•阿瑟•刘易斯发表了题为“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提出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模型。该理论认为，二元经济结构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特征。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中包括现代城市工业部门和传统的乡村农业部门，前者的特征是现代工业部门和商品经济较发达，技术水平，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较高，后者的特征是以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为主，以简单工具和手工劳动为基础，处于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劳动生产率和收入较低。
在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期，这种二元结构表现为：一个是以现代生产方式和管理方式进行运作，劳动生产率较高，以先进工业为载体的现代工业部门；另一个是以传统的劳作方式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较低，以落后农业为载体的传统农业部门。传统农业部门中的非熟练劳动力提供同等数量和同等质量劳动的条件下，在现代工业部门就业比在传统农业部门就业能够获得更高的工资。因为我国农业部门人口众多，资本稀缺，地有限，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非常低。因此，在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现代工业部门不断发展，规模不断扩大，劳动者在现代工业部门就业比在传统农业部门就业收入高。这种情况下，农业部门的大量剩余劳动力会源源不断的流向城市，城市劳动力的供给会远大于劳动力的需求，或者说在城市现有工资的水平(高于农村)下，劳动力的供给曲线具有无限弹性。国家统计局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分析表明，目前全国有流动人口超过1．25亿人，其中省内迁移9146万省迁移人口中，78%为农村到城市的移民。按此数据计算，迁移人口中从农村流动到城市的数量为7240．84万人。2000年以来，我国劳动力供给过剩均超过l000万。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增强了城市居民的就业压力，使有限的就业机会变得更加稀缺，使城市居民的就业和再就业问题更为严峻。另一方面，在劳动力供给严重过剩的情况下，一些企业甚至包括一些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利用这种形势，在招募员工时，采取不缴纳社会保险、降低工资和福利待遇等手段，降低企业的人力资源成本，谋取廉价用工所带来的利润。导致城市中部分群体收入水平降低、社会保障缺失，使这一部分人在遇到事故时，极易陷入贫困。
研究表明，我国目前出现的大量失业、下岗人员的情况，并不是由于劳动力市场充分发展的结果，相反，恰恰是由于劳动力市场机制还很不完善所至。我国城市中的失业基本上还属于结构型失业而不是总体需求型失业，这就说明了，解决城市失业、下岗的出路只有进一步推动劳动力市场化的改革，而不是倒退到计划体制。
［参考文献］
［1］王时涛：《我国城市贫困问题研究》，《学术界》1998年第2期。
［2］李强著：《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分层结构》，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