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衰败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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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论文主要从外资企业强势竞争，国外商品几乎垄断中国市场；政府赢弱，与民争利，缺乏高效经济管理能力；政局不稳定。战争迭起；官僚资本侵吞，官员腐败；民营企业技术落后，经营不善，自身资金缺乏等进行讲述，包括了资本和商品倾销进一步加剧、政府积极接收日伪企业，迅速扩张国营资本等，具体资料请见：

摘要民国时期，民族工商业在政府政策的保护和鼓励下出现了迅猛发展的态势，并一度达到比较繁荣的状况，但最后都走向了衰败。探究其中的原因，总结和借鉴经验，有利于今天更好地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关键词民国；民营企业；衰败；原因

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顺应历史潮流制定政策、采取措施，鼓励和保护民族工商业，使得民营企业在晚清初步发展的基础上得以延续，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出现了迅猛发展的态势。但是，由于政府赢弱、外资入侵以及民营企业自身不利因素等多种原因，民营企业最后又纷纷走向衰败。探求这些企业命运的变迁轨迹，探究衰败的原因，对于总结经验，搞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建设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外资企业强势竞争，国外商品几乎垄断中国市场

民国初期，外商在华办厂大多分布在采矿、冶金、棉纺织、食品等行业。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列强开始瞄准中国市场，资本和商品倾销进一步加剧。1927年以后，外商在华投资主要分布在金融、贸易、房地产、运输业、制造业、煤炭业等行业中，基本在各行业中都占有优势地位。例如1936年中国全部21761公里铁路中，由外国直接投资修建和借外资修建的占到了91％；中国出口的80％和几乎全部进口贸易为洋行垄断；中国的铁工业除土铁外，几乎全部为日本所控制。从市场关系来看，外资企业与中国民族企业之间必然存在着明显的不平等竞争关系，如日商曾在天津操纵棉市，“付价剔货，皆随意行之”。(严中平：《中国棉业之发展》，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第151页)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为了恢复经济，筹措内战的经费。急于获取美国的援助和投资，与美国签订了许多双边贸易协定。这些条约为美国资本和商品进入中国、垄断中国市场提供了重要的保证。凭借这些条约，整个中国市场几乎被美国独占，在这样的形势冲击下，民族工业严重受创。总之，国外资本和产品大量进入中国，对民族工商业发展形成了巨大的竞争和倾轧。

二、政府赢弱，与民争利，缺乏高效经济管理能力

北京政府时期，财政状况混乱不堪。中央财政“初恃外赀以图存，继藉内债以补苴”。(贾士毅：《民国财政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17年版，第45页)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对内外债进行了整理，虽然有所改善，实现了关税自主，采取了征收统税、裁撤厘金等措施，但是有些措施并没有真正贯彻下去，政府财政依然吃紧。1932年为了“剿共”增加军费，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也波及到了中国，经济形势更加严峻。由于国民政府缺乏高效的宏观经济管理能力，垄断利益、重官利、重税收等现象普遍存在。以张謇的大生企业为例，设厂时约定官利是8厘，即便是筹办工厂搁浅时，也要支付巨额官利，这种官利无异于高利贷。官利以及重税是民营企业发展的沉重负担，但总的说来，此时的民族资本处于稳步发展阶段。

抗战结束后，政府积极接收日伪企业，迅速扩张国营资本，同时大力发展制糖、茶叶、纺织、粮食加工等轻工业与民争利。内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又对解放区进行经济封锁。民营经济的资本活动空间和销售市场逐渐被压缩，国营资本的膨胀和民营企业的萎缩是战后最为明显的经济现象。以河南省为例，战前全省的民营棉纺厂、面粉厂和榨油厂等有172家，但战后只有33家，有的厂家生产能力下降到不足原来的1／6。国民政府为筹措内战军费，财政赤字居高不下，在增加税收和发行国债都于事无补的情况下，只好无限制地发行法币，导致了金融市场紊乱，投机猖獗。民营企业财富急剧缩水。“1946年的后半年中，上海、重庆、昆明、广州工厂倒闭达1600余家”，(彭明：《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6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46页)“到了1947年，据统计，上海、天津、重庆、汉口等20多个城市，工厂商店倒闭者达2.7万多家。”(史全生：《中华民国经济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71页)1948年币制改革后，民营工商业停工倒闭更趋严重。

三、政局不稳定。战争迭起

外商在华的投资没有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经济基础，因为各国为了自己的在华利益，常常进行政治角逐，使中国政府的政治破败，政治的破败又进而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发展。民国38年历史里有近半时间处于战乱之中，先是各资本主义国家操纵下的军阀混战，后有日本侵华战争，抗战结束后，又有三年内战。战火使生灵涂炭，将民族资本家多年的艰辛创业付之一炬，财产化为乌有，战后民营企业的产量和生产能力普遍下降。如1924年到1926年间，直系、皖系和奉系军阀连年混战，战祸遍及两湖、河北、两广、四川等地，直接截断张謇企业主要在江浙一带的商品销路。同时各军阀搜刮军费，摊粮派款、频加勒索，给当时的民营企业以重创，中小企业纷纷破产。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当时全国合乎《工厂法》规定的企业有3935家，大多分布在苏、浙、粤、沪、津、宁、汉等地，仅上海一地有达1235家，许多民营企业纷纷向西南迁徙，资产损耗甚重，很多企业直接毁于日寇炮火。而抗战结束后，内战风云骤起，国民经济出现恶性通货膨胀，民族工商业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四、官僚资本侵吞，官员腐败

民国初期，在职官僚纷纷利用政治特权举办企业，如北洋官僚徐世昌、黎元洪等以私人名义，经营山东中兴煤矿。还有其他大官僚经营的正丰、长城、宝华、烈山等煤矿，他们凭借特权，在运费和税率上比其他民营煤矿得到许多“优待”，从而攫取了巨额利润。曹锟克扣军饷、贪污受贿，搜刮大量财富投资新式工业，在特权的作用下，这些官僚资本得以进一步垄断市场，吞并实力单薄的民营企业。而到了南京政府时期，官僚资本对民营企业的侵吞更加严重，就荣氏企业老总荣德生的女婿回忆。北洋军阀比较容易对付，可以硬挺软磨、讨价还价，到了国民党时代就不行了，控制长三角不久，荣宗敬不愿接受全额摊派，就横遭通缉，无锡家产被封。(傅国涌：《大商人》，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第14页)

从1927年到1949年，以宋子文、孔祥熙为代表的豪门资本力量，包括资源委员会掌握的管营资本力量，处于绝对强势。而荣氏企业、刘鸿生企业等几乎所有已具规模的大民营企业都被他们所觊觎。1934年，荣氏申新企业发展面临困境，向实业部申请援助，结果实业部部长陈公博想乘机侵吞，用三千万来夺取申新八九千万元的基业，荣宗敬气愤难平发出了“民商何罪，申新何辜”的呼号。最后此事由于财政部和实业部出现分歧，孔祥熙不愿陈公博得到申新才算作罢。刘鸿生的煤矿与运输紧密相关，但是路都在权贵、军头手里，要大量行贿才能打通关节。抗战后期，宋子文曾想吞并刘的华东煤矿，最终因“二陈(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与宋的矛盾才没有得逞。官僚资本没有得手，并不善罢甘休，处处借准批贷款等机会对民营企业进行刁难和阻挠。民国38年里，民营企业一直处于官僚资本和外国资本的双重倾轧下，在夹缝中艰难地寻求生存和发展。

五、民营企业技术落后，经营不善，自身资金缺乏

首先，民营企业的技术和管理相对落后，产业结构不合理。民国初期，中国民族工业发展极不平衡。主要从事轻工业，特别是纺织工业和面粉工业，重工业发展缓慢。工业结构上也不平衡，例如在棉纺织工业方面，一面是棉花大量出口；另一面棉布却要大量进口，纺织机械自己不能制造，完全依赖进口。南京政府时期，这种现象有所改善，掺杂着浓厚的家族观念的管理方式也有改观，一些民族资本家积极向西方学习技术和管理经验，并开始寻求建立有现代技术含量的产业，如范旭东的精盐公司和制碱公司，甚至达到了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但民族工业总体上还处于落后的地位，民族企业的产品无论在价格战还是质量战中，都不是外资和官僚资本的对手。

其次，民营企业与外资和官僚资本相比在资金上相对薄弱，即便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强无暇顾及中国市场的“黄金”发展时期和民国30年代左右“相对稳定发展”期，也都处于劣势。当时的民营企业几乎都犯了急于扩张的大忌，仓促兼并小厂，全力扩大经营规模。如著名的“荣宗敬速度”在10年中兼并小厂50多家，这种盲目扩张远远超出了自身资本所能承受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一旦遭遇原材料涨价或者战乱，就会导致资金不足，陷入高利贷的债务之中。而此时金融机构往往拒绝提供贷款，民国政府不但不扶植，国营企业和官僚资本反而乘机加以吞并，致使民族工商业危机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