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科技企业战略信任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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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论文主要从社会资本的涵义；高科技企业战略联盟的信任；高科技企业战略联盟信任的构建途径等进行讲述，包括了高科技企业战略联盟的特征、高科技企业战略联盟信任的演化、建立成员企业间学习的正式与非正式机制、设计联盟内部信任的评审规范、培育共同的价值观等。具体资料请见：

［摘要］信任关系作为企业间的社会资本有利于战略联盟的维持和运转。建立高科技企业联盟间信任关系提升信任水平，需建立成员企业间学习的正式与非正式机制，组建广泛的商业关系网络，设计联盟内部信任的评审规范，培育共同的价值观。

［关键词］高科技企业；战略联盟；社会资本；信任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战略联盟这种网络组织形态对于化解自身资源的匮乏、组织柔性的不足起到了主要作用。同时作为维持企业联盟持久性的信任机制也成为理论界的研究热点。不少学者根据不同的联盟特点提出不同的信任建立途径。笔者在结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社会资本角度针对高科技企业战略联盟间的信任关系建立提出自己的观点和想法。

一、社会资本的涵义

20世纪70年代以来，学术界从不同的视角对社会资本进行大量研究，对社会资本的定义有多种表述，比较有代表性的定义包括社会规范观、社会资源观和摄取能力观。

科尔曼（1990）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结构的一个方面，在结构内便利了个体的某些行动。普特南（1993）把社会资本看作对社区生产能力有影响的人们之间所构成的一系列“横向联系”，这些联系包括公民约束网和社会准则。林南（1982）将社会资本定义为行动者在行动中获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波茨（1993）对社会资本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将社会资本看作是个人通过他们的成员身份在网络中或者在更宽泛的社会结构中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

Adler&Kwon（2002）认为社会资本是指社会联系结构中能够促进行动的良好的意愿，它源于组织内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网络。除了资本的特征，它有自己的特征：第一，它是一种公共财产；第二，社会资本的效用离不开社会联系的维持；第三，社会资本是无形的，使得它难以量化和测量。他们将社会资本区分为桥梁型社会资本和联系型社会资本两种形式。桥梁型社会资本着眼于个体的外部网络分析，而联系型社会资本强调集体成员的内部联系特征。NahapietandGhoshal（1998）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个体或社会团体中嵌入的、可以利用的、实际的和潜在的资源。他们将社会资本分为关系性、结构性和认知性社会资本三种维度。关系性主要关注个人在与他人的关系网络中交换和获取显性和隐性知识，加强对他人的合作与管理。结构性社会资本从个人嵌入的社会关系结构出发来研究个人拥有的社会资本对其获取外部资源的作用。认知性指网络成员间共享的信念、规则和范式、彼此的信任与合作，这些都有力地促进了共同目标的实现。

二、高科技企业战略联盟的信任

Collis&Montgomery（1995）指出，从根本上来说，企业持续竞争优势最终取决于企业对内、外部资源的整合能力。组织所处的环境具有不确定性，并且所包含的资源有限，需要依赖其他组织提供资源来维持生存并获得竞争优势。

（一）高科技企业战略联盟的特征

战略联盟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有着共同战略利益的企业（或特定事业部门）为了达到共同拥有市场、共同使用资源等战略目标，通过各种协议、契约而结成的优势互补、风险共担、生产要素水平式双向或多向流动的一种松散的网络组织。成员企业间缺少相互的信任就会严重地阻碍联盟的成功。战略联盟各方都要不断协调和控制商业关系，有效整合社会资本来提高绩效。

高科技企业战略联盟具有两个重要特征：第一，知识技术性投资为主导。由于知识具有无形性的特点,拥有知识的联盟成员必须揭露其知识资产的主要内容才能使联盟其他成员判断其知识的价值，但是,一旦知识的主要内容被揭露之后,知识接受者就没有必要再执行知识转移的交易。第二，合作风险性较高。这导致在合作中必然存在两种矛盾：一是各合作方竭力保护和减少自身知识资产付出而希望最大化地共享和其他成员的知识资产；二是联盟成员充分展露知识与合作成员可能存在的机会主义行为之间的矛盾。

联盟潜在的风险越大，越需要联盟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约翰·库伦等认为，企业相互间的信任和承诺是战略联盟存在的基础。Spector&Jones（2004）在研究中发现信任关系有利于联盟成员间互相学习和创新，有利于显性和隐性知识的扩散。

（二）高科技企业战略联盟信任的演化

Deutsch（1958）&Hosmer（1995）把信任定义为个体面临一个预期的损失可能大于预期收益的不可预料事件时所作出的非理性的选择行为。Sable（1993）认为，信任就是合作各方相信任何一方都不会去利用另一方的易受攻击的弱点去获取利益。总的说来，信任的涵义包含以下三个共同之处：第一，相互信任是合作各方在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时所表现出的彼此间的信赖。第二，信任是放弃对对方的控制约束，意味着承担风险。第三，建立在相互信任基础上的联盟体现了联盟的脆弱性。

1.信任的分类及特征。Levicki&Bunker（1995）按照信任的演进将其划分为三种类型：计算型信任、了解型信任、认同型信任，随着彼此间交往频率和关系强度的深化而向前推进。Barney&Hansen（1994）根据机会主义的强弱程度将信任分为低度信任、中度信任和高度信任。

信任是加强关系，确保成功的前提（Tung&Worm，2001）。一些学者将信任视为社会资本的结果（Woolcock，2001），一些学者将其视为社会资本中共享价值观的组成部分，而还有学者将其归纳为两者的结合（Cote&Healy，2001），它存在于社会性相互作用之中，降低了交易成本，而在重复交易中得到强化。信任关系网络的建立通常是长期、复杂和耗时的（Thorelli，1990）。

对于高科技企业战略联盟来说，信任是有边界的，正如库玛所指出的，很少有全方位的信任关系，企业对信任的方向和程度应有所把握。信任具有经验性，即企业会在以往直接或间接的经验基础上来选择可信任对象。另外，信任是可以不断强化的。

2.战略联盟的信任强化模型。在战略联盟各成员的合作过程中，信任是一个循序渐进和不断强化的过程，笔者在总结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各企业之间的信任强化模型（如图1所示）。

首先，各企业在相互了解获取信息的基础上决定与谁进行合作，即将资源投入何方，其次是在资源的实际生产运作过程及成员企业合作过程中增进了解，逐步建立信任关系。在初步信任基础上进行不断地磨进而合达成共识，从而在认同中得到信任的强化，进入下一部的合作环节，就是说信任是随着相互交往的频率和交往的时间增加而逐渐发展的，随着联盟企业交往频度和强度的增加，将有可能逐步从以合约信任为基础的弱连带联结逐渐过渡到以认同信任为基础的强连带联结。

影响联盟成员相互信任度的因素可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大类。内部因素主要有联盟经营绩效、联盟利益分配的公平程度、联盟成员相互了解交流的次数、联盟成员特定关系型资产的投入、联盟成员的声誉；外部因素主要有行业整体信用水平、市场发育程度、法律管制力度。总之，信任给予的多少应与联盟进化所处的不同阶段和自身具体情况相适应。

三、高科技企业战略联盟信任的构建途径

Dyer&Singh（1998））指出，具有信任的关系品质可以减少花费在契约监视和交易上的成本，相互信任、及时沟通是解决冲突的关键。Saxenian（2000）指出开放式的网络架构和强调分享的价值观使硅谷在创新合作上具有高度活跃性及信息的共享性，促进了彼此信任，取得了良好的组织绩效。在成员企业的合作往来过程中，加强社会资本建设，提升信任水平至关重要。

（一）建立成员企业间学习的正式与非正式机制

从长期来看，企业的可持续竞争优势来自于企业比竞争对手更强的学习能力。这里的学习不仅包括知识的传输，还包括知识的创造。对于高科技联盟来说，学习的意义更大，联盟内部成员企业在缔结高科技企业联盟时就应该清晰地认识到缔结联盟是学习过程的开始，要积极地通过学习活动来提高企业绩效。

学习的途径有正式与非正式途径，正式途径包括相互的参观访问、共同的研发团队、共同的技术培训等等，成员企业之间的正式合作形成了成员之间对经营理念的认同、对制度和规范的遵守，促进了组织信任的产生，这种信任是以制度、理性为特征的，成员企业由于害怕受到制度的惩罚而恪守承诺，保持其行为的一致性；非正式途径通常是自发的，成员之间的聚会没有明确的目的，多以沟通感情为主，这有助于提高行为和策略的透明度，消除彼此的隔阂和陌生感。这种沟通渠道能有效促进知识的创造和共享，成员间的社会交往有利于维持良好的私人关系，在交往中产生信任，这种信任是以品德为基础的。

（二）组建广泛的商业关系网络

广泛的商业网络是指除了本联盟之外的其他商业合作。扩展自己的商业网络可以占据较多的“结构洞位置”，拥有广泛而通畅的信息流，有利于克服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弊端，有利于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拥有更强的商谈能力，也便于了解合作伙伴的相关信息，对合作伙伴的信誉纪录和合作关系进行考察，测试其风险偏好，从而产生信任的、较强的控制力。同时，成员企业在商业网络中创建自己的商誉，在交易过程中体现自己独特的价值，使合作伙伴认同自己，意识到合作的益处，从而取得并巩固信任。

（三）设计联盟内部信任的评审规范

依靠评审规范可以建立和维护高科技联盟相互之间的信任关系。评审规范包括激励和约束机制。社会资本中包含的互惠的规则意味着联盟关系方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取得一定的经济收益，激励成员企业将一次性博弈转化为重复博弈，为了长远利益而放弃不履行合约、欺诈、赖账等失信行为，是信任形成的关键（徐淑芳，2005）。在合作、投资下取得的经济效益和无形资产能有效地激励联盟成员，有利于信任的维持和提升。同时，高科技战略联盟成员企业间能否实现收益的公平合理分配是巩固信任的保证。

除了通过法律手段对违约行为进行约束以外，成员企业要提高合作的欺骗成本，提高退出壁垒，即如果企业放弃联盟关系，那么其某些资产，如场所资产、人力资本资产和商誉资产都将受到很大的损失，企业会因自己的机会主义行为受到惩罚，这将促使联盟间长期合作关系的建立。

（四）培育共同的价值观

与市场不同，组织所遵循的是一种协作适应机制（Williamson，1985），对于联盟组织而言，共同目标是协作体系的基础。合作伙伴的社会背景和公司理念越接近，他们的思维和行为模式的一致性也就越高，从而形成共有价值观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这种共同的价值观能减少成员企业间的矛盾和冲突，强化成员企业行为的连续性和一贯性，保证相互间的信任受到最小的干扰和破坏。要建立这种特征型的合作文化需要跨文化的管理培训，加强高层管理人员的合作。

四、结论

信任源于人与人交往中的心理现象，也是组织间社会关系的产物，它是联盟和谐运作的行为规范。由于中国传统的文化特征和信任缺失的影响，社会中的信任度较低，而高科技企业战略联盟由于知识揭露悖论等原因决定了联盟间的信任更加难以把握，笔者在研究高科技企业联盟信任特点的基础上从社会资本的视角提出了对联盟各成员间建立有效信任的一些途径，联盟社会资本的建立对于战略联盟共享利益的扩大、机会主义的防范和信任的培育起着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