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法律机制的形成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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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已经形成了一个在宪法统帅之下由各个不同的法律部门组成的、调整与保障市场经济发展的、和谐统一的较为完备的法律体系。据统计，到2010年底，我国已制定现行有效法律236件，约一半以上都是涉及到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历史经验已经证明，在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法律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稳定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易主体是平等的，利益目标是多元的，资源的配置也具有高度的流动性，市场主体都从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出发，各自追求自身的利益，这样就会使市场经济的运行交织着各种矛盾、冲突。因此，必然要求通过法律手段从宏观以及微观上对各个主体之间的行为加以协调与规范，通过确立和保护产权、维护公正的市场秩序，为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确立基本的条件。从全球范围来看，除了那些中东的石油国外，人均GDP处于世界一流的国家大多是实行法治的市场经济国家[1]。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艰辛努力和伟大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是与我们党在不同阶段关于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大决策紧密相联的。回顾这一体系形成的过程，大体经历了如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78到1992年。这一阶段是在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之前逐步开展经济立法的时期。在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对经济关系的调整并不是依靠法律手段，而主要依靠行政命令等手段来调整。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才逐渐建立和发展起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自此之后，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相应开展了经济立法工作。党的十二大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明确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1988年4月12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了第一个宪法修正案。这个宪法修正案共两条，其内容是：（1）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2）对土地不得出租的规定作了修改，规定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按照“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和方针，立法机关推进了经济立法进程，先后制定了民法通则、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经济合同法、著作权法、专利法、矿产资源法、土地管理法、企业破产法（试行）、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尤其需要指出，1986年的民法通则规定了民法的调整对象、基本原则、民事主体、民事行为、民事权利、民事责任，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基础法律规则。

第二阶段：从1993年至1997年。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开始建立的时期。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发展规律的系统总结。按照我们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这些重大决策，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遵循宪法规定的原则，加快经济立法，进一步完善民商法律、刑事法律、有关国家机构和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本世纪末初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这是党的有关文件中首次提出“初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的要求，为我国经济立法指明了方向。1993年的宪法修正案规定“，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将宪法第十五条关于国家实行计划经济的规定修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可以说在宪法上确认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依据宪法规定，我国进一步加强了市场经济立法工作，并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开始构建市场经济的立法体系，出台了公司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外贸易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广告法、仲裁法、劳动法、银行法、保险法、票据法、合伙企业法、乡镇企业法、律师法等市场经济领域的法律。

第三阶段：从1998年至2002年。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深入发展的时期。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十五大的报告首次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目标。确立这一战略目标，是我们党治国理念的进一步完善，是历史经验的总结，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依据这一战略目标，1999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第三个宪法修正案。该宪法修正案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规定为国家的治国方略，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党的十五大报告还明确提出“到2010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依据“依法治国”的战略目标，立法机关在此期间制定了证券法、合同法、个人独资企业法、招标投标法、信托法、政府采购法、中小企业促进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需要指出的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为了履行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和建立统一市场的需要，我们又修订了对外贸易法和知识产权法等法律，确立了统一、透明的对外贸易法律制度。

第四阶段：从2002年至现在。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逐步形成的时期。依据“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目标，立法机关开始着手制订一些在法律体系中起着支架性作用的法律制度（如物权法等），从而形成社会主义法律体系。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明确了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部署，提出了“三统一”的法治原则，即“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党的十六大还提出了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两个“毫不动摇”原则，即“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强调要“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具体包括三个方面的举措：一是推行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二是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三是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这些都为物权法等法律制度的出台，以及在物权法等法律中确立平等保护原则奠定了基础。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第四个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2005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进一步制定市场经济方面的法律，“贯彻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全面推进法制建设，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完善市场主体、市场交易、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这就为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指明了方向。2011年3月17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营造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体制环境。”在此期间，立法机关制定了物权法、侵权责任法、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行政许可法、反垄断法、企业破产法、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反洗钱法、企业国有资产法、电子签名法、证券投资基金法、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循环经济促进法、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法等法律。

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逐步建立，有力地保障了我国经济改革的顺利推进，推动了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因为上层建筑必然要对经济基础起反作用。西方一些学者认为，在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法治发挥的作用很小[2]，这种看法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回顾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如果没有一套完备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我们根本不可能实现如此卓越的发展。例如，在物权法刚刚通过不久，世界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IFC)于2008年4月22日联合了《2008全球营商环境报告》，指出中国大陆2007年因物权法的颁布，大大地改善了中国的商业环境，并因此将中国大陆列为商业环境改革前10位之一[3]。再如，中国的银行和金融秩序能够克服金融危机，保持稳定，很多专家和学者都认为，这和我国已经建立的较为完备的金融法律和金融监管制度不无关系。[4]我们之所以能够在短短二十多年时间内，建立证券市场，并且能够保持有序的发展，没有出现西方曾经出现过的因股市大崩盘导致的整个经济萧条，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们的证券法、公司法等法律的颁布和实施。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

系的主要内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就是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组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目前，起着支架性作用的法律制度已经制定出来，大体上涵盖了经济生活的主要部分，而且这些法律制度规则相互之间大体上或者总体上做到了和谐一致。这一体系主要包括了四个方面：

（一）规范市场主体的法律制度

确立市场主体法律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标志之一。规范市场主体的法律制度首先是指市场主体的准入制度，这其实就是要在法律上确立从事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尤其是社会组织在法律上应当具备的资格，例如资本、治理结构、名称等。我国市场主体准入制度的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顺应市场经济发展，逐步放开市场准入条件、完善企业治理结构的过程。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就迅速制定了外商投资企业法，在国有企业中引入法人制度，充分利用法人的有限责任来激发企业的创造力和活力。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逐步废弃了传统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企业法律制度，打破了所有制的藩篱，按照现代市场经济法制的共同要求，采用国际上市场经济条件下通常的企业组织形式、资本组织形式和责任形式，先后制定了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商业银行法等，对各类市场主体及其行为进行规范，保障其公平参与市场竞争。例如，在2005年《公司法》修订过程中，放宽了对公司成立条件的限制，允许设定“一人公司”、全资子公司，进一步降低了公司成立的最低资本要求，允许出资人分期缴纳，出资的方式也更加灵活，这都有利于新办公司，促进经济发展。此外，为了实现资本信用和个人信用的有机结合，发挥个人的创造力，我国民法在传统的自然人、法人之外，明确承认合伙企业等其他组织的法律主体地位，合伙企业法承认了特殊的普通合伙、有限合伙等新型企业组织形式。二是市场主体的退出机制。企业破产法确立了优胜劣汰机制和陷入困境企业的挽救制度。破产制度是指在债务人无力偿还债务的情况下，以其财产对债权人进行公平清偿的法律程序。众所周知，市场经济就是竞争经济，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必须遵循优胜劣汰的规则，只有通过破产制度才能促使企业在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198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企业破产法（试行），2006年通过了企业破产法，该法的特点表现在：第一，扩大了适用范围，将其适用从原有的国有企业扩展到所有具备法人资格的企业，并可以参照适用于企业法人以外组织的破产清算。第二，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企业破产和重整机制。其不仅完善了破产程序，而且通过建立重整、和解等程序，使资不抵债的企业获得复苏的机会、促进经济的发展。有利于贯彻“早发现、早治疗”的思想，从而建立早期防治企业困境的法律机制。第三，进一步强化对债权人的保护，通过设立破产管理人取代过去的由政府组成清算组对破产企业进行清算的做法，设立债权人会议、对逃避债务的行为进行惩戒等措施，有效的防止了“假破产，真逃债”。

（二）维护市场交易秩序的法律制度

有关维护市场交易秩序的规范性文件，如合同法、担保法、拍卖法、海商法、票据法、证券法、信托法、招标投标法、产品质量法、广告法、政府采购法等，这些法律为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因为法治对市场的重要作用在于，“约束经纪人行为，其中包括产权界定和保护，合同和法律的执行，公平裁判，维护市场竞争”[5]。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合同法。合同法是直接调整平等主体之间交易关系的法律，其提供了市场平等主体在交易中需共同遵守的规则[6]。合同法是直接调整平等主体之间交易关系的法律，其提供了市场平等主体在交易中需共同遵守的规则。其他法律则是对某些特殊主体（如政府采购法）、某些特殊标的（如证券法、票据法）或者某些特定交易形式（如拍卖法）等的特别法。2010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审理的约1171万案件中，仅合同纠纷就已达到3239740件[7]。这些案件大多都需要依靠合同法来解决纠纷。我国合同法的主要特点在于：第一，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中外学者普遍认为，我国合同法是一部比较先进的法律，很大程度上就表现在该法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情况，并借鉴了两大法系的最新成果。例如我们在买卖合同这一章的很多规则都是借鉴了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规定，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而订立的。第二，体现了鼓励交易的市场经济的内在需要。市场由无数的交易构成，我们要促进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促进社会财富的迅速增长，归根到底是要鼓励交易。所谓鼓励交易，主要是指合同法应当按照交易的内在需要，鼓励当事人订立合法的合同、努力促成合同的成立并生效、充分保障合同的履行和合同目的的实现。第三，充分尊重当事人的合同自由，同时保护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弱势一方，强调维护消费者的利益。合同法的目的不是代替当事人订立合同，而只是在当事人不能通过合同对自己的事务作出很好安排的情况下，合同法才为当事人作出安排，如果当事人已经作出很好的安排的话，合同法尊重当事人的选择，当事人依法享有自由决定是否缔约、选择缔约伙伴、确定合同内容、决定合同的变更和解除等权利。在交易中，消费者等弱势群体的利益也需要特别的保护，所以合同法同时也强调了对格式条款的限制、对霸王条款的防范。第四，合同法充分贯彻了诚实信用的原则。诚信原则不仅仅体现了许多民法规则的价值，而且法官可以根据这个规则来解释法律、作出判决。尤其是在实践中，诚信原则还体现为具体的行为规则。在市场经济社会，要构建市场经济秩序，必须要讲诚信。如果当事人一方不是诚实守信的，那么，即使合同再完美，也不可能得到严守，所以，诚信才是合同能够得到严格履行的基础。这也是我国合同法特别强调贯彻诚信原则的原因。

（三）确认和保护财产权益的法律制度

该类法律可以分成两个方面：一是确认和保护有形财产权益的法律制度。马克思《资本论》讲到，“要使这种物能当作商品来相互发生关系，商品监护人必须当作是自己的意志存在这种物内的人，来相互发生关系，以致一方必须得他方同意，从而，依双方共同的意志行为，才在让渡自己的商品时，占有他方的商品”[8]。这种对物也即有体物享有的权利，即物权。在物权法律制度方面，我国先后制定了民法通则、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担保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法、企业国有资产法、物权法等重要法律。其中，物权法作为保护财产权最为基本的法律，其确立了我国的物权法律的基本制度。物权法是一部维护国计民生，全面保护人民财产权利的法律。它充分反映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遵循平等保护物权的市场法则，强化国有资产保护，贯彻现阶段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规范了现实生活中群众最为关心的问题。在财产权益的确认和保护上，其具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物权法第一次以基本法的形式确立了平等保护原则，在法律上宣告公私财产应当同等保护，从而奠定了我国法制的基础。按照平等保护原则，所有的财产都是神圣的，所有的物权都是排他的，所有的物权都应该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第二，物权法完善了征收征用制度。在物权法中，规定了征收征用适用的三个条件，即公共利益、依据法律的权限和程序、依法给予充分补偿；物权法明确了征收的主体是政府而不是开发商，物权法确认了对城市房屋拆迁的合理补偿原则，以及对农村集体土地征收的合理补偿原则。物权法的规定为新的拆迁条例（《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制定和实施确立了基本的原则。第三，物权法第一次在法律上确立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明确了业主委员会等的地位，明晰了车库、车位、绿地、道路等的归属规则，确定了物业公司与业主相互之间的关系，解决了长期困扰民众的物业纠纷问题。第四，物权法第一次明确规定了住宅用地使用权到期后自动续期的规则，从而给老百姓吃了一颗定心丸。至于住宅建设用地续期后，是否支付土地使用费，该问题关系到广大群众切身利益，需要慎重对待，物权法对此未作规定，届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再作慎重考虑。确认和保护无形财产权益的法律制度。这主要是指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我国已经先后制定了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为知识产权提供法律保护。在这一方面，我国法律制度具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努力实现与国际接轨。尤其是在加入了WTO以后，我们根据WTO的规则，全面修改我国知识产权法律，符合了时代的要求。第二，体系较为完备。除了三个重要的知识产权法律以外，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合同法等法律中都有保护知识产权的内容，此外，我国还制定了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等行政法规。应当说，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所保护的范围是较为全面的。第三，保护程度较高。我国虽然是发展中国国家，但是就法律规则来看，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标准还是比较高的，例如我国已经将WTO规则和TRIPs协议中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措施完全引入了我国，可以说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已经达到了国际水平。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建立，也极大地鼓励了我国的技术进步和创新。例如，到2006年，我国专利申请总量已突破300万件，数量升为世界第一，而到了2010年我国国际专利增速也达到了世界第一[9]。随着人类进入知识经济时代，鼓励技术创新、增加知识存量、促进经济发展，都对知识产权制度的完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未来的科技竞争实际上就是知识产权竞争。尤其是在我国，不缺“中国制造”但缺“中国创造”。我国出口商品中90%是贴牌产品，缺少自主知识产权，缺少世界知名品牌，我们不得不更多地依靠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换来微薄的利益，成为低端产品的“世界工厂”。这种发展模式是难以为继的。因此，必须通过推进知识产权发展战略，加快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四）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的法律制度

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因为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导致市场失灵，垄断、不正当竞争也会损害市场的正常发展，市场的发展也可能会带有一定程度的盲目性、无序性，如不加以规范，会导致发展的不平衡和两极分化，破坏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例如，在食品安全领域，出现了大头娃娃、三鹿奶粉、瘦肉精、染色馒头等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表明一些不法商人为追逐利润，完全置法律和道德而不顾，所以对市场采用放任自由、放松监管，显然是无法保证市场秩序正常发展的。早在十九世纪，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穆勒就提出了应该在市场逻辑之下通过法律干预“安排好‘公共物品’的供给”。[10]如果把放任自流的市场比作一匹脱缰的野马，那么法律对市场规制和监管的作用就是要给野马套上缰绳，但缰绳并不能够替代野马本身[11]。正是因为这一原因，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法方面制定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产品质量法、价格法、预算法、个人所得税法、企业所得税法、税收征收管理法等一系列经济法律。保障了政府依法间接宏观调控和适度干预经济，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在这些法律中，反不正当竞争和反垄断法是其中最为基本的法律，尤其是反垄断法被称为“经济宪法”。反垄断法是市场竞争的基本法，是经济法的核心。反垄断法在市场经济国家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美国被称为“自由企业的大宪章”，在德国被称为“经济宪法”，在日本被认为是“经济法的核心”。应该说，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没有竞争就没有市场，没有反垄断就没有真正有效的竞争，实行市场经济离不开反垄断法。通过反垄断法对市场的干预，不仅可以制止和减少市场垄断、推动市场竞争，也有助于促进技术的创新[12]。我国于2007年通过了反垄断法。我国反垄断法的主要特点：一是法律明确定义了垄断行为，并重点调整三类具体的垄断行为，包括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经营者集中。二是对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进行了规制。三是对外资并购境内企业或者以其他方式参与经营者集中，确立了反垄断审查与国家安全审查相结合的制度。四是确立了比较合理的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制度。五是确立了分工明确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包括反垄断委员会以及承担反垄断执法职责的机构、职权。六是明确了垄断行为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包括民事、行政和刑事法律责任。反不正当竞争法是反对企业以假冒、虚假广告、窃取商业秘密等不正当手段攫取他人竞争优势，其前提条件是市场上有竞争，其目的是维护公平竞争秩序，保护合法经营者和消费者利益。因此反不正当竞争法可简称公平竞争法，它追求的是公平竞争。反垄断法主要禁止垄断行为，有的国家也称之为限制竞争行为，通过对垄断和限制竞争的规制，使市场保持竞争态势，保证市场上有足够竞争者，保证消费者的选择权[13]。反垄断法从而可简称为自由或有效竞争法，其目的是保障企业在市场上自由参与竞争的权利，提高经济效率，扩大社会福利。

社会主义经济法律制度形成的经验和主要特色

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发展的进程来看，其核心经验在于：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形成的根本保证，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不断完善的力量源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形成是我们党对执政规律科学认识与总结的结果，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结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因为我们党运用法律手段引导和规范社会经济活动，建立并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我国才在短时期内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西方国家法治发展历史比较长，但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始终处于缓慢的自发形成的过程。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西方国家奉行完全的自由主义，形成了民法的契约自由、所有权绝对和责任自负这三大原则。到十九世纪末期和二十世纪初期，国家在市场经济中的调控作用不断加强，在民法中三大原则开始改变，对意思自治的限制逐渐产生，并且在民法之外的经济法律制度逐渐形成并完善。而西方的商事法律制度，也是在商事实践过程中，经过数百年，逐渐形成和完善的。但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构建在短时期内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可以讲，我们用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一二百年的历程。我们先形成了市场经济法律体系，而后才形成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所以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因为执政党自上而下的推动而形成的。在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中，立法机关适应时展的新形势、新课题、新任务，顺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新要求、新诉求，而不断完善立法。例如，在“十一•五”期间，民生立法既是立法机关的重点，保障民生的强化是立法的一个重要亮点，民生立法很大程度体现在我们注重了对私权的保护。比如《物权法》的颁布，就是注重了对老百姓财产权的保护。在立法过程中，也通过民主立法和开门立法的方式，最大限度地反映民意、集中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在这个渐进的过程中，我们始终按照改革开放的需要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整体目标，逐步推进，逐步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法律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回顾其形成过程，可见它的特征主要表现在：

1.本土性。这就体现在“社会主义”四个字之上的。应当看到，我国在从“无法可依”向“有法可依”的转化过程中，没有像一些国家那样完全照抄照搬国外立法，而是立足于中国的需要，立足于改革开放的需要，立足于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由于我们强调本土性，使立法任务更为艰巨，但是这进一步保障了立法的质量。确保了立法反映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并能够针对这一需要而解决实际问题。从而保障了实践性、实用性和具体针对性。

2.人民性。人民性首先体现在我国的立法目标和宗旨就是为了反映人民的意愿、实现人民的目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立法为民，这也是我们最大的特色。在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中，立法机关适应时展的新形势、新课题、新任务，顺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新要求、新诉求，而不断完善立法。

3.完整性。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就是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起着支架性作用的法律制度已经制定出来，这就使得法律在总体上保持了和谐一致。迄今为止，我们已经基本构建了市场经济的法律框架，确立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规则。我们已经构建了一个私权的体系以及相应的保护机制。第四，时代性。一方面，与时俱进不仅仅是党和国家政策基本精神，而且也应当是国家法制发展的指导思想。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是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而不断发展的，它与改革开放相伴而生、相伴而行，即反映和确认了改革开放的成果，也为改革开放的发展留下空间。另一方面，为了保持时代性，凡是体现人类文明发展共同成果的、国际通行的规则和惯例，我国进行市场经济立法时要注意与其必要的衔接。凡是外国市场经济立法的成果和经验，对于该国是比较好的同时也适合我国的情况和需要，应该大胆学习；对于该国是比较好的但并不适合我国的情况和需要，不能简单照搬[14]。第五，开放性。也就是发展性。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完善的。尤其是我们正处于一个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经济仍然不断在发生变化，需要立法适应社会的需要而不断发展建设完善。只有注重体系性，才能够使我们的法律不断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完善

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实际上就是要回顾我国法制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的历史进程，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明确今后的任务。这对于加快推进我们的法制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建立后，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功德圆满、万事大吉，必须看到，我们的法律体系是动态的，应当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而不断与时俱进。从立法层面来看，首先需要加快民法典的制定。尽管在民事领域，我们已经制定了一些起着支架性作用的民事基本法律，例如民法通则、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等等，但因为没有一部民法典，使得立法仍然欠缺体系性，影响了法律的准确适用。制定民法典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第一，通过法典化实现民法的内容和体系的完善。法典化实质就是体系化。法律体系这个概念本身还没有完全解决每个法律部门内部自身的体系性问题。由于没有民法典，所以从民事立法内部来看，体系化程度仍然不高。例如，许多新的民事法律在颁布之后，都修改了原来的规定，但是也没有具体列出哪些规定被修改，造成在实务中适用的困难。如果有法典，则这一问题将得到解决。法典化就是体系化，正是借助于民法典的制定，可以进一步完善民法自身的内容和体系。第二，在法律适用中有助于资讯集中、方便找法。所谓资讯集中，只要手上有一部民法典，那就可以包含最为基本的裁判规则。第三，统一规则、完善私权保护制度。我们现在虽然已经制定了一些民事基本法律，但是还有必要制定一部人格权发，针对公民的名誉、肖像、隐私、生命健康、个人信息资料、网络环境下个人人格权等实施全面保护。我们有了一部全面保护老百姓财产权的物权法，有一部保护交易规则的合同法，还有一部全面保护受侵害民事权益的侵权责任法，现在还需要一部全面保护老百姓人格权益的人格权法。法为人而立，非人为法而生。我们制定法律，最终都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福祉，最终都是为了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最大化，制定民法典，就是为了最大限度的保护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的财产权益和人身权益。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有关社会保障方面的立法，努力克服因为市场失灵、个体禀赋差异等引发的社会矛盾，通过强化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以及解决社会群体的生老病死等后顾之忧，努力缓解分配不公的矛盾，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法谚云：“法律不重诵读而重解释”，“法无解释不得适用”。在法律体系形成之后，法治建设的重心应当从注重立法转向注重解释和适用。

在各种解释中，首要的是立法解释。所谓立法解释，是指立法机关依据其立法权对于成文法进行的有权解释。从立法学的角度来看，除法律另有授权外，应当遵从谁制定、谁解释的原则。立法解释在性质上仍然是立法活动的组成部分，立法解释活动是立法权的延伸，是完善和发展法律的方式。就立法解释而言，其主体是立法机关，具体体现为立法机关行使立法权的行为。在立法解释完成以后，立法解释本身成为法律的一部分，也应当成为法律解释的对象。立法解释具有普遍的拘束力，而且具有与被解释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同等的效力。立法解释具有主动性，在颁布法律之后，立法机关可以根据社会需要主动作出立法解释。何时进行立法解释，针对何种法律规范进行解释，都可以由立法机关自主作出确定。

从我国立法来看，为了适应我国尚处于转型时期的历史需要，立法者采用了“宜粗不宜细”的做法，因而部分法律条文的规定较为原则、抽象。随着相关条件不断成熟，立法机关也可以主动根据社会需要对其具体内涵作出解释。从实践来看，虽然在民事领域，立法解释运用得较少，但已有的立法解释也发挥了统一法律理解尺度、克服某些规范的模糊性和抽象性的作用。除了要进一步加强立法解释之外，还应当进一步根据时代的需要及时开展法律的修改工作，及时补充和完善相应立法。法律的生命在于适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以后，我们还应当将重心放在法律的适用上，从法制建设事业来看，立法成就巨大，但法律适用任重道远。例如，食品安全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是有法不依而不是无法可依的问题。我们已经基本解决了“有法可依”的问题，但“有法必依”的任务更为艰巨和繁重，需要我们进一步保障司法公正、建设法治政府、强化法律监督。在各种法律适用活动中，司法处于核心地位，因为司法是纷争的最终解决机构，也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公正司法是法治的根本之所在，法律能否真正地发挥功效，主要是通过司法的运作来实现的。德沃金教授有句名言：“法院是法律帝国的首都，法官是帝国的王侯”[15]，这不仅是判例法传统严守的格言，其对成文法传统具有同样的启示意义。为此需要进一步推进司法改革，保障司法公正；此外，也需要进一步加强普法宣传和教育，在全社会形成学法、懂法、用法的社会风尚，为早日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奋斗。

作者：王利明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