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9年以来城市现代化和城市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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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作为同一历史进程的两个方面，城市现代化与城市化本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但由于现代化启动并发生于特殊的历史时代，1949年以来，中国的城市现代化与城市化经历长期的曲折反复，两者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并呈现出不同的特征，直至改革开放以后，城市现代化与城市化才最终走上相互协调的良性发展轨道。

【摘要题】现代社会史研究

【关键词】现代化/城市现代化/城市化

【正文】

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的重要空间载体，城市在现代化进程中始终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中心作用。同时，作为同一历史进程的两个方面，城市现代化又与城市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点，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传统城市异常发达、近代以来又有独特发展经历的国家而言，显得尤为突出。笔者拟从现代化的角度出发，通过不同阶段、不同历史时期的特征分析，着力探讨1949年以来中国城市现代化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及其演变。

一、城市现代化与城市化的一般关系

由于起步较早，目前有关城市化的研究已相当深入。就什么是城市化而言，各学科纷纷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界定，经济学家强调从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的转变，社会学家强调社会生活方式从乡村向城市的转变，地理学家则强调人口由乡村向城市的迁移等，众说纷纭。尽管不同学科的定义有较大差别，但目前国内学术界都普遍承认城市化始自于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机器大工业的发展是推动城市化的根本动力。[1]同时，对于城市化的主要内容，达成普遍共识者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即城市人口的增加和城市人口比重的提高、城市空间规模的扩大、城市数量的增多以及城市生活方式向农村的扩散等。

与城市化概念相比，由于以前研究较少，所以目前国内当代城市研究的学者们对有关城市现代化这一概念的界定主要是以现代城市发展的趋势为参照，对城市现代化应有的内容进行描述与总结，如有学者便从其所涵盖的范围上认为，城市现代化主要包括城市制度组织和社会控制的现代化，城市功能与城市结构的现代化，城市建设的现代化，以及文化、心理及思维方式等方面的现代化。[2]另有学者则从生产力发展、技术发展进步方面对这一概念作了界定，“城市现代化就是指在现代生产力变革过程中，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环境质量的不断改善，城市人口素质的提高，文明道德观的培育。一句话，城市现代化就是城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提高与变革的过程。”[3]

以上的概念界定都从各自的角度指出了城市现代化的特征所在。除此之外，笔者认为还应该从历史的角度着手对传统城市与现代城市的种种不同进行分析比较以探究城市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只有从历史的发展、变迁角度出发对城市的结构、功能的演变、城市与区域的关系及城市在区域中的地位、作用进行长时段考察，才能对城市现代化有更为全面清楚的认识。从中国城市发展的历史特征及近代以来的转型变迁来看，中国的城市现代化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首先，城市由消费中心向生产中心、经济中心转变。从功能上讲，中国古代的城市主要是政治、军事中心，“城市的繁荣，或者宁可说它的存在，完全是靠政府的地方性支出”。[4]因此，城市的消费性、依附性特征非常明显。工业革命以来的大机器生产使城市突破了乡村与自然的局限，真正成为财富与价值的创造中心，工业也成为不断推动城市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其次，城市由单一功能向多功能转变。中国古代的城市几乎都是各级政权的政治、军事中心，虽然宋代以后有所突破，但仍未突破自然经济的局限。近代以后，尤其是大城市，往往发展成为多功能综合中心城市。除了政治功能外，近代以来的城市既成为包括制造、金融、贸易、交通枢纽功能在内的经济中心，又成为科技、教育、文化中心。第三，从城市与区域的关系而言，城市现代化与乡村现代化相辅相成。正如有学者所指出，“正是在民族这个层次上，现代化过程的各个方面才被看做是集合在一起的。”[5]因此，现代化绝不是城市现代化的单向突进，而是城市现代化与乡村现代化的相互协调，共同发展。离开了乡村的现代化发展、进步，城市现代化就会由于失去了广阔的地域支撑而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第四，与中国传统时期城市的相对封闭不同，城市越现代化，其开放度则越高。随着城市结构、功能的现代化转变，作为现代国家有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更好地实现其经济中心的功能，现代城市必须不断地与外界发生信息、资金、人员的交流。只有通过这种物质、能量的不断输入和输出，城市才能始终保持活力。

作为同一历史发展进程的两个方面，城市现代化与城市化都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西方国家的一般经验来看，城市现代化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作为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现代化与城市化都是以工业化为前提与动力。一方面，工业化推动着城市结构、功能的不断更新，使城市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现代化程度都不断提高；另一方面，工业化使城市产生了巨大的聚集能力，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城市的同时，使“村镇变成了小城市，小城市又变成了大城市”，[6]城市功能越来越复杂，从而使城市化程度不断提高。其次，城市现代化与城市化是同一进程的两个方面，它们既互相促进，又相互制约。一个城市的现代化程度越高、经济功能越多，其聚集和辐射的能力也越强，因而也就越容易吸引人口进入城市，其推动城市化的能量也就越大，相反，一个城市现代化程度越低，越是封闭及其经济功能越单一，则推动城市化的能力越弱；与此同时，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市化程度越高，则城市的聚集和辐射能力越强，城市中的劳动力市场与消费市场也越大，也就越有助于促进城市工业、商业、金融、保险、交通运输等第三产业的发展，从而越能推动城市经济功能的多样化和城市现代化程度的提高。

但是，从20世纪中国城市的发展历程来看，由于现代化起步并推进于独特的历史环境，中国的城市现代化与城市化在不同历史阶段都有着更为复杂的关系，从而使中国的现代化、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都呈现出独特的历史发展轨迹。

二、1949年以来城市现代化的单向突进与“超前发展”

1949年以前，由于中国的城市早期现代化与城市化都发生于半殖民地化、半封建化与半资本主义化并存的特殊背景之下，近代以来的城市早期现代化在沿海沿江开埠城市较为明显地推进的同时，其他大部分传统行政中心城市到了近代以后都普遍呈现衰落或发展停滞的状态。这种城市早期现代化的畸形发展导致近代中国由城市的强大集聚效应所带动的城市化动力严重不足。另一方面，由于长期的战乱、灾荒以及军阀、地主的残酷剥削掠夺所造成的农村衰败、破产所造成的畸形城市化却十分明显。无论是新兴通商口岸城市还是传统行政中心城市，其城市人口的非正常膨胀都达到前所未有的地步。由农村破产导致的过度城市化造成了农村劳动力的大量流失，从而使农业生产力不断下降，通商口岸城市的早期现代化也更难以得到内陆腹地的支持，这便对通商口岸城市早期现代化进一步发展造成严重阻碍。另一方面，这种过度城市化既超过了沿海城市现代化程度较高的通商口岸城市的吸纳能力，更使城市现代化长期停滞不前的传统城市难以应付，从而造成了严重的城市社会问题，除失业问题日益突出以外，消费性人口的恶性膨胀、社会治安混乱、物价高涨以及交通拥挤、住房困难等都使城市既成为富人的天堂，又成为穷人的地狱，这种种的城市社会问题都导致了近代中国城市现代化畸形性的加剧。因此，近代中国的城市现代化与城市化处于双重畸形状态。

1949年是20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分期。新中国的建立，不仅使中国从此可以独立自主（同时也相对封闭）地推动自身的经济发展与国家现代化，而且在强大的中央集权之下，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计划经济体制，并使中国政治力量左右经济社会发展的传统在建国后的城市发展和国家现代化中所起的作用发挥到极至。这种种的变数使20世纪中国的城市现代化与城市化及两者之间的关系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质变。这种质变除表现为城市现代化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与区域不均衡性被逐渐纠正外，还表现为城市现代化在单向突进、“超前发展”的同时与农村发展脱节，从而对建国以来的城市化进程造成深远的影响：

首先，城市现代化的单向突进使城市的吸纳能力大为降低，城市化进程受到阻碍。如上所述，城市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城市由单功能向多功能转变，尤其是大城市更为明显。城市已不再仅仅是单一的政治中心、军事中心、文化中心，而是在继承传统的政治中心、军事中心基础上的集多功能于一身的包括制造、金融、贸易、交通枢纽功能在内的经济中心以及科技、教育、文化中心等等。因此，一个城市的现代化程度越高，其功能也就越多，其所能发挥的综合集聚、辐射效益也就越强，对区域的影响也就越大。建国以后，在推动城市现代化与城市改造的过程中，无论是传统城市的“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还是近代以来新兴城市的“充分利用、合理发展”，都更注重城市的生产功能，而忽略甚至限制城市其他经济功能的正常发挥，“工业和商业比较，当然是以工业为主。那么，商业占多数的城市是不是要以商业为主呢？不，也要以发展工业为主。”[7]这样一来，城市工业的发展受到国家投资的大力支持。在城市生产功能迅速增强的同时，城市的其他经济功能却不断受到来自国家的限制与削弱，因此，城市的金融、贸易、流通功能丧失了进一步发展的内在动力。另一方面，建国以来封闭的经济建设环境在将中国的经济循环限制于国门之内的同时，迅速建立起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又使经济发展的条块分割与地区分割限制了国内不同地区间的经济循环，城市的金融、贸易、流通枢纽功能的发挥又丧失了进一步发展的外在环境。这些都导致建国以来我国城市现代化在工业方面的单向突进。

这种城市现代化单向突进的发展模式导致建国以来我国城市第三产业的发展缓慢，甚至趋于停滞、萎缩。1952年，全国每万人口中，有零售商业、饮食业、服务网点95.7个，1978年下降到13个；同期，平均每万人口拥有的服务人员从165.8人下降到63.1人。在全部职工中，从事第三产业人员的比重也呈大幅度下降趋势，从1952年的60.2%下降到1978年的36.7%。[8]这不仅不利于以后城市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也限制了城市就业岗位的增加，从而使城市现代化对城市化的拉动能力大为降低。

其次，城市现代化的“超前发展”使城市化进程受到越来越严格的限制。从本质上讲，作为城市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工业的快速发展与工业化是拉动城市化的重要动力。实际上，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百废待兴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补偿性”工业化使轻重工业都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在全国各地迅速掀起了城市化的高潮。1949年中国城市人口只占全国总人口的10.6%，到1957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就迅速上升到15.4%。[9]但是，1958年以后，随着“补偿性”的工业化告一段落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城市化受到了越来越严重的阻碍。

从世界范围来看，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进步使城市现代化的工业动力也呈不断演进的趋势，在工业化初期，由于资本的相对稀缺，主要形成以纺织业等产业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经过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大量发展，积聚起大量资金、技术和对重工业产品产生越来越大的需求之后，再转向以资金密集型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化中期。这是一个自然升级的过程。但在我国，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为迅速摆脱落后的农业国状态，以及为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等原因，新中国成立之初便确立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重工业成为国家计划投资与城市工业发展的主要方向，“二五”以后重工业更成为国家经济建设的重中之重。从“一五”至“五五”期间，轻工业在国家建设投资比重中始终没有超过7%，最低时的1963～1965年期间仅占3.9%，而重工业除“一五”期间为36.1%以外，其他时间都一直在45%以上，“二五”期间甚至高达54%。[10]

以追求经济高速增长为主要目标的重工业导向发展战略使得到我国城市现代化“超前发展”，工业脱离了劳动力剩余和资金短缺的客观实际，向着资本密集型而不是劳动密集型的方向发展。1957年轻、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分别为51.66%、48.34%，而到1978年则变为42.68%、57.32%。[11]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过度发展必然产业“资本排斥劳动”的内在机制，造成资本形成要素中短缺的资金对过剩的劳动力的替代和排斥，非农产业部门在产值比重增加条件下就业增长缓慢，据统计，1952～1977年间，工业净产值占国民收入的份额上升了27个百分点，而工业就业份额只上升了9.4个百分点。重工业的优先发展造成城市现代化对城市化的排斥，城市不仅难以吸收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甚至连城市本身的就业问题也难以解决，以至出现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城市人口多次向乡村反向流动的“反城市化”现象。同时，为平衡地区发展，在经济非常落后的西部地区也大力推动重工业发展。但是，由于这些地区产业体系不发达，社会分工程度低，生产联系薄弱，交通不便，这些现代大中型工业企业不仅彼此之间缺乏有机联系，而且对区域经济的影响也仅限于厂区一片，嵌入式的工业发展所带来的城市现代化“超前发展”使城市未能成为推动周边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中心，其所能引发的地区城市化更为有限。[12]

在城市现代化单向突进的同时，为了实现最大限度地从农民手中获得低价的农产品，维持限定的城市人口低工资和低消费，以得到更多的剩余来获得积累发展城市工业，国家采取了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战略，通过制定并推行各种措施以最大限度地获取农村剩余用于城市工业的发展。比如，通过统购统销制度这种不等价的交换关系，人为地维护和扩大了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据统计，1952～1986年，国家通过“剪刀差”从农业中隐蔽地抽走了5823.74亿元的巨额资金，加上农业为国家缴纳的税收1044.38亿元，两项合计6868.12亿元，约占农业所创产值的18.5%。[13]由此而导致城乡之间差距越来越大，城市对农民形成了强大的诱惑力。但是，由于城市现代化的“超前发展”，难以吸纳过多的农村人口，为了保障城市的低成本发展而避免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大量流动而引发“假城市化”，国家先后颁布了一系列的政策、法令，通过户口制度、粮油供应制度、劳动用工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自然流动，从而使城市化受到前所未有的严格限制，并最终形成了僵化的城乡二元结构。其结果则是1949年以来我国的城市化远远滞后于工业化与城市现代化进程，1980年发达国家城市化水平为72%，欠发达国家为30%，而我国仅为17%。不仅低于欠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而且低于许多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反过来，广大农村的贫穷落后与城市化水平的长期滞后又进一步强化了城市现代化的长期“单向突进”式片面发展。当然，这种城市现代化与城市化的脱节也使我国为之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三、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现代化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

很明显，改革开放以前单向突进与超前发展特征十分明显的城市现代化是以牺牲广大农村利益为代价的。1978年以后，随着农村普遍推行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及同时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极大地刺激了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而农业生产力的提升又使农业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多，大量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和城市化就变得越来越迫切。因此，在旧的二元结构（城市搞工业、农村搞农业）被打破之后，我国开始形成城市工业化与农村工业化并重的双重工业化格局，以小城镇为主要载体的城市化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城市化的主要推动力。

虽然改革开放之初的那种“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式以自发型农村社区工业和农民私营工业为基本动力的农村工业化，是在“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和“三就地”（就地取材、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的框架下进行，但是，农业生产力的解放和农村工业的发展却带动了农村商品经济的繁荣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为农村地区的城市化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在“三就地”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乡镇企业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必然不满足于在农村发展工业所必然面对的基础设施、资金、信息流通方面的局限。因此，1984年以后，随着农村小城镇有条件向农民开放，这种自发性就地发展起来的农村非农产业便开始更多地向小城镇集聚。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这种自下而上的城镇化大大调动了各种民间力量的积极性，通过行政职能导向、本地资源开发、商品集散流通、工贸结合等形式，中国小城镇获得强劲的发展动力，从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迅速发展。而小城镇工业、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又使城市现代化的经济中心性、多功能性、开放性及城市现代化与乡村现代化的协调互动等都在各地的小城镇得到部分的实现。在小城镇的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同时，小城镇在增加农村非农产业收入、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方面也显示出巨大的能量，由此而出现以小城镇为基础的城市（镇）化趋势在我国得到大大的加强，小城镇成为推动我国城市（镇）化的主要动力。1980年时中国共有建制镇2600个，1985年增加到6600个，而到1997年底中国建制镇的数量已发展到16702个，10多年间城镇数量竟增加了6倍多。同时，1982年和1990年两次人口普查的结果也表明，小城镇“在吸纳农村流动人口方面的能力不断增强，全部城镇吸纳农村人口的比重上升较快，已成为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14]

与此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入和改革范围的不断扩大，1984年以后，中国的城市改革开始启动，从而又出现了以大中城市为载体的城市现代化与城市化共同前进的趋势。

首先，国内与国外、城市与城市、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封闭状态被打破。随着对外开放力度的不断加大，继1980年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四个经济特区和1984年把沿海14个城市作为开放城市之后，1992年中国开始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同时，新时期的开放不仅意味着对外开放，而且也意味着对内开放，“一个对外开放，一个对内开放”。[15]从而使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内与国外的封闭、国内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封闭都逐渐被打破。另一方面，市场取向的改革，打破了传统的计划经济的封闭运行格局，从体制上确立了各城市间相互开放的基础。这种开放既实现了城市间的优势互补，又在强有力的外部竞争下促成了各城市体制的变革、结构的调整与要素的重组，从而推动了城市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在城市开放、发展取得初步成效的前提下，党中央和国务院即着手创建城市与农村、城市与腹地间的新经济体制和新经济关系。1982年批准通过的“六五”计划中将中心城市作用的发挥作为一项长期的战略方针和改革的重要内容，明确地提出“要以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为中心，带动周围农村，统一组织生产和流通，逐步形成以城市为依托的各种规模和各种类型的经济区”。之后在全国推行的“市管县”行政体制进一步打破了以前的城市与农村相互封闭的状态，开始形成以经济发达的城市为中心，以广大农村为基础的城市与农村紧密结合、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新局面。城市与农村之间封闭状态的被打破，为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奠定了基础。

其次，改革开放以来轻工业的快速发展减弱了此前因重工业畸重的“资本排斥劳力”等现象所带来的城市化阻力。改革开放以后，针对前30年重工业超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中国开始重点扶持轻工业的发展，在能源、原材料、投资、技术改造、外汇、运输等方面实行“六个优先”的政策。从1978～1986年，用于轻工业的投资平均每年增长34%，大大高于同期重工业投资年均17%的增速。轻工业的迅速发展，逐渐改变了轻工业严重落后于重工业的局面。轻重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1978年的42.74∶57.26逐渐平衡到1990年的49.40∶50.60。[16]相比较而言，新发展起来的轻工业以劳动密集型居多，从而使城市吸纳人口的能力进一步增强。

第三，改革开放以后第三产业获得较大的发展。1978年以来的第三产业的发展可分两个主要阶段，1992年以前属于“补偿性”发展阶段。改革开放之初，由于历史欠账过多，1984年开始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迫切需要解决长期“先生产、后生活”所遗留下来的城市住房、交通、通讯及其他服务业严重不足的问题，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吸引了大量的农民进入城市，而城市中庞大的流动人口又进一步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发展，从而使第三产业的“补偿性增长”成为20世纪80年代拉动城市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第三产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由1980年的21.4%提高到1989年的32%。[17]1992年以后，城市第三产业的发展开始进入“跨越式”发展的新阶段。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展开，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大流通、大市场、大外贸、大金融推动了城市中商业、服务业、金融业、交通通信业、科教文卫事业、旅游业、房地产业、市政公用业、信息咨询业及其他的各种第三产业都迅速发展。据统计，全国城市（地区）经济中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1991年为28%，1994年增加到34%，平均每年增加2个百分点。[18]第三产业的大发展，推动了城市由单一的生产中心向多功能综合中心转变，城市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同时，第三产业的大发展又使城市吸纳人口和推动城市化的能力不断增强。

这样一来，接过20世纪80年代以来小城镇推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接力棒，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乡镇企业资本与技术对劳动力的替代水平迅速提高，在乡镇企业与小城镇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量有所下降的同时，大中城市重新成为推动我国城市化的主力。大城市对农村人口的强大吸引力使1992年以后中国大地上开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民工潮”，在全国各大城市，尤其是东南沿海的广州、深圳、上海等大城市，出现了数以百万计的民工队伍。同时，在全国则形成了多达0.8亿～1亿人的以城市为目的地的流动大军。中国人口迁移和流动速度的加快及其规模的日趋扩大，使中国非制度性城市化水平大大提高。

基于农村工业化与农村商品经济发展基础上的小城镇现代化发展与大中城市现代化的全面推进大大推动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城市化进程，据统计，到1996年，中国城市化水平已由1978年的17%迅速上升到30%左右，而另据专家估计，实际城市化水平则已达到35%～38%。[19]中国的城市化已经进入了加速阶段。经过近代以来一个多世纪的曲折反复之后，中国的城市现代化与城市化终于开始走上了良性循环的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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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迪恩·C·蒂普斯：《现代化理论与社会比较研究的批判》，［美］西里尔·E·布莱克主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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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苏少之：《1949～1978年中国城市化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1期。

[9]《中国经济年鉴(1981)》，中国财经出版社1981年版，第3～7页。

[10]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3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年版，第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