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序格局从乡村版到城市版以迁移者城市就业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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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以往的城市流动人口研究中，人们习惯于把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视为经典，本文则对差序格局理论在城市研究中的适用性进行了反思。笔者在“乡村版”差序格局的基础上，提出了“城市版”差序格局这个分析框架。笔者还采用网络关系分析理论和方法，对北京和深圳迁移者的就业情况进行了调查，丰富了差序格局理论。

「关键词」差序格局/迁移/就业

引言：问题的提出与调查资料

上世纪80-90年代，外出打工的农民发展为“民工潮”，外出打工被看成是无序的、盲目的人口流动。现在，外出就业已成为一种重要的经济和社会活动。

在各种迁移就业或创业现象中，人们一般以为迁移就业是纯粹的个人行为，每个迁移者都是独立行动的，总体上是分散的、凌乱的。笔者则认为，可能有某种内在的规则在驱动着这些迁移就业的人潮，这是值得人类学者探究的。

本文建立在这样一些研究设问之上：迁移到城市的流动人口在其就业过程中，是如何利用和开发自己的社会网络关系的？而这些社会资本又是如何影响其自身的适应方式的？从学理上看，费孝通经典的差序格局理论是否可以完全说明迁移者在城市就业中运用社会网络关系这种社会资本的情形呢？

本文的调查资料来源于2001-2002年在北京市和深圳市采用问卷和访谈两种方法对200多位迁移就业者的调查。这项调查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2001-2002年资助的一个重点课题，题为“城市适应模式——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社会和经济适应”。该课题组由笔者主持，成员包括色音、刘小珉、彭雪芳等3位。2002年6月，经过两年的努力，课题顺利结项，最终成果是张继焦等撰写的《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在城市中的“适应”问题调研报告》。（注：在此，笔者对课题组各位成员的积极努力，金烨、解立红、宝山、南快、陈延超、周毛草、苏发祥、朱向春等人所做的调查以及各位受访者的合作，一并致以感谢。）

一、差序格局理论及城市流动人口相关研究成果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指出，中国人传统的社会网络是以血缘、亲缘和地缘为纽带，处于社会关系之中的人就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产生的一圈一圈的波纹；在这样的网络中，每个人都是一个中心，他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仿佛扩散开来的一个个圈子，体现出社会关系的亲疏程度。这就是著名的差序格局理论。（注：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重印版，第24-30页。）

在差序格局理论的影响下，以往对城市外来人口的研究一般也是从血缘、地缘和业缘等同质性因素或角色、地位和身份等层级关系着手，来调查和分析城市外来人口的社会网络、自我认同和群体关系等问题。比如，王春光和项飚根据在北京“浙江村”的调查经验认为，在特定区域居住的外来群体不仅能够以血缘、地缘和业缘等为纽带形成相互的社会认同和关系网络，而且能够形成具有自治性质的社区生活。（注：参见王春光：《社会流动与社会重构》，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2页；项飚：《社区何为：对北京流动人口聚居地的研究》，《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6期。）还有的学者也认为，像“浙江村”这样的城市中的“村落”，是人口流动中一种社会组织和整合机制的创新，体现了通过城乡互动而实现的自治社区的特点。（注：参见周毅：《中国人口流动的现状与对策》，《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3期。）这类研究明显带有结构分析的特征，侧重于从社会结构中的层级关系出发，通过地位、身份和角色等概念确定研究对象在结构中的位置，并以此来界定和分析他们在特定社会安排中的关系和相互作用。

上述研究以差序格局理论为基础，从社会结构、社会分层、资源配置和组织机制等社会学和人类学的预设出发，把握农村外来人口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以及在社会互动和建构中的作用，对学术界在经验研究和理论探索上做出了有益的贡献，对政府管理也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决策建议和评估标准。

二、对差序格局理论在城市研究中的适用性的反思

毫无疑问，差序格局的说法对描述城市中的迁移就业者以初级关系（注：在人类学和社会学中，“初级关系”指的是人们的血缘关系或亲缘关系等。）为基础建立的社会网络，是贴切的。然而，在经济和社会处于转型期的城市环境中，如果生硬地照搬差序格局理论，则有可能使我们的研究变得简单化。从层级关系（如角色认同、社会分层等）入手进行研究，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梳理城市迁移就业者在社会结构和市场安排中的地位和作用，却有可能忽视其中的许多规则和因素。其理由有四：第一，迁移城市的就业者作为“新来者”，在面对“陌生”而又“新奇”的城市世界时，既会有一种“文化震撼”（culturalshock），又会感到焦虑不安。对来自农村或小地方的新移民来说，都市是一个未知的、捉摸不定的世界。以血缘、地缘和业缘等为基础的纽带关系，是外来者最可靠的社会基础，也为他们在城市中实现基本的生存提供了条件。但是，他们不可能只生活在熟人圈里，他们还需要按城市的规则建立新的就业、投资和经营等关系，以及建立朋友、婚姻、交换等关系。

第二，进入城市环境中的就业者所面临的，不再是单一的、均质的和稳定的农村社会关系，而是复杂的、异质的和多变的社会关系网络。2001年本课题组在北京的调查中发现，有些少数民族迁移者从家乡来到城市工作和生活之后，社会经济交往方面的侧重点与在家乡时相比，已经有了一定的变化。例如：在社会交往方面，蒙古族在家乡时，最看重的是交情，而来京后发现城里人在交往上最看重的是“上下级关系”，于是就把自己以前最看重的“交情”移到第二位；藏族和傣族在家乡时，最看重的是“亲戚关系”，他们发觉城里人在交往上最看重的是“交情”，于是就感到需要调整自己的交友观念。进入城市的迁移就业者原来的那些社会联系大都留在遥远的故乡，他们原来所遵循的价值观和伦理规范也变得愈来愈不合实际。为了在城市里生存和发展，他们必须和“陌生人”打交道，必须不断建立新的社会联系和关系网络。

第三，到城市中就业的少数民族必须主动参与跨民族的交往活动。在以汉族为主体的城市中，以行政体系、商业联系和个人关系等为纽带，形成了汉族与不同民族的人际关系网络。这些网络是一种无形的资源，可以从中获取信息、资金和机遇。那些进入城市中谋求发展的少数民族，必然设法与这些网络发生联系。一个人无论来自什么地方，属于什么民族，想要与这个关系网结合，就必须接受某些规矩，比如政治上的行为方式、经济上的契约观念以及城里人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上的通用语。在这些规矩中，有些是与本民族原有习惯不同的，这就需要改变自己的一些习惯；更多的则属于新生事物，需要不断学习。

第四，社会结构具有相当大的空间和变动弹性。（注：参见李培林：《中国社会结构对资源配置方式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张继焦：《市场化中的非正式制度》，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54页。）进入城市的就业者一方面在适应转型中的城市社会结构，另一方面也在社会结构中具有较大空间和变动弹性的地方，建构新的关系网络结构。这种关系网络具有开放性和功利性，它会形成一种潜在的力量，不仅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而且会从深层次上影响资源配置方式、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体制改革。

三、差序格局的“乡村版”与“城市版”

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主要是关于中国传统农村社会关系的，因此可称之为“乡村版”的差序格局。笔者则希望借助网络分析方法，发展出一个关于城市社会关系的差序格局分析框架，或可称之为“城市版”的差序格局。

“城市版”的差序格局是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美国学者格兰诺维特（MarkGranovetter）基于“劳动力市场镶嵌于社会结构之中”的观点，创造性地把人们之间的关系划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这种划分是基于人们之间互动的频率、感情强度、亲密程度和互惠交换等四个方面的尺度。他把朋友关系看做强关系，把一般的相识看做弱关系。强关系存在于本群体内部，而弱关系则存在于不同群体之间。他认为，从信息传递角度分析，在美国白领的求职过程中，弱关系的作用比强关系更大一些。（注：参见MarkGranovetter，"TheStrengthofWeakTies，"in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vol.78：1360-1380，1973；MarkGranovetter，GettingaJab：AStudyofContactsandCareers.UniversltyofChicagoPress，1974.）边燕杰沿着格兰诺维特的思路对华人中的社会关系在个人寻找工作过程中的作用进行了研究。他指出：在华人社会里，强关系比弱关系更为重要。其研究结论来自1994年对市场经济体制下新加坡人求职状况的调查和1988年对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天津市居民求职状况的问卷调查。（注：参见BianYanjie，"BridgingStrongTiesBack：IndirectTies，NetworkBridge，andJobSearchinChina，"inAmericanSociologicalReview，vol.62，No.3，June1997；BianYanjieandSoonAng，"GuanxiNetworksandJobMobilityinChinaandSingapore，"inSocialForces，No.75，1997.）在格兰诺维特关于强关系与弱关系研究的“美国版”基础上，边燕杰提出了有创建的“华人版”。

“城市版”的差序格局是对费孝通差序格局理论的补充和发展，两者的出发点基本上是一致的，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一种分析形式，即通过对个人网络的分析，对其社会网络和规则进行解读。不同的是，基于结构—功能分析发展出来的“乡村版”差序格局，适用于研究静态的、稳定的农村社会中特定群体内的关系，而不完全适用于研究复杂的、动态的城市网络关系。但是，依然有不少城市研究者，由于误读了差序格局而在城市流动人口研究中过于刻板。“城市版”的差序格局理论是在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基础上，采用“网络分析”的方法，针对复杂的城市网络关系进行研究，探究中国城市社会中不断变化的社会关系，其解释力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有效性。

“城市版”的差序格局还借鉴了“社会资本”理论。最早提出社会资本（socialcapitm）概念的是法国人类学家布迪厄（PierreBourdieu），他曾提出三种资本形式，即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注：参见PierreBourdieu，Distinction：ASocialCritiqueoftheJudgementofTaste，TranslatedbyRichardNice，RoultedgePress，1994.）科尔曼（JamesS.Coleman）进而对社会资本理论做了重要的分析。他认为：社会资本是生产性因素，是藏于社会结构中的、基于信任的关系资源，它可以构成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注：参见［美］科尔曼著、邓方译：《社会理论的基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30-354页。）在格兰诺维特和科尔曼的研究基础上，波提斯（AlejandroPortes）对国际移民现象做了研究，他指出，社会资本是个人依赖网络或在更大的社会结构中互相调配稀缺资源的能力，这种能力不依赖于个人，而是依赖于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波提斯将社会资本区分“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两种：“关系嵌入”是基于互惠预期而发生的二元关系，“结构嵌入”则是指更大社会结构中的互动关系。（注：参见AlejandroPortes，"EconomicSociologyandthesociologyofImmigration：AConceptualOverview，"inAlejandroPortes，ed.，TheEconomicSociologyofImmigration：EssaysonNetworks，EthnicityandEnterpreneurship，pp.12-15.NewYork：RussellSageFoundation，1995.）波提斯的社会资本论不仅可作为分析二元关系的微观解释模型，而且还可对更大的社会结构进行宏观分析。

“城市版”的差序格局还借鉴了“结构洞”（structureholes）理论，这一理论是罗纳德·伯特（RonaldBurt）结合奥地利学派和格兰诺维特的网络分析而提出的。“结构洞”是指两个团体之间因缺少联系而在关系网络结构上形成一个空缺。“结构洞”理论延伸了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理论，指出了“弱关系”在社会资本与商业机会中所能创造的价值。一个人如果要取得比别人更多的商业机会和利益，就必须掌握比别人更广的、更有价值的网络关系。（注：参见RonaldBurt，StructuralHoles：TheSocialStructureofCompetition，pp.13-34，45-49.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2.）罗纳德·伯特所说的“结构洞”，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谓的“获得性”或“生成性”社会关系资本。这正是“乡村版”差序格局理论没有强调，而在复杂的城市关系网络中又相当重要的一环。

“城市版”的差序格局还增加了时间与空间因素。在格兰诺维特和边燕杰关于城市求职中强关系和弱关系的分析基础上，笔者认为，人们之间的关系是发展的和变化的，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因此，对关系的区分不应该只建立在一个时段上，至少应建立在过去和现在两个时段上。研究关系的动态变化，不能简单地采用二分法，仅仅区别出强关系和弱关系，也不能认为人们所使用的关系仅仅是某种强关系或弱关系。关系本身存在各种组合，在很多情况下，人们使用的关系也是组合性的，否则，迁入城市的就业者就无法获得更大的发展。

“城市版”的差序格局还增加了现有的与生成的因素。在很多关于城市流动人口的研究中，分析家只注意到人们寻找关系的顺序是从家庭关系、亲戚关系到朋友关系，即从强关系到弱关系的逐渐扩展。但是，这种在社会相对封闭和关系相对简单的农村地区行得通的逻辑，在城市环境里就可能受到挑战。在城市中，人们交往频繁，社会关系更加复杂和开放，社会关系的资源也更加丰富。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在寻找关系时，并不完全遵循原有差序格局的顺序；另一方面，人们还需要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网络。换言之，如果只用差序格局理论去解读城市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本，就只能看到其中的部分内容，而不能将全部解读清楚。

总之，“城市版”的差序格局与“乡村版”的差序格局相比，在以下几方面有所发展：——“乡村版”的差序格局通常只注意传统社会中固定不变的关系，而“城市版”的差序格局不但注意到“现成的”网络关系，而且还注意到“开发出来”的社会关系；——“城市版”的差序格局借用了“社会资本”理论，将关系网络视为一种社会资本，而不是去单纯描写一种社会关系状态；——“城市版”的差序格局借鉴了“结构洞”理论，指出关系中存在着相对稀缺的信息和控制空间，对此进行控制，可以获得自身的利益；——“城市版”的差序格局考虑到了时间与空间的因素，即城市和乡村的社会关系是不同的，而且社会关系的强弱程度也是随时间变化的。

四、“城市版”差序格局在城市就业研究中的应用

基于“城市版”差序格局的分析模型，笔者试图根据自己的调查资料和其他研究者的相关成果，对这样一些问题进行探究：社会关系网络作为就业过程中的一种社会资本是如何发挥其作用的？各种不同的关系网络在作用程度上有些什么差异？

笔者将城市就业中所涉及的关系类型大致分为四种：一是家庭关系，二是以家族为中心的亲缘关系，三是基于感情基础或交往基础的地缘关系或业缘关系，四是新建立的业缘和朋友关系。关于这四种类型及其各自的网络强度，可参见下表：

不难看出，上述社会关系网络的分类是以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为基础的。这种关系网以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家庭为内核，先向外延伸到本家族的各种亲缘关系（如姻亲、远亲等），再延伸到聚族而居的地缘关系（如同村、同乡等），进而扩展到同学、朋友、战友、同乡和同事等关系。其基本规则是，“依赖人们之间互相帮助、互相信任、互相拖欠未了的人情”。（注：杨健吾：《成都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状况及其主要问题》（内部资料），2000年。根据杨健吾的调查，在四川的城市里，外出的彝族仍然带有强烈的家支和地域观念。在彝族内部，同一家支的人在经济活动中互相支持、互惠互利，两个家支的成员之间发生矛盾时，各自都尽力保护自己家支的成员。）

关于类型A（家庭关系）与类型B（家族亲缘关系）等强关系网络在流动人口的城市就业中所发挥的作用，前人的研究已形成大量优秀的成果，笔者主要是想着眼于这些网络资源的效用，深入分析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是类型C（地缘和业缘关系）和类型D（新的业缘和朋友关系）等弱关系网络如何在流动人口的城市就业中发挥社会资本的作用，其二是各种不同类型的强弱关系如何组合起来发挥社会资本的作用。这是当前流动人口的城市就业和城市适应研究中需要深化的部分，也是具有学术挑战性的新课题。

（一）以家庭为中心的亲缘关系：最基础的关系网和社会资本

为了叙述和阅读上的方便，笔者将类型A（家庭关系）和类型B（家族亲缘关系）两种强关系网络在流动人口的城市就业中所发挥的作用，放在一起讨论，这是因为类型A和类型B实际上是密不可分的。

先从用人方面来看。

2001年，笔者负责的课题组曾在北京对藏族、蒙古族、傣族、朝鲜族所经营的餐厅、理发店、美容店等家庭式小企业进行访谈调查。调查发现，业主所雇用的员工以自己的家人（如妻子、子女和年轻的家族亲属成员）为主。比较典型的例子为朝阳区新源里和麦子店一带的39个样本以及海淀区魏公村一带的29个样本和五道口一带的19个样本。这些例子一方面说明有些外来人口在城市中依托家庭关系和家族亲缘关系获得就业机会的事实，另一方面也说明创业与经营者如何以家庭关系和家族亲缘关系为社会资本雇用员工的情况。

在这些家庭式小企业里，员工大多从两三人到七八人不等，只有个别的超过10人。在通常情况下，丈夫是业主，妻子管财务，其子女和一些年轻的家族亲属打下手。在这类企业中，丈夫或妻子享有绝对的权威，丈夫与妻子之间的家庭关系在其中居于主导地位，家族亲缘关系和工作关系相对于家庭关系来说处于从属的地位。家族成员的生活、起居、收入分配和消费等都由户主来安排。无疑，家庭关系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也是人们最基本的社会资本。以家庭为中心延伸出来的家族亲缘关系，也是一种基本的强关系社会资本。在此之前，笔者曾于1996年在海南对从农村到县城的创业者，在贵州省黔东南地区对苗族和侗族外出打工者进行调查；1997年又在天津市对朝鲜族流动就业者进行调查。这些调查以及笔者负责的课题组在2001年的调查都表明，以某个核心家庭关系为主的家族亲缘关系是城市中外来创业与经营者和大部分就业者的最基础的社会关系网和最基本的社会资本。

由此可见，家庭关系和家族亲缘关系作为基本的关系网和社会资本，其利用主体并不是就业者，而是那些创业者和经营者。类型A（家庭关系）是家庭式企业创业与经营最基本的关系网和社会资本，而类型B（家族亲缘关系）则是家庭式企业在招募和使用雇员时所利用的主要关系网和社会资本。在家庭式企业中，无论是类型A还是类型B，其社会资本发挥作用的基本规则都是家庭伦理。

再从就业方面来看。

本课题组2001年在北京对207名外来就业的少数民族同胞所做的问卷调查显示，从得到当时工作的途径来看，依靠亲戚介绍的占35%，比依靠朋友介绍的（占25%）多出10个百分点。（注：参见张继焦等：《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在城市中的“适应”问题调研报告》（内部资料），2002年，第49-52页。）可见，利用自己的亲属关系（或称“强关系”）获得工作是最主要的途径。

对来自边疆地区，不熟悉城市的少数民族来说，进城是一件大事。如果在城市中没有任何亲友，他们不可能贸然前往。除非有亲友相助，能够提供工作、住宿、饮食和工资等条件，他们才可能离开自己熟悉的家乡，来到陌生的城市。（注：笔者在北京与一位公司的副总交谈时，她曾做过这样的分析：“为什么有些外来打工者宁可拿较低的工资，也愿在一些提供吃、住的公司（如餐饮店、宾馆等）工作呢？因为解决了吃、住的问题，得到了基本的保障，才可以安心工作。”）

根据课题组2001年在北京的调查，各民族外出流动就业者获得当时工作的主要途径如下：在87位朝鲜族受访者中，通过“亲戚介绍”获得当时工作的有32人，所占比例为37%，在各种就业途径中排第一位；在16位藏族受访者中，相应的人数为8人，所占比例为50%，排第一位；在15位傣族受访者中，相应的人数为11人，所占比例为73%，排第一位；在77位蒙古族受访者中，相应的人数为15人，所占比例为19%，排第二位。（注：参见张继焦等：《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在城市中的“适应”问题调研报告》（内部资料），2002年，第49-52页。）访谈调查显示，这些到北京就业的少数民族同胞，有不少人就在自己亲戚开办的企业中工作。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一位在深圳中国民俗文化村工作的维吾尔族同胞通过自己的哥哥介绍，利用业余时间到外地帮远在新疆的亲友进货，做一些兼职工作。

在类似的研究（如王奋宇、李路路等对北京、无锡和珠海三城市流动就业者的问卷调查）中，有约50%的就业者是依靠所在城市的亲戚找到工作的。（注：参见王奋宇、李路路等：《中国城市劳动力流动：从业模式、职业生涯、新移民》，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第283页。）

（二）地缘和业缘关系：常用的关系网和社会资本

并非所有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就业都以亲缘关系作为最基础的社会关系网和最常用的社会资本。很多流动人口还利用家庭之外的社会关系获得就业机会。

显然，只是在家庭和亲属关系中间打转，能够获得的社会和经济资源毕竟是有限的。为了谋求生存和发展，人们必然要突破家庭及亲缘关系的局限，建立更为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以获得扩展的社会资本。除了以家庭为中心的亲缘关系可以提供就业信息和就业机会之外，常用的主要关系网和社会资本便是地缘和业缘等家庭之外的关系（如同学、同乡、战友等）。

根据本课题组对207名少数民族外出就业者的调查，各民族外出就业者依靠朋友关系获得当时工作的人数及其比例是：在77位蒙古族受访者中，有15人，占19%，在各种就业途径中并列排在第二位；在87位朝鲜族受访者中，有29人，占33%，排第二位；在16位藏族受访者中，有6人，占38%，排第二位。总的来看，依靠非亲缘关系（如同学、同乡、朋友、战友等）介绍而得到当时工作的约占25%，排在第二位。（注：参见张继焦等：《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在城市中的“适应”问题调研报告》（内部资料），2002年，第49-52页。）

此外，国家农业部农研中心对安徽、四川两省四县300个家庭的访谈调查表明，约有23%的劳动力在首次外出就业时，是依靠地缘关系获取就业信息。（注：参见杜鹰：《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外出地与输出地》，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国际研讨会论文，1996年，第39页。）

笔者在2001年的调查中，曾问及被访者“在城市中就业时希望得到谁的帮助和支持”。结果是，最看好“朋友”的占25%，位列第一；看好“亲戚”的占13%，看好“家人”的占12%，分别列于第四和第五位。（注：参见张继焦等：《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在城市中的“适应”问题调研报告》（内部资料），2002年，第35页。）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想得到亲属的帮助，而是由于自己的家人和亲戚大多依然在家乡，靠不上。

刘小珉2001年在内蒙古做调查时发现，阻碍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门路”，即在城里没有靠得上的亲戚、朋友。而人们之所以不敢轻易出来闯荡，是因为曾有不少人外出后找不到活干。（注：参见张继焦等：《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在城市中的“适应”问题调研报告》（内部资料），2002年，第50-51页。）对于大多数城市流动人口来说，依靠亲友找工作应该是风险最低的就业途径。

城市流动就业者，主要是利用以家庭为中心的亲缘关系以及地缘和业缘关系等“先赋性”或现存的社会和文化因素。这是由于他们到城市的时间还不长，大多数人还属于第一代迁移者。但也有少部分人正在利用新的业缘关系和朋友关系等“获得性”或“生成的”因素（如教育、努力、机会、选择等），这也是不容忽视的现象。

（三）新的业缘和朋友关系：弱关系网及其社会资本

对于初次外出就业的人来说，他们主要依靠的是亲戚、朋友等社会关系的帮助。但是，对于已经实现外出就业的人来说，他们要谋求发展，就必须扩大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对此，他们有以下几方面的考虑：1.出门在外，真正可依靠的是自己所在单位的同事，尤其是领导或企业老板。2001年，深圳中国民俗文化村的一位员工（女，壮族）在访谈中说：“我比较要好的朋友还是挺多的，我们经常来往。他们有的是在华侨城里工作，有的是在酒楼里做服务员。我跟深圳当地人没有来往，因为我们白天在这里上班，晚上要表演，没有机会认识深圳当地的人。”又比如，深圳某台资运动器材厂一位员工（男，苗族）表示：“来深圳这么久，我跟深圳人还没有接触过，我们都是跟上下级、同事接触。”（注：参见张继焦等：《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在城市中的“适应”问题调研报告》（内部资料），2002年，第139、148页。）2001年笔者在北京所做的调查也显示，外来就业者的年龄多是从十五六岁到30多岁，对他们来说，父母几乎是靠不上的。他们有的没有结婚，单身在外，有的夫妻一同来，共同生活。受访者在回答“在城市中就业时希望得到谁的帮助和支持”时，有22%的人选择“单位领导”或“企业老板”。又如，1996年笔者从贵州省黔东南地区外出打工者中了解到，那些在广东、上海、浙江和福建等省（市）就业的苗族和侗族，他们主要是在当地老板开办的工厂里工作，他们也是利用自己家庭之外的社会关系获得就业机会的。对他们来说，所在单位的领导或企业老板既是自己要建立的新的业缘关系，也是自己要积累的新的社会资本。

2.“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建立更广泛的社会关系网。一位藏族同胞在谈及自己的交友方式时说：“我有很多藏族朋友，有甘肃的，也有青海和西藏的，我们来往很密切。我经常和朋友们通过电话联系，我们还时常在一起聚一聚，有时也一起外出游玩，但机会很少，因为大家都有自己的事业，不太容易聚在一起。不过，过藏历新年的时候我要和我的朋友们（多数是藏族，也有汉族）聚在一起庆贺一下。”（注：参见张继焦等：《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在城市中的“适应”问题调研报告》（内部资料），2002年，第153-154页。）

在北京举办的少数民族节日活动（如蒙古族的“那达慕”大会、彝族的“火把节”）中，总是有不少年轻人积极主动地交结新的朋友，以扩大自己的交往面，积累更丰富的社会资本，争取更多的发展机会。通过结交异性朋友，进而建立家庭，也是迁移就业者在城市里寻求生存和发展的策略之一。据笔者的调查，生活在北京的少数民族在考虑终身大事时，多倾向于从城里的同族或老乡中寻找对象。

可见，迁移就业者正在努力填补网络关系上的“结构洞”，并着意利用新的业缘和朋友关系等“获得性”或“生成的”社会关系资本。

根据吉登斯（A.Giddens）的社会系统理论，如果把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本看做具有结构性特征的社会系统，就比较容易理解人们何以会组合运用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本。具有结构性特征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本兼具使动性和制约性。（注：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著，李康、李猛译：《社会的构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80-281页。）它的使动性促使人们不断地利用和挖掘各种关系资源，并将其作为社会资本来配置经济资源；它的制约性则使人们不得不有的放矢地运用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本。边燕杰在他的研究中曾谈及人们在城市求职过程中组合运用各种关系的一些情况。他指出，求职者经常使用间接关系力图接触到更高层次的人事干部，以便找到好的工作。（注：参见BianYanjie，"BridgingStrongTiesBackin：IndirectTies，NetworkBridge，andJobSearchinChina，"inAmericansociologicalReview，Vol.62，No.3，June1997.）

在现实生活中，只使用一种社会关系往往是不够的，有时需要将各种关系网络资源连接起来，即形成某种以个人为中心的关系链条，其中既包括强关系，也包括弱关系。完全由强关系组成的关系链比较少，一般都会有一些弱关系起到连接的作用。

3.摆脱自己的小圈子。自己固有的社会关系网既有正面的作用，也可能有负面的作用。有一位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来北京开餐馆的女老板在接受笔者访谈时表示，她现在有些不喜欢自己的蒙古族朋友们了，不太愿意与他们长期交往。她说：“餐馆刚开张时，蒙古族朋友们对我的帮助很大，他们一批又一批地来赏光，还帮我拉来一些客人。这是好的一面。但时间一长，问题就出来了。蒙古族有个习惯，喜欢聚在一起喝酒。如果有两个人开了一桌，这个桌上的人就会越聚越多。这本来也是好事——客人多，吃得多，喝得多，花钱就多。但是，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大家喝多了，最后不知道由谁来付钱。我就经常吃这种亏。”（注：资料来源：笔者2002年的访谈调查资料。）

波提斯在1996年就指出，固有的社会资本至少有两个副作用：一是可能使其他人搭便车，二是可能限制个人的创造性。（注：参见AlejandroPortesandPatriciaLandolt，"TheDownsideofSocialCapital，"inTheAmericanPerspective，vol.26，May-June1996.）为此，人们会尽量避免社会资本的负面性，比如说，以某一种社会资本的积极面替代另一种社会资本的消极面。人们甚至会预备多种可供选择的社会关系，以防出现不利的情况。社会关系及社会资本具有使动性和制约性的双重特征，这就意味着社会关系如同资本一样，既有可利用的价值，也有需要规避的风险。

尽管很多人第一次到城市时，都是通过亲友来介绍工作的，但其中不少人正在形成独立谋生的能力。本课题组2001年在北京的调查显示，有25%以上的受访者不是通过自己的任何关系，而是以应聘的方式找到当时的工作。个别人还通过职业介绍所找到工作。在访谈中，有两位朝鲜族受访者表示：“喜欢一个人独自在外地。”一位受访者在回答“希望得到谁的帮助”时，肯定地说：“靠自己！”还有一位受访者表示：“这些年几乎没有得到朋友的什么帮助，全凭自己一个人闯荡。”

4.在变动的关系中求生存和发展。社会关系及社会资本是组合性的。很多受访的外来就业者都意识到，关系是变动的，必须在变动的经济和变动的关系中不断地编织自己的关系网，才能立足和发展。人们的关系可以从无到有，也可以从有到无；可以从强到弱，也可以从弱到强。为了某种利益，好朋友可以变成仇人，新结交的同事则可能成为合作伙伴。原有的社会关系或者太狭小，或者不够用，必须不断地建立、调整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

关于迁移者在城市中对关系网络不断开发和利用的阐述，正是“城市版”差序格局较之“乡村版”差序格局有所发展之处。“城市版”差序格局不但说明了关系网络的存在和作用，而且注意到关系网络的“可开发性”和“可利用性”。由于社会资本实际上是一种蕴含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以及调动这种资源的能力，迁移就业者进入城市之后，就必须突破原始的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的限制，不断扩大自己的社会网络，重新构建起新型的社会资本。只有做到这一点的人，才有可能获得更高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这一点在彭庆恩以及王奋宇、赵延东等人的相关研究中也得到了证实。（注：参见彭庆恩：《关系资本与地位获得》，《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4期；王奋宇、赵延东：《流动民工的经济地位获得及决定因素》，李培林主编：《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4-148页。）

五、简短的结语

对绝大多数人而言，迁移就业并不完全是个人行为，它离不开已有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关系，也离不开所处的城市经济社会环境。这些迁移就业者会运用其社会关系而逐渐地适应城市的经济社会生活。

本文对费孝通经典的差序格局理论在城市研究中的适用性进行了反思。笔者主张采用网络关系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在“乡村版”差序格局的基础上建立“城市版”的差序格局这个更为综合的分析框架。笔者还认为，关系网络是城市就业中的社会资本，关系网络不是单一的和固定不变的，而是组合性的和可开发的，处于不同迁移就业阶段的人们所运用的社会关系网络也往往是不一样的。了解了社会网络的结构和功能，就能对表面上杂乱无章的迁移就业现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