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藩体制和日本城市运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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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16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日本社会出现了城市运动。日本的城市运动是日本战国后期幕藩体制建立的结果。幕藩体制的建立形成了国家对商业和城市的统制，使城市作为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发展起来，成为社会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的重要载体，在幕藩体制中，以集权、分权相结合的石数制为核心的兵农、兵商分离制有力地推动着城市运动的发展，它不仅塑造了日本的封建小农经济，而且塑造着日本的商品经济，使城市运动成为日本江户时代社会历史的重要内容，在明治维新之前成长壮大，日本的现代化也由此展开。

关键词：城市；城市运动；幕藩体制

西欧的现代化是从十五、十六世纪开始的，而日本的现代化却是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才开始进行的。这容易使人产生疑问！在研究日本史过程中，笔者注意到：在十六世纪中叶以后到十九世纪初,日本社会出现了城市运动。这次城市运动在日本历史研究中受到忽视，一般情况，研究者多集中于对城市历史特别是城下町的研究。

人类进入第三次社会大分工以后，商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不断发展，推动和促进了城市的发展，使人类的原始居住点最终分解成城市和乡村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社区。马克思就已经指出：“某一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1](P.56)日本类似于中世纪时期的西欧，由于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商品经济的发展，使西欧的城市完成了从“城”到“市”转变从而使商业和工业为主的城市逐渐成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作为农村的对立物，开始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

一、日本的城市运动

日本的城市运动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中世纪末期到织田政权时代，这一时期，是以港町、门前町、寺内町为标志的“市”的发达和以城下町为标志的“城”的出现为特点，使日本的城市要素开始出现。这一时期，“座”的活动反映着市场的发展状况。它是工商业者同业组织的行会，是促进经济活动的组织。“成熟的座以官僚、贵族、社寺为靠山，受其特别保护，拥有收购及销售商品的垄断权，关卡的自由通商权，是工商业者处在割据的庄园下和乱世的自由团体。”[2](P.222)这种情况以寺内町发展最为典型，通过寺内町的保护，工商业者活动开展起来，并且由于他们的活动是自由的，因而座的垄断权是必须的。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座就会阻碍自由通商，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这样，对座的取消体现着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反映了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反映了战国大名在统一过程中，逐步认识到商品经济的重要性，为了加强对城市的控制，需要解决这一问题。这样，不仅可以加强在统一斗争中的力量，而且扫除了商品经济发展的障碍，加强领国内的统一。“标志着这种商品化的体制在藩一元化的控制之下。”[3](P.91)许多大名都注意到这一点，便开设免除市场税撤消市座，允许其他商人自由出入的所谓“乐市”、“乐座”。“这实际上表现了近代精神，应该看作是明显的近代标志。”[2](P.222)这样，工商业者的自由经营活动，使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更加繁荣。

而城下町是随着大名领国的形成而出现的城市，也是日本城市发展的典型，具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功能。因而，城下町的发展成为原城市化的重要指标。最初是地方土豪在南北朝动乱时，在山城或山城附近建设住宅，作为战略根据地，并在其附近开设市场，以求集中物资。战国时期，随着领国经济的确立，城下町逐渐成为领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由于十六世纪作战方式的改变，与过去军事价值相比，交通要道的控制成为建造城下町的理想条件。事实上便否定了中世纪城郭的建筑思想。这些新城郭区别于山城的旧状态在于进入平原地带，并且从偏僻地区移入领国统治的中心、交通中心。井伊直胜离开佐和山城，于庆长9年，在琵琶湖畔建彦根城；庆长12年，崛丰俊抛开春日山城在日本海沿岸的福岛建立新城；庆长13年，松平康重也抛弃了八上的山城而于筱山建筑了新城。”[4](P.44-45)战国大名由于军事革命的需要，由于豢养家臣的需要，同时也为统治的需要，感到有必要在平地营建居城，这样，近世城市便出现了——让武士集中于城郭，把大量工商业者集中于城下，城下町便形成了。

在这个时期，日本城市并没有体现“城”与“市”的完全结合，但此时“城”和“市”本身已经很发达，这是战国社会经济变化的结果；同时也是大名领国制建立的结果。城下町的出现，是日本战国大名在统一过程中，由山城转向领内平原地带、交通要道、江河湖海的口岸，这里不仅商品经济发达，而且作为领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使城下町发展起来。“作为这种居城主义的大城郭，是天正以来，由于织田信长的中央集团意识的强化，在全国分国的趋势下逐步确立的领国统治中心的形势下，不断地出现的，特别是庆长年间最为盛行——这些城郭的建设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特别是庆长四年，安土城的建造标志着近世城郭的出现。”[4](P.41-42)这样，城下町的出现标志着日本城市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不仅开始了日本的“城”与“市”的结合，而且形成了国家对城市的统制，使日本的城市成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第二时期：从丰臣政权时代到幕藩体制的建立，是以兵农、兵商分离为基础的城下町的建立以及“一国一城法”为标志，反映着幕藩体制的城下町化。幕藩体制的建立推动着日本的原城市化运动，城下町在日本各藩国内开展起来了。这样，以城下町化为内容的日本原城市化运动便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了，日本的城市发展也进入巩固时期。丰臣秀吉继承了织田信长时期的统一成果和政策措施，完成了日本的统一任务。在这一过程中，丰臣秀吉推行的以“石数制”为基础的兵农分离制等政策使城下町在全国各地发展起来。丰臣秀吉的统治措施“表明在建立称之为石数制的近世土地所有制中，在城市确立领主的土地统治的同时，和农村在法律上予以分离，从而领主对农民和工商业者分别加以控制，工商业者主要是居住于城市，按照其技能而起着特有的作用。这样，确立了城市和乡村的分离，从而带来了都市和农村之间的负担上的显著差异。”[5]P.82城下町的建立标志着日本社会中城市与农村的分工确立了，这一过程，统治者不仅加强了对农民，武士的控制，而且加强了对工商业者的控制。但是由于日本城市中的工商业者拥有特权和拥有经营活动的自由，城市商品经济开始发展起来，这样后来“幕藩体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对付商品经济的增长。”[6](P.126)

元和元年（1615），德川幕府公布“一国一城令”：“命令所有幕藩领主把武士集中到幕府和藩都的城堡周围──城下町，并把商人和手工业者聚集到城下，并命令折毁领内其他的城池。”[7](P.45)这样，完全确立了日本的城下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位。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城下町在行使其封建职能的同时，又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城下町分布全国各地，把日本“城市形容为蜘蛛网的连接点是一点也不过分的。”[8](P.282)于是，城下町化运动推动着日本的原城市化，把日本城市发展推向新的历史阶段。这一时期，由于城市的发展为城市商品货币经济冲击农本经济奠定了物质基础，城市在社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开始显现。

第三时期：幕藩体制建立后到十九世纪初，以元禄时代（1688—1703）三大都市的繁荣特别是百万人口城市“江户”的出现为标志，这是城市运动的最高、最后阶段。这一时期是城市发展繁荣时期，城市经济发展壮大起来。由于江户、京都、大阪等的中央城市和以城下町为中心的地方城市之间有机结合确定了日本国内统一市场；完善了全国性的商品流通体制；经济一体化格局使商业不断发展，而商业发达促进了经济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关于原城市化及历史阶段另成文论述)

“到1800年，全世界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6%—7%左右而日本则为16%—17%左右。”[9](P.116)这是日本城市发达的结果，日本的城市化率在现代化初期是世界各地所不及的，特别是江户、大阪、京都等三个中心城市的发展。“江户到18世纪中叶人口便超过了100万，1650年前后大阪人口已近80万人。”[10](P.236)“人口在五万左右的有金泽、名古屋、广岛、长崎等；人口在万人以上的城市大约有五十多个——这样的人口集中，是由于城市经济的优越性而产生的。”[5](P.86)“就整个欧洲而言，工业革命之初的1800年，超过10万人口的城市只有23个，城市人口总数只有550万。”[11](P.24)从城市人口的数量来看，日本的城市在十九世纪前，就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是这里的城市化运动并不是产业革命的结果，原因何在？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注意到：日本的城市运动是日本战国后期，幕藩体制建立的结果，形成了国家对商业和城市的统治，这样，日本的城市作为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发展起来。城市作为社会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的重要载体成长起来。“作为世界最大城市的新江户城的崛起标志着同以往的居住方式的决裂。”[9](P.162)本文对幕藩体制与日本城市运动关系作详细探讨。

二、幕藩体制与日本城市运动的关系

德川幕府是日本封建社会的最后阶段，幕藩体制的建立标志着日本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的完成，它是日本武家政治的最强盛时期，完好地运行了近三个世纪。“幕藩体制实际上，萌芽于日本战国时代，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通过建立城下町，乐市、乐座制，太阁检地，没收武器等，兵农、兵商分离政策而逐步形成的。”[12](P.328)这样，日本的幕藩体制是以石数制为基础的兵农、兵商分离制的身份制社会。它们决定了城下町和城市运动的发展方向

（一）集权和分权相结合的政治体制对城市运动的影响

日本的幕藩体制不是一种绝对的中央集权体制。它“与中国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不同的一种特殊的政治体制，它是集权的，同时也是分权的，但又不同于欧洲中世纪彻底的分权制。”[13](P.184)德川幕府依靠自身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实行封建的中央集权政治。由于幕府支配着全国重要都市和矿山，独占国内的主要市场（江户、大阪）和对外贸易的利润，集中诸藩采集的金银铜矿石，作为铸币原料和重要输出商品，由此逐步控制全国的经济命脉。这样，幕府的直辖都市：江户、大阪、京都、奈良、山田、骏府、甲府、长崎等；后来兵库、新泻、箱馆等[5](P.95)形成了以三都为中心的全国经济中心点，成为全国性流通体制的枢纽，形成了全国性的中央市场。这是由集权获得的。同时德川幕府不得不承认在统一的过程中，各藩分权的状况，承认藩主对本藩国的自治权，各大名对自己的领地拥有财政、军事、司法和行政权力。各藩以城下町为中心形成了藩的领国经济，又由于“一国一城令”要求每一个藩国只有一个城下町，这样，城下町成为全国性流通体制的支点，形成了全国各地的地方市场。而藩国林立的状态在全国统一条件下，有利于形成各藩国之间的竞争与交流，推动着地方市场的繁荣。

同时，这种集权和分权的体制，又由于“参觐交代”制度的实施使其统一完善化，促进了幕府对全国的控制。在稳定统一的政权统治下，这一制度不仅促进了全国物资流通范围的扩大，而且促进了日本社会交流的发展，建立了全国统一的经济圈：一方面，以江户、大阪为中心形成了全国性流通经济体制，经济一体化的格局开始出现；另一方面，城下町成为藩国经济与中央的全国经济圈进行交流的枢纽。因而，幕藩体制作为集权和分权相结合的政治体制，塑造着日本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幕藩体制下的城下町成为日本典型的城市，它们与日本江户时代的社会变动密不可分。城市作为国内统一市场的载体在这一时期成长起来。

（二）以石数制为主体的兵农、兵商分离政策是城市运动的决定意义的前提条件

战国时代是日本历史的社会变革时期，由于畿内地区的商品经济的发展，这里的大名成了后来的统一领袖不是偶然的。织丰政权由于依靠商品发达的畿内地区，并且推行适时的政策使日本社会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特别是丰臣秀吉的政策，不仅继承了前人的成果，而且把这一时期的社会变化推向深入阶段。天正16年（1588年）的《刀狩令》和天正19年的《身份统制令》明确实行兵农分离等制度，[7](P.89~90)它使日本社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第一，建立了新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关系──以石数为基础的土地所有制。用身份制和村请制把农民变为国家的农民，国家依靠农民的自然经济所生产的年贡来维持收入。这样，通过“检地”来确定农民的社会地位。“检地的特点是否认过去的名主领有地，承认直接生产者为领有土地的本百姓即自耕农。”[14](P.164)对农民的支配“一方反映着，直接生产者是有耕作权，占有权的原则，有贡赋负担义务的土地所有者。另一方面，这些名请农民作为拥有百姓身份，被束缚在以村为单位的再生产关系的村请制的原则之中。”[5](P.45)因此，“日本具有纯粹封建性的土地占有组织和发达的小农经济。”[15](P.785)这时期日本的农民各自独立地专心从事农耕，因为这种土地所有制保障了农民的自由生产，他们免受其他中间阶层的剥削，成为国家的农民。“法律上虽无明文保障他们免受武士欺凌及强加的沉重年贡和各种限制，但仍有某些安全保障。农民对农田的所有权受到保护，而在日本，有土地即有威望，德川统治时期禁止土地永久转让。与欧洲封建主义不同，这条法律并非保障封建领主而是为了保障每个耕作者的利益。”[16](P.45~46)同时由于德川幕府结束了战国时代以来的兵乱，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劳动人民就可以在较为安定的环境里进行生产，“耕地面积从丰臣秀吉检地时的150万町步，到18世纪初达到297万町步，1872年又扩大到358万町步，在此基础上，江户时代不到300年间粮食产量增长了近80%，从1588年的1800万石增长到1872年的3222万石。”[17](P.35)因而，这一时期的日本社会生产力是不断发展的。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农业劳动率的提高，出现了剩余产品，日本的农业才能够满足非农业人口对农产品的需要。农业为工商业发展提供重要保障，不仅刺激了农业的商品化，而且为城市的不断发展提供物质基础。

第二，兵农分离制——武士从农业生产中分离出来。“随着军事制度的革命──火器的使用和从而产生的以坚强堡垒进行防御的必要──武士都集中到了城下町因而将他们的田地交由农民去耕作。”[18](P.16)从丰臣时代的兵农分离制开始，日本武士便完全脱离农业生产，成为幕藩体制的维持力量，初期，他们由于军事战功而领取禄米。“在天下太平的德川时代，这种纽带变成经济性的了。日本的武士与中世纪的欧洲的骑兵不一样，既不是拥有领地和农奴的小首领，也不是有钱的士兵，他们是依靠俸禄生活的人，其俸禄额在德川初年即按其家格的高低决定了。”[16](P.44)这样，由于武士被要求完全居住于城下町，他们便成为城市中最大的消费者阶层和文化的载体之一。“促进城下町形成的政策，造成了农村经济向城市经济的过渡。这本来是为了集中统治武士而推行的政策，但由于武士阶层消费的扩大，城市经济发展起来，战国时代的居城及要塞已丧失军事意义成为政厅与大名的宅邸，而城下町因为人口的集中变成了城市。”[19](P.70)

第三，兵农分离过程同时伴随着农商的分离过程。由于战国时代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进一步发展──商人、手工业者增多了。战国时代的畿内地区的棉纺织业的分工就已经发展起来，“要经过十四、十五道手续，提供许多的职业，养活各种家庭的人。”[20](P.13~14)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使专业化的市场出现“不久它们变为常设的市集，商人定居下来，便形成了町。”[21](P.208~209)早期市场町、门前町、寺内町等市的繁荣，有利于促进了日本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后来，由于城下町化，在武士集中于城下町过程中，武士作为消费者阶层不得不依靠商人，手工业者的活动来满足他们的需要。武士、工商业者的集中使城市中确立了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地位，使工商业者从农业分离出来，这样便形成了日本的商人和手工业者阶级。城市分工的确立以及城市商业的发达既促进了商品经济发达也促进了工商业者的内部分工。“十七世纪由于商业的发达，商人的性质也发生变化——商品贸易额更为增多和商业趋向合理化，从而商人之间的业务分工发展起来——大量的出现了专门从事某一种商品的批发商和经纪人。”[5](P.102~103)这样，日本商人阶级的成长和壮大标志着日本完成了一次社会大分工，城市的社会分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商品货币经济进一步推动着城市的发展和日本的原城市化向纵深发展。

日本的城市运动在这样的条件下向纵深发展——商品经济发达起来。原来作为农本经济的附属物的商品经济渐渐地成长为农本经济的对立物。因而，日本工商业者地位的确定反映了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的基础。”[22](P.161)日本的商品经济的繁荣反映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更重要的是商品经济促进了城市和城市化的发展，而城市的繁荣又促进了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促进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促进着日本的城市发展。马克思曾指出：“城市工业本身一旦和农业分离，它的产品一开始就是商品，因而它的产品的出售就需要有商业作为媒介，这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商业依赖于城市的发展，而城市的发展也许要以商业为条件，这是不言而喻的。”[23](P.371)

第四，所有变化又以实施石数制为基础，而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入和发展。“石数制是以米的商品化为前提的，石数制首先实施于经济先进地区，即日本中央地带的近畿地方，后来普及全国。”[5](P.46)石数制是以年贡为主的实物地租作为封建的地租形式。通过石数制，日本所有的村、郡、国，均称之为若干石的村，若干石的郡或国，这并不是以其地域的耕地面积，而是以稻米的生产量来表示的，全国各地的经济实力便可一目了然了。“在原则上，实物地租至少要以一定程度的商品经济为前提，并包含着商品经济，商品经济是幕藩体制的不可缺少的构成要素，城下町的形成和诸侯以租米支付俸禄的一般化，都是以它为前提的。封建领主早就开始把收到的租米商品化，三都和城下町的商品流通，就是领主和特权商人以米为中心开展的。被商品化了的米，是人们当作村社体制下的贡品而生产的。只就这点来说，米的商品化并不会破坏农村的自然经济。但是都市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却使农村不能老停留在自然经济的中心这种位置上。”[20](P.4)由于幕藩体制对城市的统制，封建财政不仅从农村中以年贡制获得收入而且从城市工商业获取利益。商品经济使日本的封建统治阶级不断地改变统治政策，而不是固守一成不变的经济政策，由此来适应着江户时代商品经济特别是货币经济发达的状况。因而，这时期“商业的昌盛使幕藩体制得以建立在石数制的基础上；幕藩体制的制度结构又决定了商业的面貌。”[5](P.99)日本城市运动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不断发展。这样，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经济和城市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城市商品经济便在封建社会中成长起来了。城市中的“工商业者由此摆脱了中世纪座的束缚，能够进行自由的经营生产。但是，从社会历史角度来说，城市从农村中分离出来便成为工商业的垄断地域，信长就曾诏令，安士城拥有垄断作为军需品一部分的马的买卖特权。在近世时期，城市由于工商业更重要的是对工商业的垄断而发展起来。”[24](P.137)这样，以石数制为基础的幕藩体制不仅有利于自然经济的发展，而且推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发展由于城下町的存在而使领主、武士和农民都卷入了商业社会之中。

综上所述，日本幕藩领主在幕藩体制的建立中对城下町的推进政策，不仅使日本的城市具有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功能，而且进行了一场全国性的城市化运动，形成了对农村和城市的双重统制。井上清曾指出：“幕藩体制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农业和以商品经济发达为基础的工商业为前提而建立起来的。”[25](P.3)这样，幕藩体制不仅塑造了日本的封建小农经济——日本进入封建社会的最高阶段，而且塑造了日本社会的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一过程，以战国时代的商品经济发展为基础，确立了市集的地位；以城下町化过程中的统一政策为契机，人为地促使了日本的“城”与“市”的结合，不仅建立了近代意义的城市而且推动着日本的城市运动。因而，日本的城市在幕藩体制下发展起来。城市运动即原城市化也就成为日本江户时代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内容。在1550－1800年期间，日本的城市在明治维新之前就已经成长壮大起来，日本的现代化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正式启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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