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发展中非城市空间功能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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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城市地区界定

1、地区属性界定标志

目前，对于地区属性的界定主要是通过单一的行政区划标准明确的，然而，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过程中，一个地区的属性往往与最初的定位发生了严重的分离，主要表现在经济水平、人员结构、空间功能等方面。因此，本文认为，一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属性应该是围绕社会经济特征并通过空间大小、人口和社会结构、经济文化水平、空间联接能力和作用范围（资金流、商流、人流，信息流）等多个方面综合反映和区别的。基于此，城市空间与非城市空间可以通过以下五个方面加以明确：一是法律地位。以法律条文的形式限定一个地区的司法权、中心职能以及在管理中的地位等因素，从而明确城市空间和非城市空间之间的界限，这是最传统也最公认的标准，但却不能作为唯一标准。二是居民区的大小和人口密度。人口总数量和面积区域的相对比值差异是突出城市空间与非城市空间的主要特点，可以通过人口总人口/总面积的算术密度、总人口/居住和生产面积的人口生理学密度、总人口/（农业用地面积×单位面积产值）的供养密度、总人口/总居住面积的居住密度、农业劳动力总数/农用地面积的农业密度、农业劳动力总数/（农用地面积×单位面积产值）的土地使用密度、农业经营者总数/农用地面积的人地比、住房总数/计划建筑用地面积的建筑密度来反映。三是就业密度。目前，我国城市化研究中尚不多见用就业密度反映城市空间和非城市空间的区别，但实际上这是区域发展研究上非常重要的一个衡量指标，因此，就业密度可以通过每平方米的就业人数来表示。一般城市空间到非城市空间的就业密度会呈现出逐渐递减的规律。四是农业份额。农业份额是标注城市空间与非城市空间最传统和最基本的指标。高农业份额是农村经济结构最显著的特征，而高工业份额是城市经济结构最显著的特征。五是结构弱化。非城市空间也被称为结构弱化的地区。一般来说，结构弱化很难通过单一的指标来衡量，可以依照人口统计（人口密度、净迁移）与经济（地区产值、工农比例、税收）对比综合或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数量、距离）构建一个指数反映非城市空间的结构差异。

2、农村和乡村的特点与差异

基于以上对非城市空间地区属性的综合测定，农村和乡村在其发展定位和功能上其实是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首先，农村是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的劳动者聚居的地方，而农业是自然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相互交织的人类活动，这就决定了以农业为主要产业的农村对空间的依赖性要远远超过城市，具有鲜明的地域标签。其次，在一般解释中，乡村与农村概念没有本质差异，或和村落、乡村聚落等概念相联系。本文认为，乡村是指居住在城市以外的人们生活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与农业产业相联系的农村概念相比，乡村更强调从文学性的角度表达空间概念，更具有人文情怀。总之，农业这个生产活动或产业部门是农村所指向的空间所依托的基础，而脱离了不论工业还是农业的产业依赖性的纯粹意义上的居民区才是乡村的实质。基于工业化的城市快速发展，为城市营造了楼房林立、车流不息、人流如织的外在繁荣形象，但也引发了厂房和烟囱浓烟滚滚、交通拥挤、秩序混乱等的斑斑病症，这些无不唤醒了人们对风景宜人、空气清新、民风淳朴的乡村的思念之情，催生了农业和乡村浪漫主义。以地缘和血缘为基础，乡村的概念范畴创建的是一种与过度发展的城市景象完全不同的和谐理想关系：人与自然之间亲密而直接，山川田野、河流湖泊、飞禽走兽是乡村居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与人之间打破城市钢筋混凝土的冰冷，以非常熟络的情感进行“家长里短”式的密切交往。可见，农村是一种以农业为主的生活方式，乡村所彰显的是与城市和传统农村都截然不同的理想生活方式。

二、新型城市化的定位

从城市空间和非城市空间地区属性的差别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来看，新型城市化包含两个过程，即外在的以人口机械迁移为特征的物理过程，以及内在的以人口迁移为载体的城农（乡）文化经过矛盾碰撞而融合、升华最终统一为新型城市文明的化学反应过程。在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城市和农（乡）村两个空间肩负着不同的社会和经济功能：一方面，农村源源不断地向城市输送城市建设需要的物资和人员；另一方面，城市不断通过辐射带动作用将先进、文明的文化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消费习惯等向农（乡）村渗透。伴随着物理迁移和化学融合，城市和农（乡）村矛盾不断得以调和，功能分工不断得以深化，从而逐渐满足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人们对区域功能的不同需求，最终形成新的社会结构划分。可见，一般以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指标单一衡量一个区域的城市化水平是存在问题的，城市化进程衡量的指标也不应该是人口从农（乡）村向城市迁移的简单等同，它涉及人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科技和环境等的一系列紧密而复杂的关系变迁，甚至还会受到如自然灾害、历史变革等地方性和偶然性因素的影响，从而使城市体系的动态和特征在政府决策、法律法规、城市规划和管理作用下发生巨大变化。

三、新型城市化主导的非城市空间功能变迁

1、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阶段的农村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阶段，由于城市一直是政治中心，是权力者集中和政令形成的地方，城市和农村表现出明显的角色差异：城市是先进、文明的标志，城市人决定什么是社会发展应该提倡鼓励的文明趋势；农村则成为落后、愚昧的代名词，是城市压制和征服的对象，农村人只能处于弱势被动接受城市的“游戏规则”。具体表现为：在城市生活的农村人被称为“乡下人”，传达出城市人对农村人行为和生活习惯的轻蔑与偏见情绪；如果要肯定农村人的诚实、质朴、深明大义，则对其作出“做派不像乡下人”的肯定，而“跟城市人一样”的评价则显现出农村人对城市人的极度羡慕。可见，城市人和农村人在相互评价和认同上存在巨大的差异。然而随着“城市病”的爆发，农村人对城市人的羡慕在城市对农村的不断掠夺与歧视中逐渐被磨灭，农村人开始对城市人表示出排斥，甚至嘲讽和不满。究其原因，主要是城市因素严重冲击了农村的传统等级观念、伦理价值，从而破坏了农村原有的秩序和农村人安然接受生活方式；并且，农村人积极向往先进文明城市的追求常常被城市人“不平常”或不对等的待遇而打破，而在农村和城市之间钟摆式颠沛生活的初期让农村人羡慕的“走出农村的优秀农村人”失去得到的落差更是让其充满不平衡感。即便是现在，城市居民对“城市病”表现出的不满，往往归罪于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太多，破坏了城市良好的“规矩”，却忽略了城市管理和资源的优化问题。显然，城市化进程是一个渐进的长期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的从工业文明和社会及产业分工中生发而出的新型文明以扬弃的方式取代了源自传统农业的价值伦理观念和社会规范。作为工业化派生物和经济发展集聚效应产物的城市化，决定了农业部门和农村对于工业和城市的意义。无论任何体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都带来了农业对工业无偿的资本积累贡献，而这种贡献直接的表现形式就是农村和农民的“牺牲”，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出路也根本在于工业化。

2、后工业化和现代社会的乡村

随着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农村与乡村的概念已经在发达工业化国家发生了质的改变。乡村成为城市重要的附属功能区之一，即通过农业专业化和机械化，乡村与物质生产部门的农业逐渐脱离了依存关系。在此阶段，一个国家或社会发展到城乡差别已经基本消除的现代社会，城市和乡村在社会有机整体中肩负着不同的社会和经济功能。至此，乡村成为了基础设施、社会管理、生活方式城市化了的农村，是经过城市文化改造了的农村，即后工业化和现代社会的乡村。

3、农村到乡村的过渡

工业化进程呈现出的农村农业劳动力不断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的城市快速发展与农村由于农业机械化将农业劳动力不断挤出农业和农村呈现出以人口密度和就业密度同时下降的“农村衰落”形成鲜明对比。在此阶段，与农村相对应的区域空间概念是工业城市，也就是说，城市工业发展所主导的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机械迁移的物理过程是该阶段城市化的主要特点。其次，城市优越外壳铸造的“城市梦”导致城市规模效益下降乃至出现负效益，呈现出工业和人口向城市郊区迁移的逆城市化发展。在此阶段，农村受到各种城市因素不断地渗透，并与当地因素实现融合升华；农业渐渐脱离对农村空间的依赖，成为现代农场，工业渐渐退出城市而迁入城市近郊的工业聚集区。至此，城市与农村的功能发生重大转变，并逐渐形成差异化格局。上升为纯粹生活居住型社区的农村成为拥有与城市社区住房、基础设施、医疗卫生等基本功能对等但拥有环境元素（山川田野、河流湖泊、飞禽走兽）不同的乡村；从工业生产功能中解放出来的城市空间则逐渐成为商业、金融、娱乐休闲等服务业的中心。

四、推进新型城市化发展的建议

从理论和国际发展经验上，城市化不同阶段对农（乡）村功能的不同要求造就了农村和乡村不同的特征。新型城市化打破了原有城市化的以造城运动、城市圈、城市带建设为典型特征的发展老路。新型城市化的发展进程不再是城市与农（乡）村的相互割裂，而是通过明晰农（乡）村建设与城市化进程的内在关系和发展方式，以农（乡）村非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的城市化、以居住地为身份标签的身份认证打破为基本表征，实现城市与农（乡）村居民无差异价值认同的城农（乡）一体化，即城市与农（乡）村发展的终极目标都是一致的。这也就决定了新型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和农（乡）村在不同阶段发展的目标和任务，保证了城市和农（乡）村同时具有充足的发展动力。

1、统筹城乡发展

无论何种体制，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农业都会对一国的工业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积累，呈现出农业要素向城市的净流出；与此同时，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形成小农破产、农村凋敝的“农村衰落”，最终出现城农（乡）两极分化。但无成本“城市养料”的供给地和“泛城市化”的无序之基都不是农（乡）村的长期发展定位，农业和农（乡）村需要在城市化推进的过程中与城市统筹发展，并在宏观战略层面上重构户籍制度、调整土地制度、完善保障制度，在中观管理层面实现教育资源和基础设施城农（乡）均等化、微观操作层面创建农村社区，最终实现城农（乡）一体化。

2、注重功能分工次序

通过非城市空间功能的变迁，城市和农（乡）村的建设和发展需要有一定的优先次序，才能保证城市和农（乡）村的发展不会或重复发展。作为对农（乡）村人口同化和空间扩张的城市化，在不同发展阶段对农（乡）村的渗透和功能演变有着不同的要求，即农（乡）村担负的功能应该由该区域的城市化水平确定，农（乡）村建设的目标应该由城市发展的能力来定位。

3、脱离模式固化

不论是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还是农（乡）村的建设发展，都不应该是政策性的固定模式。因为城市和非城市空间的发展都不是孤立事件，两个空间的发展在目标和任务方面的进程设计，在具体建设模式及其实现路径等方面，都需要与该区域的城市化水平相契合，即根据一个地区的整体发展水平的阶段性提升和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为依据，针对性设计该地区城市和农（乡）村的适应性发展方式。

作者：常亮 于富喜 单位：西安外国语大学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