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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人为载体的人力资本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而流动,通过人口迁移,积累到宏观层面就形成了城市的人力资本存量。城市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能够增加城市住房的有效需求,推动房价上涨,并且城市人力资本水平对房价的正向影响存在异质性。为探究城市化进程中城市人力资本水平与城市住房价格之间的关系,对中国25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分位数回归的方法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城市人力资本水平与城市住房价格之间存在正向关系,高人力资本水平对高房价地区房价的正向影响程度更大。
关键词:人力资本;城市化;住房价格
一、引言
早在1960年舒尔茨(Schultz)就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多数学者将人力资本定义为存在于人体中,通过教育、培训、流动等方式获得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术、和能力等因素的综合体现。明瑟(Mincer)在劳动力迁移理论的基础上加入人力资本理论,认为迁移者的迁移行为并不是完全的随机过程,“认为那些年轻且受过较好教育的、回返风险较低、更有成就以及在迁入地有较多联系的人更容易发生迁移”[1]。毋庸置疑,教育是个体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途径,中国高等教育经过“”式的扩张,为创新驱动奠定了一定规模的人力资本基础。2007年全国高等教育人口规模为0.81亿,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为6.15%,到2019年,高等教育人口增加至约1.90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3.47%中国各地区城市化发展存在明显差异,以人为载体的人力资本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而流动,通过人口迁移,积累到宏观层面,形成城市间人力资本存量的差异。城市外部人力资本的流入成为了城市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渠道。其中,城市吸引外部人力资本流入的基础是人力资本的外部性,即一个人的教育水平提高不仅提高了自己的私人收入,还在与其他人的社会互动中产生了知识外溢,个人能够从其他人的教育水平的提高中获得收益,包括收入提高、就业机会增加、生活质量改善等。近年来,各城市为了实现未来高质量的经济发展,纷纷出台了人才引进政策来吸引大学生落户,中国城市间上演了“抢人”大战。由此,深圳、西安、成都等热点城市新增落户人数大幅度增加,同时带来了房价的大幅度上涨。在城市化进程中,通过群体间知识和技术的交流共享以及人力资本的空间聚集效应,使得高等教育人群向城市集聚,将会产生更多的商品需求和更高服务需求,从而带来城市生产和消费的繁荣,推动城市经济发展。城市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带动城市经济发展,城市人均收入将会提高,进而通过收入渠道,促使人口向城市集中,从而导致城市人口增加,推动城市住房价格上涨。但是,过高的房价水平可能阻碍城市化的发展,人口迁入高房价的城市难度增大。由于房价高企,造成包含住房成本在内的生活成本提高,“逃离北上广”成为社会热点关键词,往往具有较高人力资本的个体才能够获得较高的收入,从而才能成为高房价城市住房的有效需求;而那些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个体,由于收入水平较低,负担不起城市的成活成本,将会远离高房价城市。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城市化的发展、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住房价格的上升这三方面几乎是同步发生的。那么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厘清城乡之间的劳动力流动与高房价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人力资本对房价的影响对于加快建设现代市场体系尤其是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劳动力市场,破除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各种壁垒,也都具有十分关键和重要的政策意义。
二、文献理论与研究假设
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层面的诸多因素,如工资水平、房价水平、就业机会、公共服务水平等都会对劳动力的流动产生影响[2]。中国不断开放的户籍制度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向其他非农业部门、乡镇企业以及跨地区的流动。人口迁移导致迁入城市人口规模增加,从而影响城市房价,并且形成了各城市间的房价差异。由于地区收入差异引发了人口流动,人口对迁入城市住房资源的竞争导致了房价上涨[3]。人力资本的迁移流动是以人口为载体,随人口迁移流动而发生的。中国各区域城市化发展存在明显差异,从而导致各区域的人力资本水平存在明显差异。陈斌开从人力资本增长视角分析中国城市住房价格的动态演变和区域差异,研究发现高等教育人口占比对于城市房价上涨具有明显的正向拉动作用[4]。骆永民认为高校毕业生择业倾向于大中城市,从而导致人力资本向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聚集,进而推动了房价上升[5]。实际上,即使有户籍制度的限制,中国劳动力流动依然表现出向少数大城市集聚的特点,而且向大城市的劳动力有更高的教育水平,尤其是大专及以上教育水平的流动人口,可见超大城市明显占有人才优势。据此,文章提出以下假设:假设H1: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工资水平越高,个体能够承担更高的房价水平,从而导致城市房价水平上升。另一方面,高房价对于人口迁移也存在着反向的作用机制,当城市住房价格过高时,由于迁移者需要承担更高的住房成本,从而阻碍了城市化进程,导致劳动力在城市间的流动性降低。在中国,这种抑制作用对东部地区的城市而言更加明显[6]。也有学者将住房因素纳入新经济地理学的框架中,同样发现某地区的住房价格会影响劳动者的相对效用,从而抑制劳动力在该地区的集聚。由于住房支出在居民生活消费性支出中占有相当份额,住房价格持续上涨(甚至超过工资上涨幅度)将对劳动力集聚构成阻力[7]。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房价对劳动力流入存在先吸引后抑制的倒U型关系,而且由于高人力资本个体的购房需求更强,对房价更为敏感,因而其拐点更小。城市房价的提高会诱使劳动力流出,并且房价的抑制作用更多体现在农村劳动力身上[8]。据此,文章提出以下设假设:假设H2:房价升高增加了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化成本,往往具有较高人力资本的个体才能成为较高房价城市住房的有效需求者,进而在不同房价地区,城市人力资本对城市房价的影响效应存在差异,即城市人力资本对房价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三、实证研究及结果分析
1.数据说明
文章选取了255个地级市2009—2016年间的统计数据。样本城市分布于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各地区,在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均具有较为广泛的代表性。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关于城市人力资本的选择。教育层次是人力资本异质性的特征之一,教育也是人力资本形成的重要途径之一。中国人力资本的提升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高校的大规模招生,高校招生与就业人数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城市房价的上升。一般而言,高校数目较多的地方,高等院校在校学生人数越多,新增就业人口中的大学毕业生人数就越多。即使是外地生源,由于毕业后工作信息、社会关系以及生活习惯等因素,往往也会选择留在毕业地工作,从而导致这些城市常住人口中高人力资本人口比重的提升[9]。陈斌开指出对于那些高校数目较少的地区高等院校在校人数越少,也鲜有外地生源来此求学定居,大学学历人口的增加仅限于少量外来高学历人口。高校毕业生的大幅上升直接导致了人力资本的规模扩张,加速了城市化进程。此外,很多学者将高校在校人口占比作为城市人力资本的变量[10,11]。基于此,为探讨城市人力资本水平对于城市住房价格的影响,考虑到数据的可及性,文章用城市高等院校在校学生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城市人均人力资本水平。
2.计量模型及回归结果
首先,对GDP、房价数据进行平减处理,剔除通货膨胀等因素。对全国所有地区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分别用固定效应、系统GMM、动态面板分位数回归三种回归方法对数据进行实证回归,具体估计见如下方程:lnhpit=α0+α1hrit+α2urit+α3Xit+fi+yt+εit其中,i代表不同地区,t代表不同年份。被解释变量城市住房价格(lnhouseprice)用城市商品住宅平均销售价格(对数)表示。解释变量包括高等教育院校在校学生比重(punipop);城市化率(ur),用非农业人口占比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Xit表示其他控制变量。固定效应用f表示,年份固定效应用y表示,随机扰动项为ε。影响房地产价格变动的因素很多,不可能穷尽,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根据文章的研究主题遵循可行性以及科学性原则设置。控制变量具体包括以下城市层面的宏观因素: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用人均生产总值(pergdp)表示;城市产业结构,用第一产业生产总值占比表示(fgdp);城市人口密度(mpop);城市土地供应情况,用新增住宅土地供应面积(hland)表示;房地产投资需求,用房地产开发投资占GDP的比重(hinvest)表示。从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来看,人力资本水平与房价和城市化率均呈现正相关关系,验证了假设H1。具体而言,城市人力资本水平每增加1%,城市住房价格水平(对数)上涨约2.79%,城市化率上升0.62%。虽然城市人力资本增长和房价上涨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但是依然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和遗漏变量的问题。高人力资本人口向某一个城市集中,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该城市经济较为发达、城市化水平较高,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而企业集中很可能会通过挤占住宅用地和提高当地人收入等其他渠道,导致城市住房价格上升。另一方面,根据前面的分析,高房价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城市人力资本的积累,房价和人力资本、城市化水平之间可能存在反向的因果关系的内生性问题。系统GMM方法包含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解决内生性问题,因此文章研究使用系统GMM方法作为参数估计方法。估计结果如表2模型3和模型4所示,考虑上一期房价后,高等院校在校学生人数占比与房价和城市化率之间依然存在正向的相关关系。具体而言,人力资本水平每增加1%,房价水平上涨约1.46%,城市化率增加约0.13%。可见,城市人力资本水平对城市房价和城市化率正向作用的结果具备一定程度的稳健性。在农业转移人口的迁移决策过程中,住房是影响农村流动人口落户城市的主要因素之一,对于农业转移人口而言,要在城市落户,首要考虑的是稳定的住所。相对于农村来说,城市购房具有花费数额大、付款集中且弹性小等特点,高房价升高意味着农村流动人口为落户而购房需要一大笔开支,并且未来多年可能需要不停偿还银行贷款,这对于农业转移人口来说是巨大的负担,因此,城市房价升高会抑制农村流动人口的户籍迁移意愿。城市人力资本规模提高是促进住房价格上涨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同时房价上涨又对异质性劳动力流动产生显著影响。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房价的快速增长不断筛选着进城定居的迁移者,由于高人力资本个体能够获得较高的收入,进而能够承担更高的房价,成为城市住房的有效需求者,城市人力资本水平对于城市房价存在异质性影响,尤其在高等教育资源丰裕的地区(如北京、上海、广州等)拥有更多的高校毕业生,他们往往更倾向于留在本地工作和定居,构成了城市住房的“刚性需求”,推高了本地住房价格。文章尝试利用动态面板分位数回归法,探讨在不同分位数的房价水平下人力资本对房价的影响程度。Galvao(2011)提出的动态面板分位数回归法可以考虑在解决一定程度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探讨被解释变量在不同分位数水平下受到解释变量影响因素的差异[12]。文章利用动态面板分位数回归的方法能够更为准确地探究城市人力资本水平对于房价的异质性影响。人力资本对房价的正向影响作用依然显著,并且系数大小存在明显差异。具体地,在低房价样本中(房价30%的分位数水平),人力资本每增加1%,房价上涨约0.96%;在中等房价样本中(房价60%的分位数水平),人力资本每增加1%,房价上涨约1.73%;在高房价样本中(房价90%的分位数水平),人力资本每增加1%,房价上涨约2.35%。可见,以高等院校在校学生为代表的较高人力资本水平对高房价地区的房价影响程度更大。文章以高等院校在校学生人数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作为衡量城市人力资本的指标,其实是反映了城市层面较高水平人力资本的情况。在房价较低的地区,更多的人能够承担相应的住房成本,即使不具备较高人力资本的个体,也能够成为这些地区的有效需求者。而在高房价地区,高企的房价意味着更高的住房成本,只有那些具备较高人力资本的迁移者,由于其能够获得的收入也较高,从而能够在高房价的城市买房定居,成为住房的有效需求者,对房价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大。综上,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对低房价地区的房价影响程度小于对高房价地区的房价影响程度。文章还考虑了城市人力资本提升对房价影响的区域异质性。由于中国区域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所以将样本数据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区,在考虑房价滞后一期的影响的基础上,使用系统GMM方法做回归分析,来探究不同区域城市人力资本提升对于城市住房价格影响的差异,具体结果见表3的模型8~模型10。根据回归结果可知,城市人力资本的提升对于城市房价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在东部和西部地区,城市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与城市住房价格上涨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关系,并且东部地区城市人力资本每增加1%,城市住房价格上涨1.87%,西部地区城市人力资本每增加1%,城市住房价格上涨0.53%,远小于东部地区人力资本对于房价的影响程度;在中部地区城市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对于城市住房价格没有显著影响,而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对于房价上涨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中国东部地区吸引了大量高素质劳动者的迁入,对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产生人才“撇脂效应”,引发中西部地区出现了“智力外流”现象,从而满足了东部地区不同行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因此在东部地区,高人力资本个体占比的增加对城市住房价格的上涨的影响程度较大。中部地区较低的住房成本和生活成本使得相对较低的人力资本个体也可以迁入,并且中部城市承接了东部城市的工业转移,低技能劳动力就业岗位增加,这些现状成为农民工迁移就业的强大动力,因此,高人力资本个体占比与城市住房价格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另外,近年来西部地区人才培养和建设的力度加大,实施了各种吸引人才和留住人才的措施,因此高人力资本个体占比的增加可能是西部地区城市住房价格明显上涨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结论
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是宏观经济平稳运行的重要基础,解决高房价问题是促使劳动力要素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并形成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关键所在。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的住房价格水平也在不断上涨,于此同时,城市化水平以及人力资本水平也在不断提升。以人为载体的人力资本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而流动,通过人口迁移,积累到宏观层面就形成了城市的人力资本存量。城市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能够增加城市住房的有效需求,推动房价上涨;反过来,高房价意味着高昂的生活成本,可能会挤出低人力资本水平个体,只有高人力资本水平个体能够迁移至城市,城市人力资本水平对于城市住房价格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文章通过对中国255个地级市2009—2016年的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城市人力资本水平与城市住房价格和城市化率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并且人力资本对房价的影响程度具有异质性:其一,以高等院校人口占比为代表的较高的人力资本对高房价地区的房价水平正向促进的影响程度更大;其二,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对房价的正向影响是显著的,在中部地区不显著。据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注重教育的均衡发展,一方面政府应加大力度对农村或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教育投资力度,缩短城乡之间的教育不公,进而缩减城乡人力资本差异;另一方面,要注重城市非户籍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促进教育资源均等化,进而缩减不同人群的人力资本差异。第二,进一步加大户籍制度改革,破除城乡壁垒,着力引导劳动力要素合理畅通有序流动,为转移至城市的农村劳动力提供保障性住房,同时完善促进创业就业的长效机制,确保劳动者享有公平的待遇和良好的发展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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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田盛丹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