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岸带的环境问题及管理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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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交通事故、海底钻井平台管道漏油事故等的频发，更加加重了海洋污染，以2010年11月份中海油漏油事件为例，该事件致使至少3400km2海域水质下降，影响了渔民生产生活，海洋生态环境代价沉重。滩涂湿地是海洋与陆地的过渡带，蕴藏着各种矿产、生物及其他海洋资源，能够有效地调节生态环境。滩涂湿地也是我国沿海地区最主要的后备土地资源。然而近40多年来，随着我国沿海各省份不断展开大面积围垦，我国累计丧失海滨滩涂湿地约219万hm2，约占总面积的50%;红树林面积由原来的4．2万hm2减少到1．46万hm2，红树林的大面积消失，不仅使许多生物失去栖息场所和繁殖地，也失去了红树林保护海岸的功能;珊瑚礁受海洋污染和人为破坏与威胁，依赖珊瑚礁生存的鱼类、贝类资源锐减［1］。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近海渔业捕捞总产量呈现持续增长的态势，捕捞强度的不断加大，加上海洋污染的日趋严重以及海洋工程建设对产卵场、索饵场的破坏，导致我国近海渔业资源不同程度地受到损害而呈技术衰退趋势。历史上曾辉煌过的东海区、南海区鱼汛已有多年未出现。政府实行的伏季休渔制度，并没有缓解捕捞压力，反而在开禁之后更宣泄了渔民酷鱼滥捕的情绪，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的目标难以实现，世世代代依靠打鱼为生的渔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总结我国海岸带的生态环境问题，即点源污染与面源污染共存，生活污染和工业污染叠加，各种新旧污染相互交织，海岸带生态资源退化由局部向更广阔的区域扩展等，概括起来主要是海岸带生态环境的复合污染和海岸带生态资源的退化。

海岸带开发中的生态环境问题成因剖析

笔者认为，产生生态环境问题的原因除了自然灾害等不可控因素外，人类对海岸带资源的保护意识单薄、开发和利用海岸带资源的方式粗放、海岸带环境保护机制缺失、管理不到位等都是引发海岸带生态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

1海岸带开发模式粗放及产业结构不合理

我国的海洋产业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海洋第一产业以近海养殖等水产品产业为主，这些产业多为粗加工、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技术设备落后、生产效益不高、国际竞争力不强、用海面积较大、污染严重的产业。同时沿海地区海洋第二、第三产业的布局缺乏特色，存在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产业结构空间配置趋同。较低的产业结构层次严重制约了海洋产业的高级化发展，更加造成海岸带资源的浪费和生态环境的破坏。1．1近海养殖污染由于局部近海海域在养殖规模、养殖方式和养殖品种等方面缺乏规划和控制，加上养殖技术、水产动物免疫和病源生物研究与疾病防治技术落后，给近海局部海域的生态环境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出现了诸如水域营养指标升高、有害微生物和嗜污生物占优势、海洋环境富营养化程度加重等状况。如浙江省的象山港和漩门湾，目前已属于重富营养化海湾，生态环境已有明显的局部退化［3］。

1．2工业建设及生活排污在我国海洋环境污染物中，陆源入海污染物约占90%，污水排放、垃圾倾倒、农药化肥面源污染等产生的污染物质沿河道或河岸随河水涨落流入邻近海域，或者从近海排污口直接流入海洋。沿海项目也是造成海洋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沿海一些地方为了发展本地经济，在海边纷纷建设一些不具备有效污染治理措施的化学制浆造纸、化工、印染等工业生产项目，直接或者间接地向海域排污。《2010年海洋行政执法公报》显示:在检查的29176个用海项目中有违法行为1836起，各级海监机构在倾废检查中发现违法行为184起，海洋工程环保检查中发现违法行为321起，海洋生态保护执法检查中发现违法行为294起。在一些海岸曲折、水流交换不畅的地区，如我国的渤海湾，大量的工业污染和生活污染已造成渔场外迁、鱼群死亡、赤潮泛滥等，一些珍贵的近海生物资源正在丧失。

1．3城市扩张沿海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城镇建设用地紧张和招商引资发展用地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由于缺乏专门的法律法规和科学的评估规划，围填海造地相对旧城拆迁所耗费的成本低廉，因此沿海省份围填海造地活动呈现速度快、面积大、范围广的发展态势。2005年以后全国每年围海的面积都超过1万hm2。目前，围填海每年新增的建设用地约占全国每年新增建设用地总面积的3%～4%，占沿海省份每年新增建设用地面积的13%～15%［4］。国家海洋局海域管理司认为，目前沿海各地海岸带的开发无序无度，围填海造地对毗邻海域资源和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主要表现为海岸线急剧缩短、海岸生态系统退化、重要渔业资源衰退和海岸防灾、减灾能力降低等。

2海岸带生态环境管理和政策设计滞后

海岸带生态环境管理制度设计和政策工具的供给严重滞后于经济社会的发展速度，我国海岸带环境污染长期处于“没法(律)管”“没人管”“没人能管”的局面，主要表现为海岸带生态环境相关的管理制度不健全、主管部门缺位、地方政府以及各职能部门、渔民之间的权利与义务模糊不清，尤其是国土部门、环保部门与海洋部门之间的衔接不利，导致海岸带生态环境管理效率不佳。此外，我国的环境管理体系主要是“重末端治理、轻源头防治”的污染控制模式，不适应海岸带生态环境“污染在海洋，治理在陆地”的特点，无法在海岸带生态环境的管理和保护中发挥作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先后颁布和实施了《海洋环境保护法》《防止船舶污染海域管理条例》等诸多法律法规，但却难以对沿海开发中存在的各种利益进行统一有效的协调管理，主要原因在于，这些法律大都是一般法、行业法，尚没有单独形成以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为目的的海域制度，在河流入海污染防治、生活污染、养殖污染等方面的规定较为薄弱，甚至存在空白，在海洋生态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的规定也大多不具有可操作性。同时尽管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对违法者设置了民事、行政、刑事3种法律责任形式，但在实践中，几乎是以行政处罚作为唯一的手段，原因是海洋法律法规对刑罚的规定比较笼统，使得执法者在实际办案中无法参照。海洋行政执法部门与司法部门之间还未建立起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机制，因而海洋部门查处的违法行为大都没有相关的移交程序。这些都严重影响了海洋环境执法工作的进行，不利于海岸带生态环境的保护和管理［5］。

3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并存

海岸带资源环境具有显著的公共产品属性，由于存在外部性及市场机制不健全性，市场机制常常出现无效率的现象。如在近海养殖中存在过量使用饲料、病害防治药等造成水体污染等方面的负外部性。工业生产和城市生活排污入海等都具有典型的负外部性。实行近海生态养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环境，有正外部性，但存在着海产品生长周期长或易遭受病害等减产风险。沿海工业生产和城市生活中使用先进的治污技术具有典型的正外部性，但要面临治污成本增加等问题。环境经济学告诉我们，由于存在外部性，经济活动的价值不能通过市场得以体现，可能造成市场失灵。对于产生负外部性的行为或者产品，由于生产者并没有将外部性内部化，生产者的私人成本低于社会成本，而生产者按照私人成本和预期收益来安排生产，使得产品数量超出了由社会成本和预期收益决定的最佳数量，造成产品过剩，负外部性增加，导致海岸带资源的过度利用和污染的过度产生，对生态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严重。对于具有正外部性的行为或者产品，由于私人成本高于社会成本，可能带来生产者收入的减少和产量的降低，造成社会收益高于私人收益，如果生产者按照私人成本预算和预期收益来安排生产，产品数量就不足以满足社会成本和预期收益决定的最佳数量，导致良性产品供给不足，不利于海岸带生态环境保护。目前我国海岸带生态环境保护的市场机制不健全也是造成市场失灵的主要原因。海岸带资源的稀缺性并没有在开发和利用的过程中显现出来，巨额海岸带开发成本在经济决策中被低估，导致产业和项目进入门槛过低，出现过度重复建设和低水平雷同现象。政府干预被认为是传统的、效果最明显的消除公共产品外部性的主要手段。因此为了维护和扩大正外部性，减少和消除负外部性，适当的政府干预就成为海岸带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途径。但是政府干预不当也可能适得其反。以近海捕捞为例，早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就开始实行海洋捕捞渔船船数和功率总量控制(简称“双控”)，但是这种采取捕捞投入要素控制的对策并没有使捕捞投入得到有效缩减［6］。现行的生态环境干预体系难以应对海岸带生态环境问题，相关主管部门责任不明、互相推诿、缺乏协作等现象造成了较为严重的政府失灵现象，主要表现在海岸带生态资源管理体制不健全且不具有可执行性、海岸带生态环境保护缺乏专门机构、海岸带环境保护投入严重不足等方面。

4社会机制不健全

解决海岸带生态环境保护问题，除了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之外，还有社会机制作为补充，公众参与、信息公开、宣传教育等方法能够在海岸带生态环境管理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随着公众环保意识的觉醒，我国沿海发达地区城市环境治理等方面已取得较大进展，然而对于海岸带生态环境的关注还相对较少。目前我国海岸带生态环境管理的社会机制还处于萌芽阶段，由于重视不够、宣传不足，公众对海岸带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识淡薄，不能自觉地参与到海岸带环境保护行动中来。同时政府营造的公众参与氛围不够、参与渠道不明、形式单一，公众参与的激励和保障机制不健全，这些都难以影响政府决策。此外，当前政府对非政府组织参与海岸带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培育不足，不利于保障社会机制有效运行，严重限制了其在海岸带生态环境管理中作用的发挥。

我国海岸带生态环境管理创新

结合以上分析，我国海岸带生态环境管理创新的基本思路是:构建海岸带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相结合的海岸带生态环境管理模式，将生态环境保护融入到海岸带经济发展决策之中;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激励和约束兼容的海岸带生态环境决策与管理体系。以期通过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及政策的调整缓解海岸带开发利用过程中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以实现沿海地区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

1适时对海岸带生态环境管理进行战略定位

发达国家在海岸带生态环境管理方面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其共同点可归纳为:重视海岸带生态环境管理，将其视为环境管理的重要部分，重视对海岸带生态环境质量的评估。因此在海岸带生态环境管理的实践中必须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对海岸带生态环境管理重新进行战略定位，重视海岸带生态环境管理，将其作为生态环境管理的重要和核心部分，并将其纳入沿海地区海洋经济建设之中。加强对重点海域养殖业污染负荷和重点区域工业、农业、城市生活等污染状况的科学评估，逐步建立完善海岸带生态环境的污染监测、监控体系，将环境检测结果作为制定相关政策的前提和基础，保证海岸带生态环境管理的有效性。

2转变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模式

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以大量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围填海造地等海岸带资源开发加剧了海岸带生态环境的恶化程度，因此治本之策在于转变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模式，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解决海岸带生态环境问题。对于近海养殖业来说，可以继续通过改变养殖方式来优化养殖环境，通过增加水处理装置以及混养等方式减少污染，不断拓展海洋无污染养殖新领域。对于沿海工业来说，关键是优化工业结构和空间布局以及提高科技进步水平，通过制度创新走新型的沿海工业经济增长道路。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是近年来解决高能耗工业企业转变生产方式的主要途径。未来沿海工业结构升级的目标是逐步建立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新型工业结构，并实现沿海工业的适度集中，实现集聚经济和基础设施共享，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污染产生量和污染治理成本。

3构建完善的海岸带生态环境公共政策体系

由于海岸带环境污染复杂、来源广泛、分散、污染种类繁多，因此利益相关者众多是海岸带生态环境管理政策设计时必须考虑的问题。分析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搭建可供协商和交流的公众参与平台，需要构建完整的海岸带生态环境公共政策体系，并通过综合手段约束污染排放行为，激励公众广泛参与。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海岸带生态环境管理的公共政策体系重点包括海岸带各类资源的产权制度、海岸带资源开发利用的价格政策、税费政策、财政政策，海岸带生态环境管理体制，海岸带环境准入门槛制度等。海岸带生态环境管理过程中可以运用的政策工具很多，包括海岸带资源市场交易机制、减排补贴机制、生态补偿机制、海岸带资源环境保护教育、生态环境保护行为激励机制和行为标准等。经验表明，不能简单地通过某种单一标准判断哪种政策工具对海岸带生态环境管理最有效，政策的选择往往取决于海岸带生态环境质量问题的性质、管理机构获取信息的全面性和有效性以及由谁承担治理成本的社会决策。因此在海岸带生态环境管理中，要因地制宜地综合运用多种政策工具，才能建立起有效的海岸带生态环境管理机制。

4完善海岸带生态环境法律体系

制定较为完备的、可执行的海岸带生态环境法律法规体系，特别是对沿海工业污染和生活污染，沿海农业农药和化肥的生产、施用，近海养殖业饲料和病害防治药的生产、施用，海岸带用地规划、环境整治、生态环境信息公开以及公众参与监督等制度的任务与地位等方面进行详细规定，根据社会经济条件以及自然条件的变化逐步完善和修正。同时还要明确相应管理机构及其权力，界定海洋部门、国土部门和环保部门之间的管理边界，明确防治海岸带生态环境污染要实行层层把关，陆海各部门之间要协同配合，重在源头控制。按照生态利益优先、负担与收益一致、“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完善海岸带生态环境管理中的行政、民事、刑事法律责任制度等，提高破坏海岸带生态环境的机会成本。同时对各级海岸带生态环境管理主体实施监督，并就监督的主要内容、控制指标、考核办法等进行专门规定，促进海岸带生态环境管理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计划。

作者：顾湘单位：上海海洋大学人文学院公共管理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