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援助的环境效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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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援助的政策效应

政策效应可看作一种综合性较强的援助效应，既受其他效应的牵制，如收入效应驱动环境标准提高，同时也影响其他效应，如环境标准提高驱动产业结构的清洁化，强化结构效应。政策效应体现在国际援助对环境政策的影响，环境政策表现为排污税、排污配额等形式，研究中一般采用排污税。Copeland&Taylor以及Abe&Sugiyama的研究中反映排污税的变化，且均形成了援助国排污税降低、受援国排污税提高的格局。Copeland&Taylor采用多商品的一般均衡模型从境内污染视角将环境政策内生化，高收入的北方排污税高于南方，人力资本丰裕不同的南北方贸易均衡的结果是北方生产清洁产品，南方生产污染密集产品。北方向南方非捆绑援助后，北方相对收入下降，排污税下降，吸引南方边际污染产业的转移，结构效应增加了北方污染；同时南方接受援助后收入上升，排污税提高，污染下降，边际产业相对清洁，技术效应又使污染下降，最后世界总体污染水平下降①。Abe&Sugiyama强调国际援助产生收入效应和战略效应，并影响到政策效应，从生产污染着手建立两个小国的多种商品多种要素模型，研究非捆绑国际援助对两国环境政策、污染的影响。两国各自制定本国的排污税，结论为非捆绑援助通过两个效应降低了援助国排污税而提高了受援国排污税，在跨境污染物条件下国际援助提高双方福利②。这两项研究构建的是一个援助国对应一个受援国的模型，前者针对境内污染物，后者涉及跨境污染物，得到结论均为改善世界污染水平和双方福利，这对发达国家提供国际援助产生正向激励。

现实世界中一个援助国面对着多个受援国，援助款项在多个援助国中分配。Tsakiris,Hatzipanayotou&Michael的研究考察了这种情况，他们从新的视角研究了受援国的排污税，以一个援助国两个受援国的一般均衡模型分析跨境生产污染，跨境污染来自两个受援国，援助国决定援助额及其在两个受援国间的分配，受援国决定其排污税和援助款的治污比例。受援国提高援助款的治污比例必定降低污染水平，也改善了援助国的福利，而受援国的福利不确定。援助国从自身福利最大化出发，对既定数量援助款的分配取决于受援国的排污税高低和援助款的治污比例，结果是受援国为争取较多援助而竞争，援助款治污比例高和排污税低的国家得到更多援助③。该研究专门针对跨境污染也更有现实价值，援助国很大程度上更关注跨境污染物，也鼓励受援国将更多的援款用于环境保护。针对跨境污染的研究中，感知的跨境污染成为研究对象，Hatzipanayotou,Lahiri&Michael以援助国感知的跨境污染为研究对象构建多商品模型，污染仅来自受援国的生产，援助国决定援助额，受援国选择排污税和将援助款的治污比例，援助国与受援国的纳什均衡显示，感知的跨境污染上升带来援助增加，援助上升又在中长期减少跨境污染④。在此基础上，Hirazawa&Yakita将受援国的环境意识引入上述模型，受援国的环境意识越强，越愿意提高援助的治污比例，而且援助国提供的援助也越多⑤。为此国际援助改变受援国的环保意识，减少净污染，提高了援助国福利，而受援国福利具有不确定性。这两项研究与Tsakiris等在研究受援国排污税问题的同时，也探讨了受援国的援款治污比例对援助国决定援款额的重要性及其对环境的影响。

二、国际援助改善环境还是恶化环境

1．不对称性与环境、福利效应援助国和受援国具有对称性则国际援助难以影响环境，国际援助对环境的影响结果取决于双方的不对称性，学者们从不同侧面分析影响环境的条件，得到的结果也有差异。Niho研究国际援助对生产污染的影响，基于边际技术替代率递减，国际援助是否改善环境取决于援助国和受援国减污技术效率的对比以及两国在全球环境中的重要性，因此对环境质量差的国家进行援助，即使受援国减污技术效率较低，也能改善全球环境；若援助国的环境质量权重高于受援国，则援助并不改善全球环境，除非受援国的减污技术效率高于援助国⑥。基于现实中受援国的环境问题较严重，而且受援国的清洁技术远落后于援助国，这一研究的结论实际上认可国际援助有助于环境改善。Ono建立基于消费外部性的一种商品模型，全球环境质量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为消费所恶化，又因环境投资而改善。受援国不将国际援助用于环境投资，则全球环境质量恶化，援助国福利下降；若受援国将援助投向环保领域，则全球环境质量和每个国家福利得到改善，这意味着与环保捆绑的援助有利于环境改善⑦。在一种商品模型的基础上，Chao&Yu扩展为两种商品模型，并且为Natio及Takarada所发展。Chao&Yu基于援助国和受援国对污染品的边际消费倾向相同，建立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与环境捆绑的援助问题。援助无捆绑时，忽略不计商品相对价格的变化，全球污染水平不变；捆绑援助时，受援国环境收益超过贸易条件损失时，受援国福利增进，而援助国福利不确定，反过来受援国环境收益低于贸易条件损失时，对两国的福利影响多样，甚至出现增进援助国福利而恶化受援国福利的情形⑧。该研究更为强调国际援助对双方福利变化的影响。在此基础上，Natio进行了扩展，一是改变了援助国与受援国边际消费倾向相同的设定；二是考虑跨境污染；三是考察非捆绑援助。Natio建立了南北两国生产两种商品（污染品与清洁品）模型来考察跨境污染，援助国对污染品的边际消费倾向大于受援国的情况下，即使援助为非捆绑，也影响贸易条件，从而改善跨境污染和两国福利，产生帕累托改进⑨。并且与Chao&Yu相比，国际援助在更大程度上改善全球环境。Takarada在此基础上提出国际援助特别是非捆绑援助改善两国环境和福利的条件更为严格，要求污染品在援助国为正常品而在受援国为劣质品，若污染品在两国均为正常品则援助改善受援国而恶化援助国⑩。原因在于Takarada的研究提出污染品的生产降低清洁品的生产率，环境改善则提高清洁品的生产率并提高收入，进而又增加对污染品的需求（若污染品是正常商品），并增加了污染，从而认为Natio的分析高估了环境改善程度。这三者的研究一脉相承，不断深化。针对援助中性论，Rübbelke围绕气候问题将温室气体（GHG）作为非纯公共物品，产生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双重特性，认为国际援助对温室气体排放的改变在于援助国与受援国削减污染的成本差异、两国在气候保护的边际支出倾向对比、两国附属效应的不同以及负推测的存在，国际援助的环境效应不是中性的。如果受援国削减GHG的成本低于援助国、受援国的私人物品边际支出倾向与气候保护的边际支出倾向之比低于援助国、受援国的负推测在绝对值上低于援助国，则援助对全球GHG削减产生积极影响，提高双方福利水平輯訛輥。这些研究明确了援助国与受援国的特定不对称性使国际援助改善环境和福利，包括受援国的减污技术效率高于援助国、受援国全球环境中地位高于援助国、援助国对污染品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于受援国、援助国对环保的边际支出倾向低于受援国、援助国削减污染的边际成本高于受援国等，为提高国际援助的环境效应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导向和现实参考价值。

2．国际援助效应的复杂性对于国际援助是否能起到减污作用，研究结论是复杂多样的。Schweinberger&Woodland提出了不变定理及其产生条件，即援助前后污染水平不变。该研究以劳动和资本从事生产并产生污染，污染水平为减污劳动量的减函数，分析了三种情形的长短期效应輰訛輥：一是受援国私人部门、政府及援助国援助参与减排活动，短期内捆绑式援助挤出私人部门的等量减排投入，且受援国总减排投入不变，则总体用于减污的劳动和减污水平保持不变，形成不变定理，环境状况没有改善；长期内援助提高资本回报率，产品生产的劳动和减污的劳动上升，产生正就业效应，并在不同条件下对污染影响不同，不变定理不成立。二是受援国政府为操控型且私人部门了解政府的排污税函数，就业提高，私人部分的减污劳动下降，公共减污提高，总排放上升，也可能不变定理成立。三是排污税很低的私人部门不从事减污，短期内捆绑援助部分地挤出受援国政府的减污支出，捆绑援助上升在一定条件下降低污染；长期内就业效应被强化，而排放的短期效应可被强化也可逆转。该研究特别分析了就业效应，更符合受援国利益。Fujiwara以两个小国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考察跨境污染，援助国以资本和劳动两要素生产两种商品———清洁品和污染品，受援国以劳动要素专门化生产清洁品，商品相对价格不变，如果资本的回报率低于资本折旧率，且污染品为劳动密集商品，显示国际援助无论是在稳态阶段还是在过度阶段都会增加跨境污染，而且援助国福利下降而受援国福利不确定，特定条件下改善受援国福利輱訛輥。这一探讨使跨境污染的研究动态化。

三、国际援助的环境有效性

国际援助是否真正改善环境，有待实证检验，而实证研究因起步较晚而成果较少，且得到不同的环境有效性结论。国际援助影响环境的实证研究，既有以总援助为对象展开研究的，总援助即一般国际援助，也有专门针对环境援助来研究环境有效性的。

1．一般国际援助的环境有效性一般国际援助的环境有效性考察以Arvin,Dabir-alai&Lew的实证研究为代表，其研究选取世界银行数据以CO2衡量污染，使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将受援国按收入水平分为高、中、低三组，发现受援国整体和前两组国家在国际援助与污染减少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低收入国仅存在单向因果，随着援助额提高，污染下降輲訛輥。该研究还以误差修正模型检验单个受援国的援助与污染之间的因果关系，呈现多种结果：一些受援国（如巴西）中高援助产生了高污染，一些受援国（如韩国）为高援助产生了低污染，且有9个受援国（如印尼、韩国）因降低了污染而得到更多援助，又因污染上升而减少了援助，还有更多的受援国因降低污染而减少了援助，产生同样结果的受援国还缺乏共同的明显特征。Kretschmer，Hübler&Nunnenkamp用OLS回归、GMM估计和LSDVC估计方法，以80个受援国为对象检验1973-2005年期间援助对能源使用强度和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显示出援助降低受援国的能源使用强度，但效果微弱，援助未降低受援国的碳排放强度，指出国际援助不足以改善气候变化；研究结果还显示能源专项援助也未能降低能源使用强度和碳排放强度輳訛輥。但该研究未作原因探索。援助的环境无效性结论并不奇怪，影响到环境变化的因素很复杂，非单一因素能显著改变，其中是否存在对受援国投资及环境支出的挤出效应值得考证。

2．环境援助及其有效性随着世人日益关注以气候变化为代表的环境问题，国际援助中环境援助的比例不断上升，学者也转向研究有关环境援助及其效果问题。环境援助首先需要弄清其界定及范围，Hick等作出了尝试，建立了PLAID数据库,包括1970-2000年期间427000个援助项目，按援助项目对环境的影响状况将国际援助项目分为五类輴訛輥：显性环境友好项目、隐性环境友好项目、中性项目、轻污染项目、重污染项目。后两类项目合为环境援助项目，并进一步分为绿色项目和棕色项目，前者应对如跨国污染、生物多样性这类全球环境问题，后者应对如土壤、水污染等地方性环境问题。Bun－taine&Parks以世界银行的援助为基点，界定环境项目为用于改善环境的援款占项目款比例达到50%及以上，并以此标准对世界银行1994-2007年的3817个援助项目进行了评判，仅选出274个环境项目，并筛选研究了其中的146项环境援助项目輵訛輥。Hick等以PLAID为基础重点研究1980-2000年的环境援助状况，显示出环境援助在国际援助中的比重上升，但污染项目仍四倍于环境项目。20世纪90年代最大的环境援助受援国为中国、印度、巴西、肯尼亚和埃及，最大的环境援助国为丹麦、德国、美国、英国和日本。该研究还显示援助国倾向于援助最需要的国家、邻国、贸易伙伴、前殖民地、战略伙伴、有效治理环境的国家等，且双边援助与多边援助存在一些差异性。将环境问题按水、土壤、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来分类的话，20世纪90年代的环境援助重点偏向于水环境方面，其次是气候变化，特别是90年代后期上升很快，但大量援助为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輶訛輥。这项研究系统地展示了环境援助的全局图以及环境援助的影响因子，但未研究环境援助的有效性。Arvin,Kayani&A.Marisa计量分析环境援助规模与受援国经济发展水平的联动关系，认为环境援助规模与受援国工业化水平、环保需求正相关，且援助提高了受援国经济发展水平輷訛輥。Arvin&Lew建立援助规模与环境结果同时决定的计量模型，结果显示以CO2衡量环境时，CO2排放随着援助上升而下降，而以水污染和森林退化衡量环境时则相反。这反映出援助对不同污染物的影响不同，对于跨境污染的效果更明显輮訛輦。该研究也显示援助国向受援国传递的信息复杂：对森林保护予以援助激励，但对CO2削减不激励，对水污染则不明显。Buntaine&Parks利用世界银行1994-2007年146项环境援助项目的评价结果，分析影响环境援助有效性的因素，得到的结论为受援国有效政府治理与环境援助项目的有效性呈正相关，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项目有效性低，而受援国开放度、环境恶化程度、公众参与度等对环境援助项目的有效性没有影响，没有印证一些理论结论輯訛輦。

四、简要评价

国际援助与环境的研究文献显示，研究的污染物集中于跨境污染，特别是来自生产的跨境污染，这可能在于跨境污染更易对发达国家提供援助产生正向激励，研究者多来自发达国家，对跨境污染更为关注；对国际援助的分析以总援助居多，捆绑援助和非捆绑援助也各有分析，但专门研究环境援助的文献较少；现有研究以宏观研究为主，中观和微观研究较少，理论分析普遍采用援助国和受援国均为小国的一般均衡模型，可进一步向大国模型扩展。除了分析援助的减污效应，研究一般也看重援助对双方产生的福利效应。国际援助影响环境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具有很大空间：一是在研究视角上需要向中观和微观研究渗透，环境援助的效果问题尚未形成统一认识，需要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系统深化援助与环境的研究；二是需要加强对如何提高国际援助的环境有效性研究，实证分析特别需要加强环境援助的减污效果研究以及针对受援国国别特征的考证。这能够促进国际援助更大程度地减少跨境污染物排放，改善包括中国和援助国在内的全球环境。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对非洲等援助的增加，中国成为国际援助中的新兴援助国，如何提高中国援助的环境正效应也是重要议题，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国内学者杨东升等更多研究援助的一般效果輰訛輦，对国际援助与环境的专门研究很少；黄淼等的研究集中于国际环境援助及其在中国实施情况的介绍与经验总结輱訛輦。理论与实证研究都尚待开拓，需要开展中国作为受援国和援助国不同视角的环境效应研究。

作者：佘群芝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