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龄化对乡村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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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谭江蓉杨云彦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文献回顾

研究人口因素对消费支出(或储蓄)影响的传统途径是从宏观经济角度，利用生命周期模型对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支出和储蓄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多年来研究成果颇多，但结论却大相径庭。许多学者通过研究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对消费和储蓄有着显著的影响，结论支持生命周期假说。Loayza等(2000)研究表明，未成年人和老年人抚养比率上升对储蓄率有负面影响，未成年人抚养比率上升3.5%会使储蓄率下降1%，而老年人抚养比率上升3.5%时，储蓄率将会下降2%。［5］Modigli-aniandCao(2004)对中国1953～2000年储蓄数据的估计发现，长期人均收入增长率和儿童抚养系数的变化能够解释中国的高储蓄率。［6］汪伟(2009)研究发现人口政策转变带来的抚养系数下降导致了中国储蓄率的不断上升，经济增长对储蓄率上升的贡献程度随适龄劳动人口数量的增加而被强化，但会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而弱化。［7］也有结论不支持生命周期假说。袁志刚、宋铮(2000)通过构建反映中国养老保险制度基本特征的迭代模型，发现人口老龄化通常会激励居民增加储蓄。［8］王金营、付秀彬(2006)通过引入标准消费人的概念和变量，建立了一个可以反映人口年龄结构影响的消费函数，研究认为老龄化将会降低未来的消费水平和消费比率。［9］郑长德(2007)研究结果表明储蓄率和儿童抚养比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与老年人口抚养比之间则存在正相关关系。［10］李春琦、张杰平(2009)研究结果表明老年抚养系数对居民消费有显著的负影响，中国人口结构变化和居民固有的消费习惯是农村居民消费率偏低的原因。［11－12］李响、王凯等(2010)以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我国农村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农村少儿抚养比下降与老人抚养比上升都不利于农村居民消费率的提升。［13］张乐、雷良海(2011)分析了中国各区域居民消费率与人口年龄结构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中国老年抚养比与消费率呈反向变动关系，拒绝了生命周期假说。［14］还有学者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和消费(储蓄)的关系并不显著。Kraay(2000)、Horioka等(2006)对中国居民的储蓄和消费行为研究表明，人口抚养比和储蓄率没有显著的关系。［15－16］李文星等(2008)采用了动态面板GMM估计方法，研究结果表明儿童抚养系数对中国居民消费具有微弱的负向影响，而老年抚养系数变化的影响并不显著。［17］本文和已有研究的主要不同点在于:首先，本文以农村居民消费为研究对象。已有研究多以全国或城镇居民为对象，针对中国农村居民这一特定群体的研究并不多见。在中国特有的二元经济结构背景下，城乡居民在消费环境、结构和消费习惯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专门研究农村居民人口年龄结构对农村消费的影响，对于挖掘农村居民的消费潜力、依靠刺激农村消费实现经济持续平稳增长政策的执行具有积极意义。其次，本文基于我国大量流动人口的现实背景，在对农村居民消费的解释模型中增加了人口流动变量。已有研究在探讨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关系时，有些没有考虑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现实背景，有些考虑的也只是我国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对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特定政策环境下大量人口迁移及其对流出流入地的人口年龄结构和消费可能产生的影响并未涉及。最后，因为加入了人口流动变量，考虑到人口流动方面的数据基本为存量数据，所以本文选取了四个时间点上的省际截面数据，通过对四组横截面数据的回归分析与比较来考察各个解释变量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既可以从横截面上考虑到区域结构与差别，也可以从不同时间点的对比上来分析环境与政策的影响。已有研究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之间关系的文献的缺陷在于有的利用时间序列数据缺失了横截面的结构因素，有的利用面板数据虽兼顾了时序与截面的信息，但在分析上却不如直接利用不同时间点的对比直观。

模型、变量与数据

1.模型与变量

本文拟考察1995年以来我国人口外流、农村人口老龄化与居民消费的关系，1995年以来正值我国经济体制转型改革发展期，人口迁移规模与强度加剧，农村消费市场也悄然发生着变化。结合已有研究文献和现实背景，构建模型如下:apci=α0+α1ln(inci)+α2incgi+α3incri+α4obi+α5ybi+α6migi+εi其中，下标i代表地区，εi为随机扰动项，apci表示各地区的农村居民消费倾向，即各地区农村居民家庭年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占农村居民家庭年人均纯收入的比重。本文与大多文献不同，没有以农村居民消费率作为被解释变量，主要是为了避免截面数据中不同地区的城乡结构不同所导致的各地区农村居民消费率的直接差异。根据生命周期假说，老年和少儿人口占劳动人口的比重上升时，居民消费倾向会上升。在几乎所有消费函数中，收入始终是一个重要解释变量。本文引入了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inc)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incg)两个基本解释变量，前者考察是否人均纯收入越高的农村地区，其居民消费倾向也越高，即是否富裕的农村地区消费倾向更高;后者考察是否收入增长越快的地区，农村消费倾向越高。随着改革进程的推进，城镇和农村市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大量剩余劳动力从农村向城镇转移，2010年的流动人口中有52．72%是从农村流入到城镇的。城镇生活在影响和改变着农村人口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的同时，城乡收入差距也成为农村人口消费的制约。本文把城乡收入差距(incr)作为农村消费的影响变量之一。各地区流动(人户分离)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重(mig)反映人口流动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老年抚养系数(ob)是各地区农村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占15～64岁人口的比重，反映老龄化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这两个变量是本文重点关注的变量。除此之外，少儿抚养系数(yb)(0～14岁人口占15～64岁人口的比重)也作为居民消费的解释变量纳入其中。

2.数据

考虑到人口统计口径的统一，本文以1995年为起始年，选取了1995年、2000年、2005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的4个年份作为截面。1995年重庆未成立直辖市，所以相关数据并入四川省进行计算;西藏数据缺乏，所以每个截面均选取了29个省市自治区。农村居民消费倾向、城乡收入比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直接计算得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是以1995年为基期，经各省市区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调整后的数值。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以调整后的数值计算得出。1995年、2000年、2005年各省市区的农村老年抚养系数、农村少儿抚养系数以及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分别来自历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所得，2010年数值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六普数据计算得出。

回归估计结果与解释

1.估计结果

根据构建的多元线性估计模型，考虑到四组数据均为横截面数据，为消除异方差，本文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WLS)估计参数，估计结果见表1。四次估计结果的可决系数和调整后的可决系数均在0．93以上，说明模型中解释变量总体对被解释变量———农村居民消费倾向解释力强，模型估计效果良好。除农村居民实际人均纯收入(inc)和农村居民实际人均纯收入增长率(incg)在个别年份不显著以外，其他变量均对农村居民消费倾向具有显著影响。

2.结果分析

2005年和2010年老年抚养系数(ob)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农村居民消费倾向随着农村老年抚养系数的提高而显著上升，结论与生命周期假说吻合。2010年农村老年抚养系数每提高1个百分点，农村居民消费倾向便会增加0．72个百分点。事实上，生命周期假说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适用性值得怀疑。按照生命周期假说，人会按照自己一生不同的阶段平滑消费，到年老的时候用自己年轻时候的储蓄，老龄化加重会使得消费支出占收入的比重增加，消费倾向上升。而我国广大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依靠自己年轻时候的储蓄生活的比例少之又少。根据六普数据，我国58.97%的农村老年人口的主要生活来源依靠家庭其他成员供养，28.49%的农村老年人口仍然依靠自己的劳动收入作为主要生活来源，10.34%的农村老年人口的主要生活来源来自于离退休养老金和最低生活保障金，只有0.18%的农村老年人口依靠财产性收入作为自己的主要生活来源。我国接近90%的65岁及以上农村老年人口主要生活来源来自于家庭供养和自己的劳动收入，“人的一生会按照不同阶段平滑消费”在我国现阶段的农村地区并不适用。另外，遗赠动机和谨慎动机在我国农村地区更有一定局限性。既然农村老年人口的主要生活来源还得依靠家庭供养和自己劳动，即便有遗赠的想法和谨慎的态度，绝大部分农村老年人口也没有财力和物力将其付诸实施。

虽然我国农村地区不符合生命周期假说的假定，但后两年的估计结果仍然和假说一致，老年抚养系数和消费倾向呈正相关。我国农村老年人口的主要生活来源对此有一定的解释性。接近60%的农村老年人口依靠家庭其他成员供养，这就使得有老年人口供养的农村家庭相对于同等收入但没有老年人口供养的农村家庭会额外增加一笔老年人支出费用，以应付老年人的日常生活所需，消费倾向随之提高。随着老年人口比重的增加，更多的家庭需要供养老人，整个消费开支便会增加，从而进一步增加农村居民消费支出，提高农村居民消费倾向。农村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也与此有关联。只有1/3左右的农村老年人口身体健康，有1/4还多的农村老年人口处于身体不健康状态。2010年我国农村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年人口达到1195.42万人，占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17.93%，2000年以来农村高龄老年人口以年均3.87%的速度递增。其中39.93%的高龄老年人口身体处于不健康状态，那么农村老年人口的医疗保健费用随着老年人口和高龄老年人口比重的增加将随之增加，从而会加大农村居民消费支出。［18］

但是老年抚养系数在1995年和2000年的模型估计中其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负，老年抚养系数对农村居民消费倾向具有显著的负影响。我国人口流动的区域差异有助于理解前后估计结果的不一致性。早期受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及历史因素的影响，我国老龄化严重的地区大多为收入相对较高的经济发达地区，早期这些地区的农村居民消费倾向往往较低;随着我国改革步伐的加快，我国人口流动加剧，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适龄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市和东南沿海地区迁移，加重了中西部地区的农村人口老龄化，而这些地区的居民消费倾向往往较高，因此后期老龄化与农村居民消费倾向呈现出了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除1995年的估计结果呈显著负相关以外，人口流动(mig)与农村居民消费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即随着我国人口流动的加剧，农村居民消费倾向是上升的。农村流动人口在城镇工作改善收入的同时，城乡联系沟通加强，消费观、价值观也会随着眼界的扩展而发生着改变，进而通过影响其农村来源地或者回乡生活的改变对农村居民的消费倾向产生正向影响。人口流动也可以通过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影响进而影响到农村居民消费。2010年的现有流动人口中，62.98%的流动人口来自农村(普查资料中的乡村和镇的村委会)，15～49岁的流动人口占全部流动人口的75.81%，15～64岁的流动人口占全部流动人口的89.17%，流动人口中青壮年农村劳动力占了绝大部分比重。在我国人口死亡率降低、预期寿命延长的情况下，流动人口的加剧必然会加重农村人口老龄化的步伐。而从上述老龄化对农村消费率的影响来看，老龄化程度越高，农村居民消费倾向也会越高。从而流动人口比重越高，农村居民消费倾向越高，人口流动与农村居民消费呈现出一种正相关关系。

少儿抚养系数(yb)与农村居民消费倾向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负相关，说明农村少儿抚养系数的降低有助于农村居民消费倾向的提高，与生命周期假说的结论不一致。这可能与我国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家庭父母对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增加、较高的儿童抚养成本有关。农村人均纯收入(inc)对农村居民消费倾向的影响在本文的考察期内由正的影响转变为负的影响，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农民生活水平的变化。在收入还不能完全满足生活需要的时候，农村人均纯收入的增加会带来更多的消费;当收入已基本满足生产生活需要时，消费的增加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下降。城乡收入差距(incr)与农村居民消费率呈现出显著正相关关系，城乡收入差距越大的地区，农村居民消费倾向越高。这一点与人口流动和农村居民消费的关系是一致的，因为收入差距是人口流动的传统影响因素，收入差距越大，人口流出的也越多，按照本文上述分析，农村居民消费倾向也越高。农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incg)对农村居民消费倾向的影响是负显著的。

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我国1995年以来两次人口普查、两次1%人口抽样调查的截面数据和加权最小二乘法的估计方法，考察了我国人口外流、老龄化与农村居民消费的关系。实证分析发现，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村居民消费倾向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村老年人口的生活来源与健康状况可以为其提供一些解释。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不是我国现阶段农村居民消费低下的原因，相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刺激农村居民消费的上升。结论与生命周期假说一致，但假说中的假定条件并不完全适用于我国农村地区。本文还发现，人口流动通过直接与间接效应对农村居民消费也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人口流动性越强，城乡联系越紧密，农村消费受城镇消费影响越大，农村居民消费倾向便有可能上升;流动人口越多，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越严重，农村居民消费倾向会越高。人口外流与老龄化均不同程度地刺激、助长了农村居民消费。

针对上述分析，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本文结论认为农村人口老龄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居民消费，农村老龄人口的主要生活来源和健康状况为其提供了部分解释。这从一个方面反映出我国农村现有养老和医疗保障体系不健全的社会现实。因此，要进一步完善农村的社会养老、医疗保障体系。继续扩大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采取家庭养老、社会养老和商业保险相结合的养老保险模式，加大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支持力度，解除农村居民家庭的后顾之忧，为应对农村不断加重的老龄化趋势提供制度保障，这样也才能让更多的家庭减轻养老和医疗负担，为进一步开拓更广阔的农村消费市场作必要的物质准备。第二，针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以及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就业，除了政府提供一系列政策支持以外，还可以在农村适当发展围绕老年人的医疗、护理和娱乐相关的产业，逐步形成农村经济新的增长点。第三，由于人口流动对农村居民消费的正向刺激作用，要从制度上和政策上进一步规范和鼓励人口流动，保障流动人口在住房、就业、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政策落实，改善和提高人口流动的资源配置效率，更好地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由于缺乏年度人口流动强度的流量数据，虽然据现有资料可以计算出5年间省际人口迁移数量和迁移率，但省际人口流动强度只能代表人口流动的少部分(从六普数据来看，省际流动人口只占全国流动人口的32.91%)，因此只能以流动人口的存量数据作为人口流动的变量。同时由于本文是对截面数据的分析与比较，因此在模型中未能控制消费惯性、利率以及通货膨胀率等因素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这些均是在以后的研究中需要注意和克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