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结构变化下人口老龄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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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结构是指一国或地区在一定年度内的人口构成状况，一般可以按照年龄、性别、种族、收入阶层等方面进行划分。人口结构的变化对一国或地区劳动力市场、消费、储蓄、经济规模等都会产生较大影响。由于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口数量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同，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年龄变化趋势会对经济产生较大影响。因此，人口的年龄结构变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尤为明显。当前，我国人口结构变化主要表现为老龄化。按照国际通行标准，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7%的社会就是老龄化社会，这一比重达到14%的社会就是深度老龄化社会，这一比重达到20%的社会就是超级老龄化社会。2001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为0.9062亿，占我国总人口的比例达到7.1%，表明我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此后，我国老龄化社会进程加速发展。到2012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为1.94亿，占我国总人口比重达到14.3%，表明我国已经进入了深度老龄化社会。《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预测，2013年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将突破2亿，达到2.02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4.8%。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0》数据显示，我国社会老龄化程度将不断加深，到2050年我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将达到30.8%左右。届时我国老龄化程度会逐年超过美国、英国，并接近法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与老龄化相伴随，使老龄化不断加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少子化，这也是我国人口结构的另一个主要特征。少子化是指由于出生率下降而造成的0-14岁低年龄人口比例不断减少的现象。计划生育政策持续实施是少子化最主要因素，当然，人们生育观念的改变、生活节奏的加快、生活压力增大也客观上对少子化产生了一定影响。数据显示，自1982年开始，我国0-14岁年龄段的人口比例一直呈下降趋势。《世界人口展望2010》数据显示，2000年我国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25.21%，到2010年该比重下降为19.19%。与其他一些发到国家相比，我国少子化的进程发展较快。2000年我国0-14岁人口比重在美、英、德等七国最高，到2050年我国0-14岁人口比重下降至12.51%，该比重仅高于七国中的日本。一般而言，少子化会推动人口结构发生两种变化：人口减少和人口老龄化。因此，少子化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长远影响。
2、人口结构变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一）劳动力供给水平降低，经济增长面临趋缓压力如前所述，我国人口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老龄化和少子化的结构当中，而劳动年龄人口正处于不断下降的过程当中。我国人口结构在短期内的不可调整性，使得我国老年抚养比到2050年将超过50%，而少年抚养比的下降也会带来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到2050年不到全社会人口的60%。人口老龄化会导致劳动年龄人口老化，按照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的规定，把劳动年龄人口中45岁及以上的劳动力视为老年劳动力人口。2011到2050年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随着老龄化的加深呈现不断老化的趋势。其中，15-2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呈现出了比较明显的下降趋势，2011年15-29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的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约为33.4%，到2050年该比例下降为24.1%。30-4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在2017年到2028年有个较小幅度的提升外，也一直处于下降趋势。2011年30-4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的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约为33.6%，2017年下降为30.7%，而后略有增长，到2028年该比例约为32.8%，之后一直呈下降趋势，到2050年该比例约下降为28.4%。45-64岁的劳动力老年人口则一直处于上升趋势，2011年4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的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约为32.9%，2050年上升为47.5%。可以看出，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劳动力也呈现出了老化的特征，而且老化的速度也在不断加快。随着少子化和老龄化的加深，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数也在不断下降。2011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数约为9.77亿，如果人口政策等未发生变化，到2050年预计这一总数约为7.90亿。根据Y＝F（N，K），总产出是劳动力的函数，在劳动力过剩阶段，因为有足够劳动力剩余存在，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不会对经济发展造成太大冲击。当前，我国劳动力供给正在迎来刘易斯拐点（蔡，2013）。刘易斯拐点之后，劳动年龄人口的进一步减少将对经济发展产生明显的制约作用。劳动力老化对社会劳动力产出率有抑制作用，进而会抑制经济增长。劳动产出率都会随着劳动力老化而有所下降。而劳动产出率的下降，势必会带来社会产出的下降。综合考虑这些因素，老龄化的加速将会降低我国劳动产出率，进而减少我国社会产出总量。
（二）消费水平下降，内需拉动力量有减弱趋势劳动人口的减少和老年人口的增加，会对全社会消费产生重大影响。根据生命周期假说，消费者是理性的，并且会以合理的方式使用自己的收入进行消费，以达到效用最大化。因此，老龄化和少子化会对个人的消费和储蓄产生影响。一般而言，年轻人消费水平较高，而老年人的消费水平会随年龄的增加而有所减少。人口老龄化与消费率之间存在负相关的关系，因此老龄人口的增加会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我国消费整体水平下降。加之我国老年人有储蓄养老等传统观念，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弱现行拉动内需的政策效果。由表2可以看出，消费率和少儿抚养比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少儿抚养比越高，则消费率越高。随着少儿抚养比的下降，居民的消费水平会降低。消费率和老年抚养比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老年抚养比越高，消费率也越低。人口老龄化一定程度上会造成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下降。即无论是从少子化角度，还是从老龄化角度来看，我国人口结构的这种变化都会导致社会消费水平的下降。特别是随着生活水平和医疗水平的提高，我国老年人预期寿命普遍提高。根据生命周期假说（LifeCycleHypothesis，简称LCH），消费率与预期寿命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即寿命越长，就要将有限收入放在更长时间里来消费，这样每一个时期消费量就呈下降趋势。图4也完全支持上述观点，从图4中可以看出，35岁之后，人们或者是为了子女教育、或者为了自己养老方面考虑，在消费上的支出总体较低。特别是70岁以上的年龄段老人的消费水平呈现明显下降趋势。因此，当一个社会中70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不断增加时，会严重制约全社会消费水平的提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因此会受到影响，经济下行压力会进一步增大。
（三）养老问题更加凸显，养老金支出压力增大人口老龄化的加深主要会从赡养比方面影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赡养比主要是指缴纳社保基金人口与领取社保基金人口之比，这一比率对于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收支会产生重要影响。当该比率较低时，说明该制度下缴费者多于领取者，从而形成收入大于支出的情况；当该比率较高时，表明领取者多于缴费者，会逐步形成收入少于支出的情况。根据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的《世界人口展望：2010年》的有关数据，2011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约为9.7%，而2050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占当时总人口的比例约为30.8%。2011年我国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约为71.5%，而2050年该比例约为56.7%。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未来40年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赡养比会不断下降，且有可能下降为2:1以下，即两个在职职工就要供养一个领取养老金者。老龄化加深带来的赡养比下降意味着依靠在职职工不到20%的工资收入所积累的养老基金收入会远不足以支付约占领取养老金者工资收入60%的养老基金支出。近年来，很多国内外学者和研究机构对我国未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缺口进行了各种测算。世界银行和财政部合作的测算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债务的课题的数据显示，以1997年为基准，从2001年到2075年，我国养老金的隐性负债规模约为13万亿元。国务院《中国养老保险隐性债务》的课题研究显示，以1997年为评估时点，我国养老保险基金整体债务最低约为1.8万亿元，最高约为11.9万亿元。考虑到我国日趋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养老保险基金的缺口将会迅速扩大。老龄化带来的农村养老压力也不容忽视。自2009年开始，我国进行“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到2011年底参保人数已达到3.26亿人。根据《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新农保制度实施时，已年满60周岁、未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不用缴费，可以按月领取基础养老金55元。此外，我国还有对80岁以上老人给予高龄津贴的政策，根据郑功成主编的《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战略》，对农村社会保障政府财政责任按照两种方案进行预测，第一种方案预测农村高龄津贴自2010年至2030年平均为18.3亿元，第二种方案预测农村高龄津贴自2010年到2030年平均为32.3亿元。我国老龄化到了2030年之后会迅速加深，因此这一财政津贴的数额会继续增加。由此，可以看出，人口老龄化也会增加我国政府在农村养老支出方面的责任。
3、我国应对人口结构变化的建议老龄化社会趋势不可改变，要做的是设法使其进程放缓
（一）持续调整人口政策，保证我国劳动人口维持一定规模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大国特点之一是人口多。在一定意义上来讲，保持一定人口规模是保持大国地位的必要条件。人口太多，超出自然资源承受能力范围，肯定是负担，但人口太少，也会有诸多方面的负面影响，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劳动力短缺。劳动力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没有适当规模的劳动力投入，就不会有大的社会总产出，也会危及经济大国地位。特别是在全球人口增长不很乐观的情况下，未来各国之间的人才竞争可能不再仅仅限于今天所谓的高层次人才的竞争，有可能演变为对年轻人的竞争。据日本《每日新闻》消息，为缓解劳动力不足，日本文部科学省拟对以亚洲为中心的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实施毕业“包分配”制度。目前这一计划已经进入细节探讨阶段，将被写入文部科学省2014年的预算中。日本的这一行动或许就是全球年轻劳动力争夺的序幕。再加上人口的调整涉及因素很多，调整人口结构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现在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即使人们还愿意生育，要“长成”劳动年龄人口也需要15年或者更久。因此，目前就需要认真研究在坚持基本国策的前提下，逐步完善和调整人口政策。2014年之后，我国将陆续放开“单独二胎”政策，这势必会延缓我国老龄化的发展速度。但是我们还应该根据各地区发展水平与人口结构的不同，持续调整人口政策，以达到优化劳动人口结构、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的目的。
（二）改善我国劳动就业政策，着力提高就业率提高就业率（就业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可以有效缓解我国养老金支出负担。据国家统计局的《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1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9.3727亿，占总人口的69.2%，比2010年年末下降0.60个百分点，是该比例30年来首次出现下降。根据《世界人口展望2010》的数据预测，我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在我国少子老龄化的人口结构的影响下，将在2018年达到峰值9.93亿之后呈现逐年下降趋势，2050年该年龄段人口将下降至约7.90亿。这些数据表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出现持续下降的趋势，劳动力的减少将会通过就业率（就业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增加我国养老金支出负担。因此，我国应该从长远角度、通过长期规划来促使就业率提高。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是解决劳动力人口减少问题极其重要的途径。老年人口在体力上无疑会处在日趋不利的阶段,但其智力、经验和社会资本等却并不一定会同步衰减。鼓励身体健康、有意愿的老年人退休后再就业、鼓励和扶持年轻人创业、通过设立专门就业服务机构来缩短失业人员再就业的等待时间、增加就业培训等多种方式来提高我国就业率，以最大限度缓解我国养老金支出压力。
（三）重视家庭养老传统，以有力政策支持多种养老方式养儿（孩）防老，居家养老是我国的传统，老年在家享受天伦之乐是我国老年人的追求。我国的养老政策不必完全学习西方，也不能完全依托社会养老。这是由我国的国情所决定的。我国是一个拥有13多亿人口的大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超过亿，比许多国家甚至大国的全国人口规模还要多。在这样的国情下，任何小事乘以13亿人口都是大事；另一方面，任何大事除以13亿人口都是小事。加上中华民族更加重视家庭亲情，对大家庭的观念更加根深蒂固。在我国养老不仅仅是床位问题、护理问题、费用问题，更是一个情感寄托问题。这是我国老人居家养老的客观条件和文化氛围。关键是党和政府应顺势而为，为子女在家赡养老人安度晚年提供政策支持。在养老保险按时足额发放的情况下，可考虑在个人所得税方面考虑赡养老人数量和负担，对于在家赡养老人者给予更多税收减免和优惠。还可通过减免或补贴方式，鼓励子女雇人在家照料老人。这样既可解决更多人的就业问题，也可部分解决老人的情感寄托问题。总之，应通过政策鼓励探索适合我国老年人养老的多种方式，不能将责任完全推向社会，这种观念有背我国传统文化道德。
作者：黄春元张战平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政府政策与公共管理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