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教育迁移人员转变方向关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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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论文主要从公共教育应该为乡城迁移人员的社会适应负责；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在本地居民中开展反歧视教育，改善乡城迁移人员城市适应的软环境；建构起媒体、职场、学校教育与社区乡城迁移人员社会教育的互动模式等进行讲述，包括了在整个过程中，迁移者是否具备或者是在城市中发展了新的关系和生存技能是他们适应城市的关键、法律、政策层面、观念层面、具体操作层面、公民社会的发育不全，社区社会化管理尚未实现等，具体资料请见：
论文内容提要：乡城迁移人员的城市适应，实质上就是其由农民转化为市民的过程，是否具备或者是在城市中发展了新的关系和生存技能是其中的关键。城市政府、城市社会在乡城迁移人员适应城市生活的过程中，应负有调动城市公共教育资源、帮助乡城迁移人员更好地适应并融入城市社会的责任，以消除城乡二元分割体制下，乡城迁移人员的公共教育目前仍然存在的诸多问题。
在中国，乡城迁移人员目前已经成为城市人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这个群体通常被政府和学者们称为“农民工”、“流动人口”、或“外来人口”等等，种种称谓多将他们区别于拥有本地城市户口的居民。与此同时，城市管理者及研究者们也多将乡城迁移者对城市适应的困难归结为这个群体及其个人的素质、能力的问题，而较少从城市政府和城市社会的责任这一角度来思考问题。针对这种状况，我们的研究将乡城迁移人员的问题设定为农民向市民转变过程中的问题，试图探讨在“市民化”框架内城市政府和城市社会如何调动城市的公共教育资源、帮助乡城迁移者更好地适应并融入城市社会。
公共教育和乡城迁移者城市适应的关系
1、公共教育应该为乡城迁移人员的社会适应负责
一般说来，“适应行为”是“个人适应社会环境而产生的行为。个人通过社会化，明了自己的社会权利和义务，形成了与社会要求相适应的知识、技能、价值观和性格，就会在社会交往与社会行动中采取符合社会要求的行动。反之，如果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环境，就会陷入困惑之中。人的一生是不断地适应环境的过程。”［1］“适应”和“社会化”关系密切，是一个事物从两个方面的不同表述。而美国社会学家高斯席德（Goldscheider．G）认为：“移民的适应可以界定为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移民对变化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做出反应。从农村到城市常常包括了这三个方面的变化。”［2］高斯席德强调变化和过程，倾向于把适应理解为行为本身，即在变化的环境中移民们所做出的一种不断的行为调整。根据这些解释，我们可以把乡城迁移人员的城市适应，理解为这一群体的社会化或在新的环境下的继续社会化，实质上就是乡城迁移人员由农民而市民化的过程。
迁移人员在城市的适应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3］。第一阶段是震惊或抗拒。农村劳动力来到一个城市，初始的反应往往是极大的兴奋和欣喜，对城市各种现象表现出巨大的震撼或者一种抵触或抗拒等明显不适应的状态，因为他们面临完全不同的现实世界、复杂的社会关系和一系列的工作和生活难题。19世纪20年代，就有社会学家曾指出：城市与乡村在当代文明中代表着相互对立的两极，城与乡各有特定的利益、兴趣、社会组织和人性。第二阶段是学习和模仿。在城市中就业的乡城迁移者，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其中的一大部分人会在情愿或不情愿、自觉或不自觉中，模仿或潜移默化地学习和接受城市元素，有选择地吸收或采借一些对自己有用的元素，比如，职业技能，生活方式等等。第三阶段为吸收和整合的过程。经过一段时间学习或模仿之后，迁移者会选择性地吸收或采借一些对自己有用的城市社会的元素，但接着也会对自己原居地的元素有所保留，当二者达到比较和谐的状态时，这就叫整合。而整合达到完美程度的时候，也就意味着迁移者完全适应了所在城市。
这三个阶段是城市适应的理想模式，在现实中，有的迁移者未必能完成对城市要素的吸收和整合的过程，也可能会产生分化或边缘化的情况。分化是主观上不愿意接受城市主流元素，而且有意回避与任何城市元素交往；而边缘化是有意接近主流元素，但却无法发展出接近主流元素的技能和关系网络。
在整个过程中，迁移者是否具备或者是在城市中发展了新的关系和生存技能是他们适应城市的关键。乡城迁移人员由于经济资源的稀缺，难以在社会关系上做较多投入，新的关系发展难，主要关系网络是由具有相同背景的同事、老乡组成。所以他们在城市的社会交往上显示出内倾性和表层性两个特点。内倾性是指他们交往的对象指向为家人、同乡和从其它地区来的农村人。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上如果出现问题，更多的是找家人和同乡帮忙。内倾性造成的结果是社会关系网络的同质化，而在其中得到的信息重复性高②，使异质性高的信息难以发生，所以他们的职业往往呈现出低水平的流动，难有向上的流动。
此外，从我们的访谈调查情况来看，一般乡城迁移人员很少有机会获得政府、社会团体或单位出资提供的一些有关技术、经营管理方面的培训学习机会。比如在工地上，所谓的职业培训一般都是通过传帮带的形式，除非是一些特种工。因为培训需要成本，乡城迁移人员就业相对不稳定，包工头不愿意对他们进行培训。而乡城迁移人员自己又没有能力去承担这样的培训。此外，各地方的教育培训机构主要是向拥有本地户口的市民开放。我们在劳动局、社保中心以及再就业服务中心了解到，必须是本市城镇户籍的失业人员和协保人员、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的下岗人员和企业富足人员才有资格申请培训费补贴。到目前为止，专门为乡城迁移人员开设的职业学校很少，大多数是私营性质、以营利为目的的。所以他们的职业培训基本上都是在就业过程中完成的。鉴于新关系形成的困难、技术和技能的缺乏等情况，使得乡城迁移人员在适应城市的生活、就业等方面出现较多不适应。
在对上述现象，即“农民工适应难”到底是一个社会的问题，还是他们自身的问题的解释中，长期以来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主要是城市没有为其提供提高适应能力的公共教育资源；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是“农民工”的个体素质（观念、品质、文化、技能）问题。实质上这两种观点的基本分歧就在于是否应该把乡城外来人员作为城市的一部分，为其承担公共教育的责任。笔者认为，城市政府、城市社会在乡城迁移人员适应城市生活过程中应负有责任，从而把城市政府和城市社会如何调动城市公共教育资源，以帮助乡城迁移人员更好地适应并融入城市社会作为主要的着眼点。
2、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虽然公共教育是以提供具有纯公共产品性质的教育服务为目标的教育，具有鲜明的特征，即免费性、平等性和全民性［4］；但是在中国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下，目前乡城迁移人员的公共教育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是法律、政策层面。户籍制度的存在以及对乡城迁移人员的不平等政策待遇，对乡城迁移人员的公民意识的形成具有妨碍作用。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管理延伸为城镇内部的二元社会管理，相对于就业制度的变化，这种二元式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严重滞后。目前乡城迁移人员无法享受城市居民的市民待遇，在居住、就业、社会保障、子女义务教育、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服务等方面，受到种种歧视和排斥，所有这些都妨碍了乡城迁移人员的权利实现，从而直接影响到其权利、义务意识和法律意识的形成。公民意识的核心是权利意识。有人抱怨乡城迁移人员素质差，强调加强对他们的公民教育，但城市如何给乡城迁移人员支付起码的权利，从而让他们获得相应的权利和义务意识，则必须从法律、政策的层面加以落实。
第二是观念层面。本地人的偏见和歧视是乡城迁移人员缺乏对社区的认同感、妨碍其适应城市的一个软环境，也是公共教育忽视在本地居民中开展反歧视教育的结果。在日常生活及社会交往中遭受的偏见、歧视，直接阻碍了乡城迁移人员的城市适应。如某建筑工地的一位油漆工认为，“上海人不是那么好的，对我们外地打工的不屑一顾。我们下班的时候穿着工作服走过来，他们看到你就像避瘟神一样，我又不是带病毒的。”象类似的叙述很多，被访者始终觉得进入不了城里人的圈子，“他们觉得我们是外地人，打工的，对我们没有安全感”。这种状况造成了他们对城市生活的消极对应。在H村调查的时候，我们发现除了房租便宜外，吸引来自各地的外来务工者到这里居住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大家都是外来者，彼此不会看不起对方。城市人的排斥使乡城迁移人员程度不同地放弃了融入城市的努力。他们普遍对城市以及居住社区缺乏认同感，而倾向于将自己的城市生活设定为一种短期行为。有些矛盾冲突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他们对于不公待遇的一种不计后果的极端行为，是他们对城市生活的不适应的客观表现。
此外，目前城市政府对公共教育的认识存在误区。问题之一是政府尚未完全从传统的思想观念中转变过来，他们仍然倾向于把乡城迁移人员看作是城市秩序中的不安定因素，对他们采取防范式管理和教育。这些方式都带有鲜明的“灌输”特性，表现为施教者自上而下向受教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受教者则永远处于被动地接受教育的位置。政府对乡城迁移人员的态度更多地是立足于管理，而不是服务和保障。基层社区有外来人口管理办公室，劳动、公安、城建、计划生育等部门也都设专人管理外来人员，其管理内容主要一是办证、收费，二是查证、罚款，三是一旦整顿社会秩序，往往把矛头对着乡城迁移人员。具体的操作大多从如何管理的角度出发，而缺少关心其生存环境、生活状况和需求。这种管理模式的问题在于，首先由于目前人们的经济活动日益表现出多样化，由此带来的社会流动和观念更新使得社会成员的存在方式已经溢出了传统的单一模式，因而传统的灌输式教育已经很少有说服力和实际效果。之二是政府以本地和外地两个群体来区分、隔离公共教育，造成了城市居民和乡城迁移人员互动的匮乏，加强了城市人和农村人的社会属性的差异。
第三是具体操作层面：人力物力不够，管理人员的素质、管理层内部的认同感问题，实际造成了二元分割的公共教育现象。乡城迁移人员的流动性大，现有的户籍制度遏制了他们的定居倾向，所以要在乡城迁移人员中实行公共教育，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因为往往一个项目实行到中途，其人员结构就发生了变化。此外乡城迁移人员面临更多的是生存问题；他们的收入并不高，除去日常开支，很少有别的钱或时间去享受精神生活。这些客观原因的确增大了在乡城迁移人员中开展公民教育的难度。
此外，城市公共教育的二元分割，依然是主要的问题。目前城市的公共教育系统主要还是以本地居民为覆盖对象，街道和居委工作人员对乡城迁移人员的教育与管理与本地居民实质上是分开的。在我们调查的乡城迁移人员集中居住的社区，基本上没有类似于本地居民享受的公共教育服务，被访者反映说，居委工作人员只是偶尔来管一下卫生，什么公共教育之类的根本没有听说过。
第四是公民社会的发育不全，社区社会化管理尚未实现，是乡城迁移人员公共教育不能深入开展的又一原因。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越来越多的上级单位开始对下级单位“断奶”，不同级别与种类的单位都开始改变“企业办社会”的状况，剥离原来承担的社会保障功能。但是单位社会责任的释放，并不意味着“社会”的成长。现阶段，政府在政策和体制上给单位“减负”的同时，自己压力却越来越大。社区社会化管理尚不成熟已经成了一个明显的问题。除了行政这一块，可以承担乡城迁移人员公共教育任务的一些社会团体、志愿者队伍还没有发育起来，因而无法建立起乡城迁移人员的公共教育长效机制及其网络。
公共教育转变的方向
1、尊重并落实乡城迁移人员的基本权利，是公共教育的前提。要求外来人员履行公民道德义务，在制度范围内应尽可能地考虑并落实他们的权利，这就需要各级行政人员尊重外来人员的人格和权利，杜绝侵害外来人员的行为发生，还需要教育各职能部门工作人员规范执法。执法者严格执法与公民守法是相辅相成的。2、转变政府工作的理念，变管理为服务，是提高乡城迁移人员城市适应能力的公共教育的保障。推进政府管理职能的转变，把对农民工管理的重点转到合法权益的保护和服务上来。改变传统的思想教育的工作模式，从重“灌输”转变为教与学的互动。我们不能否认，乡城迁移者的大量涌入给城市管理、城市治安等带来了一定的困难，然而更多的是今天数百万乡城迁移人员正活跃在城市建设的各条战线上，从市民身边的早点摊到集贸市场、从大大小小的建筑工地到城市环卫无不有他们忙碌的身影。可以说，城市的今天不单单是城市人自己努力的结果，更少不了乡城迁移人员的贡献。城市政府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乡城迁移人员已经是城市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满足他们的生活需要、帮助他们适应城市生活，是城市自身的责任。
3、在本地居民中开展反歧视教育，改善乡城迁移人员城市适应的软环境。在对本地居民的公民道德教育的内容中，应该加入有关尊重外来人员、帮助外来人员的教育。外来人员对社区的认同和与本地居民的社会交往，有赖于本地居民对外来人员的观念改变，“城里人”对“外地人”、“民工”的偏见和歧视是造成外迁人员难于认同社区以及心理压抑的一个重要原因，有必要将反歧视作为公民道德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对城市居民的公民教育中，应该将公民人格平等、相互尊重列为重要的内容。城市政府和城市社会应该致力于消除对外来人员的偏见、歧视、侵权等现象。
4、建构起媒体、职场、学校教育与社区乡城迁移人员社会教育的互动模式，组成乡城迁移人员公共教育网络，提高乡城迁移人员城市适应的能力。在制度改革的层面上，改革公共教育制度，实现公共教育的免费性、平等性和全民性原则，这些不仅必要，而且紧迫。首先，教育是培养社会公德、消除社会不公平的重要机制。但是，城市以往的一些公共教育体制（对外来人员不提供制度供给而加以歧视、限制）继续延用的后果是，在城市中会形成两种具有不同心理、情感和价值观的、彼此隔阂很深的社会群体；彼此之间具有难以融合的社会距离，蕴藏着较大的社会张力，从而潜藏着各种社会冲突、威胁社会的稳定。［5］同时，教育是改变和防止乡城迁移人员的城市生活出现恶性循环累积的有效方法。其次，根据同化理论，迁移者最终融入迁入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往往需要一代甚至于几代人的努力。就我国目前的国情看，迁移人员完全地适应和融入城市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实现，可能会延续到他们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但是以提供具有纯公共产品性质的教育服务为目标，是体现免费性、平等性和全民性的公共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即乡城迁移人员的子女的九年义务教育仍然面临巨大的挑战。现行的教育管理体制是以受教育者户口所在地就近入学为原则的。对于迁移人员及其子女来说，他们的户口并没有随着他们的迁移而迁移，因此他们想要在居住地城市接受平等的学校教育仍有种种困难。城市应该尽可能地放宽乡城迁移人员子女进入公立学校借读的政策限制，降低经济门槛，同时把现有“乡城迁移人员子弟学校”、“窝棚学校“等列入本地教育管理体系中，使其规范有序地发展，使乡城迁移人员的子女在城市中享有真正免费的、公平的、全民的义务教育。不仅如此，迁移人员特别是第二代迁移人员在城市的文化适应不仅需要正规的学校教育，而且需要一个良好的环境和一个历史过程。我们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年轻一代乡城迁移人员接受各方面信息的渠道呈现多样化的趋势，包括家庭中父母行为的示范、大众传播媒体对公共事务的报导、政界人物言行举止的影响、以及参与社会活动的经验、职场的培训等等。
为此，亟需构建起以学校教育为主体，以媒体、职场和社区乡城迁移人员社会教育为补充的互动模式，组成乡城迁移人员公共教育的互动模式和联系网络，整合公共教育的资源。比如在M区政府网页上已经建构了媒体公共教育平台。对于年轻一代的乡城外来人员而言，传统的宣传形式已经不能适应他们的需求，将宣传与网络公共教育相结合可以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对年轻一代乡城外来人员的公民意识的形成、适应城市能力的提高是有帮助的。又如社区可以作为政府投入乡城迁移人员公共教育的一个载体，使公共教育逐步走向系统化、制度化。其具体的做法，可以建立以乡城迁移人员为主的社区教育经费投入机制，广开筹资渠道，解决办学资金短缺问题；建立以公立学校为主的社区教育运行机制，把闲置的学校资源用于外来人员的教育事业；建立针对性强的乡城外来人员成人继续教育体制，开创职业培训、城市生活导向等社会教育的新模式，以成为提高和增强成年乡城迁移人员适应城市的能力的重要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