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行为与生态环境演化的互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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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村民俗的生态本源

人类的社会属性是在人类生理进化中不断形成的，文化的产生是人类在生理进化中的巨大突破。可以说，生物学进化赋予了人类生命，文化演进人类赋予以灵魂。正是由于人类具有文化演进的能力，人类从动物中脱颖而出，并比其他动物更快的进步。生物进化与文化演进并非非此即彼，而是互相吸引，互相影响。长久以来，文化演进一直帮助着人类群体去适应复杂多变的环境，帮助着人类遗传进化的完成。[1]在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民众创造了千姿百态的民俗。对于不同社会的人类种群在生产、生活习俗方面表现出的种种差异，早期的人类学研究主要将其归结于文化与社会方面的原因。这一理论局限导致早期的民俗学研究几乎放弃了生态性也是人的根本属性的观点，忽视了人类在自然中的位置以及人类与自然以及其他物种之间的联系，使“人类中心”的观点无限膨胀。然而，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和考察这些传承的民俗背后的背景与环境，不难发现，最初的人类是凭借着生态直觉和生态经验来构建自己的民俗的。生态环境既是具体的民俗文化发生的本原，又是其发展的依托，更是其具体的加工对象。

从生态科学的角度来看，“生态空间区位”与“生态自然周期”是人类民俗创建的生态性本源。“生态空间区位”是指人类群体栖息地所处的自然与地理位置。在人类创造出的各种文化因素中，生产方式或生活习俗的地域差异是其中最为明显的，而“生态自然周期”是指人类社会对自然周期变化的直接感应。“生态空间区位”限制着山村民俗的生成与发展，同时又为山村民俗的衍化提供物质条件和基础——“生态自然周期”在一定程度上规定着民俗的性质与样式，并支配着山村民俗的精神衍化。[2]以江浙某典型山村为例，人口分布最为密集的地区在山腰而非平原，原因是其地理位置处于中亚热带北缘，平原上过湿过热，排水不畅，农民需要投入巨大的力量改造环境来发展农业。相反，山腰位置气温适中，排水通畅，又高出大量蚊虫的分布上限，因此成为山村族群的主要居住地区。此外，当地的水资源因素与土壤结构因素也影响着当地人口分布与生活情况，正是江南稳定而丰富的水资源与偏酸性的红壤造就了江浙山村特有的农业经济。此外，由于农业生产和岁时更迭、气候变化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作为以种植业为基本农业的江浙山村，当地村民很早就开始对天象、物侯、岁时、节令予以了特别的关注，形成了岁时节令的概念，并对其因地制宜地进行了符合地域生态实际的处理。尤其是在当地的稻作产区，何时耕田，何时浸种，何时插秧，何时耕耘，何时追肥和灌水，何时收获等等，都根据节令进行了详细的安排并流传至今。由此可见，民俗并非完全是人类有目的、理智的创造，它的生物性基础是人类生存的本能，并通过人类的经验加以发展，最终达到符合人类自身利益的需求从而得以代代相传。人类群体对于所处的生态环境的切身体会以及对生态环境的磨合适应，即是民俗生成的生态本源。

江浙山村经济民俗的生态特点

民俗文化纷繁复杂，但并不杂乱无章，马克思曾经说过，“物质决定意识。”在众多的民俗系统中，人们首先从所处的自然环境出发，创造出与生存和发展相适应的经济民俗，并在此基础之上逐渐形成了与之配套的社会民俗、信仰民俗等等。所以，经济民俗可视为是所有民俗基础的基础。经济民俗是指围绕着物质生产而形成的风俗习惯，它由当地居民占主要地位的生计方式所决定。换言之，如果对一个地区的经济民俗进行生态学审视，就能发现不同人类集群之间的民俗差异完全都是出于对不同生态环境的适应，某个地域的经济民俗必然带着当地自然环境的生态烙印。江浙山村的经济民俗是以精耕农业为主的农耕经济民俗，不同于刀耕火种的斯威顿耕作，精耕农业的突出特征是在耕作中引入了犁和动力耕作、水利灌溉与人工施肥。[3]但是精耕与其他经济民俗一样，仍然离不开生态环境的基础。精耕农业的生态核心是土地，是通过对单位土地增加能量投入，来提高种植作物单位面积产量的耕作方式。它的基本特点是凭借人类的能动性去有意识的改变生态环境，最大程度地提升土地福利。人类所改变的不仅仅是地表的生态系统，就连地下储存的各种资源例如地下水资源等都被大幅度的利用起来。而这样的改造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巨大的：人们制造大量的单一作物的田地；人们毁山开林；人们改变河道用以兴修水利；人们为了适应作物需要施肥改变土质等等。表面上看，人们似乎通过科学技术征服了这片土地，但事实上，人们越改变他们周围的生态环境，就越需要付出更多的能量与物质去维护这种短暂效益。一旦人们稍有疏忽，脆弱的生态平衡被打破，这些被改造过的土地上就会出现不可恢复的生态危机。

生态环境对江浙山村社会民俗的制约与影响

广义的社会民俗范畴是宽泛的，所有带有社会特征的民俗都可以视为社会民俗。但民俗学所称的社会民俗是一个狭义的定义，指一定的社会集群在家族、家庭等社会组织单位中，与他人交往形成的风俗习惯，具体内容包括家族体制、姓氏宗族、人生礼仪等等。表面上看，社会民俗与生态系统的关系不大，不像生产、消费等经济民俗所带有的生态印记那么显而易见。但如果从历史唯物的角度来看，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并鉴别出此中内涵的生态特点，尤其是生态系统对社会民俗千丝万缕的制约与影响。当人类从原始社会进入农耕社会之后，开始聚居，地域共同体成为社会组织的主要形式，而在地域共同体中，血缘关系、信仰习俗以及其他的社会联系，是人们相互聚居的直接原因。[4]当然，村落的形成不仅仅有着复杂的社会因素与文化因素，同时还与生态环境因素有着紧密的联系。影响村落发展与布局的生态因素主要包括地理位置、气候、地形、水文、土壤等，如江浙山区村落多分布于山地与平原的过渡地带，适于农耕，同时又靠近水源，形成了鳞次栉比的村落布局。同时，在村落的取名上，对于生态环境的依赖也可见一斑，相当多的山区村落直接以附近的地理环境命名，例如杨溪村、东天目村、上溪村，等等。

如果通过种群因素对江浙一带山区村落的构成进行划分，则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由单一家族发展而形成的村落，或者有主要家族存在，附带联接其他亲族组成的村落，此种村落为江浙山区村落的最主要组成形式；二是以杂性移民形成的聚居村落。杂居村落中的居民多没有亲属关系，但是具有强烈的地域认同意识，可将其视为变相的“家族村落”。而这种深厚的领土意识和地域群体观念是建立在深厚的地域生态基础之上的，人们在密集的区域内劳作栖息，守望相助，高频率小空间的社会接触，让同宗或者非同宗的人们产生了亲密的情感和互相的认同，促成了村落之间的各种民俗的形成。而这些民俗又同时受制于当地的生态环境，并影响着当地的生态环境。以江浙某山区村落为例，其村落民俗中包含大量生态因素以及影响生态的内容：一是对本村内的自然资源与环境的监护与管理。村落约定俗成地对村落境内的山、水、田、矿等等享有所有权，并规定村内所有村民有享受这些自然资源的权利和保护这些自然资源的义务；二是对村落内部成员的生产与生活进行组织与协调。尤其是一些影响当地生态环境的经济行为，例如开荒、抗旱、围垦、开矿、采伐等等，由于这些活动需要集中大量的人力与物力来改变周边的生态环境，所以需要通过村内规定来约束村民的组织与互助，合理分配义务与利益，保障集体行为的顺利进行；三是管理村落的社会秩序。主要内容包括纯粹的社区内管制与涉及生态环境的社区外管制。后者多为保护村落的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强调村落发展与村落居民之间的和谐稳定，这些社会民俗带有明显的生态意识，体现着当地居民朴素的和谐理念。

生态文明对山村民俗的价值重构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已经到了迫切需要改变的边缘，现代人所追求的享乐主义、实用主义、唯我主义的世界观与价值观是造成当前生态灾难的根本性原因。在当下丰富的物质生活的背后，潜伏的是人类自我毁灭的暗礁。许多卓有远见的人已经意识到，人类已经站在命运的转折点上。著名环境学者福特曾经说过，“如果我们要拯救地球，围绕个人贪婪的经济学和以此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必须要让位于更广泛的价值观和一套立足于与地球上的生命协调一致的全新社会安排。”[5]他认为，人类自身如果不对自身贪婪与自利的本质进行深刻反省，无法对未来做出正确的取舍，就不能制定出真正符合人类自身利益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也就永远无法走出当下的生态困境。

事实上，不仅人与人之间应当建立一种平等的伦理关系，人与自然之间也应该建立一种合理的伦理关系。可惜的是，人类在自身的行为习俗上却越来越与这种理念背道而驰。就当代农业耕种的习俗来说，农业活动改变了动植物的自然分布，加速了土壤的侵蚀和森林、草原、河流的破坏，带来了环境污染、资源耗竭、人口过多等诸多恶果，这些都是人类习俗与生态环境交互影响的结果。众所周知，生态系统的整体性是其最根本的特质属性，它主要表现为：生态系统的各种组成单元能互相联系和互相作用，使生态系统成为一个和谐的有机整体；生态系统层级结构的等级性、有机性和互动性共同组成了整个生态系统的时空有序性和空间整体性。整个生态系统是一个循环的系统，人类只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人类的生存与生态系统息息相关。[6]只有以符合人类可持续发展利益的生态观来改造整个社会习俗，才能最终构建一个和谐的生态社会——一个真正建立在生态原则之上，可以调节人与自然关系的自由社会。

以生态学的视角来重新审视山村民俗，尤以其中居民的生产民俗与生活民俗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最为巨大。倘若要对山村民俗进行价值重构，也应主要从这两方面着手。在生产民俗方面，江南一带的山村农业普遍存在着对自然资源的浪费性使用和自然资源的低效转换，以及农业过度开发导致的生态失衡和人口超载的问题。而在生活民俗方面，又存在着过度消费的误区，外部消费迅速扩张，过度炫耀和挥霍性的消费等问题。我们必须从两方面着手：一边应改变以往在生产活动中只追求单一性经济指标最大化而无视生态系统整体性的狭隘观念，将只注重从大自然中摄取资源的生产方式转变到既注重经济效益，又注重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可持续生产方式上来；一边要摈弃传统民俗中那些消极、反生态、反文明的生活方式，树立适度消费的观念，倡导高精神质量的生活态度，构建与生态相和谐的绿色生活民俗模式。

作者：李明华姜渊蒋培单位：浙江农林大学法政学院河海大学社会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