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区草原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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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草原生态保护，促进牧民增收，对于保障国家生态安全，加快牧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正是草原生态保护和建设的重要性，学术界很早就开始了相关的研究，取得了一些富有价值的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从经济学角度进行的研究。许成安等运用“公共资源悲剧”理论讨论具有公共资源特点的草原在各个经济主体竟相使用的情况下必然导致过度利用和退化的可能性，认为当不存在集体协调机制时，每户牧民都从自身利益极大化这一目标出发而独立决定的养羊总量是大于一户牧民(或存在集体协调机制时)所决策的养羊量的。李仲广等(2001)采用草原资源的生物学模型，通过放牧活动的“成本—收益”分析，对过度放牧进行了数量界定，进一步分析了过度放牧与环境恶化的经济学原因:草原资源的产权不完善，以及产权不可以交易与转移等;草原资源没有被市场所涵盖，没有能反映牧场潜在成本和使用成本的市场价格，在普遍存在的规模偏好驱使下，放牧活动量趋于达到最大可持续放牧量。与国内学者的研究结论相反，ElliotFratkin和RobinMearns(2003)认为牲畜在草原上的灵活迁移是使草原畜牧业和牧民生存保持可持续性的基本条件。而土地产权明晰、牧民定居这些我们一贯认为是促进牧区发展的措施也被认为导致迁移性下降而受到质疑和否定。Elli-otFratkin等指出:牧区的发展政策一直受GarretHardin“公地悲剧”理论的影响。实践证明这些观点指导下的政府干预是消极的，而且经常是灾难性的。建立新的牧区发展途径的核心是，承认牲畜灵活迁移的必要性，土地产权政策、基础设施建设、购销和金融等社会化服务及其他政策都必须服从于牲畜灵活迁移这一基本要求。政策因素对草原生态环境的影响。中国草原问题的国外研究者表现了对制度和政策问题的特别关注。约翰•W•朗沃斯和格里格•J•威廉森(1994)在其合著的《中国的牧区》中提到:1949年以后，牧区人口的不断增长对草原的压力可追溯为中央政府的三项基本政策措施:在牧区扩大开垦;实行户籍制度;给予少数民族计划生育方面的特权。这三项全国性的政策已制约了牧区经济的持续性发展。世界银行《中国:空气、土地和水》(2000)报告中提出:“同中国的许多‘生态建设’一样，草原生态环境建设重点几乎完全放在投资上，却很少关注根本性的社会问题与管理问题，而这些问题才是自然资源管理问题的核心。”国内学者也提出类似的观点，在牧区城镇化进程中，由牧民定居而导致的草原退化问题仍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牧民定居过程中，只重视生活方式的转变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忽视了传统草原畜牧业生产方式的转变(贺卫光，2003)。气候变化对草原生态的影响。世界银行《中国:空气、土地和水》(2000)报告中用专栏的形式提出了“非均衡模型及其同中国草地畜牧业的相关性”。指出:很多干旱草原生态系统是“非均衡”系统，植物增长和草地的生产力更多地受气候的影响而不是畜禽存栏率的影响。吕晓英，吕胜利(2003)以青海省青南地区、甘肃省甘南州、四川省甘孜和阿坝州、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以及新疆伊犁地区为代表，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扼要叙述了牧区存在的主要问题，重点探讨了出现上述问题的自然和制度两大根本原因，特别是通过大量气候资料的统计分析，揭示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主要牧区普遍气温升高、蒸发量增多，不少地方降水量减少，导致环境恶化，草地“三化”严重，鼠害猖獗，草地生产力下降，已严重影响到牧区的生存和发展。秦海蓉、孔庆秀(2005)认为草地退化是由自然因素、人为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仅从气象因子来分析，干旱和大风是导致草地退化的主要原因。基于草原管理与草畜平衡视角的研究。魏立男等(2003)将草原生态系统理论和系统管理理论相结合，提出了草原管理的四项基本原则:一是对草原生态系统，要立足于生产、生活和生态的统一。二是要增加物质和能量投入。三是要因地制宜与分类管理。四是要掌握草地资源开发利用的限度。许志信、陈玉琦(1997)着重强调了平衡的观点，分析了内蒙古草原出现的各种问题后提出: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策略和措施应走生态牧业发展道路，在牧草资源数量和家畜数量之间寻找一个合适点，在这个点左右进行牧业生产。从人口压力角度进行的分析。包玉山、周瑞(2001)的研究发现，滥垦草原、盲目移民的结果使草原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而沙化退化;农耕范围和沙化退化面积的迅速扩大，使草场面积不断缩小而加剧了草畜矛盾和人畜矛盾;而草畜矛盾和人畜矛盾的加剧又造成草场的沙化退化和草场面积的进一步缩小。在草原牧区，养活一定的人口需要一定的牧畜，放养一定的牧畜需要一定的草场;在草场给定的情况下，人口越多，生活水平越高，就越需要增加牧畜头数，就越容易超载过牧导致草场退化沙化。许成安等人(2001)也提出“人口迁移或减少牧区人口数量”的对策主张。从法律制度等方面进行的分析。王补元等(2001)对草原执法的各个方面进行了阐述。提出要全面贯彻草原法律、法规;大力开展草原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工作;强化草原执法工作，加大执法力度;严厉打击开采矿物等草原破坏行为。其他相关研究。牧户采用草原保护的行为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与牧民的文化和价值观、社会经济特征以及广泛的政策和政治背景的问题交织在一起。因此，不能实施单一经济激励措施影响牧户的草原保护行为(洪冬星，2011)。尽管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正在顺利实施，但各地进展并不平衡，奖补政策落实较慢。留在草原的牧民生产门路越来越窄;转移出来的牧民缺乏技能，语言不通，就业困难。禁牧减畜与促进牧民增产增收也存在矛盾。落实好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赵鸣骥，2011)。草原生态建设治理的力度，没有破坏的力度大，原因主要是大自然因素和历史基础和国力，具体表现为认识、投入、监管、科技支撑等四个方面(李小健，2010)。
2牧区草原生态环境现状以及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
伴随着牧区资源开发利用向深度和广度的拓展、经济的快速发展，牧区的环境保护削弱，环境退化速度没有得到控制，资源正在被过度、过速地开发利用，牧区经济持续发展的环境基础遭到破坏，直接影响牧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潘建伟，1999)。由于牧区环境的恶化，牧区的生态安全就成了最突出的问题，人地关系不协调是其中的主要原因。近50年来，不合理的制度与政策、各种人口问题、社会活动问题的作用的确非常突出，但是在各种因素中，核心因素是“人口因素”，表现为相对于牧区生态环境特性而言的人口规模不合理以及不合理的牧区居民经济行为和消费行为(于存海，宋跃飞2007)。对于牧区的环境问题的恶化，好多学者探索了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约翰•W•朗沃斯(1994)认为1978年以后广大牧民都亲身经历了公共政策方面的诸多领域的改革。与此同时，中国牧民获得了一套全新的生物的、机械的和信息的技术。政策变革所带来的鼓励与刺激与现在有的新技术相互作用，获得了一些巨大的近期收益。但与此相矛盾的是这种政策———技术的互相作用所产生的收益对牧区的长期持续性发展构成了主要威胁。简言之，1978年以来所取得的成就是以草原为代价的，那就是，为了在近期内提高生活水平，致使主要的现有的自然资源已经遭到破坏，从长期看，这种发展战略是不会长久的。格里格•J•威廉森(1995)认为1949年以后，牧区人口的不断增长对草原的压力可追溯为中央政府的三项基本政策措施:在牧区扩大开垦;实行户籍制度;给予少数民族计划生育方面的特权。总括起来就是，这三项全国性的政策已制约了牧区经济的持续性发展，结果造成了牧区的长期贫困和环境的长期退化。秦海蓉、孔庆秀(2005)认为草地退化是由自然因素、人为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由于生态的失调，导致气象灾害、生物灾害的频发，草地的严重退化。由于草地的退化反过来作用于生态环境，周而复始，恶性循环。仅从气象因子来分析，干旱和大风是导致草地退化的主要原因。此外，人口的过快增长、牲畜超载以及人为的不适当活动和不合理的放牧、不科学的技术措施是加速草原退化的直接原因。贺卫光(2003)指出在牧区城镇化进程中，由牧民定居而导致的草原退化问题仍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调查资料表明:目前所采取的一些定居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对草原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其根本原因在于牧民定居过程中，只重视生活方式的转变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忽视了传统草原畜牧业生产方式的转变。杨维军(2004)总结的牧区环境恶化的原因主要是:一是人口增长过快;二是资源开发过度;三是管理失控。张天华(2001)认为有些牧区薪柴极为短缺，加之地广人稀及交通不便，致使煤、石油制品等商品能源在牧区的销售水平很低，导致牧区能源严重短缺，牧民长期以来都是用畜粪和草皮作为燃料以维持最低水平的生活用能，生产用能基本没有。由于人与草争肥(畜粪)，以及草地得不到灌溉，使得牧草质量下降，草地生态环境退化。
3牧区生态环境综合整治的原则和目标
可持续发展原则:正确处理当前与长远、局部与整体的关系，着眼于改善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草畜综合整治原则:从草与畜两个方面加以综合整治，同时辅以必要的行政、法律手段。科学技术领先原则:注重劳动者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和种草养畜科学技术的推广、应用(潘建伟，1999)。环境治理的目标是:建立合理的农林牧结构和畜牧业内部结构，提高草地生产能力和牲畜对草地资源的转化能力，改变超载过牧和冬春缺草现象，实现由草畜矛盾向草畜平衡的转换。制止乱挖、乱垦草地和掠夺式经营，保护现有动植物资源，重建草地良性生态循环体系，保护长江、黄河中下游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畜牧业实现由以发展牲畜头数为主的数量型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主的质量型、以消耗资源为主的外延型向科技含量较高的内涵型，以原始游牧为主的粗放型向定居、半定居放牧为主的集约型转变，促进川西北牧区社会经济全面发展(黎怀鸿，王玉蛟1999)。
4解决牧区生态环境问题的对策
通过制度创新，合理利用和保护草地资源，控制牲畜数量，遏制草地退化和生产力继续下降。实施以定居为核心的人草畜“三配套”(牧民住房、牲畜棚圈、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从游牲畜牧业向定居畜牧业转变，保护草地生态环境，改善牧民生活和牧业生产条件(泽柏，2000)。解决牧区人口与环境间，需要采取牧区人口转移战略;牧区人口转移战略主要有生态移民和劳动力转移;牧区人口转移中的突出问题，一个是转移稳定性问题，一个是收入水平低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主要措施是重视在人口转移过程中发挥社会政策的作用(于存海、宋跃飞，2007)。目前，中国草原畜牧业产业化程度还很低，已出现的产业化经营形式主要有:公司加牧户、个体家庭牧场(澳式牧场)、联户合作牧场、企业加基地、收购加销售、生产加服务等。究竟哪一种形式适合当地的实际情况，目前虽然仍处于探索阶段，但可以肯定改变传统畜牧业生产方式，实现产业化经营是保护草原生态环境的有效途径(贺卫光，2003)。不断完善草地承包政策来解决草地资源外部性问题，使其外在性内在化。也就是说不要简单地用草地承包政策来解决排他产权的问题，即界定草地横向产权的问题，还要把草地产权“从纵向上分割为所有、占有、支配与使用等多段产权”，衍生出对草地的多个产权主体，从而把草地环保的义务分解为牧民承担和社会承担，解决在现实中资金和技术不足的问题(戴正，2003)。生态建设和畜牧业发展，必须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树立生态经济思想(李志刚、段焕娥2005)。在目前草畜矛盾十分突出的情况下，实施以草定畜，严禁超载过牧是当务之急、重中之重。根据不同情况，在各农户的草原承包合同中，明确总适宜载畜量，按不同草原类型，不同草原生产力，实行定量管理。根据年度牧草丰欠，由草原部门提出年末牲畜存栏数量，确保以草定畜、草畜同步发展的最佳周转方案。最终使数量型畜牧业变成生态型畜牧业，促进草原生态环境系统的良性发展(张勃、郝建秀、张凯，2004)。牧区的经济发展宜以发展“有机畜牧业”和旅游业为主，不宜引进和开办对草原生态环境可能造成污染的企业。避免此类事发生的关键在于提高领导干部法制观念，同时要建立测定、评价一个地区可持续发展状态和程度的指标体系，以全面考核干部的政绩，建议通过立法建立干部行政过失追究制度，真正使干部管理法制化、科学化。对生态地位重要、生态环境恶化、草原通过短期封育和人工治理难以恢复的地区，进行整体搬迁。将牧民从其承包的草场上迁出，异地安置，并在禁牧期间不再返回从事畜牧业生产。
作者：张广裕单位：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