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生态环境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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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态翻译学与翻译生态学
生态翻译学起步于2001年，是胡庚申提出的全新的本土翻译理论。它以翻译适应选择论为基础，将达尔文进化论中的适应／选择学说引入翻译研究，“借助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系统特征的同构隐喻，以生态整体主义为理念，以东方生态智慧为归依，以翻译生态、文本生态、‘翻译群落’生态及其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从生态视角对翻译生态整体和翻译理论本体（翻译本质、过程、标准、原则和方法，以及翻译现象）进行综观和描述”，是一种生态范式的译学研究。该理论视阈下的翻译是一种“译者适应和译者选择的交替循环过程”。译者进行翻译时，需要从“三维”（语言维、交际维和文化维）着手，使译文能够达到最佳整合适应选择度。
翻译生态学最初是爱尔兰著名翻译理论家Mi－chaelCronin在《TranslationandGlobalization》一书中正式提出的。他指出，全球一体化引发了语言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和一些语言前所未有的消亡速度。因此，翻译应该维护语言多样化，传递文化和语言的独特性。Cro－nin虽然提出了翻译生态学这一术语，但并没有做系统性探索。许建忠受此启发，建立起一套具有专门的研究对象和任务以及特定研究领域的独立理论体系，于是有了《翻译生态学》这部专著。和生态翻译学以适应选择论为原理不同的是，翻译生态学依据的是生态系统、生态平衡、协同进化等原理和机制，以此来研究各种翻译现象及其成因。该理论主要涉及翻译生态环境及其因子、翻译生态结构（包括宏观生态和微观生态）、翻译生态的层次分析、翻译水平结构、翻译生态的分布模式，同时还探讨了“限制因子定律”、“最适度原则”、“局部生态效应”、“翻译生态系统的整体效应”、“翻译生态的边缘效应”等一系列翻译生态学的基本原理，揭示了翻译生态的基本规律，如平衡与失调、良性循环、竞争机制与协同进化、迁移和潜移规律、富集与降衰规律等。
生态翻译学和翻译生态学同为生态学和翻译学交叉的产物，名称上又很接近，不免让人产生混淆之感。有学者认为：2项研究有一定的交叉性，但更多的是互补性差异，是一种“背靠背”的关系。二者交集之一就在于翻译生态环境这个概念。胡庚申将翻译生态环境视为生态翻译学九大研究焦点之一；而许建忠认为翻译生态学的任务就是“研究翻译与其周围生态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规律和机理”。可见，2项研究都将翻译生态环境视为核心概念，认为翻译是译者与其翻译生态环境相互作用的活动。
2翻译生态环境
生态翻译学中的翻译生态环境最早是胡庚申在2001年国际译联第三届亚洲翻译家论坛上提出的。他将其定义为：“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是“制约译者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的多种因素的集合”。有学者质疑，这个概念“把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静态的、物化的环境概念和动态的、主体的概念混淆在一起，用‘即’相连，显得不是十分合适”。随着研究的深入，翻译生态环境的含义进一步宽泛，成为“由所涉文本、文化语境与‘翻译群落’，以及由精神和物质所构成的集合体”。而“‘翻译群落’指的就是翻译活动中涉及的‘人’，以译者为代表”。在其专著《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一书中，胡庚申将翻译生态环境的概念外延更加准确、综合地界定为：“影响翻译主体生存和发展的一切外界条件的总和。这里的主体是广义的，即参加翻译活动的一切生命体，包括原文作者、译者、读者、翻译发起人、赞助人、出版商、营销商、编辑等，即‘翻译群落’。而外界环境可包括与翻译活动有关的自然经济环境、语言文化环境、社会政治环境等。翻译生态环境由各要素交织而成，是翻译活动发生、存在、发展的各种自然的、人文的因素的总和”。
胡庚申还认为，翻译生态环境是有层次的，“可初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大到包括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语言政策、翻译政策等在内的宏观环境，小到翻译研究本身的内部结构，如理论、应用、批评、历史等微观环境，甚至还可以更细到不同个体的翻译生态环境。许建忠对于翻译生态环境的定义是“以翻译为中心，对翻译的产生、存在和发展起着制约和调控的作用的n维空间和多元环境系统”。具体地说，可分为翻译的外部生态环境和内部生态环境，前者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规范环境，诸如政治、经济、历史、文化、艺术、科技、哲学、道德、传统习俗等，对翻译产生渗透或交织、促进或妨碍等作用和影响。后者包括译者及翻译研究者的生理和心理环境，生理包括年龄、性别等因素，心理一般包括智力、社会性、群化、德性、情绪与性格等。良好的心理素质对翻译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同声传译。与胡庚申一样，许建忠也认为翻译生态环境有着不同层次，他从3个角度和3个层次来分析，“一是以翻译为中心，结合外部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规范环境，组成单个或复合的翻译生态系统；二是以某个翻译现象、某个翻译层次或类型为中轴所构成的翻译系统；三是以人的个体发展为主线，研究外部环境，包括翻译在内的自然、社会和精神因素所构成的系统，还要研究个体的生理和心理等在内的环境因素”。上述各种翻译生态环境相互交错，组成n维复合的生态环境，称为“翻译生态环境的多维镶嵌性”。
2项研究对于翻译生态环境的界定，有同有异。相同点其一在于，二者都强调翻译生态环境构成要素主要包括翻译的外部环境和翻译活动中的人，也就是客体因素和主体因素。“外界条件”和“外部生态环境”虽然措辞不同，但异曲同工，都对应于翻译生态环境的客体因素。它可以是宏观的外部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规范环境，地理、政治、经济、历史、艺术等无所不包，也可以是微观的内部的翻译理论、翻译原则、文本功能、翻译规约等。方梦之也曾经就翻译中的客体环境有过相关论述，他认为翻译生态环境由翻译生态和翻译环境共同构成，其中的翻译环境就是“翻译活动所涉及的外部环境（客观环境），包括经济环境、文化语言环境以及社会政治环境等的总和”。而“翻译群落”和“内部生态环境”指的就是主体因素，是翻译活动中涉及的以译者为代表的诸者。对于客主体因素同时出现在翻译生态环境的定义中这个问题，有些学者持赞同态度，觉得并非偶然。因为翻译生态环境与进化论中的环境并不完全一致。进化论关注的是自然属性的环境，而翻译学所研究的是翻译中各个要素及其行为，其中恰恰包括作者、译者、读者这些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对象。因此，主体因素存在于翻译生态环境中是必然的。相同点其二在于，2个定义也都强调了翻译生态环境构成要素的多样性、关联性和整体性。在不同的情境下，翻译生态环境是具有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的，“是动态的、不断变化的”，而“任何一种翻译生态因子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翻译生态环境对任何翻译主体都是一个统一体，不可超脱、不可逾越”，否则就“破坏了翻译生态环境的整体要求”。翻译生态环境构成要素的多样性、关联性和整体性体现了翻译生态环境的复杂性，它具有多维度、多层次，是一个整体的大系统之下内嵌着子系统，继而又嵌有子子系统的复合生态环境。
区别其一在于对主体因素的界定不同。许建忠的“内部生态环境”是狭义的，仅仅局限于译者和翻译研究者。而胡庚申的“翻译群落”是广义的，包括“原文作者、译者、读者、翻译发起人、赞助人、出版商、营销商、编辑等”。对主体因素的界定，反映出2位学者对于翻译活动的参与者有着不同的认识。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些参与者构成了一个翻译生态场，包括“在翻译活动中有不同分工的生命体”。方梦之认为，“翻译生态场中的每一个角色都有自己的任务和作用，都是完成翻译活动不可或缺的”。自然生态中有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在翻译生态环境中同样存在着原文生产者（作者）、原文消费者和分解者（译者）、译文生产者（译者、编辑、出版商、营销商等）、译文消费者和分解者（译文读者和翻译研究者）等。因此，对翻译生态环境的主体因素应该有广义的理解，不应将翻译活动中涉及的其他人排除在外。当然，译者是诸者的代表。值得一提的是，许建忠还将内部生态环境细化到了生理和心理环境2个层面，为翻译生态环境的主体因素研究提供了更加具体的研究内容和方向。区别其二在于，胡庚申侧重从微观的角度，细致地列举了翻译生态环境的构成要素，并将之置于具体的翻译实践中，与翻译的操作层面直接关联。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就是适应与选择的过程。这一过程存在2个不同的翻译生态环境，前一个是“以原文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即原文所存在的源语环境，实施对译者的选择。后一个是“以译者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这里的译者是接受了前一个翻译生态环境选择的、特定的译者，从而可以代表后一个翻译生态环境来实施对译文的选择。而许建忠侧重宏观层面，从总体生态概念出发，指向翻译活动涉及的外部和内部诸多因素，帮助人们认识和认清文化环境与翻译、科学技术与翻译、民族性与翻译、伦理道德与翻译、哲学思维与翻译、民主法治与翻译等方面的生态、生理和心理环境，理解翻译的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的相互联系。
3苏州园林景点名称英译的翻译生态环境解读
翻译生态环境主要由客体因素和主体因素组成，并且其构成具有多样性，甚至是“动态的、不断变化的”，在某个具体的翻译实践中，笔者认为，苏州园林景点名称英译的翻译生态环境包含以下要素：一是客体因素，包括景点原名（原文）、景点名称的功能（文本功能）、译名原则（翻译原则）、文化因素（规范环境）等；二是主体因素，包括译者、景点命名者（作者）、游客（读者）、景点译名审核单位（审稿人）、景区标牌制作单位（出版商）等。这2个子环境看似相互独立，实则相互关联，共同对翻译产生影响。胡庚申认为，“要求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全部和所有因素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在不同的翻译境遇下，各个因素的地位和作用是不一样的，因此，译者只能以适应翻译生态环境中最突出因素为主，同时适当兼顾其它因素的方式完成翻译。现从7个最突出因素出发，解读苏州园林景点名称的翻译生态环境。
3．1客体因素
3．1．1景点原名景点原名，也就是原文本，在生态翻译学中被认为是选择译者阶段的翻译生态环境典型要件。为了深入了解这一典型要件，笔者曾实地调查过入选“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名录”的9座苏州园林，共采集了133个景点原名。字数从最短2个字（如：留园），到最长8个字（如：半潭秋水一房山亭）。其中，3个字名84个，占63％；4个字名20个，占15％；5个字名15个，占11％；2个字名12个，占9％，其它占2％。旅游景点名称一般可分为冠名、专名、属性名和通名等，园林景点也不例外。从语法结构上分析，一般可表示为偏正词组形式，专名、属性名在前，通名在后；专名以双声或多声词居多，通名则一般多为单声词。在收集到的133个景点名称中，其结构包括以下3种：专名＋通名，如：涵青（专名）亭（通名）。这类景点名称占绝大多数，共113个，比例高达85％；专名，如：翠玲珑，共9个，占7％；专名＋属性名＋通名，如：东莱（专名）＋草（属性名）＋堂（通名），共11个，占8％。
3．1．2景点名称的功能景点名称作为公共标识语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具有标识功能。名称与景点之间形成一一对应关系，具有指称唯一性。标识功能还体现在游客之间的交流和概念指向中。其次，景点名称具有美感功能，通过音美、意美和形美吸引游客。无论是沧浪亭的叠韵声效，还是卅六鸳鸯馆象征的成双成对，都能引起游客无限遐想，继而激发游览欲望。再次，景点名称肩负着宣传功能。精心构思的景点名称本身就像一张名片，起着宣传景点的作用。苏州园林里很多景点的名称还有其历史、文化渊源，蕴含着极为丰富的自然或社会文化，也从另一个侧面宣扬了中华文化的独特。
3．1．3译名原则景点名称属于专有名词，应遵循专有名词翻译的一般原则。但它又不同于一般的专有名词，国内多位学者曾就此进行过探讨。乌永志认为文化遗产类景点名称翻译时要遵循“模糊对等翻译、直译和意译、专名音译、增译、减译和顺译”这六大原则。桑龙扬提出了“以读者为中心的原则、规范性原则、译名统一的原则、‘名’副其实的原则”。朱小美等也提出过“通名准确，专名达意”的原则。据上文调查可知，苏州园林的景点名称多数由专名＋通名组成。通名的含义相对具体和确定，数量也有限，翻译时应遵循准确、统一的原则；而专名往往是高度概括的文学性文字，浓缩了景物的个性特征、主旨情趣、美学意蕴和周围的环境气氛，翻译时应在准确的基础上，兼顾美感功能。
3．1．4文化因素许建忠认为，“文化是翻译生态的主要规范环境”。苏州园林的景点名称渗透着丰富的中国文化元素，其中联系最紧密的莫过于中国古典诗文。狮子林里的见山楼取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句意境。留听阁用李商隐“留得孤荷听雨声”诗意造景。退思园的闹红一舸，取得是姜白石《念奴娇•闹红一舸》上阕的意象。除此之外，苏州园林的景点名称还体现了中国神话、历史典故、宗教、人伦等文化因素。留园的湖心小岛取名小蓬莱，是古人幻想中神仙的住所。传说梁朝道教领袖陶弘景特爱松风，庭院皆植松，拙政园中的听松风处就是以他的爱好置的景。道家代表庄子认为要成就真善美，必须达到虚静空明的境界，网师园的集虚斋就是富于道家思想色彩的读书养心之所。耦园取谐音偶，意为“夫妇并耕”，体现了“耦园住佳偶”的夫妻情爱。这些文化因素成为苏州园林景点名称翻译生态环境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3．2主体因素
3．2．1景点命名者苏州园林属于私家园林，园内景物多为主人所命名。而园林的主人，有的是失意被贬的官吏，有的是无心作官的文人雅士，有的是崇尚风雅、修养有素的富商。这些造园者都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在命名景点时或引经据典，或题诗作赋，以表达自己的情趣、理想和追求。可以说，几乎每座园林都是主人的灵魂展示和内心独白。以拙政园为例，拙政二字取自西晋潘岳的《闲居赋》中“此亦拙者之为政也”。园主御史王献臣因官场失意而还乡，筑园以明志。他曾表示：“我之所以要起‘拙政园’这个名字，就是要像潘岳一样隐退于林泉之下，像陶渊明一样守拙归田园”。因此，这里的“拙”字不能简单解作笨拙之意，而应译做humble，同时兼有谦虚和卑微两重含义，以反映王献臣当时那种无可奈何，又想自我解嘲的复杂心态。
3．2．2游客“读者是翻译生态环境的重要元素之一”。辜正坤曾把英文读者划分为：外语盲、语言专家及一般语言工作者、外语通、纯学术工作者、一般业务性需要读者、一般娱乐性读者、获取新知的读者这7个层次。景区的外国游客，也就是景点译名的读者，大多属于后2种。他们的阅读需求，从浅层次来说，往往是借助这些“导读性”的名称了解景点的信息，指导自己的游览行为。他们还透过译名展开想象，获得超乎景物直观美感之上的享受。从深层次来说，虽然并非所有外国游客的游览目的都是为了获取不同的文化感受，但不可否认的是，旅游活动必然会涉及不同文化背景，其跨文化性毋庸置疑。因此，阅读译名的同时，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会进一步加深，自身的思想情操、文化修养、审美素质等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3．2．3译者译者在翻译生态环境的构成中是一个相对比较特殊的要素。胡庚申认为，首先需要接受以原文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通过选择之后，便成为译者选择阶段的翻译生态环境典型要件，选择并操纵译文。在苏州园林景点名称英译的情境下，能够完成这一使命的译者，除了必备的双语能力外，还必须对景点原名有着深刻的认识，熟知这些名称背后丰富的中国历史文化，洞悉游客的阅读需求，才能更好地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制约，继而在景点译名原则的指导下，参考景点名称功能，译出符合游客阅读期待的译文。
4结语
在详尽对比生态翻译学和翻译生态学对翻译生态环境这一概念的界定之后，该研究发现二者都认为翻译生态环境的构成要素主要包括客体因素和主体因素，并且这些要素具有多样性、关联性和整体性。不同的是，前者的定义重微观，后者重宏观，并且对主体因素的认识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在此基础上，结合苏州园林景点名称英译实践解读了其翻译生态环境的七大最突出因素，包括景点原名、景点名称的功能、译名原则、文化因素、景点命名者、游客和译者，以期对进一步明确这一术语的概念外延产生积极意义。
作者：陶潇婷单位：三江学院外国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