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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物质需要的无限扩展与生态问题
传统的观点认为,人的物质需要通过现实的物质生产就能够得到满足,可人的精神需要则除了精神生产的满足之外,还有精神本身、精神活动过程的满足,即精神满足包括生产性满足与非生产性满足。事实上,人的物质需要也包括生产性满足与非生产性满足,人的肉体并不仅仅是为了生产的,生产只是人的肉体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生产活动也并不一定只是为了产品的生成,它还包括人自己的内在活动性的实现与满足。精神需要是人作为有意识存在物自内而生且不断发展着的需要,是在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中通过实践活动而形成的与思维、情感、认识、意志等因素相关联的一种渴望满足的心理状态。马克思认为,即使一些如“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类常见事物,在人那里不仅可以成为物质需要的对象,而且可能成为精神需要的对象。如果我们把物质生活理解为一种外在的生活,那么精神生活就是一种内在的生活。对于人来说,内在的精神生活才具有根本意义,不仅是因为这里天地最为广阔辽远,而且是因为在这里盛开着生命本质之花、体现着人全部生存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为了满足人的精神需要,就要进行精神生产。广义的精神生产指一切精神现象的产生、创造及其过程,狭义的精神生产指高级意识形式的产生、创造及其过程。精神生产是一种生产性的精神劳动,以精神产品为其直接成果。精神产品以其包含的精神价值为本质特征而区别于物质生产,但它却必须以物质化形式去表现或存在。从社会分工的角度来看,真正的精神生产是物质生产发展过程中后来才分化出来的一种生产形式。马克思认为,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工才是人类真正意义上的分工,它极大地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精神劳动是以脑力劳动为主要内容的劳动形式,它为人类提供了大量的精神产品,这些产品成为人们的精神生活的消费对象。通过精神生产,人的精神需要不仅在生产过程中得到满足,同时也通过消费精神产品而得到满足。人的精神需要愈增强,精神生产的动力就越大,人的精神需要的满足程度就可能越高。当然,人的物质需要的满足也往往内含着相应的精神成分,满足了一定的物质需要也就同时满足了人们一定的精神需要。人们常常将人的物质需要等同于动物的物质需要,这是一种误解。因为人的物质需要自人的精神产生之时起就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物质需要了,而是掺和着精神要求的物质需要。人之需要的发展空间是由自己开拓的,人作为一种自由的、具有精神性的和不满足于现状的存在物,他必须不断地进行创造和寻求发展。人的自由创造精神不仅是人自身不断发展的内在动力,还是人的需要不断发展的内在动力。人虽然是物质与精神、自然与社会文化的综合体,但人一旦倚仗精神、依仗社会文化从自然中站立起来,他就越来越成为一个重心倾向于精神文化生活的存在者。人们对于精神文化的倚重依赖,使得自然界不能像当初那样直接地为人类提供必需品,人类要继续生存下去,就不得不进一步依靠精神、依靠社会文化来对自然材料进行改造和加工,使其符合自己的需要。人的这种自然需要的不断扩展其实是通过文化的参与而实现的,无论是需要种类的增加还是需要品格的升级,本质上都是由于其中之文化因素的发酵所致。所谓消费升级,表面上表现为物质产品、服务质量等方面的提升,实质上则是体现着人的消费心理、消费文化、消费精神的开放与不断满足。所以,人的精神、文化不仅打开了人的自然需要的界域,而且现实地参与构建着自然需要的内容,离开了人的精神文化,人的自然需要便立马回归锁定在它动物式的封闭范围之内。所以,人的精神不仅管理着人的精神需要的形式与内容,而且管理着人的物质需要的形式与内容,两种需要因共同的精神本质而相互贯通,人是自然与社会、物质与精神、肉体与灵魂的二重属性的统一。
人类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在一定意义上是相互贯通的,因为人本身就是物质性与精神性的有机统一。人的物质需要范围的拓展是由精神需要而引发的,人的认识能力的提高和思维方式的不断转变使人突破了其动物性自然规定界域,人成为一种新的面向对象、了解对象和把握对象的存在物;精神需要在使人成为对象的人的同时,也使对象成为人的对象。人的精神在打开他的总体自然存在疆域的同时,也打破了他的自然需要的限度,使得人的需要呈现出不断上升和无限扩展的态势。可见,一方面,正如人的精神的超越性使人打开了难以穷尽的欲望空间,使人不必像动物那样完全被锁定在自然需要的限度之内一样,也正是人的无限欲望对需要的不断流注,才使人的需要源源不断地发展,也正是人的需要的不断发展,才推动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但另一方面,人越是成为精神的存在物,他就越想要突出和表现其自由本质,他就越是具有一种超越现实的内在发展冲动,这样的发展冲动为人之不安于现状和想要超越现实的诉求所表达。因此,他在推陈出新着自己的存在形式、自己的内在需要的时候,也意味着他在不断地发展和奔向那个遥遥无期的未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发展”这一概念的产生,是基于人们对于争夺有限物质利益这一问题的理性思考。人与人之间利益的冲突始于需要对象的有限性和人对满足欲求的强烈渴望。人的精神与自由使人的需要变得无限,而无限的需要最终会指向无限的发展。人的无限的物质需要的满足、无限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生态问题,而人的精神需要的满足又加重了对环境的破坏和压力。历史上的无限发展论基于无限发展的可能性,发展出这样两种认识:一是认为自然资源是无限的;二是认为人类获取自然资源的手段是无限的。过去,人们总认为自然界作为一个无限广阔的资源宝库,我们可以从中获取各种生产和生活所需要的资料。同时,人们总是相信,个人的知识虽然有限,但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却可以凭借其文化积淀而持续地认识自然和不断地生成新技术,从而为人类获取自然资源提供用之不尽的手段和工具。基于以下理由,无限发展的理论的两种认识都存在问题:首先,自然资源并不是无限的;其次,人类获取自然资源的手段方法也不是无限的。就第一个方面来看,自然资源是有限的。自然资源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不可再生性自然资源,另一类是可再生性自然资源。不可再生性自然资源作为一个既成历史的产物,它的总量是有限的,而可再生性自然资源的可再生性也只有在保证其再生周期不被破坏的前提下才能存在,即可再生资源并不等同于无限的资源。同样地,人类征服改造大自然的手段也不会是无限的。虽然人类征服改造自然的能力在不断提高,但这种能力相较于无限的自由仍然难以望其项背。所以,在无限的需求促成无限实践的条件下,会造成无限的生产与消费,而无限的生产与消费,就必然促成无限的发展,而正是这种超越了生态限度的无限的发展,才导致了当今人类对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在资源枯竭、水土流失、环境污染和人口膨胀等一系列问题的影响之下,人类的生产生活环境江河日下,如果人类仍然不警醒,仍然不改变这种生产生活方式,最后必将走向自我毁灭。有人认为,人类完全可以依靠科学技术来解决无限发展所带来的问题,对此观点我们持否定态度。其实,正是人类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各种能力的总体的绝对有限性,才导致了当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也正因为人类无法从总体上把握自然对象存在、变化与发展的规律,而只能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一定条件下通过已有的知识来把握自然对象,因此“人类对于自然的认知能力的展开过程只不过是一个基于既有知识系统不断地自我纠错的过程。”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会对我们进行报复。”
二、像人一样生活:需要与生态的内恰
人要像人一样生活,首先就必须理解什么是人,什么是人的本质。雅斯贝尔斯认为,我们应当认识人的真正存在、了解人的真正自由和理解人的真正本质。他进而认为,人的真正存在与自由,并不像现代社会中不断发展的各门关于人的科学那样,仅仅将人当作一种客体,通过各种层面的知识就能够被认识。我们认为,对人的认识必须从总体上进行把握。人是物质性与精神性的统一,由于人的物质性存在是有限的,而精神性存在可以无限,所以这种总体状态与人的需要是相互对应的。因此,人要像人一样生活,就意味着人必须成为一个物质需要有限而精神需要无限的存在者,换而言之,就是要在满足人之基本物质需要的条件下着力于其精神世界的开发,促进人的健康全面发展。但是过去的无限发展理论,却并没有受导于如此的认识,而是将人的物质需要从自然限度中释放之后,就让需求如脱缰的野马任其狂奔。人们沉醉于对物质利益永不停息的追求和满足之中,物质需要成为人们耗费精力而永无注满的无底深潭,使人们沉溺于无止境消费和无意义的生活。如前所述,无限发展带来的生态问题是严重的,而要摒弃无限发展主义,保护好生态环境,就必须使人回到人本身的本然规定之中,即成为一个物质需要有限、精神需要无限的存在者。而要如此,首先就得让人类习以为常的无限的物质需求“回归”到它的一定的应有限度之内,即必须对人的物质需要进行合理调控。那么如何进行调控?这是一个复杂问题,但其中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人类物质需求必须符合自然生态的平衡发展,必须限定在自然能够提供相应需要的限度之内,人类物质需求应当是一种被调控的生态化的物质需求。要对人类的物质需求进行生态化调控,首当其冲的就是要培养人们物质需求的生态化意识。人们只想到其无限的物质需求应当不断地被满足,而很少考虑那些无限的物质需求本身是不是合理,更没有考虑到它们有没有符合生态要求,是不是具有内在的生态合理性。面对如今严峻的环境恶化形势,我们必须对自己的各种物质需求进行生态化考量,在考察它们是否具有生态合理性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必要的调整。而要进行这种合理考量,就得有这样的意识准备:一是树立物质需求的生态有限意识。人类需求内含物质需要与精神需求,是二者构成的总和,我们能够说人的精神需求可以无限发展,而人的物质需要则不能无限发展,它必须受到限制。二是建立物质需求的生态有度意识。任何事物的存在和发展都有其内在节度,物质需求也是如此。物质需要须符合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个体生态的内在节度,任何超出这些节度的物质需求,都可能对人类带来危害,都必须得到调整。三是确立物质需求的生态合理意识。物质需求的生态合理性包括需求本身的生态有利性、需求对环境的生态维护性以及对实现需求的条件可能性,从这三个方面对人的物质需要给予全面考量。那么,如何培养人之物质需求的生态化意识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就有许多可借鉴的思想资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寡欲思想对于控制我们过多的欲望,对于我们物质迷狂精神的生态化“整肃”是有积极意义的。孟子曰:“体有贵贱,有小大。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道德经》则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可见,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认为寡欲可以养生、养性,而这种养生、养性原则因天人合一而完全内恰于生态要求。荀子则认为相对于总体上谈欲之多寡,不如谈欲本身的性质规定。他说:“凡语治而待去欲者,无以道欲而困于有欲者也。凡语治而待寡欲者,无以节欲而困于多欲者也。有欲无欲,异类也,生死也,非治乱也。欲之多寡,异类也,情之数也,非治乱也。……心之所可中理,则欲虽多,奚伤于治!……心之所可失理,则欲虽寡,奚止于乱!故治乱在于心之所可,亡于情之所欲。不求之其所在,而求之其所亡,虽曰我得之,失之矣。”他认为欲望本身的合理性非常重要,不合理的欲望多了容易扰乱社会秩序,合理欲望的增长则无伤于社会秩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寡欲思想,其实主要是谈寡物质之欲,这当然有一定道理。但如果关涉到精神以及道德之欲,我们则认为不但不能减少,反而更应当增多。这是因为我们对精神对象的分享不仅有利于人们生存境界的提升,而且也不会造成其自身的减少,就更不会因此带来生态问题。那么如何开发人的精神领地、如何发展人的精神需求———即如何使人成为一个重心偏于精神的存在者呢?我们认为至少得注意两方面:
一方面是培养精神存在意识,另一方面是加重精神活动的实践比重。培养精神存在意识,首先得树立“人本质上是精神存在物”的信仰。19世纪德国哲学家奥伊肯提出,在我们的身上存在着一种独立的、内在的精神生命,它来自于宇宙的精神生命,是宇宙精神生命在我们身上的体现。这种精神生命不是自然进化的结果,不是可以遗传的本能,也不是可以在日常经验活动中可以得到的东西。它虽然十分内在和深刻,但我们却可以唤醒它,因为宇宙精神的显现与我们的精神追求过程是二而一的进程。他说:“精神的实现绝不是我们的自然禀赋,我们必须去赢得它。”而我们则认为,精神生命是世界存在的内在本质,精神生命充斥于整个宇宙之中,它既存在于我们的对象之中,也内含于我们每一个体的生命之中,人的精神与宇宙的精神是相互贯通的。人必须且只能以精神的方式与自然对象真正融为一体、化为一炉,从而实现自我精神本质与宇宙精神本质的统一,完整地将整个精神生命世界的博大、精深、圆满及永恒表现出来。人只有以精神的方式存在,他才会感觉到自身存在的力量,也才会升达于天人合一的最高人生境界。当然,人本质上以精神的方式存在并非意味着人要脱离现实生活,而是要在现实生活中表现精神本质。精神存在意识的生活践行,并不是将精神意识进行个体固化,而是促使精神存在意识在现实生活中得以实现。但是,我们同样认识到,在当今物质主义泛滥的情况下,践行精神存在意识是具有一定困难的。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对现有的生活方式进行扬弃,使人们从物质主义统领下的技术结构、社会结构和大众结构的桎梏下解脱出来。“技术进步的后果,就其关系到日常生活而言,在于形成了生活必需品的可靠供应。但是供应的方式使我们在这些必需品中得不到多少快乐……它们仅仅是物品,可以在我们注意到它们的片刻通过支付货币而获取”,技术结构使人框套在它的生产—消费环节上,人的精神按照它既定的步骤运转,自由因为被打上了物质机器的技术钢印而无法动弹。而社会的结构化统治,又使人被归结为既定社会位置的存在者。庞大的社会结构使人变成某种适应社会结构的单纯功能者,人们瞄准生活中的各种地位,以丧失品质、压抑个性的方式嵌入社会所规定的理想位置,人的存在精神被置换成社会存在的位置意识,而这样的社会位置却不过是走向物欲满足的暗道。同样,大众化统治也使人失去其内在的个体精神本质。“在群众中的人们看来生活是以享乐为目标的,而只在皮鞭的威吓下或在渴求面包或渴求更好的食品的驱动下才去工作。”同时,群众的影响使人不再是独立的自我。一方面个人不再是他自己鼓励的自我,而是作为一个群众中的成员。
另一方面个人也不再张扬其自处时的独立状态,而是将自我意识融化在群众意识之中。人被这些结构统治着,找不到自己的方位,不懂得自己的本质,看不清自己的真正需要,也不了解自己的存在意义。因此,人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成为一个具有精神本质的存在者,就必须从这些结构中寻求自我解放。所谓解放,并不是要将这些技术、这些社会管理模式和大众化生活方式完全抛弃,而是要在一种更高的“精神统领的生存”视野中重新安排这些生活,使人的物质存在与精神存在被安放在它们应处的合理位置,从而使人过上一种真正像人的、属人的生活。人是人的创造者,人应当且必然过自己的生活。因此,生活的结构化只不过是人的生活自由展开的一个环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已经生成的社会,创造着具有人的本质的这种全部丰富性的人,创造着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作为这个社会的恒久的现实。”人在哪里跌倒,人就会在哪里爬起。最终,结构化、模型化的生活方式必将被超越,它将成为人们走向精神性存在的一个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布满蛛网的小小驿站。
作者:唐凯麟易岚单位:湖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