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影响生态环境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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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区域概况和研究方法

1研究区域概况

鸣沙山月牙泉风景区位于敦煌市南郊，它以其独特的“山泉共处、沙水共生”沙漠奇观著称于世。自改革开放以来，当地旅游发展迅速，游客接待量逐年增加，2012年景区营业总收入达到6346万元，接待人数增加到58万人次。景区周围的月牙泉村有居民221户，共820多人，居民参与旅游业可分为几个阶段:①1978—1985年零星参与阶段。其间由于旅游业刚开始发展，接待的主要是国际游客，游客人数少，全村仅有10多户参与到旅游业中，主要是从事牵骆驼服务和经营小商品。②1986—1993年初步参与阶段。其间全村有30多户自愿参与到旅游业中，由于游客人数增加，旅游服务价格上升，再加上景区管理委员会限制村民加入，参与旅游的居民收入非常可观。③1993—2001年深入参与阶段。其间约有120户居民从事旅游工作，但农业仍是他们的经济基础，参与旅游业的居民还要从事农业。④2002年—至今全面参与阶段。由于敦煌水资源危机，出现了天然绿洲退化、土地荒漠化加剧、风沙灾害频繁、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生态环境问题。为了保护好生态环境，月牙泉村的农用水井被迫关闭，农业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再加上当地政府实施了月牙泉渗水工程，建设生态保护林，征用了居民的大量农田，当地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农业基础。为了解决当地人生存问题，政府决定给全村每户平均分配两个“骆驼号”，让他们全部从事旅游服务。整个村的绝大部分收入都来自旅游业，当地村民从此从农业转入到旅游服务业中。政府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发展旅游业解决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

2研究方法本研究采用的调查

问卷分为三个部分，包括居民的人口社会学统计特征、对旅游影响的态度和总体对旅游发展的支持态度。其中，个人对旅游业的依赖程度用旅游收入和在景区工作的人数衡量，社区归属感用是否在本地出生和在当地居住的时间衡量，与旅游者接触的次数用旅游旺季每周与旅游者接触的平均次数衡量。为了保证旅游影响的态度指标具有代表性，结合相关文献资料，对文中出现的旅游影响指标分别进行统计和排序，选取出现频率大于30%的26个指标，然后再根据调查地的实际情况，对选取的各个指标进行调整，使指标的语言表达方式更容易被当地人所接受。对旅游影响的态度测量参照Ap、Crompton在旅游影响研究中使用的Fishbe态度量表模型，公式为:A0=Σni=1biai。式中，A0为对一个事物和现象的态度，bi为感觉，ai为评价。采用这种乘积函数方式评估当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态度是积极还是消极，感觉和评价采用5分Likert量表。考虑到当地人口数量状况，本研究选取整个月牙泉村为研究范围，以每户为调查对象进行面对面调查。调查时间为2013年10月，正值旅游淡季，配合调查的时间充裕。调查时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相结合，主要针对家中男、女主人进行。共发放问卷177份，由被调查人面对面交流完成问卷，有效问卷达100%。收集的数据采用Excel软件进行编码处理，用SPSS17．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二研究结果

1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

在被调查者中，男性占500%，女性占48．00%;年龄在25—44岁的为48．60%，45—64岁的为390%，15—24岁的为140%，65岁以上的为5．10%。在教育程度构成方面，40．70%的居民拥有初中文化，小学学历的为24．30%，未受过教育的为15．80%，高中的为15．30%，中专及以上的为4．00%。职业是农民的占71．80%，当地经营业主的为14．10%，其余依次是工人(4．00%)、学生(40%)、教师(30%)、其他(30%)、离退休人员(1．70%)、行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0．60%)。全家年收入以20000—25000元的为37．30%，25000元以上的为27．70%，15000—20000元的为20．30%，10000—15000元的为10．20%，5000—10000元的为40%，5000元以下的为1．10%。家里有1人在景区从事工作的为74．60%，有2人的为18．10%，无人从事景区工作的为5．60%，有3人的为1．10%，3人以上的为0．60%。

2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总体上

当地居民对旅游正面影响感受深刻，总体变化均值为91，除外来投资外，所有指标变化均值都超过了5，表明当地居民认为旅游发展对当地起了积极作用。偏好的总体均值为91，说明当地居民乐于接受这种变化。居民对旅游正面影响的态度较积极，总体均值达到15．39。其中，在基础设施、环保意识方面的得分分别为17．94和16．41，显示出居民的较高认同度和满意度;而在外来投资、娱乐休闲机会、文化活动开展、文物保护力度、传统文化的变化等指标的均值都低于15，态度平淡。在旅游负面影响，总体变化均值为65，与正面影响感知相比，居民对负面影响的感知较弱，其中感受变化较大的有生活用品和服务价格、生活垃圾、土地和房屋价格、贫富差距、噪音5个指标，得分均值都超过了80;感觉变化最小的为“犯罪率”，变化均值得分为16。偏好的总体均值为19，说明当地居民对旅游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变化并无反对情绪，包容了这些变化。态度的总体均值为11．36，说明当地居民对旅游负面影响态度较温和，没有显现出消极态度。比较而言，居民对日常生活影响和宁静生活氛围的态度更宽容，但在意上缴的税收和犯罪率两个指标。

3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态度差异分析

为了分析当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不同态度，了解不同群体对旅游影响的差异性，采用聚类分析法对当地居民进行分类。首先采用分层聚类，运用沃德法，选择欧氏距离进行聚类分析，得到聚类树形图，根据以前研究成果和综合分析，将旅游地居民分为三种类型;再根据聚类数目运用非阶层聚类分析中二阶段聚类法分析，并对分类结果进行方差检验和判别分析。结果显示，除了上缴的税收、娱乐休闲机会、外来投资、贫富差距指标外，所有指标的方差显著性都为0．00，表明整体分类正确率为97．74%。类型1的居民占850%，为146人;类型2的居民占7．90%，为14人;类型3的居民占9．60%，为17人。对三种类型的居民比较可知，第一类居民对旅游正面影响的态度较积极，各指标得分平均值高于第二类居民低于第三类居民，他们承认旅游给当地带来了积极效应，感觉较满意，但也感受到了旅游的负面影响，没有显出强烈的反感态度，在土地和房屋价格、上缴的税收、犯罪率、贫富差距、日常生活影响、交通拥挤状况、噪音的态度得分均值最高，显示出对旅游负面影响的容忍。这类居民可命名为热情的支持者。其中，25—44岁的占50．00%，职业主要是农民，所占比例为79．59%;旅游旺季时每周与旅游者直接接触的平均次数超过5次的为68．50%，当地人占98．60%。第二类居民在旅游正面效应方面得分的平均值最低，如就业机会为10．29%、家庭收入为9．79%、自豪感为121%、文物保护力度为11．93%，他们对旅游正面效应的认同度低，没有显示出积极态度。同时，他们在消极影响方面的得分值也较低。其中，生活用品价格、土地房屋价格、上缴的税收、贫富差距、日常生活影响、交通拥挤状况、宁静生活氛围打扰指标在三类居民中得分最低，表现出不满意态度。这类居民可命名为冷漠的支持者。其中，女性比例为71．40%，15—24岁的占50%，职业主要是当地经营业主(35．70%)，其次是学生和农民(各占28．60%)。这类居民直接与旅游者接触的次数较少，57．10%的居民每周与旅游者接触的平均次数都小于1次。与其他两类居民相比，第三类居民对旅游正面影响的态度最积极，主要是在基础设施、知名度、使用普通话频率的指标平均分值很高。同时，他们也注意到旅游的消极影响，特别是在生活垃圾、噪音、犯罪率方面持消极态度。这类居民可命名为矛盾支持者。其中，25—44岁的为58．8%;在受教育程度上，590%的为初中，88．2%的每周与旅游者直接接触的次数都超过了5次，且100%是当地人。

4旅游影响态度维度分析

为了简化变量，分析居民对旅游影响态度的主要维度，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对26个指标进行分析，KMO值为0．74，Bartlett''''s球形检验值(0．00)表明数据适合因子分析。方差最大正交旋转因子载荷矩阵，各指标负荷值都在0．8以上，累积方差贡献率为67．07%。我们对总体量表和各分量表进行内部一致性分析，总体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为0．736，各分量表中除积极环境影响外，其他可信度都大于0．6。由于上缴的税收、犯罪率、日常生活影响、娱乐休闲机会、上缴税收5个指标在各主因子上的载荷小于0．5，所以被删去。居民思想观念、知名度、使用普通话频率等指标在第一因子上有较大载荷，主要反映的是旅游社会影响方面，可命名为积极社会影响因子;家庭收入、就业机会、生活水平3个指标在第二个主因子上有较大载荷，反映的是旅游经济影响，可命名为积极经济影响因子;宁静生活氛围打扰、交通拥挤状况、生活垃圾等指标在第三主因子上有较大载荷，可命名为消极环境影响因子;生活用品价格、土地和房屋价格、贫富差距在第四主因子上有较大载荷，命名为消极经济影响因子;文化活动开展、文物保护力度、传统文化的变化在第五个主因子上有较大载荷，可命名为积极文化影响因子;基础设施、环保意识在第六个主因子上有较大载荷，可命名为积极环境影响因子。在旅游正面影响方面，居民在积极环境影响上平均分值最高，态度最积极;其次是积极经济影响和积极社会影响，在积极文化影响方面得分值最低，居民对这方面影响的态度不积极。在旅游负面影响方面，消极经济影响比消极环境影响平均分值低，显示当地居民对负面经济影响的态度更消极。为了解居民的态度与人口统计学特征、社区归属感、个人对旅游业依赖等变量之间的联系，本文用多元方差分析(MANO-VA)进行检验，研究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态度是否在这些变量影响下有显著的差异。如果存在显著性影响，进一步运用事后检验(POST－HOCtest)，分析变量各类别在因子上的均值差异。结果表明，性别和年龄对居民的态度各因子没有显著性差异。教育程度对积极社会影响、积极经济影响、积极文化影响、积极环境影响四个因子上有显著性差异，对其余两个因子无显著性差异。其中，在积极社会影响因子上，大专文化的平均分值显著高于其他的平均分值，并与其他教育程度的居民之间存在显著差异(p＜0．01);初中文化和中专文化的居民差异显著，前者比后者的均值高。此外，其他教育程度之间差异不显著。在积极经济影响上，中专文化的居民平均分值显著低于其他类居民(p＜0．05)，其他类之间差异不显著。在积极文化影响因子上，大专文化的居民均值显著高于其他居民(p＜0．01)，其他教育程度之间差距不显著。在积极环境影响因子上，大专与其他教育程度差距明显，均值显著高于其他(p＜0．01)。收入对积极社会影响、积极经济影响、消极环境影响因子有显著差异，对其余的因子无显著性差异。在积极社会影响因子上，全家年收入在5000元以下与全家年收入在25000元以上、20000—25000元、10000—15000元、5000—10000元之间有显著差异，其均值显著低于其他类。在积极经济影响因子上，全家年收入在5000元以下的均值显著低于其他类(p＜0．001)。在消极环境影响因子上，全家年收入在25000元以上与20000—25000元之间存在显著差异(p＜0．05)。职业对积极社会影响、积极经济影响、积极文化影响、积极环境影响因子上有显著性差异，对其余的消极影响因子无显著性差异。在积极社会影响上，除退休人员外，学生和其他职业有显著差别(p＜0．05)。教师与农民、工人、离退休人员之间也有显著差别(p＜0．05)，教师的均值明显高于后三者，当地经营业主与农民之间也存在显著差距(p＜0．001)。在积极经济影响上，学生平均分值最低，与其他职业之间存在显著差异(p＜0．05)。在积极文化影响上，教师和农民、学生、行政事业单位人员、离退休人员之间存在显著差距(p＜0．05)，学生和工人、经营业主之间也存在显著差距。在“积极环境影响”因子上，教师与农民、工人、学生之间有显著差距(p＜0．05)。家人在景点工作的人数只对积极经济影响、消极文化影响因子上有显著性，其他无显著性。旅游带来的收入仅在积极经济影响上有显著性。居住时间对积极经济影响因子有显著性差异，对其他因子无显著性差异。与旅游者接触次数仅对积极社会影响、积极经济影响、消极文化影响因子有显著性，在其他因子上无显著性。由于篇幅有限，省略以上变量类别在因子上的均值差异。

5影响支持水平的因素分析

为了了解积极社会影响态度、积极经济影响态度等因子是否对居民支持旅游业发展有影响，本文采用分层回归分析方法，在控制住居民的人口统计学特征、社区归属等变量后，分析各变量对支持水平的影响，第一步选择控制变量进行回归，第二步把积极社会影响态度、积极经济影响态度等6个自变量作为第二层引入回归。第一步引入的控制变量对居民的支持态度有一定的解释力(R2=0．20)。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对居民支持旅游业发展的态度无显著的影响，但职业和全家年收入有显著预测力，职业排序从农民、工人、学生、教师、当地经营业主、行政事业单位人员、离退休人员到其他，可见职业与旅游业的关系越不密切，越有可能不支持旅游业发展(Beta=－0．22，p＜0．01)。全家年收入从25000元以上、20000—25000元、15000—20000元、10000—15000元、5000—10000元到5000元以下共6个等级，收入越低的家庭对旅游业的支持态度越弱(Beta=－0．33，p＜0．01)。在旅游业依赖的指标中旅游带来的年收入对旅游支持态度有显著负影响，从旅游业中获得收入越少，越倾向不支持旅游业的发展(Beta=－0．28，p＜0．01)。社区归属感中的居住时间对支持态度有显著作用，居住时间越长，越有可能支持旅游业发展(Beta=0．18，p＜0．01)，而居民与旅游者的接触程度对支持态度无影响。在分析了人口统计学特征、对旅游业依赖程度、社区归属感等变量后，旅游影响态度各维度对预测支持态度做出了新的贡献，对支持态度方差的解释显著增加，对支持态度解释的变异量增加了36%，并达到显著水平(p＜0．05)。从标准回归系数可见，积极社会影响态度、积极文化影响态度、积极环境影响态度对支持水平无影响。积极经济影响态度对支持水平有较明显的预测力(Beta=0．21，p＜0．05)。消极环境影响态度对支持水平有明显的负影响(Beta=－0．17，p＜0．05)。消极经济影响态度对支持水平有显著的负影响(Beta=－0．10，p＜0．05)。总体表明，随着居民的积极经济影响态度增加，消极的环境影响和经济影响态度减少，居民更可能支持旅游业的发展。

三讨论与分析

综上所述，处于生态危机下的当地居民对旅游正面影响感知强烈，并做出了积极的评价，但大部分人还没认识和感知到旅游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即使感知到一些负面影响，对此也持宽容态度，甚至作出积极评价，这与当地实际情况有关。由于当地水资源危机，居民放弃农业转入旅游业，两者相比，从事旅游业赚钱快、收入高、体力劳动较轻，旅游业不但解决了当地人的生存问题而且还促进了当地发展，当地居民对旅游带来正面变化感受较深。而对旅游的负面影响，一方面现阶段当地居民主要关注经济发展问题，受经济利益的驱使，为了赚取更多利益可忍受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当地特殊的情况造成居民对一些负面持欢迎的态度，这与以往的研究有所不同。如大量游客的到来，虽然使乡村失去了往日的宁静，但热闹的气氛也给乡村寂寞的生活增添了活力;游客增加导致生活垃圾增加，但由于发展旅游业之后有人管理和打扫环境卫生，当地的卫生条件比过去更好，所以居民对这种变化做出了积极评价。根据当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态度可把当地居民划分为三种类型:积极支持者、冷漠支持者、矛盾支持者，其中积极支持者的人数占绝大多数。与以往的研究相比，本研究的居民分化类型较少，一种类型占了绝大比例，另外两种类型的人数很少，说明当地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刚开始分化，态度差异并不明显。当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态度共有6个维度:积极社会影响态度、积极经济影响态度、消极环境影响态度、消极经济影响态度、积极文化影响态度、积极环境影响态度。居民的态度受人口统计学特征、社区归属等变量的影响。在分析各变量支持水平之间的关系时，发现人口统计学特征、社区归属等变量对支持水平有一定的预测力。其中，职业、收入、旅游收入、社区归属对支持水平有显著影响，这与Haley的研究中人口统计特征无影响仅旅游经济关联起着显著作用有所不同。在旅游影响的态度因子中，积极经济影响态度影响最大，而消极经济和环境态度起着负面影响，表明当地居民对旅游经济影响态度越积极，越有可能支持旅游业的发展，但消极的经济和环境影响态度有可能减弱支持水平。

作者：王琼张军民刘群单位：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