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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于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良性互动的生态文明思想
1.1肯尼斯•博尔丁的“宇宙飞船地球经济
基于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良性互动的生态文明思想集中体现在生态经济、循环经济等新理论和新思想中,以肯尼斯•博尔丁的“宇宙飞船地球经济”思想、赫尔曼•戴利的“稳态经济”理论和戴维•W•皮尔斯等的“循环经济”模型为典型代表,这些思想不仅是对传统经济思想的挑战,也是目前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倡导发展循环经济的理论根基所在。1966年3月,肯尼斯•博尔丁在《经济增长中的环境质量》一书中发表的“即将到来的宇宙飞船地球经济学”一文[1],对生态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具有开创性意义,也是现代循环经济思想的起源[2]。该思想将地球比喻成宇宙飞船,将未来的封闭式地球经济称之为“太空人经济”,认为经济过程是“宇宙飞船地球经济”这一有限封闭母系统中的一个开放的子系统,在“太空人经济”中,人们关心的是既定资本的维持,任何一个能够用更少的产量(也就是说更少的生产和消费)来维持这个既定资本存量的改革都是很有价值的。在未来社会里,易开发的资源都开发完了,污染池也全满了,当我们要转向“宇宙飞船地球经济”时,人类就不得不开发出一个循环的或者说“闭环的”的物质经济[3]。博尔丁具有前瞻性地意识到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的问题,他提出“宇宙飞船地球经济”思想开辟了关注人类未来发展前景和思考解决途径的先河。此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致力于关注人类未来发展方向和途径的研究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赫尔曼•戴利的“稳态经济”理论和戴维•W•皮尔斯等人的“循环经济”模型。
1.2赫尔曼•戴利的“稳态经济”
赫尔曼•戴利于1974年在第86届美国经济年会上发表了“稳态经济理论”一文,对“稳态经济”的定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此后他在《珍惜地球:经济学、生态学、伦理学》、《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等一系列著作中对稳态经济理论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稳态经济是指一个人口和物质存量维持在恒定水平、物质和能量的流通量最小的一种经济状态[4],在稳态经济中,要求物质财富和人口数量是稳定的,而保持这种稳定需要低的通量水平,以使人的寿命和物质存量保持较高水平。戴利将经济系统看作是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开放的子系统,巧妙地用“满的世界”和“空的世界”来表述经济规模对自然生态系统承载力的状态大小,将传统经济学关注的限制性要素从人造资本转换成了自然资本[5]。他用“绝对稀缺”的思想取代了传统经济学中“相对稀缺”的思想,认为界定经济效率的标尺是消耗单位存量所获得基本的服务(效用)和维持存量既定条件下通量最小化。该理论具有前瞻性地强调“考虑生态环境承载力的经济规模适度发展”的理念,这对于当前我国提倡发展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绿色经济同样适用。
1.3戴维•W•皮尔斯和R•凯利•特纳的“循环经济”模型
受到宇宙飞船地球经济思想和稳态经济理论的启发,为了寻求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戴维•W•皮尔斯和R•凯利•特纳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建立了一个正式以“循环经济”命名的模型,于1990年将该模型发表在他们的著作《自然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在“循环经济”模型中,各字母表示的是:R表示自然资源,P表示生产过程,C表示消费品,W表示废物,r表示在利用后能够重新作为生产资料的那一部分废弃物,RR表示可更新资源,ER表示不可更新资源,y表示资源的再生率,h表示资源的开采率,(+)表示对资源存量(或效用)起到了增加的作用,(-)表示对资源存量(或效用)起到了负面影响,A表示环境系统的同化能力。该模型充分考虑并展示了环境的三大经济功能:第一,为生产提供原料供给。自然环境为生产过程提供原材料,经过生产(P),产出消费品(C),获得效用(U)。对于不可耗竭资源(RR),当资源的开采率(h)小于资源的再生率(y),则其资源储量增长,则对于总资源(R)是一个增量的效应(+);当资源的开采率(h)大于资源的再生率(y),则其资源储量减少,则对于总资源(R)是一个减量的效应(-)。对于不可再生资源,由于没有再生能力,即y=0,因此对于总资源(R)是个减量效应。第二,同化废弃物的自净能力。无论是资源开采、生产加工,还是消费过程,都会有废物的产生。一部分得到了重新利用,另一部分(W-r)水体、空气和土壤等环境中。当W-r<A时,即废物能被自然充分同化,成为无害物质或有用的资源,可以重新进入生态———经济系统中;当W-r>A时,即废物排放超过环境的自净能力,不但破坏了环境的自净能力,而且还会带来严重的环境危害。第三,提供直接的视觉享受和精神愉悦。环境系统可以直接产生效用(U)。因此,自然资源(R)能够直接增加效用(U)。这就涉及到另一个问题了———当W-r>A时,可能会造成空气污染、水污染,甚至土壤污染,这一问题会给人们带来视觉上反感和精神上的痛苦,使效用(U)减少。在这个循环经济模型中,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不再是两个相互独立的系统,而是合二为一共同组成的“生态———经济”大系统[6]。通过生态环境的经济系统功能,将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具有内在循环关系的“生态———经济”大系统[7]。皮尔斯和特纳还在这个“循环经济”模型的基础上,总结出关于解决经济发展和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两个基本准则:第一,不可耗竭资源的利用率小于其更新率,即h<y;第二,除去能够重新利用的那一部分废物,剩下的直接进入环境系统的废弃物处理要低于环境的自净能力。
2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意识形态)角度提出的生态文明思想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研究马克思哲学思想中包含的生态文明思想,以及其后产生的马克思生态文明思想的其他支派(包括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等),对我国建设生态文明有很重要的政策指导意义。
2.1马克思的生态文明思想
马克思的生态文明观形成于19世纪中期[8]。在自然科学发展和批判继承德国古典哲学的基础上,马克思通过对自然与人、自然与社会的辩证关系的理解和把握,形成了其科学的、预见式的生态文明思想。主要体现在:第一,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自然观。第二,社会生产实践是达到人与自然内在统一途径的社会观。第三,人与自然可持续的发展观。第四,社会主义制度是生态文明的最终归宿。马克思的生态文明思想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们对散落在马克思哲学思想中的生态文明思想的一个总结。随着关注马克思的生态文明思想的学者越来越多,马克思的生态文明思想渐成体系。从马克思哲学思想的自然观、社会观和发展观来看,马克思哲学思想中确实反映出很多具有前瞻性的生态文明思想,这些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论仍然适用于当今社会。
2.2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当代西方最具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思潮流派之一,20世纪60年代的绿色环保运动催生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9]。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生态政治思潮中与马克思主义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一支,经美国学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和詹姆斯•奥康纳等人的发展,形成了在西方有较大影响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派[10]。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消费主义是造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的主要原因,而针对消费主义和生态殖民主义的问题,其解决途径还是从人的行为模式入手,主要是通过调整人们的需要和消费理念,消灭异化消费①和生态危机。在解决生态危机的问题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从生态辩证法的角度将技术批判和资本主义制度批判有机结合,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统一发展。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同时,也反对生态中心主义,认为人类应该把价值关系拓展到自然领域。通过建立生态伦理价值观,明确自然的主动性和人的活动限度[11]。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既是对马克思生态文明思想的继承发展,又比马克思生态文明思想更加严谨和深刻,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看待生态危机和解决途径的思路和方法。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强调了解决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性,将研究视角放在了人的消费行为上,虽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批判,但是在环境问题上,可以将社会体制抛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还是有很多值得思考和借鉴之处。
2.3生态社会主义
生态社会主义也产生于绿色环保运动。在进行绿色运动中许多国家建立起了支持绿色运动的政府组织———绿党[12]。生态社会主义在研究之初,只是一些学者、理论工作者在表述自己的观点时产生了相近的思潮,并不是一个有组织的统一学派。直到20世纪70年代,通过高兹等人对这一思想的系统表述,才形成了“生态社会主义”学派。生态社会主义是绿色运动与绿党中的左翼力量,由于提出了一系列符合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社会经济可持续观而在短短的几十年内迅速发展壮大[13]。生态社会主义没有固定的模式,提倡构建一种以维护生态平衡为基础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在这种“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的绿色社会发展模式下,人们的环保意识很强,能够自主地控制自己的行为来减少对环境的破坏,人类物质与社会自由充分实现的同时生态环境也能得到保护,而之前在资本主义时代产生的生态危机也能随着社会生产关系的改革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得到解决。生态社会主义描述的未来新型的社会主义社会将是公平正义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都全面和谐发展的绿色社会[14]。生态社会主义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产生背景相同,区别在于关注的问题和提出的解决途径不同。生态社会主义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态危机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有资本主义社会所有制制度所决定的。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态危机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生态社会主义都是对马克思生态文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但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在不改变(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条件下,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进行分析,并提出了解决途径。而生态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解决生态危机的唯一办法是改变社会制度。这一理论视角虽然有些偏激,却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社会主义体制下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优越性和可能性。
3从国家战略角度提出的生态文明思想———生态现代化
自20世纪70年代起,涌现出大量的关于人类与自然的相互关系的理论和思想。在众多理论中,德国学者胡贝尔在20世纪80年代(Huber,1985)提出的生态现代化理论,已经成为环境社会学的一个主要理论[15]。胡贝尔认为生态现代化可以被视为绿色转向的工业结构调整,对生态现代化的描述颇具诗意:“肮脏丑陋的工业毛毛虫蜕变为生态蝴蝶”[16],他把生态现代化定义为是能够认识到环境问题结构性特征的一种话语,并且现有的体制能够将对环境的关注纳入其中。目前,生态现代化理论和应用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其中绝大部分研究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生态现代化带来的社会和制度上的变化,这些变化可以归为五类:第一,科学技术的作用发生改变。看待科学技术的角度从“科学技术是导致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转为“在治理和预防环境问题中能起到实际作用和潜在作用”;第二,市场动态与生产者、顾客、消费者、信用机构、保险公司等经济能动者作为生态结构调整与改革载体的重要性日益提高;第三,民族国家的作用发生变化。自上而下、国家指令———控制式的环境规划在减少,而高度强调共识、灵活、去中心化的治理方式在增加[17]。在环境改革中,越来越多的机会被赋予给非国家的行动者,让他们行使行政、规范、管理、合营(如半国营企业的私有化)、调解等权利,而这些权利传统上由民族国家②行使的。与此同时,新兴的各种超国家机构也削弱了民族国家在环境改革中所起的传统作用;第四,社会运动的地位、作用与意识形态发生了改变。早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社会运动往往局限在环境改革的进程与体制之外。其变化是在涉及环境改革的问题中,社会运动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公众与私人的决策体制之中;第五,话语实践发生改变,新的意识形态不断产生。完全忽略环境,或是将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从根本上对立起来的做法不再视为正当合理的做法,探讨生存基础的“代际团结”已经成为一条毋庸置疑的核心原则。
生态现代化最早是在德国、荷兰、英国等少数几个西欧国家产生的,其目标是分析现代工业化社会如何应对环境危机问题。关于生态现代化进展的研究有两个共同点:一是将环境问题视为迫使我们在社会、技术和经济方面进行变革的挑战,而不是工业化所带来的无法改变的后果;二是强调标志现代性的核心社会体制转型,包括科学技术、生产和消费、政治与治理,以及各种规模(地区、国家、全球)的市场。生态现代化理论是一门极具活力、不断发展的学说。生态现代化理论能否适用于世界各地不同的经济、文化、政治体制与地理背景,目前对这个问题做出全面的定论还为时过早。但是,即便是在建立生态现代化体制所需的条件不完全具备的情况下,生态现代化的研究方法与工具还是可以用于社会科学分析与政策制订过程。生态现代化的某些进程(如对环境治理态度的改变、提升非国家组织在环境改革中发挥的能动作用、平衡市场与国家功能等)是全球性的,因此这一理论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对世界各国都具有适用性。
第一,基于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良性互动的生态文明思想从经济学角度探索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问题,体现出与现代经济思想迥异的一些基本观念。如:与传统经济遵循的“模糊的资源———生产———丢掉的垃圾”式的“牛仔经济”不同,“宇宙飞船地球经济”主张建立“源头(资源)———生产———纳污”的经济发展模式。虽然他并没有对规模的概念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只是提出了未来人类发展可能出现的“宇宙飞船地球经济”这种模式,但是这一模式的提出,像敲门砖一样,开辟了将经济系统看作是生态系统的子系统新的研究视角,同时也敲响了生态经济的大门。“稳态经济”理论的颠覆性和革命性显而易见,它提出了经济规模限制的问题,追求通量最小化,提出经济系统与自然环境系统的适度规模限制问题。尽管稳态经济理论中所强调的稳态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受到人口数量恒定和资本总量恒定条件的限制,但是它所倡导的那种在尽可能保持存量不减少的情况下发展经济,通过通量最小化实现对经济规模的限制的思想既是对“宇宙飞船地球经济”思想的继承,更是一次突破。从“循环经济模型”中,我们要记住关于解决经济发展和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两个基本准则:第一,不可耗竭资源的利用率小于其更新率,即h<y;第二,除去能够重新利用的那一部分废物,剩下的直接进入环境系统的废弃物处理要低于环境的自净能力。
第二,从哲学思维(意识形态)角度提出的生态文明思想旨在寻找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和解决方法,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倡导人们建立科学的自然观、社会观、价值观和发展观,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其理论源泉是马克思主义。我国倡导的生态文明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程中,以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和启迪而形成的,是不断提升经济建设中人与自然关系而形成的新的理论成果,是对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规律的客观认识,是对马克思的生态文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作为马克思主义重要分支流派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我国建设生态文明提出了崭新的视角,要求我们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的关系同时,克服消费主义,构建可持续的消费模式,加强预防生态殖民主义入侵的监管措施,努力创造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社会。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不能脱离全球化时代的大环境,一方面要审视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吸取经验教训;另一方面要借鉴后现代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建立人与自然相互作用、和谐统一的新理念,努力探索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生态文明建设道路。
第三,生态现代化力图通过经济生态化与产业生态化、以及构建可持续的消费模式,实现生产与消费的生态转型,与生态文明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要求相契合。生态现代化,不是简单地从污染治理入手,而是从改变人的行为模式出发,通过改变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达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双赢的目的[18]。建立良好的政治生态体系,提升非政府组织和学者在政策制定中的角色,营造出社会参与的良好氛围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此外,生态现代化理论与实践发展了一种政府、企业、环境工作者以及科学家共同重建生态经济的合作框架,特别强调了民众的参与过程。因而,提升全体国民现代生态意识,加强生态文明道德观和环境保护意识的培养,树立人与自然相和谐的观念,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前提。
作者:杨春玉王军锋单位:南开大学循环经济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