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思维生态文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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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掌握主要矛盾、推进协同治理的辩证
思维辩证思维是指从内在矛盾的运动、变化及各个方面的相互联系中观察、分析、解决问题。它是唯物辩证法在思维中的运用，是一种注重全面性、整体性、系统性看待事物的思维方法。矛盾分析法是辩证法的根本分析方法，也是辩证思维的重要体现。建设生态文明，必须从人与自然之间的根本矛盾入手，深入分析人口、经济、生态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抓住重点性、关键性问题首先解决。从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系列论述可以看出，矛盾分析法始终贯穿其中。具体而言:(1)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方面，强调从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方面入手，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2)在具体生态问题解决的优先顺序方面，将解决损害群众健康、容易引起群体性事件的问题放到突出位置，着力推进重点流域和区域水污染防治、重点行业和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颗粒物污染防治，以及重金属污染和土壤污染的综合治理;(3)在生态问题解决方式方面，摒弃过去主要依靠运动式突击检查、开罚单等末端治理方式，突出源头治理、过程治理和综合治理，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展绿色技术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和资源循环利用率，减少人口和经济对资源的压力;(4)在治理措施方面，强化生态文明制度建设，通过建立系统完备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规范化。抓住主要矛盾是关键，但是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还需要“辨证施治”，全面而非片面地、系统而非零散地、普遍联系而非孤立地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推进生态环境的协同治理。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和生态文明紧密联系、互相影响，其中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尤其密切，可以说生态环境问题的本质是发展方式、经济结构、消费模式的问题。众所周知，资本主义在工业化发展的过程中，走了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早在浙江的时候，就提出要避免重蹈“先污染后治理”或“边污染边治理”的覆辙，实现由“‘环境换取增长’向‘环境优化增长’的转变，由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两难’向两者协调发展的‘双赢’转变”，做到经济建设与生态建设同步推进、产业竞争力与环境竞争力一起提升、物质文明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2013年9月，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的演讲中，他又提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充分肯定了物质生产力和自然生产力的发展不是二元对立而是辩证统一的，二者既相互制约，又相得益彰、协同共进，要在发展物质生产力的同时推动自然生产力的发展。对于很多领导干部和普通民众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治理生态环境、提倡绿色低碳生活方式仅仅理解为经济问题的看法，严肃表示:“这里面有很大的政治。”同时，强调，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注意实现全局和局部相配套、治标和治本相结合、渐进和突破相衔接、常态治理和应急减排相协调、整体推进和全面突破相统一，在实践中实现生态文明建设措施的协调一致、辩证统一。另外，在推进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他要求构建多部门协同治理的联动机制，否则“如果种树的只管种树、治水的只管治水、护田的单纯护田，很容易顾此失彼，最终造成生态的系统性破坏”。也即是要求摒弃生态环境治理中的部门本位主义思想，部门利益、地方利益要服从全局和整体利益，多策并举，多地联动，在统一谋划、相互配合中取得协同治理优势。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法治思维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具备的思维能力。法治思维也即是符合法治的理念、精神和逻辑的思维，它决定和支配着法治方式。特别重视法治在国家治理中的根本性作用，2006年在给《浙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发表的短论中，他就曾经敏锐地指出，“改革的深化和各种利益关系的不断调整，对从法律和制度上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提出了新的要求”，强调要发挥法律的全局性、先导性、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十八大以后，对国家的法治建设进行了系列论述，提出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化解矛盾。关于依法治国的相关论述本身就涵盖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容，其中涉及生态文明建设的论述更是法治思维的直接体现。他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首先，生态文明建设要于法有据，要在法律的指导下进行;其次，生态文明建设要紧紧依靠法治，运用法律约束和规范各社会主体的行为;最后，增强法律制度的执行力，真正发挥法治对生态文明建设的保障功能。的这一论述强化了法治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地位，是审视中国生态环境治理现状做出的科学判断，是我们党生态环境治理理念的重要转变，有利于推进生态环境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规范化。对于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律制度建设，论述尤多。他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有机结合起来，既强调法律法规的构建，也注重法律法规的执行，既注重法治的规制作用，同时又强调生态文明理念宣传和教育的作用。首先，建立健全法律制度。随着生态文明的提出，生态环境治理必须由人治型向制度型转变，发挥制度在治理规范和程序建设、利益表达和利益整合方面的作用。通过构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统帅，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为基本，以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以及具体体制机制为主要组成部分的生态法律制度体系，减少治理风险和不确定性，提高治理效能。法律制度体系是动态和发展的，需要随着实践的发展及时补充新的法律制度，同时不断修正和完善已有的法律制度。具体而言，要不断完善基本法律制度，同时建立健全具体法律制度，包括建立健全资源生态环境管理制度、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以及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等。其次，增强法律制度的执行力。要真正发挥制度的作用，必须实现制度的构建和制度执行的有机统一，仅有精良的法律制度没有有效的执行机制，则制度效能低下，形同虚设。特别看重制度执行的效果，强调“不讲责任，不追究责任，再好的制度也会成为纸老虎、稻草人”。在生态文明建设中，他要求改变过去“唯GDP论”、“数字出官”的观念，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的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和官员考核体系，并置于突出位置，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使之成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导向和约束，而对那些“不顾生态环境盲目决策、造成严重后果的人，必须追究其责任，而且应该终身追究”。很多领导干部把一个地方的生态环境搞得一塌糊涂，然后拍拍屁股走人，官还照当，不负任何责任。对于这种情况，要求组织部门、综合经济部门、统计部门、监察部门等联合起来加大对领导干部的审查，切实做到有责必究、严厉惩戒。最后，重视非正式制度的作用。除了发挥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的规制作用外，还要重视生态文化、生态意识等非正式制度的熏陶功能。通过宣传教育培养公民尊重自然、保护自然、顺应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督促公民自觉养成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实现由生态认知、生态情感向生态行为的转变。
三、恪守生态红线、维护生态安全的底线
思维底线思维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创造性思维。按照的解释，就是作决策、办事情，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所以，底线思维是一种蕴含忧患意识的思维，是一种积极防御性思维，也是一种战略性思维。只有确立了底线，我们才能更好地把握做事的尺度、原则和办法，才能更好地掌握做事的战略主动权，做到有的放矢、应对自如。生态红线表示人类的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之间的一种张力，说明人类在生产、生活和健康等方面不受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等影响的保障程度，它的提出是底线思维的一种表现。通过查阅近几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可知，中国的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尚未得到根本遏制，生态风险无处不在。面对过去欠账太多、新旧问题错综交织的现状，怀着强烈的使命感和由问题倒逼而产生的责任担当，忧心忡忡地指出，“如果不从现在起就把这项工作紧紧抓起来，将来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就是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就应该受到惩罚”。在这里，表达了两层意思:其一，生态环境治理时不待我，否则生态赤字持续扩大，治理成本积累性后移，治理难度越来越大;其二，要尽快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必须敢于担当、有所作为，要划定和恪守生态红线，否则我们设想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难以实现，人口、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难以保证，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难以保障。还多次谈到耕地红线问题。耕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资源，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而言，耕地资源的存量增减、质量优劣关系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关系人民生活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中国在不到全球7%的耕地上解决了占世界22%人口的吃饭问题，这一方面说明了我们在应对粮食安全方面所做的努力，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人口给耕地带来的压力。根据《2013中国国土资源公报》显示的数字，中国现有耕地面积20．27亿亩，年内净减8．02万公顷，未来随着城市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人均耕地少、耕地质量总体不高、耕地后备资源不足将是中国长期要面临的问题。面对耕地资源危机，特别指出:“要严守耕地保护红线，严格保护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严格土地用途管制。”他强调要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整体谋划国土空间开发，统筹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科学布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同时，要求严格实施环境功能区划，按照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的主体功能定位，重点保护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脆弱区的耕地安全。大气污染是生态环境治理的重点。特别是近年来很多地区持续出现的雾霾天气，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和身体健康，成为举国上下关注的焦点，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注意。能否有决心有魄力治理雾霾，还人民以蓝天白云、新鲜空气，考验着新一届领导人。面对空气质量恶化的状况，提出:首先，建立大气环境承载力监测预警机制，确定大气环境承载力红线，当接近这一红线时便及时提出警告警示;其次，采取刚性措施确保这一红线，严格考核指标、加强环境执法监管，依法追究相关领导、单位和个人责任。将划定红线和恪守红线有机结合起来，以自我倒逼的形式推进雾霾治理，显示了对治理大气污染的坚定意志和坚强决心。值得一提的是，不仅为保护资源和环境划定目标红线，而且还为保证目标红线的实现划定责任红线。他强调:把环境污染治理好、把生态环境建设好，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重要目标和使命，“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别的选择”。这是党的领导人第一次明确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执政目标中，一方面显示了我们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表明我们党自我警醒、自我督促的强烈责任感。两条“红线”显示了治国理政的底线思维，对于维护国家生态安全、有效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决定性意义。
四、结论
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若干论述中蕴含的四大思维具有开拓性、创造性、前瞻性，是新时期中央领导集体执政理念、工作思路和领导方法的重要体现。概括而言，呈现以下特点:其一，植根现实。科学的思维总是来自于对实践的科学认识，同时不断在实践中检验、修正、巩固、发展。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思考具有明确的问题导向和现实意识，他总是从具体的、老百姓关心的现实问题入手，思考生态文明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症结所在，然后提出解决的思路、对策。生态文明建设思想中蕴含的各种思维是以现实为依据理性思考的结果，也反过来指导现实问题的有效解决。其二，把握本质。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错综复杂，构成的原因和具体表征各有不同，如何透过表象把握本质对执政者是重大考验。透过芜杂的现象深刻把握了生态文明建设存在障碍的制度性因素，提出:遵循生态环境治理规律和生态系统自我演化规律，注重生态文明建设的系统性、协同性，让“透支的资源环境逐步休养生息”;强化制度治理，推进生态环境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规范化;划定生态红线，用倒逼机制推动生态环境治理目标的实现。这抓住了主要矛盾和本质问题，有利于从根本上全局性、整体性、系统性地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建设生态文明。其三，注重执行。特别强调制度的执行，他曾痛心疾首地指出:“制度执行力、治理能力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党和国家事业顺利发展的重要因素。”在生态文明建设中，要求增加生态元素在经济社会发展和官员政绩考核体系中的权重，强化对领导干部的生态责任追究，并自觉划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生态治理责任“红线”，力求解决生态责任不落实、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等问题，保障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完整、准确地实施，提高生态环境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绩效。生态文明建设思想中蕴含的四大思维反映了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领导方法，体现了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规律、自然资源永续利用规律和生态环保规律的把握和遵循。它凝聚了纵览全局、把握大局、驾驭复杂问题的智慧，展现了新一届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新思路新方法，对于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具有指导价值。
作者：刘建伟单位：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