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问题范文精选

一、兵团人口在维护新疆社会稳定中存在的问题

（一）人口总量相对不足

纵观世界发展的历史，无论是文明的传承、经济的发展，还是社会的稳定，都需要一定的人口数量作为其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在新疆社会稳定形势日益复杂的今天，兵团需要一定的人口规模来实现其维护新疆稳定的职责。2010年，兵团人口总量仅占到自治区人口总量的11．80％，与改革开放时的17．19％相比，下降了5．39个百分点。兵团人口增长慢于自治区人口增长，在自治区人口中的份额逐渐减少。在新疆人口日益增加的过程中，兵团人口出现了相对的“萎缩”，这与当今形势下实现维护新疆稳定所需一个强大兵团的目标出现了背离。

（二）人口素质相对较低

据兵团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兵团6周岁及以上人口中接受大专及以上教育的仅占5．6％，高中（含中专）教育的占27．0％，初中教育的占40．2％，人口的受教育程度集中在初中。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03年，低于全国的9．05年。兵团人口无论是与60年代兵团人员的“高素质”相比，还是与当今全国的人口素质相比，高素质优势已经远去。人口素质的不高难以成就一个强大的兵团。首先，人口素质不高对新知识、新技能的接受、应用能力不强，难以成就一个经济上的强大兵团。新知识、新技能一旦被用于生产、生活，往往是最能促进生产力、创造经济价值的手段。而新知识、新技能往往是被那些素质较高的人员所率先掌握、应用。所以，兵团人员在接受和应用新知识、新技能的能力要弱于高于其素质的人员，这就使的兵团在经济发展上会错失先机而导致经济上难以做强。其次，人口素质不高对维护新疆稳定的职责认识不强，难以成就一个思想上的强大兵团。当前，兵团老一辈人员已经退居二线，二代、三代和新职工是现在兵团的主力。据调查，新职工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使命意识淡薄，他们更多的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而兵团三代的年轻人较老一辈的兵团人而言，使命意识不强，他们更多地关注自身利益，向往外面的五彩世界，这从三代普遍不愿种地、宁愿外出打工的情况中可窥一斑。人员素质的不高，使得他们很难从国家的高度来认识自身所承担的职责，也就更谈不上责任感、使命意识，因此，思想上强大兵团的形成也就无从谈起。

（三）兵团人口结构不甚合理

三十多年来，中国通过大力推进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使13亿人口日推迟了4年，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发展中人口大国在20世纪实现低生育水平的国家。但在人口转变的同时，中国人口问题由过去的以数量为主，向数量、质量、结构相互交织转变，使得中国人口问题的解决更具复杂性和挑战性。人口问题及其给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带来的压力，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广泛关注。围绕着中国人口问题研究，中国近年来涌现了众多不同观点，通过对这些基本观点的述评，对加深人口理论研究，制定合理的人口政策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综述

根据国家计生委的统计调查，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开始持续下降。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30，达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基本控制。针对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国21世纪人口问题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导向，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关于未来人口战略目标的不同观点

就未来人口战略目标而言，目前的主要争论集中在：是否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形成了以下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们认为在新的百年里继续有效地减少人口数量依然是我国人口政策必须考虑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识与人均资源劣势要求减少人口总量；其二，资本有机构成的潜能，要求减少劳动力供给总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缩减人口总量。最后的结论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在100年后将中国人口降到8-10亿并力争更低，200年后降到3-5亿。与第一种观点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学者认为，结构问题已经一跃成为21世纪中国人口问题的核心。宋健（2002）认为人口数量问题成为“笼中之虎”，尽管威猛，却尽在掌握之中，中国人口转变的独特性，造就了中国人口结构问题的独特性，随着人口和社会经济的发展，21世纪人口战略目标应该由数量问题转移到结构问题上。持此观点的学者虽然不是很多，但这至少警示人们人口结构问题的严重性。第三种观点认为，统一人口数量与结构、提高人口素质才应成为长期追求的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们从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出发，多方位的寻求平衡发展。李建新（2001）驳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数量减少的观点”，认为在追求减少人口数量过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龄结构老化则必然会不利于可持续发展，他引用中国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变迁的历史事实，论证了“人口数量多少并不决定一个国家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题。蒋正华等人（2000）认为根据中国的国情目前追求最优人口数量是不现实的，当前所做的是将总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内的前提下，实现人口结构、人口地区分布的合理布局，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学术界在人口战略目标上的激烈辩论，说明中国人口未来长远发展目标的确定是一项异常复杂、困难的任务，需要慎之又慎。

关于有无必要进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观点

同志们：

今天召开这次会议，主要是贯彻落实省、市人口计生工作会议精神，分析当前形势，总结推广经验，安排部署任务，动员全市上下进一步统一思想、真抓实干、开拓创新，扎实推进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努力实现人口现代化，为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创造更加良好的人口环境。刚才，我们参观了寿光市圣城街道有关工作现场，听取了潍坊科技学院、公安局、洛城街道经验介绍，以及寿光、坊子、昌邑三个市区的典型发言，都很有启发性，值得认真学习借鉴。下面，我就深入推进统筹解决人口问题，讲三点意见。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切实增强持续推进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去年以来，全市上下紧紧围绕新时期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总体思路，积极探索创新，大力开展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示范创建活动，初步建立起统筹协调、综合施治、协同配合、优质服务、政策衔接、群众自治、人财保障的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新机制，各项工作保持了健康发展的良好态势。2012年，全市出生人口92381人，合法生育率97.6%，人口自然增长率3.69‰，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7.7，我市在全省人口责任目标考核中继续名列前茅。今年1—7月，全市共出生44363人，合法生育率97.9%，出生人口性别比107.7，各项主要指标继续稳居全省前列。工作中，各地各部门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从实际出发积极探索发展新路子、新模式，打造了一批各具特色的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名片”。像昌乐县树立大人口理念，推进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坊子区完善五个机制、强化统筹协调，全力推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昌邑推进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努力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等等，都对做好新时期人口计生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昌乐县和8个市直部门成功创建为首批示范单位，在全市树立了标杆、作出了表率。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在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示范创建工作中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主要表现在：一是思想认识不够到位。个别地方和部门对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概念、范围、作用、目标把握不清，对创建活动的必要性、重要性、长期性准备不足，甚至有些同志片面地认为只要抓好计划生育，少生几个孩子就可以了，现在提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为时尚早、不合时宜。特别是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人口计生与卫生合并组建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后，一些地方和干部对现行生育政策的稳定性、各项工作推进的连续性产生了疑问，出现了等待观望、不推不动、不求进取的想法。二是系统研究不够深入。面对统筹解决人口问题这个全新课题，很多地方和部门缺乏系统性、前瞻性的研究，一方面对人口数量、质量、结构、分布的关系难以把握；另一方面对新形势、新规律缺乏准确的判断，没有行之有效的方法手段解决问题，更谈不上主动地探索创新、攻坚破难。三是工作发展不够平衡。一些基础相对较好的县市区和部门普遍行动快、工作实、成效大，而基础相对落后的县市区和部门则缺乏创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工作被动应付，推进迟缓。

对当前面临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形势，我们必须冷静地、客观地、辩证地分析研判。随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和社会结构深刻变动，人口发展过程中的新老问题叠加出现，人口计生工作面临的局面更加复杂，统筹解决人口问题面临诸多挑战。一是控制人口增长的压力依然巨大。近几年来，我市违法生育现象虽得到有效遏制，但群众生育意愿与现行生育政策的差距仍然较大，目前我市和全省一样正处于第四次人口出生高峰期，每年出生人口在8万左右，特别是省条例修改后，取消生育间隔，我市每年增加出生人口3万人，也就是说每年新增一个大乡镇的人口规模；同时，全市近5年没有违法生育的村一共2804个，比例不到全市的30%。人口多、增长快的市情没有变，人口惯性增长依然强劲，巩固和保持低生育水平压力很大。二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依然突出。我市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尽管在可控范围之内，但一直在110左右的高位徘徊，2010年开展的万人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育龄群众希望生育男孩的比例高达95%，今年更是有个别的县市区因为性别比偏高被省里重点监控，给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带来多重压力。三是社会舆论影响造成群众误解政策。随着低生育水平相对稳定，老龄化、用工荒等问题的出现，一些专家学者对现行生育政策提出质疑，一些新闻媒体跟风炒作，使得社会上出现了所谓的“放开二胎”传闻。这些传闻引发了群众的误解疑惑，使得计生政策受到一定程度的干扰。四是人口整体素质依然不高。全市人口整体素质依然不高，万人大学生占比依然较低，专业技术人才匮乏，这与建设人力资源强市、推动转调创的要求不相适应。五是流动人口管理难度加大。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乡人口结构发生根本性逆转，流动人口规模越来越大，社会管理和人口管理的难度不断加大。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转型期与城市贫困人口；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对个人和社会的损害；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对某些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持续性；对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过多解决方案，对城市贫困人口问题进行讲述。其中，主要包括：新中国成立以前，城市贫困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不低于60%,城市贫困人口相当普遍、对于城市贫困人口自身及其家庭来说，贫困的现实对他们的健康、教育、就业、住房、家庭生活等各个方面都有着一定程度的损害、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存在也对社会有着负面影响、文森特·帕里罗在解释“对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这一要素时指出：“所有社会都包括若干个阶层或等级，它们有不同程度的权力和声望？？然而更为通常的情况是以经济为基础划分的等级，统治阶层的划分主要是由人们的职业威望及财富累积所决定的、在我国，虽然贫困问题早已存在，但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是在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凸显出来的，主要是制度性贫困、在我国转型期的这一社会背景下，城市贫困人口不仅给自身及其家庭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也给社会的良性运行带来不利影响，同时，城市贫困人口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也直接或间接地触犯到社会中其他一些阶层的利益和准则，具体材料请详见：

[摘要]对一个问题是不是社会问题的界定，不仅要把它放在一个大的社会背景中考察，而且也要借用一个公认的准则来分析它。文章基于当前我国社会处于转型期这一背景，并结合公认的分析社会问题的四要素，即问题对个人或社会的损害、对某些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持续性和过多的解决方案，对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转型期；城市贫困人口；社会问题

贫困是一个社会问题，还是一个贫困人口自身必须面对的个人问题？尽管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看法，但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对于贫困的理解要在更大的社会系统背景中进行，而不是仅仅关注贫困人口这一亚文化群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贫困是一个经济匮乏的现实，但贫困的持续以及在其持续的过程中引发并连带的其他相关问题（如犯罪、受教育程度低下等）表明，改善贫困人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不足以减少所有与贫困相关的问题。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这一宏观背景中，对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理解离不开这一背景。何谓“转型期”？在我国社会学学者的论述中，主要有三方面的理解：一是指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二是指社会结构变动，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社会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它是指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而不仅仅是某些单项发展指标的实现。社会转型的具体内容包含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

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三是指社会形态变迁，即指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当前我国社会转型具备以上涉及的所有情况。何谓“城市贫困人口”？国内具有代表性的定义认为，城市贫困人口产生于特定的社会背景中，主要表现为：部分社会成员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源而在一定程度上被剥夺了正常获得生活资料和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权利，并使他们的生活持续性地低于社会的常规生活标准[1]。

文森特·帕里罗在《当代社会问题》一书中指出，公认的社会问题一般具备四个要素：第一，它们对个人或社会造成物质或精神损害；第二，它们触犯了社会里一些权力集团的价值观或准则；第三，它们持续很长时间；第四，由于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群体会作出不同评判，对它们的解决方案也往往多种多样，因而在如何解决的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2]（P6-13）。这四个要素可以简单归纳为四点：即对个人或社会的损害；对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持续性；过多的解决方案。本文将基于上述对我国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理解，以及界定社会问题的四个要素来论述当前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

抓好新时期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必须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胸怀全局，服务民生，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道路。

一、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和改善民生紧密相连，相辅相成

人口国情是一个国家最基本的国情，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

变量，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基础。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无不与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密切相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中的任何一项工作都涉及千家万户，涉及子孙后代，覆盖面广、影响时间长，是民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稳定低生育水平、调控人口数量是改善民生、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前提。人口众多、人均占有量少的国情，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压力沉重的局面，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紧张的状况，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总的来看，近年来低生育水平总体稳定，但政策内生育水平有所上升，造成教育、就业、养老、医疗等多方面社会资源的阶段性短缺，影响改善民生的进程。再者，经济发展是改善民生的保障。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指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的目标，要求把总和生育率继续稳定在1.8左右。因此，只有稳定低生育水平，才能确保在国家财力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

第二，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直接关系到个人和家庭幸福，是改善民生的重要方面。当前，我国人口素质总体水平不高，特别是出生人口素质令人堪忧。我国出生缺陷发生率为4%～6%，有关部门监测数据表明，近年来城乡出生缺陷发生率均呈上升趋势。全国每年约有80万～120万例出生缺陷发生，直接影响上百万个家庭的基本生活和长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