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节日符号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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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论文主要从贵州苗族传统民族节日符号的意义分析；苗族传统节日符号的现代转型；传统节日符号现代转型的动力探析等进行讲述，包括了自然节气与时间记忆的有机结合、原始崇拜和宗教禁忌观念的存储器、农耕经济形态的典型表达、祈福求愿的多彩画卷、在传统节日符号的基础上、把本民族或其他民族的传统文化符号等，具体资料请见：

【摘要】节日符号是民族在长期历史实存中形成并在特定时日集中展现的相关文化元素的集合，显性地集聚表达了该民族的某些文化特性。本文通过对贵州苗族传统节日符号现代转型的考察，揭示出传统节日符号的现代转型是以三种具体路径来实现的。在此基础上，文章还探讨了传统民族节日符号在新的历史转折期转型的深层动因。文章认为，国家化和市场化双重力量的交织作用，是传统节日符号转型的基本动力所在。

【关键词】贵州；苗族；节日符号；现代转型；动力

节日符号作为民族在长期历史实存中形成并在特定时日集中展现的相关文化元素的集合的典型表征，显性地集聚表达了该民族的某些文化特性，其功能与文化一样，展现为对“人类发展的普遍过程”[1]的一种关怀。随着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许多民族节日符号的原生性解释系统正在发生改变，新的意义和文化元素被不断地嫁接到原有的节日符号之中，使得新的节日符号为了迎合现实的各种需要被不断地建构出来，在不断的言说中，成为“合法”的传统。本文通过对苗族传统节日符号的现代转型的考察，冀以揭示传统民族节日符号在新的历史转折期变化的具体路径，并在此基础上对其深层动因作一探析。

一、贵州苗族传统民族节日符号的意义分析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交错杂居的省份。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少数民族人口为1333.96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37.85%。其中苗族总人口为429.99万人，约占全省少数民族总人口的32.23%，为贵州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就人口规模而言，苗族传统文化构成了贵州民族文化的重要部分。苗族节日作为显性化的民族文化符号，被视为苗族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一般而言，贵州苗族传统节日符号的意义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自然节气与时间记忆的有机结合

据统计，贵州省一年中的民族节日达490多个。[2]从时间分布来看，几乎每个月都有苗族的节日。这些节日犹如苗族同胞生活时间链条上镶嵌的珍珠，不仅让他们在年复一年的轮回里找到了日常生活的时间规制方式和时间记忆方式，而且还通过已经记忆化了的岁时节日，来规制自己的生产生活的秩序，从而实现生命的秩序化。如，“插秧门”就是苗族同胞规制时间秩序化的一种体现。每年的农历四月初八，黔东南的苗族便在这天开始插秧，祈愿庄稼茁壮生长。

随着时间的推移，苗族的一些支系拓展了对时间的认识，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实现了对时间的记忆和把握，衍生了一些独特的民族节日。以苗族“牯脏节”为例。“牯脏节”是雷山县西江一带苗族最隆重、最独特的节日。关于“牯脏节”的来历，尽管有许多种说法，但该节日特定的仪式程式和内容，虽经上千年岁月的流逝，却仍然比较完好地代代相传了下来。这些苗族同胞通过13年一轮回的特殊方式，在某种更宽泛的意义上完整地记忆了自己的时间，并以这种独特的时间记忆方式，体现着自己作为一个文化体的存在。

(二)原始崇拜和宗教禁忌观念的存储器

从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来看，农业文明起源于远古时期人们在采集、渔猎等生产活动中对自然物候的观察。自然因其与人类生息相关的天然优势而成为了苗族祖先崇拜的第一个对象。“这些自然现象和外界物体，同人一样能说会道，有喜怒哀乐，并有善恶之分。”[3]崇拜导致了宗教禁忌观念的形成。这样的传统节日，直接体现了苗族先民的原始崇拜和宗教禁忌观念。

例如，黔东南地区的苗族为了祭祀“谷神”一年来给人们带来的好收成，而在每年稻谷将熟之际举行“吃新节”；为了祭祀祖先对自己一年生产生活的护佑，而在冬月的第一个卯日举行隆重的“苗年节”。贵阳地区的苗族为纪念传说中抗击官军在喷水池附近遇难的英雄亚努，而于每年农历四月初八到喷水池附近聚会，逐渐形成了“四月八”节日。

在上述节日中，把曾经为自己民族立下汗马功劳的神话英雄视为自己的保护神，是苗族先民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情况下，对自然界拟人化理解的结果，蕴涵了某种古朴的自然崇拜观念；而在“吃新节”前禁止人们在田里收谷子食用，则是“谷神”崇拜导致的禁忌观念的体现。由此来看，原始崇拜正是通过制度化了的节日祭祀仪式或禁忌，符号化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

(三)农耕经济形态的典型表达

以龙里、福泉、贵定一带的苗族“杀鱼节”为例。[4]每年的农历三月初九，人们便来到河边，从河里叉起鲜鱼，架起铁锅，烧起大火，煮着鲜鱼，喝着米酒，吹起芦笙，唱着山歌，祭天求雨，祝愿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从自然环境和苗族先民的生产方式来看，“杀鱼节”的起源及实践，是龙里、福泉、贵定一带苗族的原始经济形态在特定的生产力水平下的体现。该地区属中亚热带温和湿润气候区，境内江河交错，水系发达，盛产鲤鱼、鲇鱼、青鱼、马口鱼等多种鱼类。在人对自然改造的力量较为落后的情况下，通过采集渔猎的方式直接从自然界获取能量，就成了人们维系其存在和发展的基本选择。从人类的发展历史来看，采集渔猎的经济形态都曾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区域得到展示，并一度成为人类初期主要的生产方式。当苗族的部分先民来到这个地区，因丰富的水资源所维系的鱼类资源，很可能一度成为人们获取食物的主要方式。随着人口的繁衍，有限的鱼类资源显然无法满足人们的生存需求。于是，在积极开发水稻等农作物的同时，限制个别人频繁的渔猎行为，而在固定的日子进行集体渔猎，在维持鱼类资源的丰富和平衡的同时，也保证共同体对鱼类资源的可持续需求，就成了当时人们的一种切实选择。

(四)祈福求愿的多彩画卷

综观人类历史的发展，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往往是从物质和精神两个维度出发，或独立延伸，或共同作用。主要流行于黔东南州台江县苗族地区的“姊妹节”，就集中展现了这一文化内容。[5]据《“姊妹节”歌》描述，苗族的先民阿姣和金丹从小青梅竹马，两小无猜，长大后彼此爱慕。但两人的爱情，却遭到阿姣父母及族人的反对。阿姣被父母软禁，逼嫁回舅家“还娘头”。阿姣不愿嫁往舅家，就每天借口上山，用她装针线的竹篮偷偷地藏糯米饭送给金丹，相约在野外谈情说爱。两人的爱情最终感动了阿姣的父母和族人，有情人终成眷属。苗族男女青年仰慕阿姣和金丹对爱情的执著，纷纷仿效他们上坡相会，“姊妹节”由此而来。可以说，以青年男女为活动的主角，以邀约情人游方对歌、吃“姊妹饭”、吹芦笙、跳木鼓舞、互赠信物、订立婚约等为活动的主要内容的“姊妹节”，展现了苗族同胞追求幸福美满生活的向往。

二、苗族传统节日符号的现代转型

“新的节日符号的创立或对旧有的节日符号注入新的内容是一种外力强加于人的文化，但在实质上，这些符号的创立和改变由于正好符合了活动在具体的现实中的人们的利益而具有了存在的意义。”[6]基此视点，聚焦于现实生活的利益诉求，使贵州不同地区的苗族的传统节日符号，呈现出不同的转型路径：

(一)在传统节日符号的基础上，注入新的现代符号元素和内容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持着传统节日符号的原生性解释系统。

以台江“姊妹节”的现代转型为例。①如果说存在“原生态”传统节日的话，那么从其分布和保存来看，黔东南台江县的施洞和老屯一带，就是“原生态”的“姊妹节”的典型代表。据有关宣传和当地人的反映中，这两地是该节日的发源地。[7]解放初期，一些学者曾经在施洞镇的巴拉河村对“姊妹节”做过调查，结论是该节日的主要内容有两个：“一个是妇女们去捞鱼，杀鸡、鸭，买肉，在一起做饭吃；另一个不可缺少的内容就是游方。”[8]

如果说，传统“姊妹节”符号主要指称的对象是农业时代交通闭塞、交往困难的苗族青年男女，节日为青年人恋爱交往提供了可行的渠道，参加“姊妹节”的目的就是为了喜结良缘，那么，在现代旅游业的冲击下，特别是“姊妹节”作为当地政府部门“全面整合和提升旅游资源和旅游品牌”[9]的一种选项后，“姊妹节”符号的指述功能、表现功能和交互功能都由于政府部门的主导而发生了变化。尽管这一节日延续了“姊妹节”的指称符号，但却在各种媒体不断的言说中，俨然成了“东方情人节”；而参加“姊妹节”的对象，也由特定的苗族青年男女泛化到所有的游客；五颜六色的香喷喷的“姊妹饭”，不再是情窦初开的女青年为了送给自己的意中人的食品，而是当地“农家乐”的老板制作后售卖给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除了“农家乐”或当地政府组织表演给游客欣赏外，曾经被游方深情吟唱的情歌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日渐衰微，男女青年成双成对向自己的意中人倾吐心声的盛况已经不再，源自音像店的飞歌、情歌弥漫在整个节日的天空；由政府组织的踩鼓、斗牛、赛马、唱苗歌、苗族银饰服装表演、计划生育知识竞赛、“两基”教育验收宣传等活动成了节日新的亮点。

(二)把本民族或其他民族的传统文化符号，嫁接到既存的传统节日符号中，使得传统节日的原生性解释系统出现了局部变化。

以黔东南雷山县西江“苗年节”新出现的“长街宴”为例。嘉靖《贵州通志·风俗》记载，苗人“十月朔日为节，乃椎牛祭鬼，大集种类，男女食酒，吹芦笙。”是最早有关苗族过苗年的文献记录。根据笔者调查，②2003年以前，在西江每年传统的“苗年节”仪式符号里，就没有“长街宴”③。“长街宴”的出现应该是近两三年才出现的事情。当地政府为了吸引游客、推动旅游发展，从2004年“苗年节”起，组织挑选一些农户，准备好饭菜后摆放到桌上，几百张桌子集中排在街上，成为一条长龙，蔚为壮观，被称为苗家“长街宴”。游客以每人20元的价格到政府购买就餐券，凭券入席就餐，农户收票后到政府结账，兑换现金。

“要继续理性的思考，个体就需要可理解的整体，而这种理解力就需要一些显见的符号。”[10]被媒体和外界赋予后当地人也认可的苗族“长街宴”，因为与云南哈尼族“长街宴”在形式和名称上“显而易见”的联系，而被众多游客所“理解”。但笔者在调查时发现，做好饭菜摆放在家门口或村子门口迎接客人，是当地的一项待客传统。当地人把这种风俗称为“dangtdeix”。④在当地，“dangtdeix”一般只出现在新房建成后迎接客人贺喜乔迁新居，以及老人过世后带其灵魂走访亲戚两种较为隆重的场合。“dangtdeix”时，由主人家在进村的路口与家门口之间摆放九道桌子，桌上摆满酒菜，客人要进主人家就得必须连喝九道拦路酒。为了集中体现苗家人的热情好客，制造吸引游客的“新卖点”，原先只是在自己家门口迎接客人的“dangtdeix”符号被移植到了“苗年节”迎接游客的场域之中。鼓着钱包的游客，成了在当地人“尊贵的客人”。在不断的言说中，“dangtdeix”成了“苗年节”新的一项文化符号。而这种嫁接过来的文化符号在取得成功后，似乎还有泛化的趋向。在“国庆节”、“五·一国际劳动节”等现代节日中，苗族“长街宴”都频频出现。而当地人也“根据人们当前的生活实际述说历史”，[11]不断地向游客介绍苗族“长街宴”是苗家热情好客的“传统”。由此可见，在学者和游客看来，不同地域却彼此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的文化符号，往往就这样为了服务于社区的社会需求而被“发明”出来，误打误闯地成为了似乎彼此关联的符号幻象。

(三)在摒除传统节日原生性的部分文化符号的同时，目的性地注入符合现实利益需求的新的符号元素和内容，重新建构全新意义的节日符号。

以贵阳苗族“四月八”转型为例。关于“四月八”的一个传说是，在很久以前，居住在梵净山下的苗族姑娘由于长得如花似玉，常被官家看中选美进贡，致使不少人家妻离子散，民不聊生。一个叫亚宜的苗族首领，见自己的姐妹遭受蹂躏，就联络苗族后生反抗官家。官家派重兵攻打，亚宜寡不敌众，被迫向苗族聚居区格罗格寨(今贵阳花溪、青岩一带)转移。官兵尾追而至，亚宜与格罗格寨的苗族首领亚努奋力抵抗，四月初八这天双双战死。消息传来，苗家父老悲痛万分，来到英雄战斗过的地方聚会悼念。[12]随着社会发展，作为贵州省的文化、政治和经济中心的贵阳，在每年“四月八”活动中，唱山歌、荡秋千等传统符号已经绝迹，民族民间传统技艺大赛、“原生态”民族民间歌曲演唱大赛、“民族之花”评选活动、贵阳市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民族欢歌”游演等现代符号则几乎是被活生生地“塞入”进来，使得举办该传统节日的初衷是为了纪念苗族英雄“亚宜”和“亚努”的原生性符号指述功能大大弱化。节日成了展现民族风采、促进民族团结、展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全民狂欢的“民族团结周”。[13]

“文化的元素是人为的、创造出来的、可变化的，表面上虽然持恒久长，实际上与文化的承受者一样也会灰飞烟灭。”[14]传统节日符号正是在这样的断裂中得到延续。在“姊妹节”、苗族“长街宴”和“四月八”的现代转型中，传统节日符号不管是被简化也罢，抑或是被复杂化也罢，或者干脆被“莫名其妙”地强行赋予新的内容到既存的节日传统也罢，其功能指向都直接聚焦到当下的现实利益之中。

三、传统节日符号现代转型的动力探析

传统民族节日符号的现代转型，不过是现代社会、经济和文化转型的一种表象而已。从苗族传统民族节日符号的现代转型来看，国家化和市场化两股力量交织作用是导致其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

(一)在国家化方面，其进程主要体现为传统节日符号日益成为国家职阶系统渗透到民族地区传统社会结构的有效工具。国家行政力量在民族地区的渗透，从根本上规制了传统节日符号存在的形式。

清朝时期在部分民族地区，国家的正式行政管理机构只到县一级，但依靠“乡保”、“里正”等“准官吏”制度，实现了国家权力在传统社会的事实存在；而在另一些民族地区，依凭共同体内部的血缘和地缘关系来维系的“土司”制度对国家的整体性负责，间接地实现了民族地区的国家化；“改土归流”使这些地区由间接控制变为了直接控制。1949年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不同历史时期的政策在农村的广泛、深入开展，国家化进程在民族地区得到了空前加强。

节日作为一种重要的公共文化空间，无疑是国家意识形态和行政权力渗透到传统社会中的重要渠道。国家通过对某些节日或节俗采取或肯定或否定的态度，并加以或允许或禁止的规范，引导着包括节日在内的民俗文化向有利于国家倡导的价值观念方向发展。在操作层面上，国家通过对具象化的节日符号的控制，构造出能在共同体内部形成某种集体认同的文化标识，“包涵着承载重叠和混合认同的空间和力量”，[15]内化为贯彻国家意志的、规制共同体集体行为的某些机制或规范。从近几年台江“姊妹节”实际运作来看，随着不同阶段国家政策工作的变化，节日符号表达的内容也在不断变化。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到发展乡村生态旅游，到促进农村信用社改革，到普及“两基”教育验收，到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到促进民族团结等，都不同程度地彰显了当地政府当前工作的重心。

(二)在市场化方面，主要体现为传统节日符号为了适应现代经济活动的需要，依据市场经济活动的规律，被目的性地改造或创造，功能指向“强烈地聚焦于其经济作用”，以期“能影响、带动经济的发展。”[16]

当市场已经成为主导社会资源配置的基本途径时，市场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支配社会行为的意志。尽管“世界内容是完全中性的，但意志会突出强调这些内容中的这一点还是那一点则毫无先兆。一旦意志强调了某一点之后，人们就发现意志以纯逻辑的方式，通过已确定的理论客观性，转变成了别的观念，这些观念跟早先出现的意志有因果上的联系，如今变成了通向‘最终目的’之‘手段’。”[17]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在民族地区的普遍建立，市场俨然以各类资源赖以实现其最终目的的普世性的“手段”成为了现实社会的“纯逻辑”。传统节日符号作为异质性存在的民族文化资源，特别是在乡村文化产业和乡村旅游产业的场域中，被强烈地趋向于实现某种利益需求的工具运用。以对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为最直接表象的市场化，成为把节日符号视为“民族文化”的重要部分并加以“资本化运用”[18]的重要途径。通过苗族“长街宴”壮观的饮食消费场面，或“四月八”绚丽多彩的大规模游行、演出等来吸引游客，不过就是在市场化的语境下，当地人试图把民族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的一种方式而已。

伴随着市场化繁荣起来的现代科学与技术，被系统而频繁地渐次应用于商品生产和服务业方面。表现在节日符号上，则是各种现代技术随着市场的需求被目的性地嫁接到传统的节日符号中，成为“换装”了的文化景观。在贵阳“四月八”游演中，各种现代化的技术被广泛应用于花车的装扮以及演员的着装等，也可以看作是市场化对节日符号影响的另一种结果。

所以，国家化和市场化双重力量结构性地交织存在，成了传统节日符号现代转型的基本动力。上述苗族传统节日的现代转型，展现了两种力量交织作用的这一趋势。如果说，由于国家化进程在传统乡村的长期渗透而使得民族地区的节日符号在转型初期就具有了更多的原生性特征，那么随着市场体制的建立和完善逐渐取得经济—社会发展主导地位的市场化，则继承了这样的转型趋势，通过经济利益的刺激使得节日符号以符合现实需要的“纯逻辑”方式“对其特定的生存环境不断适应”，[19]并由此而得以继续存在。在现实中，由于国家化和市场化的目标高度重叠，集中体现了国家对社会的基本控制，两股力量交织为不可分割的整体而难以在具体的节日符号转型中清晰地分辨出是哪一种力量在作用。一方面，国家化如同巨大的稳压器，把传统的社会机制和市场化社会机制都纳入到它的政治体制之中，使得传统体制在逐渐让予市场化的机制的同时也依然得以顽强地延续着自己的体系和逻辑，以便保障转型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市场化在依据现代经济规则重新建构传统社区的经济—社会结构和运行机制的同时也在积极地吸纳传统社会的某些元素，以便渐次地推进传统社会的市场经济体制建构，实现国家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控制。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国家化和市场化交织作用，共同推动了传统民族节日符号的现代转型，并由此而在现代与传统之间形成了某种张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国家化、市场化与地方性传统之间就形成了某种截然对立的态势。相反，正是这种张力的存在，为“地方性知识”[20]的自我扬弃和自我革新提供了某种可能。毕竟，现代性的扩张正使得“整个世界不断‘收缩’成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体系。”[21]不管人们身处于这个“世界体系”[22]的何种位置，也不管他们愿意与否，都已经或正在被裹挟着卷入了该体系的逻辑之中。国家化与市场化交织作用下的民族节日符号的现代转型，为处于“世界体系”边缘位置的人们，凭借其文化场域中的权利在经济场域中的价值实现，参与到主导世界体系运转的隐藏于现代经济运行活动之下的规制的制定的修改，提供了某种潜在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