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服饰色彩装饰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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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色彩的象征寓意化

中华民族在色彩审美上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受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极大。阴阳五行说源于初民对东、西、南、北、中各方自然界的实际观测和概括意向，并逐渐附会成套的五行更始、天道、时序的观念。是人们凭着直觉的体验、感觉和玄想，建立包括自然、社会、人在内的“同源同构同质”的宇宙认识论。到了西汉末期，“阴阳五行说”盛极一时，并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影响力直达封建社会末期。所谓“五行”即以木、火、水、金、土这五种元素为支配宇宙的自然力，并根据这五种元素的盛衰循环使宇宙得以发展变化。“五行”与“五色”、“五方”、四季相联系，甚至人的五脏、五味都能附会得上，就连政治王朝的更替都与“五行”交替秩序有关。荣格指出“象征是某种秘密的、但确是人所共知之物外部特征，象征的意识在于试图以类推法阐明仍隐藏在人所不知领域以及正形成领域中的现象。”如根据五行说，秦属水德，尚黑；汉属土德，故汉灭秦是土胜水。因此汉初虽仍沿用秦制尚黑，汉文帝时贾谊就上表奏请“改正朔，易服色”，改尚黄色。中国历来有“天玄地黄”之说，我国古代帝王的传统礼服冕服，殷周以降，各代沿用不废（至清代方终），其色彩为上玄下，即上衣黑色，下裳兼有赤黄之色，这就是“天玄地黄”之说在服装上的反映，后世黄色（地色）逐渐演化成帝王之专用服色。这种色彩的象征性，千百年来积淀在中华民族的心理之中。

二、色彩的伦理化

在西方，美学是哲学的分支，是独立于伦理、政治的专门学科，而在古代中国美学则是与哲学、道德、伦理融为一体的。我们民族的色彩审美心理也是与政治、道德、伦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的形成受其文化心理结构的支配和影响。古代中国，人们对色彩的欲求并不单纯是人的本性对色彩的需求或人欲对色彩的快感。几乎从一开始，色彩就被纳入了阴阳五行学说的体系，有了五方正色、五方间色的高下之分，主次之别，其严格性就如君臣、庶民、上下的关系一样，不容颠倒，不容僭越。如周代的服制就规定：衣正色，裳间色。色彩的审美被理性观念所控制而不能独立发展，色彩被提到了为“伦理”、为“政治”服务的高度。以后的时代，以色彩别尊卑、定名分的制度更是逐渐完备。历代的统治者均视色彩为统治秩序的构成手段之一，即寄寓以色彩巩固政权的深意。如历朝历代均有“舆服制”，对上至皇帝，下至平民的服色作了严格的规定。不仅以黄色为天潢贵胄的象征，更明确规定朱紫绯绿等各级官服，形成传统以朱紫为贵的观念。“黄袍加身”是登上皇位的象征，“腰金衣紫”则是达官贵人的写照。以色为尊卑的象征，这是古代世界各国的共有现象，而赋予色彩以伦理的含义并与政治相连，则是我国古代服饰色彩观的一个突出特点。我国古代的伦理中心主义对色彩使用的严格程度是任何国家所不能比拟的。使用色彩要符合“礼”的规范，越“礼”是大逆不道的。阴阳五行观念和封建等级制度是色彩的伦理化的催化剂。

三、色彩的程式化

由于历史的社会的原因，中国艺术普遍存在着“程式化”的倾向。因为我国传统文化强调以“中庸”、“中和”作为美的标准，强调统一性，发展个性是离经叛道的。在用色上也积累了自己民族的特殊风格甚至趋于程式化的境地。如民服中有以淄衣为僧服，以赭衣为囚服，以白衣为孝服，以红衣为吉服的用色规定。这种程式化的用色习惯至今还深入人心。不一定非把“程式化”理解为束缚个性的工具而持否定态度，色彩程式化是民族审美标准的相对凝聚，民族风格之永恒魅力。如清代的民间年画里凝聚着色彩装饰艺术形式美的诸多法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们民族的色彩审美意愿和欣赏尺度，并经过长期积累形成了一套程式化的赋彩诀窍，如“软靠硬，色不楞”：柔嫩的色彩与浓烈的色彩必须相互依靠，才能激活色彩，相得益彰；“红靠黄，亮晃晃”：红黄相配华丽明亮；“粉青绿，人品细”：粉青粉绿是雅嫩之色，易收柔美俏丽之效；“红忌紫，紫怕黄，黄喜绿，绿爱红”；“女红，妇黄，寡青，老褐”：少女衣饰宜红，以显其青春之美，少妇衣饰宜黄，以示其成熟华贵，孤寡者宜用青色，以表其孤寂，老妇宜用赭墨或褐色，以露其年老沉稳之态。这些“画诀”所表达的色彩含义，集中反映出我国民族服饰色彩装饰上的程式化、类型化的倾向。

四、色彩的装饰化

在我国传统视觉艺术领域内，我们民族的审美原则是用有限表现无限，用单纯表现丰富，用整体直观的方法，感受形象。这一原则体现在民族色彩审美上，就是要求色彩单纯明快，讲求平面的色块对比，强烈的装饰趣味。我国传统艺术凡涉及色彩，总具有某种装饰意趣。如国画中的工笔重彩，戏剧中的脸谱以及民间彩绘、泥塑、版画，无不摆脱了自然色彩的羁绊而寄以感情的抒发，与随类赋彩的写生式色彩表现大相异趣，而是具有浓厚的平面装饰趣味。其色相、明度和纯度的对比都很强烈。为了达到调和，往往调整其面积比例，或大量加金、银、黑、白等中间色彩缓冲，或者运用色彩深浅层次的退晕变化。我国传统服饰亦有这种用色饱满、浓重、鲜明的倾向，除少数几个历史时期外，一般少采用弱对比和粉淡的色彩系列。如仍保留着我国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服饰影响的少数民族的服饰色彩，正是这样的“活标本”：我国不少少数民族如苗、景颇、彝等族，大多喜欢在黑蓝等深色底子上绣或印上鲜艳的花纹，其色彩暗中透亮，鲜艳夺目，具有浓厚的乡土风味，也反映出我国人民传统的色彩偏好。

五、色彩的独立性和稳定性

色彩美经过漫长历史发展过程的积淀和凝聚，形成一种传统的审美习惯。日本色研所的研究表明：在影响色彩爱好的各种因素中，国籍差别的影响要大于性别、年龄的因素。如日本民族偏爱白、蓝、褐等色；白种人则认为驼色系列与他们的白肤金发最相配；而绿色、蓝色、白色是身处沙漠地带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最受欢迎的色彩。中国的五色观念深入人心，以至于我国人民世世代代都对这几个颜色十分推崇，经过研究调查表明，中华民族色彩爱好的顺序为：赤、黄、青、白。如果再加上一个黑，则正是五行学说的“五色”体系。其实，在我国黑色自古以来因其表面朴素优雅的意境而受到青睐，所以水墨画被列为中国画的正宗，因其素雅耐脏在服饰上的运用也是极其广泛的；红色，作为喜庆、幸福的象征，至今仍是吉服的色彩，且被公认为是使年轻女子穿着最美丽的颜色；靛蓝染料便于大量制取，我国劳动人民习惯穿着蓝（青）衣服；黄色从唐以后便成为最高贵色——皇室专用色；白色在服饰中用得就更多了。几千年来，色彩的种类虽然不断丰富，我们民族仍倾向于喜欢鲜明的色调。这是因为我们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具有稳定性，所以色彩审美心理也具有相应的稳定性和独立性。

六、色彩的开放性

我们民族的色彩审美观虽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稳定性，但它并不封闭，而是不断地消融吸收外来的一切文化来丰富和发展自己。最为明显的是唐代，由于“丝绸之路”带来了胡舞胡服，蓝绿等强烈对比色彩应用得广泛起来了，新颖的配色方式也引进了，色调由古朴沉郁变为明快华丽，洋溢着浓厚的异域风情。服饰色彩不但善于吸收外来营养，还善于吸收本民族其他文化中的一切有益成分扩大和充实自己。因为服饰的色彩是人们整个社会色彩观的一部分，不可能脱离时代精神而单独存在。如隋唐时期随着政治经济的全面发展，文化上的兼收并蓄，在工艺美术上呈现出一种富丽堂皇，生机勃勃的艺术风格。因此这一时期的服饰色彩富丽，鲜艳明润；而之后的宋代，国势远不如唐代强盛，文化上远不如唐代开放，加之受程朱理学思想的支配，孕育出一种清幽寒静的审美情趣，因此宋代服饰色彩淡雅洁净，与唐代形成鲜明的对比。法国高级时装公会名誉主席雅克•莫克思曾对中国时装设计师提出过忠告：“永远不要忘记中国的悠久历史和文化。这种历史和文化必要渗透到你们的设计当中。仿效欧美国家的设计没有任何意义。中国的服装只有紧紧依附于中国的文化，才能吸引法国最终征服欧洲巨大的服装市场。”2001年在上海举行的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领导人所穿的深具民族风情的中式对襟唐装成了举世瞩目的焦点，进而引发了一股不小的民族服饰风潮。从服装这几年的发展看，人们越来越喜欢这种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尚风格。“中国潮”虽不是一种主流趋势，但作为中国服装发展的一个方向来看，却是一种长期的态势。只有对民族服饰进行全面的分析、整理、归纳和提炼，寻找民族服饰与社会需求的结合点，使其得到中外消费者的认可，才能使我国民族服饰得到真正的继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