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融合

前言：本站为你精心整理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融合范文，希望能为你的创作提供参考价值，我们的客服老师可以帮助你提供个性化的参考范文，欢迎咨询。

一、树立科学的传统文化观

众所周知，人作为现实的存在，“不仅具有生物学意义上的遗传性的获得，更具有社会学意义上的获得性的遗传，即个人被历史文化所占有，并从而成为历史性的文化存在。”所以，马克思主义要想在中国得到丰富和发展，就必须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从中汲取营养，重塑自己的结构和形式，成为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但是，人们在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往往侧重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而忽视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这就造成我国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对自己的传统文化缺乏应有的认识。此外，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都是世界历史的特定产物和人类智慧的结晶。虽然马克思主义是世界性的科学理论，但是这决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已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切不可用一些中国传统思想去证明马克思主义已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所以，科学地、客观地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视界融合”的前提。伽达默尔认为，传统不仅构成我们理解的基础和前提，而且构成我们理解的视域。所以，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不能忽视中国传统文化这一视域。离开中国传统文化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在当今世界，传统文化仍然有着发挥作用的广阔土壤。对此，学界已经形成了一些共识，即传统并不是我们可以随意拒绝或抛弃的东西，它是文化对人的一种作用，而传统对人的作用和意义又依赖于人对传统的诠释、理解。因此，我们只有科学地诠释、理解中国传统文化才能确立它与马克思主义“视界融合”的契合点。这就要求我们有一个科学的唯物辩证的文化观，要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两重性”———既有精华也有糟粕。中国传统文化既有积极、进步的一面，又有消极、保守的一面。就前者而言，以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家文化为例，强调“舍生取义”和“杀身成仁”，倡导“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培养了中华民族独立自主、自强不息的爱国精神和奋斗精神。此外，它还特别重视中和，讲究中庸之道，主张“致中和”，倡导“执而两中”，反对走极端，这种“致中和”的行为规范培养了中华民族协和万邦、爱好和平的精神。就后者而言，中国传统文化中封建等级观念和“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思想严重阻碍民主化的进程，压抑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学方法传统，严重束缚人们的思想，使其唯经唯圣，不允许离经叛道;中国传统哲学的直觉、笼统的思维方式，缺乏概念的明晰性和理性的分析、论证，而且缺乏相对的独立性，与伦理、政治紧密结合，这些缺陷严重影响我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和哲学体系的创新。既然如此，我们应该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两重性”呢?对此，明确指出:“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我们如何剔除中国传统文化中“封建性的糟粕”，汲取其“民主性的精华”呢?不言而喻，“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是我们科学地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原则，但是，我们切不可把这一论断简单化，认为传统文化仅由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组成，如果它不是精华，就是糟粕。很显然，这种非此即彼的划分方式极不合理，它不仅不符合传统文化本身的事实，而且在现实生活中缺乏可操作性。这就要求我们克服那种非此即彼、两极对立的传统思维方式，坚持科学的唯物辩证的文化观，立足于具体的现实，依据现实的需要确定批判什么，继承什么，弘扬什么。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既不是一个静态的客观对象，也不是一个可以脱离现实而简单复制的东西;“它一直是我们自己的东西，一种范例和借鉴，一种对自己的重新认识”，是一个只有在历史的视野中，并通过理解者与它的统一关系才能阐释的动态对象。纵观中国近现代历史，我们可以发现，由于不同时期的时代背景和政治环境不同、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不同，人们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也有所不同。对此，学界将其划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以前，基本态度是批判;第二阶段，从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到1957年反右运动以前，基本态度是批判继承;第三阶段，从1957年下半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基本态度是否定;第四阶段，改革开放至今，基本态度是继承弘扬。”由此可见，换而言之，“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不是对传统文化的简单复制或摒弃，而是一种创造，人们在其历史活动中不断扬弃和创新传统文化，从而达到一种更高的普遍性。

二、探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新契合点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是近代工业文明的产物，而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产物;虽然马克思主义是世界性的科学理论，但这决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已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二者存在时代差异性和理论矛盾。尽管如此，我们不可否认，二者之间存在着“视界融合”的契合点。对此，学界主要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通或相容方面论证二者融合的可能性:其一，在社会历史观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唯物论成分。《管子》云:“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充分体现了物质生活的基础性作用;韩非子、王充等人也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物质生活条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决定作用。虽然这些观点与唯物史观相距甚远，但它们之间已有一些相同之处。其二，在社会理想方面，儒家追求“天下有道”、“天下为公”，宣扬“大同”理想。虽然建立在小农生产基础上的“大同”理想与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基础上的共产主义理想有质的区别，但是仅就二者都着眼于道德上的理想态势而言，它们确有相通之处。其三，在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儒家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既坚持人的独立性和人格尊严又强调人的社会性和社会责任感，这些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人是一切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观点有相通之处。很显然，上述的相通之处对于我们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化“视界融合”的契合点很重要，但是，如果我们仅立足于这些相通之处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有失偏颇。就第一个相通之处而言，即便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唯物论成分，它也只是一种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如果以此来论证或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只能造成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倒退———向旧唯物主义回归。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新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有质的区别:后者是一种“客体的或者直观的”的思维方式(实际上是主客二分的“自然科学的直观”方式)，它只是希望达到“对现存的事实的正确理解”，如实地描述、解释现存世界;但是，前者的“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它不只是希望达到“对现存的事实的正确理解”，而是要从“感性的人的活动”出发揭示出“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既然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唯物论成分是旧唯物主义，那么它所要到达的社会理想也只能“对现存的事实的正确理解”，即“大同”理想只是“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充分实现而已。所以，我们不能仅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通之处论证二者融合的可能性，而应该另辟蹊径，从以下新的视界寻求二者的契合点。其一，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性和民族性。早在马克思开始创造自己的哲学理论时，“就明确地提出让哲学成为世界的哲学，让世界成为哲学的世界的宏伟目标”。所以，自马克思主义产生之日起，它就关注世界性的矛盾和冲突以及整个人类的历史命运。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便注意到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已经出现了“世界的文学”———世界的文化。时至今日，马克思主义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广泛传播，早已真正成为世界性的科学理论。既然马克思主义是世界性的科学理论，那么它必然具有理论的“向上的兼容性”，是“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不仅如此，恩格斯也曾指出:“马克思的世界观远在德国和欧洲境界以外，在世界的一切文明语言中都找到了拥护者。”因此，就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性而言，中国传统文化必然在其“向上的兼容性”的范围之内，二者能够融合。此外，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它日益同各民族的解放斗争和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结合起来，从而使其与各民族的历史、文化、语言等方面发生接触、渗透和相互作用，进而使马克思主义呈现出一些民族的特性;正是马克思主义的这些民族特性使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成为可能。其二，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和而不同，具有海纳百川的和谐精神。在中国传统思想格局中，儒释道三家鼎足而立，相辅相成，共同铸就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而不同”的和谐精神。虽然儒释道三家各有侧重———“以儒治世，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但其基本精神中都包含这海纳百川的和谐思想。尽管在中国文化史上，曾发生过东学西渐和西学东渐，但中国文化从不具有排他性的宗教文化特色。换而言之，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兼容并包的特性，对任何外来文化都具有一种亲和力。确切地说，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和其他文化和而不同、兼容并包，就在于它们都是为了适应于人类的需求而发展起来的，体现了人类的“类”属性。由于人类生存方式的普遍性以及人类所面临的共同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各民族的文化必然超越自身的局限性而和其他民族的文化和谐共存、共同发展。正是基于此，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中国的土地的扎根、发芽，进而得到丰富和发展。其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互补性。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的补充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人生哲学方面。在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文化中，人生哲学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揭示了做人的一般规律，主要包括人生价值观、孝道观、生死观、人生境界观、人性观等。很显然，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详细阐述上述问题，如果把它们纳入马克思主义，不仅有利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且能使其穿上了中国民族的服装，具有了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和结构，进而有利于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2．认识论方面。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视认识主体的道德修养，即把道德的修养作为取得“真知”的前提。虽然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全面阐述了人的认识能力、认识过程以及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等，但是它却很少论及作为认识主体的人的道德修养对于获取正确认识的重要性，对此，中国传统文化给予了补充。此外，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是一种悟性思维，这种思维与理性思维一样，在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甚至在一些重大的科学创造、实验发明中，起着比理性思维更重要的作用。这就要求我们加强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的悟性思维，充分挖掘悟性思维的宝贵资源，以补充马克思主义的理性思维，进而丰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至此，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性和民族性、中国传统文化的海纳百川的和谐精神以及二者的互补性为我们提供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契合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存在一个固定的契合点，还有一个契合点转移的问题。所以，我们应该逐渐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立足于现实的生活世界，不断寻求新的契合点，进而赋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大的活力。

三、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新途径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视界融合”，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可以使二者都得到丰富和发展: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由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而实现符合时代需要的现代性转化;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而更具中国特色。一般而言，学界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探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视界融合”:“一是将其理解为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原理去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使之成为一种具有马克思主义意蕴的传统文化;二是通过发掘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去论证、解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从传统文化中寻找与马克思主义类似的概念，进而用中国人的‘话语’、‘概念’、‘范畴’去解读马克思主义学说”。但是，这两种解读方式都有失偏颇:就前者而言，这种把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性系于其是否有利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做法，是一种文化专制主义，也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批判性、否定性和超越性维度。就后者而言，虽然马克思主义是世界性的科学理论，但是这决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已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决不可用一些中国传统思想去解读马克思主义学说，而且如果以此来论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只能造成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倒退———向旧唯物主义回归。我们要立足于现实生活，以当代人的视角重新诠释、革新传统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民族文化的现代化。首先，要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必须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让中国人民用自己民族的语言去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换而言之，一个民族只有用本民族的语言习知那些最优秀的东西，它们才能真正成为这个民族的财富。在此方面，有着十分自觉的意识;在他的著作中，我们可以发现大量为人民群众十分熟悉的古代神话传说、历史故事和文学典故。正是通过那些耳熟能详的格言、俗语，使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中所形成的朴素的哲学意识升华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或者通过自己的常识知识系统部分地领会到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当然，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而是让马克思主义逐步实现由“精英化”向“平民化”的转化，这对于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尤其重要。其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并不是简单地相结合，而是一个不断的生成过程。这就要求我们立足于现实生活，以当代人的视角重新诠释、革新传统文化，使二者达到一种更高的普遍性。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并不存在一个固定的契合点，而有一个契合点转移的问题。我们需要逐渐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立足于现实的生活世界，不断寻求新的契合点，进而赋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大的活力。近现代科技进步给人们带来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同时，也使现代文明陷入深重的危机，其主要表现在人类“精神家园”的失落———“信仰的缺失”、“意义的迷失”、“人文精神的枯竭”，人们生活在一种“没有选择标准”的“存在主义的焦虑”之中。更重要的是，现代实践要求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科学理论和人文伦理日趋结合起来，其中人文精神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正是基于此，我们需要以当代人的视角重新诠释、革新传统文化，彰显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价值、人文精神，确立其与马克思主义融合的新契合点。很显然，重视人文价值、人文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质，这一点以儒家最为典型。“仁”既是儒家的最高价值取向，也是其人文精神的内核，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此外，中国传统文化还具有“和而不同”的和谐精神，讲究天人合一，强调整个世界的和谐与统一。所以，我们应当立足于现实生活，以当代人的视角重新诠释和革新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新融合，使二者达到更高的普遍性。最后，要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必须实现思维方式的变革，在生活世界的转向中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融合。改革开放以来，传统说话方式中的说大话、假话、空话阻碍了社会的变革，人们开始对它们深恶痛绝。随之而来的是新的话语系统的形成，引发了一场语言的革命。同样，中国传统文化中经学思维方式以及实用主义的心态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使其唯经唯圣，不允许离经叛道，阻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如果不转换自己的思维方式，仍然运用传统思维逻辑去理解马克思的理论，那就不但理解不了它，还会经过我们之手使马克思的哲学倒退回去，变成与旧哲学没有原则区别的理论”。所以，在当代生活世界转向中，我们需要克服和变革传统文化的传统思维方式，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新的思维方式上实现对接、融合，进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民族文化的现代化。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并不是简单地相结合，而是一个不断的生成过程。我们应当立足于现实生活，以当代人的视角重新诠释、革新传统文化，通过逐渐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不断寻求新的契合点，进而赋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大的活力，使二者达到一种更高的普遍性。此外，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中，我们还应该谨防文化虚无主义和文化复古主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民族文化的现代化。

作者：张雅琳单位：渤海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