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范文精选

一、地主形象在不同文学时期的不同面孔

1980年代：家族叙事中的隐性出场1979年1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为地主、富农分子摘帽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这一政策调整大大改变了地主的历史境遇。80年代的思想解放强有力地推动了文学解放。作家们不再拘囿于非好即坏、非善即恶的二元对立标准。他们开始抛掉一切先验的历史评判，重新打量地主原有的和该有的文学面貌。尽管地主被重新纳入人民的营旗之下，但是仅仅作为次要人物有了陪衬性、背景性的“出场”。“在场的不在场”与“不在场的在场”成为这一时期地主形象的两种表现形态。所谓“在场的不在场”是指地主作为非关键性人物存在且地主身份并不对故事情节构成实质性推动。如《古船》（1986）中的地主隋迎之将自己的田地、作坊等分给穷人以缓解自己的心理重负，而后像个游士一样骑马远行，最终流尽鲜血死在马背上。地主作为一种身份附着其身，历史对个体的重压以及个体的无能为力才是悲剧的根源所在。《罂粟之家》（1988）呈现了家族没落背景中两代地主的没落。第一代地主刘老侠凭着勤劳节俭的品行积攒下土地和财产，同时也将财富的种子播撒到整个枫杨树。作为“四十年代最后的地主”，刘沉草的身上处处潜隐着混杂性和断裂性，即使抹除掉其地主身份，也并不减弱人物自身的性格悲剧和命运悲剧。所谓“不在场的在场”则是指地主在小说中几乎没有正面登场，但通过他人的层层转述又可以间接勾画出其基本轮廓。在《诺言》（1988）中，地主之女李朵作为一个核心人物贯穿始终，逃亡地主李裕川则处于缺席。而他的空白却强有力地主宰了李朵的命运走向。父亲的地主身份对李朵及其母亲的生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流传坊间的种种谣言和全部想象也使李裕川变得无处不在。小说结尾，他的出场将故事推向高潮，但却是为夜色和枪战所掩盖，读者最后见到的只是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无论是“在场的不在场”还是“不在场的在场”都是对于地主阶级身份的一种模糊化处理，作家们为地主形象的“去阶级化”作出了努力和探索，但是对于这一形象内在的丰富性还尚待进一步挖掘。他们已经将地主由幕后引至台前，而如何重新化妆、粉墨登场将由90年代的作家来重新策划。1990年代：解构语境中“人”的发现如果说80年代的作家对于地主形象的“去蔽”进行了有益探索的话，那么90年代的作家则对其“重建”作出了积极努力。他们努力解开捆绑在地主身上的历史绳索，将其置放到“人”的天平上重新衡量。同阶级性的瓦解相伴而生的是作为人的地主的发现。

《故乡天下黄花》（1991）中的老地主李文武性格懦弱。他主动交出地契，积极配合，依然无法改变两次被拖上批斗台的命运。最能体现李文武性格的是“两哭一跪”。第二次斗争大会结束后，李文武一家在寒冬腊月被扫地出门。在跪求无果，又眼见孙子险遭摔死，软弱的他不再软弱，“你这个没人性的东西，我跟你拼了他！”①以死相拼的李文武倒在血泊中。《一个地主的死》（1992）堪称解构意义十足。余华一再强调地主身份的无处不在，故而频频使用地主的儿子，地主家三代的三个女人，地主的孙女这类不厌其烦的称谓。这是一种以意识形态去意识形态的叙事策略。王香火的抗日义行给地主之子带上了“民族英雄”的桂冠。当日本人的刺刀冲向胸腹时，王香火沙哑地喊了一声：“爹啊，疼死我了。”可见，“爱国”仅仅作为一个外部事件洗刷了地主阶级“反革命”的历史冤屈，但是王香火临死前对于父亲对于疼痛的个人化感知才是作品的归宿所在。如果简单地将地主从“历史反革命”的牢笼提升至“爱国民族英雄”的席位仅仅是走向了另一个为政治意识形态所荫蔽的极端，回归到普通人的情感与感知才可真正做到对于地主的重新发现。在尤凤伟的短篇小说《合欢》（1993）中，地主夏世杰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情种。他不仅像普通人一样渴求爱情，而且最终为了追求爱情放弃了生命。他按照与夏发子的约定，积攒下足数的粮食换取与吕月的相会。当他奉上最后一升粮食后，两人吞下砷石相拥而死。这是一个地主遭遇爱情的故事，时代风云和历史变幻退居其次，一个勇于追求爱情和自由的人的形象跃然纸上。无论是为保护亲人而死的李文武，还是为国捐躯的王香火，抑或是殉情而死的夏世杰，他们都只在某一个人格方面有所侧重。这一时期最具丰富性和感染性的地主形象当属《白鹿原》（1993）中的白嘉轩。思仁重义构成他魅力人格的核心品质，克勤克俭、慷慨大方、以德报怨、处乱不乱则成为他丰富人格的有力支撑。在这个腰杆挺得太直的地主身上，我们发现了如此多的优秀品质。有研究者称：“白嘉轩不愧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写’的地主。”②其实，“大写”的地主还不能充分凸现出人性化的文学观，只有“大写”的人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的文学之审美观照。白嘉轩不仅在“地主”这一形象系列中耀眼出众，在整个当代文学人物走廊中也大放异彩。简言之，90年代的文学对地主形象的阐发已经回归到人本身，重新确立起人的尺度，并对其人格的丰富性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挖掘。新世纪以来：传奇渲染中的人性荡漾新世纪作家在面对历史资源与文学记忆的同时，也在努力追索新的生长点。在一个更为宽松自由的文学场域里，他们充分伸展开想象的翅膀和思想的触角，摆脱了常规的叙事羁绊，为地主披上了传奇的外衣。剥开这层外衣，我们看到的是作家精心栽培的人性内核。莫言的《生死疲劳》与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于2006年分别面世。笼统地说，这两部作品其实面临同一个潜在的问题，即“地主死后怎样”？对此《，生死疲劳》与《第九个寡妇》提供了两种可能性——死后轮回与死而复生。小说中，地主西门闹成为第一叙述人跳到台前大声控诉、大肆叫冤。单干户蓝脸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一亩六分地，而为驴为牛的西门闹与以一己之力对抗集体的主人忠实相伴。这是一对奇妙的组合。昔日的仇敌变成今日的伙伴，历史的冤结在朝夕相伴的生命关怀中消失不见。在西门闹人——兽——人的生命轨迹中，历史逼迫他遗忘的恰恰就是他投生前不能释怀的。

当他历经五遭畜道后，渐渐遗忘了冤屈，放下了仇恨，才终于摆脱了畜道再度为人。西门闹的死后轮回历经了一个从兽性回归人性的醒悟过程，但这种醒悟维系着西门闹个人的成长与蜕变。而人性是向内的，更是对外的。于内，它规约和更新着个体自身的言行与感知；于外，它又引导和感染着个体以外的他者的言行与感知。人性是星星之火首先点亮自我的内心，其次又必须是燎原火种驱散他人心头的黑暗。在《第九个寡妇》中，我们找到了这样的燎原火种，同时也见证了一场催人泪下的人性复活。勤俭致富、为人谦和的地主孙怀清在一系列历史的错乱中被判处死刑。儿媳王葡萄把他从尸堆中救出，一条原本奄奄一息的生命在历史遗忘的角落里一活二十年。历史的虚伪和斗争的残忍使得人们开始了狂热之后的人性萌动。孙怀清的死而复生诉说的是一个普通人的传奇故事，这传奇里燃起一个由弱而强、由己及人的人性理想。在濒死的孙怀清刚刚获救之时，作者首先描写的是他的眼睛，这是一双死里逃生的眼睛，“里面的光很弱，葡萄不知它能亮多久”。葡萄的奉献与牺牲使这份微弱的生命之光一点点燃烧起来；孙怀清的死而复生使他宽恕了他人及历史强加给个体生命的一切不公正；乡亲们用无言的行动对历史胁迫下的人性虐杀作出了自觉忏悔。孙怀清最后藏身的那座矮庙俨然化身为一座“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如果说孙怀清表征着生命与人性本身的话，葡萄则是生命与人性的拯救者和守护者，后来醒悟的乡亲们则成了依循人性而来的追随者和朝拜者。奉献、牺牲、宽恕、忏悔共同搭建起一个人性荡漾、爱意融融的新世界。

二、人性话语的历史流变：无视中践踏——探索中发现——重建中修复——呵护中颂扬

透过地主形象在各文学分期的差异，我们不难发现作家人性意识的潜在流动，即无视中践踏——探索中发现——重建中修复——呵护中颂扬。当代作家在借助对地主形象的反思来重建人性话语时表现出一种整体倾向性。他们基本选取了仇恨和暴力两大切入口，在对仇恨的描摹及暴力的阐释中冷静剖析着人性的历史性状。第一，仇恨。地主形象不是孤立的，它存在于错综复杂的人际网络中，而地主与农民的关系则成为其中最为核心的所在。仇恨是理解二者关系的关键词。表面看来，地主和农民分别作为仇恨的主体和客体而存在。但是这种仇恨关系的确立却是政治力量强行介入的结果。掌权者巧妙利用了二者之间财富（包括财产和土地）分配不均的经济状况，人为地划分出两大水火难容的阵营——地主是既富且恶的，农民是既穷且善的。富是穷的根源，而善必须把恶打倒。至此，地主和农民之间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被篡改为剥削与被剥削，批斗与被批斗的关系。而支撑起这种新型关系的即是蓄意煽动起来的仇恨。这仇恨并非具体化的私人恩怨，而是被积极策动、刻意激化的阶级仇恨。正如《暴风骤雨》中所描写的，“报仇的火焰燃烧起来了，烧得冲天似的高，烧毁几千年来阻碍中国进步的封建，新的社会将从这火里产生，农民们成年溜辈的冤屈，是这场大火的柴火。”再看为配合斗争地主而急就的一首秧歌调：“千年恨，万年仇，共产党来了才出头。”类似这样群情激奋、斗志昂扬的场面在80年代之前的同类题材中屡见不鲜。“从表面上看，这种文学写的是轰轰烈烈的‘热场面’，实际上，恰恰是面对人类不幸而无动于衷的冷文学。它完全丧失人性的光辉，离文学的本性是很远的。”③在仇恨的眼睛里，只见敌人，没有“人”，而敌人都是死不足惜的。在阶级仇恨的名义下，地主首先被“非人化”，“非人”的他们注定要被严酷镇压，沦于灭杀。他们的生命得不到尊重，他们的权利被任意践踏，他们的历史作用必须是且惟一是“开历史倒车的”。“仇恨，具有一种几乎无限的能力，能够将受害者非人化，能够摧残人类最基本的同情和怜悯。”④仇恨对于同情的扭曲实际上关涉人的本性问题。由此，仇恨的消解与释怀对于人性修复以及情感回归有着重要意义。在人性视域的观照下，作为仇恨主客体双方的农民和地主必然面临全面瓦解和重新建构。白嘉轩与鹿三（《白鹿原》）为我们呈现了一对和谐融洽、充满暖意的美好组合。他们虽有主仆之名，但却情同手足。白嘉轩每每称其“三哥”，而鹿三则直呼“嘉轩”其名。嘉轩仁义，鹿三忠实，嘉轩勤劳，鹿三能干，他们之间的和谐状态是对于以往主仆关系的反拨，也表明了作家建构理想人性的一种努力。这种努力是可贵的，但是没有摆脱主仆关系的束缚因而难避局限。莫言在《生死疲劳》中则以“主仆颠倒”的策略再度打量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地主西门闹转生为畜，与昔日的长工蓝脸构成崭新的主仆关系。在两人反主为仆、反仆为主的身份倒错中，过往的恩恩怨怨、爱恨情仇渐被历史的风沙所掩埋。其实遗忘历史的过程也是淡化仇恨的过程。当历经四道轮回，西门闹自以为冤结已解故申请投胎为人时却遭到拒绝，阎王要他再做两年猴才可转世为人，原因是西门闹心中还有仇恨。这无疑是在表明：唯有放下仇恨，才能摆脱畜道（兽性），再度为“人”。严格说来，若要将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关系修复到健康自然而又充满人性的状态，阶级仇恨和主仆关系是都要彻底抛弃的。让地主回到人，那他就是与农民无异的人。

一、当代文学对于批评的看法

当代文学学科所面临的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正确对待批评。有些学者人为采用批评的手段是最能彰显出当代文学特征的一种书写的形式，其作用是其他一般研究方法无法比拟的。这种看法存在一定的道理。但是近些年来这种批评也随之产生一定的抱怨声。例如利用批评进行炒作，采用表扬式的批评手法。并没有从文章的角度进行批评，导致批评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其实作为当代文学学科材料和文献积累的重要基础之一，当代批评存在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能够成为当代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起点。但是批评要进行理性的批评，也就是说要对文学作品负责，对文学作品所展现的精神生活和审美生活负责。因此在对当代文学作品进行批评时，要对艺术作品进行谨慎的检验和评价。还有一种批评是来自海外的，例如“鲁迅重评”等。由于该种批评是以一种崭新的理论作为依托，因此能够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确实存在一定的分量，但是这种批评的方法存在一些不足，主要体现在对历史文献的漠视，不耐烦进行扎实的基础研究。对于当代这种批评对当代文学的影响程度，使得当代文学错过了学科积累的重要阶段。当前，对批评现状的学习意义进行深刻的反思，它的改善和建议也在一片混乱的历史过程中停顿下来了。

二、当代文学的书写形态方法

除了批评之外，宏观论述也是当代文学广泛采用的书法。当然，我们有理由相信采用宏观论述的方法进行探讨要求论述者具有一种经验性的思想结论，他能够实现对所描述的对象了如指掌，相对于他来说，进行论述是一件相当轻松的事情。之所以对宏观论述持一种保留的态度，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因为其过于盲目自信而对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产生了忽略。出于一种简单的理解，认为当代文学是受人压制的结果。这就让人联想到宏观论述只注重宏大的命题和结论，而不去关系历史过程的复杂性。宏观论述的另外一个表现就是从我开始。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效果，其主要的原因是在很多人看来，进行当代文学研究就是在进行一种现状的批评。进行有针对性的批评为认为是一种有效的学术研究方式，但是通过时间的推移，现状并不是一种抽象的所指，随着时间的向前发展，一些观念的素材很有可能成为具有实在意义的材料。另外一些属于文本外的东西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从批评空间蒸发。而当前的事实是大部分的宏观论述都将历史材料进行遗忘，他们所清楚记得的是研究者的主观愿望和预设理论。显然，上述所说明的并不是表明宏观论述完全没有可取的地方。通常情况下有依据、思考严谨深入的宏观论述能够给人以更大的启发，是一种具有方法论的价值，更是一种难得而又朴实的表达方法。

三、当代文学的写作速度

当前进行当代文学研究的从业人员，其所写文章的速度是惊人的。通常情况下要为各种座谈会准备发言稿，准备各类时评，有时还是因为自身的感受很多，而不得不进行文学作品的写作。而这种现象在现代文学的创作过程中是很少见的。但是和现代文学相比，当代文学研究存在问题主要是有很多的文章并不是作者经过深思熟虑所得到的，还有一些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进行的创作。有些作品还存在着大量的感性认识，而理性认识相对来说较少，因此这类文章的印象效果极差。当前大的社会背景条件下，要求当代文学从业者的写作速度快，他们不需要进行深思熟虑。同时写作速度的快与慢往往还牵扯到对整个学科的认识，在很多人的眼中当代文学一直属于一种崭新的学科，他们没有也不愿意进行细致的检讨和反思。结束语当代文学是一种被规范化的文学实践活动，其以高度肯定的姿态讲述了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所取得的文学成就，注重参与这个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描述。当代文学以民族化和大众化作为审美形式的主导方向，充分体现出社会主义改革和实践的重要内容，是对历史内部进行研究的学理性的研究方法。

摘要：中国现当代文学是高校汉语言文学的一门基础课程，也是一门主干课程。由于中国当代文学是正在发展、变化的学科,对这门课程的研究、教学和教材编写也呈现出难以把握的情况。所以本文探讨了中国当代文学教学改革的必要性，以及一些改革的措施建议。

关键字：当代文学教学改革语言文学

一、中国当代文学课程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地方区域性普通本科高校的应用性人才培养目标，汉语言文学专业实际及其教学现状以及培养对象的不同要求等因素决定了中国当代文学课程必须进行教学改革。

应用性人才培养目标是我国一些地方区域性高校在高等教育结构大调整中对教育市场化趋势做出的战略选择。所谓应用性人才，是指适应社会需求、动手能力强、基础宽的多面手。这里包括如下涵义：其一，在专业知识的掌握上以基础为主；其二，在知识结构上要求面比较宽：其三，在综合素质上要求实践能力强：其四，在培养方向上以社会适应性为主要特征。人才培养目标是专业教学的指挥棒.应用性人才培养目标所要求的实际上是一种高等职业教育，其教学理念、教学模式都是有自己的要求的。如何与应用性人才培养目标保持一致，是专业课程在教学上必须解决好的问题。中国当代文学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无疑迎来了一次教学上的挑战，必须进行改革。

高校设置的专业从性质上分为理论素养型和应用技能二类。汉语言文学专业是高校的一个传统专业，属于理论素养型的。它主要是以培养和提高教育对象的人文素养为目标的，而在实践技能方面的要求则比较低.其专业课程的设置与应用性人才培养目标并不是一致的。应用性的人才培养目标确定了所设置的专业及其课程应该是技能型的。这种疏离现象也造成了专业课程教学的尴尬。目前，由于专业源远流长的惯性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和许多课程一样，在教学上依旧照搬素养型的教学传统。在教学活动中，教师是主体学生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授课方式以教师灌输为主，即使利用多媒体课件的教学，也仅增加了一些内容的直观性，并没有偏离教师讲授这个中心：教学内容依旧按照传统的要求进行安排，知识传播居于主导地位，能力的培养依旧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在考试考查中，依旧偏重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能力的测试没有放在应有的位置上。这就明显地形成了培养目标与课程教学两张皮的现象。要打破这种现象，必须进行教学改革。

一、当代文学的评价标准改革的思考

林贤治认为，经过数十年的阶级斗争，一方面是社会文化心理、道德、知识的传承；一方面是创造力的破坏，致使我们这一代作家无论是从道德水准到艺术素质，对人类的爱，悲悯心、道德心，等等，可以说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最低点。我很认同他的看法：“对于中国文学，如同对待其他事物一样，评价或高或低都很正常。我以为，对于当代中国文学的评价，应当实事求是。有一种‘问题意识’、‘危机意识’总是好的，有利于我们的深入认识。”这正是我们必须对当代文学的教学进行改革的动因。首要的改革就是批评标准的改革，必须弘扬普世价值，否定阶级斗争，用基于普世价值的真善美取代阶级斗争导致的假恶丑。文艺批评标准的真、善、美，人权、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法治等普世价值的主要内涵，超越了民族、国家、阶级和政党，是人类的共同理想和文明成果。它们以人性论为哲学基础，人道主义为基本的理论体系。它们萌芽于古希腊，成型于文艺复兴，在18世纪启蒙运动中系统化、理论化，终于二战结束后为联合国代表的国际社会确认，在90年代初苏联解体冷战停止后成为世界的共识。产生于19世纪中期的马克思主义，其设想未来的共产主义“是人向作为社会的人即合乎人的本性的人的自身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彻底的、自觉的、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丰富成果的”，因而是“完成了的人本主义”。它描绘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然而它的哲学基础是阶级论，理论核心是阶级斗争，包括夺取政权的暴力革命和革命后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与人性论和人道主义难具备兼容性，在实践中不但不易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目标，而且易走向“自由人联合体”的反面，即个人独裁或小集团的专制，以新阶级代替旧阶级。由于阶级论与专制主义的某种潜在亲缘性，所以它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没有获得预期的成功，反而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俄国和更落后的中国赢得了胜利。在与这些落后国家的专制主义传统结合的历史过程中，它自身也发生了本土化变异，演化出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思想等。受其影响，文学的真善美评价标准发生了较大偏差，这就是当代文学的症结所在。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普世价值在中国的传扬，阶级斗争的危害被认识，解决这个历史症结的时机已经成熟，当代文学的教学改革势在必行。文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社会的产物，是作者在一定的文化语境中用语言文字表达的精神活动。由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特征，对文学思潮和作家作品的研究更须把握其时代背景。以广阔的视野，以普世价值为标准，从社会文化的总体层面看文学，才能对中国当代的文学思潮和运动，以及作家作品的艺术成就和历史地位，作出正确的评价。当代文学发展的阶级斗争理论和实践给中国造成了持续性多发性灾难。的理论根源、历史渊源、舆论准备、心理基础、普及宣传，以及劫后的平反冤案、反思历史、思想分歧、深远影响，都和当代文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必须彻底否定，清算的影响，并且追根溯源，消毒除垢。唯此，当代文学的症结才能迎刃而解，文学批评才能复归真善美。所以，深入批判，是我们进行当代文学教学改革的关键内容，重点就是教育学生认清的性质及其与当代文学的关系，这对今天不知道的一代年轻人特别有必要。

二、“红色经典”的重新评价

长达十年之久（1966-1976）的“无产阶级”是中华民族的一场浩劫。此前全国上下个人崇拜和阶级斗争初露端倪，这是“”得以发动和展开的社会心理基础。“”前的“红色经典”，主题就是个人崇拜和阶级斗争，风靡全国的“雷锋精神”和颂歌“东方红”是其中影响最广远的代表作。一脉相承走向极端的“”是暴露了部分人心理的皇权与专制主义思想。必须从理论、价值观、制度、文化、人性等各个层面深刻反思“”，真正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用普世价值取代阶级斗争，用民主宪政取代专制主义，中国人民才能真正解放，中华民族才能真正走向现代化。“”十年是“”前历史的直接继续，是革命文学运动与生俱来的左倾思潮的恶性发展。与对的批判密切相连的是对所谓“红色经典”的重新评价。这也是当代文学教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真正的经典，可以代表一个时代文学的最高水平，可以作为榜样供人学习，经得起历史检验。它们对文学的健康发展将产生积极、良好的影响。它不是以曾经是否得奖为标准，更不是以一个时期的主流或非主流为标准。被称为“红色经典”的文艺作品。指以后仍通过各种媒体继续传播的革命文艺的主流作品。它们肇端于40年代延安时期，50年代反右以后批量生产，60年代前夕达到高潮。某种意义上它们已经深入人心，重评尤其有必要。对此，首先必须进行历史的反思，了解历史的真相，认识革命的实质，比较不同体制的优劣，并上升到理论和价值观高度，用人性论批判阶级论，从而确立普世价值观念。其次是把历史反思的成果用于文学的反思，用符合普世价值的真善美加艺术的新，作为文学批评的标准，重新认识“红色经典”。再次是要清醒地注意到，一个时代的“主流”文学与“非主流”文学，地位和影响不是固定不变的。有的长留世上，有的时过境迁，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历史检验。是否官方批准，是否时尚追捧，是否得奖获利，都不是好的标准。掌握正确的批评标准，不仅需要独立的思想，还要求有艺术的修养。所谓“红色经典”，主要包括三类作品，一是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二是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三是革命样板戏。用普世价值重评“红色经典”，必须从根本上认识阶级斗争理论的内在缺陷和现实危害，彻底批判“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和实践，全面分析前十七年和十年的联系与区别，从“红色经典”的精神桎梏中解放出来。

三、当代文学教学改革的试验

跟这些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红色经典相对，当代文学的不同时期都出现过一些符合普世价值的真善美的优秀作品。有的当时被打成“毒草”，以后成为“重放的鲜花”；有的顺应新的时代潮流，具有文学里程碑的意义。但这些作品能否成为经典，还有待更长时间的检验。在普世价值指导下进行当代文学教学改革，重心就是还原历史真相，重新评估作品，并在此基础上精心设计一套专题，合理安排教学内容。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性质、特点及其发展过程有清楚的认识，能够历史地、正确地评价其中的重要作家和代表作品，系统地了解20世纪下半叶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文学运动、文学思潮和文学创作的基本情况，实事求是地总结中国当代文学的主要成就和经验教训。同时，对当代文学研究前沿、基本研究方法应有所了解，能够用所学到的理论知识分析具体的文学现象，提高学生的文学欣赏能力和分析研究能力，培养独立自主的文化精神和追求真善美的健全人格，真正科学地认识对中国当代文学有决定意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和实践，确立人权、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博爱的普世价值。“当代文学”没有下限，因此对于文学现状的敏锐捕捉和分析，也成为本课程的一个重要特征。以专题方式进行教学，既有一定的灵活性，又有受课时的限制，不能贪多求全，只能少而精，突出经典性，不面面俱到。笔者以充分的原始资料为依据，进行独立严肃的探讨，在“绪论”之后，按时间顺序选定了18个专题：1.对电影《武训传》和《清宫秘史》的批判；2.《我们夫妇之间》《关连长》和批判小资产阶级创作倾向；3.胡风集团案和文艺界反右派斗争；4.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和宗璞的《红豆》；5.“”前十七年的文学主潮及代表作；6.无产阶级和地下文学；7.“”后人道主义的文艺复兴思潮；8.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9.武侠小说和言情小说；10.北岛、舒婷、顾城的“朦胧诗”；11.艾青“归来的歌”和张志新之歌；12.巴金的《随想录》和刘宾雁的报告文学；13.沙叶新、高行健的现代话剧；14.中国当代的女性小说；15.莫言的先锋小说和陈忠实的《白鹿原》；16.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和胡发云的《如焉》；17.韦君宜的《思痛录》和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18.王小波的小说和散文。这些专题的设计目前在当代文学学科领域应该处于前沿地位，以后随着时代的进步内容上可能作适当的补充和调整，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改革课程内容的同时，笔者对当代文学的课堂教学方式也作了大幅度的改革，从讲授式变为讨论式。学习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充分利用网络辅助教学平台，搜集和上传了需要的史料、作品、视频资料、理论书籍，每一次课都至少提前一周布置应该阅读的资料（包括文本和视频）和讨论题。课堂教学以讨论为主，学生组成学习小组，每次课每组推选一人为主发言人，其他同学可自由发言，发言中可以提问。教师在讨论前作提示，讨论后做小结，以知识和证据为基础，以普世价值为导向，鼓励学生各抒己见，不要求统一思想，不同意老师的意见允许保留。相应地改革成绩评定方式，平时成绩占60%，其中课堂讨论发言30%，期中作业（小论文）30%，期末考查（小论文）40%。现在课堂教学方式的改革已进行了一轮试验，基本上是成功的。大多数学生从开始不适应到逐渐习惯，发言和小论文的思想和写作水平都有明显提升。通过研究性地学习讨论，学生吸收了大量的知识，知道了许多曾经被掩盖的当代事情和当代文学的真相，锻炼了书面和口头的语言表达能力，进而认同了普世价值，唾弃了阶级斗争。更重要的是，他们感受到了在自主学习中思考、怀疑、批判、探索的乐趣，培养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摘要：中国现当代文学是高校汉语言文学的一门基础课程，也是一门主干课程。由于中国当代文学是正在发展、变化的学科,对这门课程的研究、教学和教材编写也呈现出难以把握的情况。所以本文探讨了中国当代文学教学改革的必要性，以及一些改革的措施建议。

关键字：当代文学教学改革语言文学

一、中国当代文学课程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地方区域性普通本科高校的应用性人才培养目标，汉语言文学专业实际及其教学现状以及培养对象的不同要求等因素决定了中国当代文学课程必须进行教学改革。

应用性人才培养目标是我国一些地方区域性高校在高等教育结构大调整中对教育市场化趋势做出的战略选择。所谓应用性人才，是指适应社会需求、动手能力强、基础宽的多面手。这里包括如下涵义：其一，在专业知识的掌握上以基础为主；其二，在知识结构上要求面比较宽：其三，在综合素质上要求实践能力强：其四，在培养方向上以社会适应性为主要特征。人才培养目标是专业教学的指挥棒.应用性人才培养目标所要求的实际上是一种高等职业教育，其教学理念、教学模式都是有自己的要求的。如何与应用性人才培养目标保持一致，是专业课程在教学上必须解决好的问题。中国当代文学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无疑迎来了一次教学上的挑战，必须进行改革。

高校设置的专业从性质上分为理论素养型和应用技能二类。汉语言文学专业是高校的一个传统专业，属于理论素养型的。它主要是以培养和提高教育对象的人文素养为目标的，而在实践技能方面的要求则比较低.其专业课程的设置与应用性人才培养目标并不是一致的。应用性的人才培养目标确定了所设置的专业及其课程应该是技能型的。这种疏离现象也造成了专业课程教学的尴尬。目前，由于专业源远流长的惯性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和许多课程一样，在教学上依旧照搬素养型的教学传统。在教学活动中，教师是主体学生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授课方式以教师灌输为主，即使利用多媒体课件的教学，也仅增加了一些内容的直观性，并没有偏离教师讲授这个中心：教学内容依旧按照传统的要求进行安排，知识传播居于主导地位，能力的培养依旧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在考试考查中，依旧偏重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能力的测试没有放在应有的位置上。这就明显地形成了培养目标与课程教学两张皮的现象。要打破这种现象，必须进行教学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