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迷失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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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20世纪90年代几部优秀的长篇小说存在着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人们对精神家园的追求。作家们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传统文化的魅力，并以此来抵抗现代文明中的消极成分，意图建立一种集传统和现代精神的新的价值模式。

［关键词］精神家园城市文明传统文化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文学辉煌灿烂，尤其在长篇小说创作方面成绩斐然，出现了一批经典之作，几乎每一部都蕴含着深刻的意蕴。其中，对精神家园的找寻和构建是一个突出的主题。所谓精神家园也就是人们所确信不疑的精神努力目标，是人的终极关怀，是被人认作自己生存之根本的精神理想。

世纪末的中国社会,城市文明飞速前进，随着物质财富极度丰富，人们的欲望也在极度膨胀。寂寞无奈失落空虚等成为都市人的流行病，人的灵魂不断地被物化、异化甚至虚无化，一些人成了繁华糜烂中的行尸走肉，成了空心人。正如《废都》中以庄之蝶为代表的城市精英们在城市文明飞速发展带来的欲海中迅速堕落，由名人到闲人，由闲人到废人，直到沦为垃圾，腐朽着自己也腐朽着城市。这些精英人物身上沉积着社会的各种文化，因而他们的堕落便代表着正统文明的沉沦，他们的绝望意味着文明的绝望。深感城市颓废之气的作家们发出“何处是家园”的困惑，既然无法改变又无法心安地融入城市生活，那就还是回归家乡吧。于是，作家们纷纷把笔触伸向还未被城市文明侵袭的偏远乡村，或者偏安城市的一个角落，意图抓住渐渐消失的传统文化来抵抗日益强大的城市文明。所以，贾平凹带着批判意识和伟大理想回归故里高老庄；陈忠实在一腔热情中放眼神秘的白鹿原；张炜张开双臂扑向大地母亲的怀抱；韩少功从一本词典中回味世外桃源般的马桥镇；而王安忆则在繁荣都市中独独钟情于偏僻落寞的弄堂。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回归传统并努力建构一种文化精神作为自己灵魂的栖息地。

揭示现代都市文明中的丑恶，追寻人生真正的精神家园是贾平凹在90年写作作的主要主题。在《高老庄》里，高子路是个典型的都市边缘人，认识到既然城市里没有真正的家，而且这种无家状态正从城市扩展到周边的乡村，那么就回到远离城市的家乡，也许在那儿才能找到安抚自己灵魂的精神圣地。文本中，子路代表着维系中国几十年伦理纲常的儒家文化；漂亮刚健胸襟开阔的西夏则代表着城市文化中健康充满活力而积极向上的一面；曾经在城市有过堕落卖笑生涯的乡村姑娘苏红已全然丧失了乡村的淳朴而染上了庸俗萎靡贪图享乐的城市恶习；敢作敢为匪气十足的蔡老黑则是古代“侠盗”精神在现代乡村的遗存。子路对故乡有着种种美好的回忆，并以作为“纯种汉人”而自豪，因此，怀乡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回归理想的精神栖息地。但是这个乡村乌托邦同样逃脱不了城市文明的吞噬，精神家园彻底荒芜，现代都市中的种种丑恶在这里一样不缺，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昔日美好的乡村变得同城市一样狰狞恐怖，显露荒野之气。先前那些淳朴善良的乡亲们也变得面目可憎了，有为了金钱不惜出卖自己的身体的苏红，有为了争抢木材而凶狠打斗的男人们……子路本着职业习惯热衷于研究家乡的方言土语，也是意图留住高老庄原生态的文化模式。但最终他还是失望了，而且连生理功能都丧失了，失望之后更是绝望。无奈之下，他毅然决然地告别故乡，告别了曾经让他满怀希望和自豪的土地，并且痛哭“恐怕以后再也不回来了”。至此，高子路的精神回乡之旅宣告失败，也预示着作家的迷茫和徘徊，家园失落了，该怎么办？与子路的寻而不得不同，西夏这个具有异质文化的都市人却表现了不寻常的包容性，她对这个闭塞愚昧的山村不仅没有丝毫不适，反而很快地融入其中。她被村民随处乱扔的碑板深深地吸引了，代替子路做了一次寻根行动。从远古的记载中，西夏发现了子路的先人拥有崇高的人性和优秀的文化传统。这似乎意味着处于日薄西山的传统文化仍然具有涵化万有的力量，故而，在子路选择逃离时，西夏却选择了留下，继续自己对高老庄文化的追寻。也许这只是作家的愿望之所在，也是他精神文化的理想：“以原始的本土文化为基础，在吸收优秀外来文化的基础上融合产生出一种新质的文化，并以构建我们的精神家园。”西夏就是他的希望，虽然很渺茫，但既然已经留下，也不能说全然不可能［1］。

陈忠实在《白鹿原》中揭示了近一个世纪文化失衡状态下的民族生存本相，意图寻觅失掉的民族惊魂，重塑我们赖以发展的精神绿洲。经过几年的思索，陈忠实终于找到了，那就是维持白鹿原生存发展的儒家文化——“仁义”。20世纪中国的历史是个折腾的历史，白鹿原本是关中大地上一块和平乐土，以白嘉轩为代表的儒家正统管理着这块安逸的土地，人们过着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生活，彼此和睦，互助互利以传统儒家精神形成“仁义白鹿村”。但这是历史折腾前的稳定状况。随后，历史风云变幻，在这里演出了一幕幕闹剧，外来的文化意识使得传统文化的优劣矛盾突变尖锐，导致白家和鹿家的关系日益恶化；而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也是空前紧张。由此，白嘉轩和女儿百灵断绝了父女关系，鹿家大少爷在新婚第二天就离家出走，从此与自己的家庭分裂。于是，这里有家庭的斗争，有党派之间的阶级斗争，有农民武装的斗争，形形色色的革命运动和斗争在这块原本宁静的大地上无休止地展开。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这样翻天覆地的折腾中失去了自我，迷失在历史的浪潮中，唯有白嘉轩超然物外，权当是在耍猴，他坚持自己的做人准则，始终挺直腰板，从不向任何一方妥协。仁义是他坚持的为人准则，与鹿三、冷先生等“义交”，对折断其腰肢的黑娃，对曾经批斗过他的乡党们，他都能表现出仁者的胸怀；但是对违反礼教，以人欲犯天理的人，他则表现出残忍暴虐，绝情绝义。仁义和无情构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也是传统文化中的优劣对抗，反映了作家实施“批判地继承”传统的真正内涵。我们的家园应该寻溯回传统，这是民族的必要性。要让我们的心灵留一块净土，以民族传统文化中最好的养料来升华自己的人格，做个“朱先生”式的人物。而儒家文化的精髓就在于仁义、道德感化、人格高尚等，这些都是灵魂安居所需要的精神养料。最后，在小说的结尾，当白鹿原已变成一片废墟，白嘉轩和鹿子霖这两个象征着两种不同文化精神的人物聚在一起，显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白嘉轩气色滋润柔和，脸上的皮肤与所有的器官不再紧绷，全都现出世事洞适着的平和与超脱，骤然增多的白发和那副眼镜更添了哲人的气度。而鹿子霖呢，已是一个丧失全部生活记忆的疯子，像一头畜生在田地上趴着找吃的……显然这是作家的精心安排，也是对人生不言而喻的一种领悟。谁来构建新的“仁义白鹿村”？真正的白鹿精灵到底是什么？我想答案在陈忠实的笔下已渐渐明晰，这就是我们民族得以维系和发展的优秀传统文化，正如雷达所说的“废墟上的精魂”。在物质化的今天，人们的灵魂却找不到安息的场所而四处飘荡，陈忠实的寻找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在人类生存的过程中，生命不可避免地要经受3种关系的困扰：人与自身、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对于作家而言，这种困惑也许比一般人更为强烈，解决的方式也是各不相同。张炜也许是比较特殊的一个，他用浪漫的心境寻求着3种关系的和谐，在富有诗意的境界里把爱意洒遍人间，为自然、生命、社会献上自己的一腔真诚以及发自内心的深沉忧患。这一点在《九月寓言》里表现得非常明显，张炜以寓言的形式在充满魔幻色彩的讲述中向我们展开了一幅神秘的精神画卷。他以自己的全部热情投入民间大地，并以此来抵抗日益技术化、世俗化的文化对人的生命人格和道德精神的挤压，在小说中，构筑了一个理想的民间。因为在张炜看来城市是一片被肆意修饰过的野地，他将最终告别它，去寻找一个原来的真实。于是，他把自己对物质技术世界的排斥，对所谓城市文明的逃避寄托在一个民间村落里，寄托在这里的一群自由自在的民间精灵身上。他们是最普通的民间大众，面对的不过是诸如吃饭、生存、恋爱、劳动这些最基本的生命活动，但是张炜却恰恰在他们身上找到了人类生命的本真状态和还未被异化的“原来”。任何所谓的知识分子价值立场和物质判断都在最真实最生动的民间日常面前臣服，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民间精灵的舞蹈和狂欢。在小说的一开头，就定下了活力四射的基调，一切都是生机勃勃的，充满旺盛的原始生命力。阅读过程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边缘村落神奇美妙的原始氛围，弥漫在村子里的是蓬勃的生命活力，这种力量铺天盖地，任何人都无法抗拒。作家用一种与大地、山脉、泥土息息相关的民间语言创造了一系列的生命形象。金祥夸父追日般的千里寻鏊；独眼义士耗尽一生寻找爱人，执著之情让人动容；还有村子里那群生机勃勃的青年：肥、赶鹦、龙眼、喜年……他们在夜幕下上演了小村最美最动人心魄的爱恨情仇。人的原始性欲在这里成为生命力的象征，建立在原始性欲上的露筋和闪婆的旷世爱情就成了人旺盛的自然欲望和生命力的完美体现。张炜以自然的草、花、树木、泥土的气息、奔跑的生灵、人的纯真本性抵抗着现代技术和物质欲望这场“陨石雨”，试图恢复他被损失的“人的感知器官”。在文本里，他已经融入野地，自由自在的民间世界成为自己的精神世界，并且找到了灵魂的栖息地，即原始纯净的大自然。

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在20世纪90年代的小说创作中可以说是个全新的开创，他以一种新的语言形式展示了真实的生活本身，因此获得了比传统小说更为形象更具活力的所谓人性写真。马桥人的语言没有经过现代文明的修饰，也正因为这样，他们始终拥有自己的认知世界，表达感情、交流思想的独特方式。马桥人的言语具有时空的凝滞性，有些土气也没有文化品味，但它却体现着马桥人的智慧结晶。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执著寻根的韩少功在审视马桥言语的过程中，深刻地发现了一种维系民族文化赖以生存且根深蒂固的东西——民众言语中所折射出的思维定式及守恒心态。马桥人似乎永远只适应自己的生存环境，他们愚顽地抵御着外界的诱惑而循规蹈矩地过下去［2］。他们只相信体力劳动能创造人类的财富而嘲笑科学的懒惰，他们只认为老戏好听而觉得新戏无味，他们会因为自己的无知而将汽车视为怪物，也会因为自己的“晕街”而放弃现代城市的文明生活。同时，他们也会仅仅为了要圆一个童年时代的梦想，而把一座不伦不类的“天安门”建在故乡的山里聊以自慰。在现代都市人看来，这些都是可笑的，甚至愚昧的，但恰恰相反，这才是我们生存的真实状态，一种超然物外的本真生存。当然在马桥人的文化系统中，仍然存在这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劣形态，但更多地体现了民族传统乡土气息，相对于污浊不堪的城市文明，马桥以及生活其中的乡民就显得尤为亲切可爱了。生活在“神仙府”的那个怪异、硬气、超脱人世的马鸣，让我们想起老庄超然的思想境界，想起了一身傲骨的郑板桥，想起了竹林七贤。还有那个潦倒不堪一身剧毒的盐早；视发歌为生命好打抱不平的万玉，因为不能迎合政治的需要而被耻笑无用，在死后却赢得了当地妇人们的恸哭纪念，这又何尝不是一种荣耀？还有“乞丐富农”九袋爷，无一不显现着神秘浪漫的气息。这些就是奇特的文化土地上生活着的生命个体，他们藐视世俗，真诚面对人生，因而获得了充满诗意的生存方式，而这正是现代人所渴望而不得的梦想，但是马桥人却能随意就能做到，我想这也许就来自乡土大地生生不息的活力以及神秘而深沉的文化内涵吧。很明显，马桥世界是作家的一个虚构，也是他的一个精神梦想，在这个虚幻的世界里，他找到了安放自己灵魂的精神家园。

王安忆在《长恨歌》里絮絮叨叨地讲述了一个上海女子曲折而真实的一生。她把笔触伸向了大上海最不引人注意的弄堂，避开了纷繁复杂的繁华都市，回归简单琐碎的日常生活，展示了一种本真的生活状态。现代的上海已是中国最发达、最繁华的国际大都市，它也毫无例外地受到城市文明的包裹，种种城市流行病日益泛滥，物质欲望在这里被无限放大，旧时的悠闲雅致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匆匆的脚步、紧绷的面容以及残酷的尔虞我诈和竞争的你死我活，活在这个城市的人们太累太累，不禁就会想起从前，而《长恨歌》给了他们怀念的足够理由。主人公王琦瑶是上海这个繁华都市的隐喻，她的身上有着太多老上海的影子，周围人对她的迎合以及被她所吸引，莫如说是被老上海的那种风情那种气息所吸引，王琦瑶迎合了人们对旧上海的怀旧心理。如康明逊就是“人跟了年头走，心却留在了上个时代”的“空心人”，而王琦瑶把他的心给带回来了［3］。在致富神话不断出现的年代，人们的浮躁心态也日益严重，快餐文化成了无奈的时尚，生活是快餐式的，工作是快餐式的，甚至连爱情也是快餐式的，只要有可能，人们就会省略一切细节直奔主题。为了追赶日益膨胀的物质欲望，我们忘记了平常日子的精细和美好，而王琦瑶把我们带回了琐碎却精致，平凡却温馨的日子里。王琦瑶把过日子当作一生中最重要的主题，一心一意甚至带着一种审美的心境去做着一件件平常小事，因而这些小事在她的手下就有了难以抗拒的美感、温情和陶醉。无论世事风云如何变幻，在王琦瑶那里也只不过是过眼云烟，与这个冬日下午的炉火无关，与这烤火的人也无关，无数过往的经历在她手里被细细密密地织成了人生最扎实的底子，她也把时间织进了点点滴滴的日子里。因此，驻足于日子而缺乏时代感的王琦瑶倒领略了生活最本色的东西，盘算着过日子和找乐趣地生活着，并且将时间的恶魔甩在了身后，因而获得了自己的美丽人生。王安忆在小说中说出了现代人从不敢奢望的生活梦想，即回到传统，丢弃累赘的包袱，轻松过一种平实而雅致的生活，在平常百姓的日子里找寻丢失的脉脉温情和永恒爱意。只是她在结尾还是悲剧性地打破了我们的梦想，表现了对于现实力量的惶恐与不安。

中国传统文化重在自我调节，包含天人关系、人际关系及人的身心诸关系的积极建构。它重视内在精神修养，求得个人身心协调及与整个环境相协调，并以此作为人生的最高理想而进入自由境界，这也就是中国人的传统精神［4］。纵使在现代社会，这种精神仍然为人们所追求，而往往求而不得。故而，在20世纪90年代，身负构建文化系统的作家们纷纷把眼光投向中华民族悠久的传统文化，意图以此来抵制浮躁的城市文明，建立自己心灵的栖息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