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形象与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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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家族叙事中的隐性出场1979年1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为地主、富农分子摘帽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这一政策调整大大改变了地主的历史境遇。80年代的思想解放强有力地推动了文学解放。作家们不再拘囿于非好即坏、非善即恶的二元对立标准。他们开始抛掉一切先验的历史评判，重新打量地主原有的和该有的文学面貌。尽管地主被重新纳入人民的营旗之下，但是仅仅作为次要人物有了陪衬性、背景性的“出场”。“在场的不在场”与“不在场的在场”成为这一时期地主形象的两种表现形态。所谓“在场的不在场”是指地主作为非关键性人物存在且地主身份并不对故事情节构成实质性推动。如《古船》（1986）中的地主隋迎之将自己的田地、作坊等分给穷人以缓解自己的心理重负，而后像个游士一样骑马远行，最终流尽鲜血死在马背上。地主作为一种身份附着其身，历史对个体的重压以及个体的无能为力才是悲剧的根源所在。《罂粟之家》（1988）呈现了家族没落背景中两代地主的没落。第一代地主刘老侠凭着勤劳节俭的品行积攒下土地和财产，同时也将财富的种子播撒到整个枫杨树。作为“四十年代最后的地主”，刘沉草的身上处处潜隐着混杂性和断裂性，即使抹除掉其地主身份，也并不减弱人物自身的性格悲剧和命运悲剧。所谓“不在场的在场”则是指地主在小说中几乎没有正面登场，但通过他人的层层转述又可以间接勾画出其基本轮廓。在《诺言》（1988）中，地主之女李朵作为一个核心人物贯穿始终，逃亡地主李裕川则处于缺席。而他的空白却强有力地主宰了李朵的命运走向。父亲的地主身份对李朵及其母亲的生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流传坊间的种种谣言和全部想象也使李裕川变得无处不在。小说结尾，他的出场将故事推向高潮，但却是为夜色和枪战所掩盖，读者最后见到的只是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无论是“在场的不在场”还是“不在场的在场”都是对于地主阶级身份的一种模糊化处理，作家们为地主形象的“去阶级化”作出了努力和探索，但是对于这一形象内在的丰富性还尚待进一步挖掘。他们已经将地主由幕后引至台前，而如何重新化妆、粉墨登场将由90年代的作家来重新策划。1990年代：解构语境中“人”的发现如果说80年代的作家对于地主形象的“去蔽”进行了有益探索的话，那么90年代的作家则对其“重建”作出了积极努力。他们努力解开捆绑在地主身上的历史绳索，将其置放到“人”的天平上重新衡量。同阶级性的瓦解相伴而生的是作为人的地主的发现。
《故乡天下黄花》（1991）中的老地主李文武性格懦弱。他主动交出地契，积极配合，依然无法改变两次被拖上批斗台的命运。最能体现李文武性格的是“两哭一跪”。第二次斗争大会结束后，李文武一家在寒冬腊月被扫地出门。在跪求无果，又眼见孙子险遭摔死，软弱的他不再软弱，“你这个没人性的东西，我跟你拼了他！”①以死相拼的李文武倒在血泊中。《一个地主的死》（1992）堪称解构意义十足。余华一再强调地主身份的无处不在，故而频频使用地主的儿子，地主家三代的三个女人，地主的孙女这类不厌其烦的称谓。这是一种以意识形态去意识形态的叙事策略。王香火的抗日义行给地主之子带上了“民族英雄”的桂冠。当日本人的刺刀冲向胸腹时，王香火沙哑地喊了一声：“爹啊，疼死我了。”可见，“爱国”仅仅作为一个外部事件洗刷了地主阶级“反革命”的历史冤屈，但是王香火临死前对于父亲对于疼痛的个人化感知才是作品的归宿所在。如果简单地将地主从“历史反革命”的牢笼提升至“爱国民族英雄”的席位仅仅是走向了另一个为政治意识形态所荫蔽的极端，回归到普通人的情感与感知才可真正做到对于地主的重新发现。在尤凤伟的短篇小说《合欢》（1993）中，地主夏世杰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情种。他不仅像普通人一样渴求爱情，而且最终为了追求爱情放弃了生命。他按照与夏发子的约定，积攒下足数的粮食换取与吕月的相会。当他奉上最后一升粮食后，两人吞下砷石相拥而死。这是一个地主遭遇爱情的故事，时代风云和历史变幻退居其次，一个勇于追求爱情和自由的人的形象跃然纸上。无论是为保护亲人而死的李文武，还是为国捐躯的王香火，抑或是殉情而死的夏世杰，他们都只在某一个人格方面有所侧重。这一时期最具丰富性和感染性的地主形象当属《白鹿原》（1993）中的白嘉轩。思仁重义构成他魅力人格的核心品质，克勤克俭、慷慨大方、以德报怨、处乱不乱则成为他丰富人格的有力支撑。在这个腰杆挺得太直的地主身上，我们发现了如此多的优秀品质。有研究者称：“白嘉轩不愧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写’的地主。”②其实，“大写”的地主还不能充分凸现出人性化的文学观，只有“大写”的人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的文学之审美观照。白嘉轩不仅在“地主”这一形象系列中耀眼出众，在整个当代文学人物走廊中也大放异彩。简言之，90年代的文学对地主形象的阐发已经回归到人本身，重新确立起人的尺度，并对其人格的丰富性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挖掘。新世纪以来：传奇渲染中的人性荡漾新世纪作家在面对历史资源与文学记忆的同时，也在努力追索新的生长点。在一个更为宽松自由的文学场域里，他们充分伸展开想象的翅膀和思想的触角，摆脱了常规的叙事羁绊，为地主披上了传奇的外衣。剥开这层外衣，我们看到的是作家精心栽培的人性内核。莫言的《生死疲劳》与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于2006年分别面世。笼统地说，这两部作品其实面临同一个潜在的问题，即“地主死后怎样”？对此《，生死疲劳》与《第九个寡妇》提供了两种可能性——死后轮回与死而复生。小说中，地主西门闹成为第一叙述人跳到台前大声控诉、大肆叫冤。单干户蓝脸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一亩六分地，而为驴为牛的西门闹与以一己之力对抗集体的主人忠实相伴。这是一对奇妙的组合。昔日的仇敌变成今日的伙伴，历史的冤结在朝夕相伴的生命关怀中消失不见。在西门闹人——兽——人的生命轨迹中，历史逼迫他遗忘的恰恰就是他投生前不能释怀的。
当他历经五遭畜道后，渐渐遗忘了冤屈，放下了仇恨，才终于摆脱了畜道再度为人。西门闹的死后轮回历经了一个从兽性回归人性的醒悟过程，但这种醒悟维系着西门闹个人的成长与蜕变。而人性是向内的，更是对外的。于内，它规约和更新着个体自身的言行与感知；于外，它又引导和感染着个体以外的他者的言行与感知。人性是星星之火首先点亮自我的内心，其次又必须是燎原火种驱散他人心头的黑暗。在《第九个寡妇》中，我们找到了这样的燎原火种，同时也见证了一场催人泪下的人性复活。勤俭致富、为人谦和的地主孙怀清在一系列历史的错乱中被判处死刑。儿媳王葡萄把他从尸堆中救出，一条原本奄奄一息的生命在历史遗忘的角落里一活二十年。历史的虚伪和斗争的残忍使得人们开始了狂热之后的人性萌动。孙怀清的死而复生诉说的是一个普通人的传奇故事，这传奇里燃起一个由弱而强、由己及人的人性理想。在濒死的孙怀清刚刚获救之时，作者首先描写的是他的眼睛，这是一双死里逃生的眼睛，“里面的光很弱，葡萄不知它能亮多久”。葡萄的奉献与牺牲使这份微弱的生命之光一点点燃烧起来；孙怀清的死而复生使他宽恕了他人及历史强加给个体生命的一切不公正；乡亲们用无言的行动对历史胁迫下的人性虐杀作出了自觉忏悔。孙怀清最后藏身的那座矮庙俨然化身为一座“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如果说孙怀清表征着生命与人性本身的话，葡萄则是生命与人性的拯救者和守护者，后来醒悟的乡亲们则成了依循人性而来的追随者和朝拜者。奉献、牺牲、宽恕、忏悔共同搭建起一个人性荡漾、爱意融融的新世界。
二、人性话语的历史流变：无视中践踏——探索中发现——重建中修复——呵护中颂扬
透过地主形象在各文学分期的差异，我们不难发现作家人性意识的潜在流动，即无视中践踏——探索中发现——重建中修复——呵护中颂扬。当代作家在借助对地主形象的反思来重建人性话语时表现出一种整体倾向性。他们基本选取了仇恨和暴力两大切入口，在对仇恨的描摹及暴力的阐释中冷静剖析着人性的历史性状。第一，仇恨。地主形象不是孤立的，它存在于错综复杂的人际网络中，而地主与农民的关系则成为其中最为核心的所在。仇恨是理解二者关系的关键词。表面看来，地主和农民分别作为仇恨的主体和客体而存在。但是这种仇恨关系的确立却是政治力量强行介入的结果。掌权者巧妙利用了二者之间财富（包括财产和土地）分配不均的经济状况，人为地划分出两大水火难容的阵营——地主是既富且恶的，农民是既穷且善的。富是穷的根源，而善必须把恶打倒。至此，地主和农民之间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被篡改为剥削与被剥削，批斗与被批斗的关系。而支撑起这种新型关系的即是蓄意煽动起来的仇恨。这仇恨并非具体化的私人恩怨，而是被积极策动、刻意激化的阶级仇恨。正如《暴风骤雨》中所描写的，“报仇的火焰燃烧起来了，烧得冲天似的高，烧毁几千年来阻碍中国进步的封建，新的社会将从这火里产生，农民们成年溜辈的冤屈，是这场大火的柴火。”再看为配合斗争地主而急就的一首秧歌调：“千年恨，万年仇，共产党来了才出头。”类似这样群情激奋、斗志昂扬的场面在80年代之前的同类题材中屡见不鲜。“从表面上看，这种文学写的是轰轰烈烈的‘热场面’，实际上，恰恰是面对人类不幸而无动于衷的冷文学。它完全丧失人性的光辉，离文学的本性是很远的。”③在仇恨的眼睛里，只见敌人，没有“人”，而敌人都是死不足惜的。在阶级仇恨的名义下，地主首先被“非人化”，“非人”的他们注定要被严酷镇压，沦于灭杀。他们的生命得不到尊重，他们的权利被任意践踏，他们的历史作用必须是且惟一是“开历史倒车的”。“仇恨，具有一种几乎无限的能力，能够将受害者非人化，能够摧残人类最基本的同情和怜悯。”④仇恨对于同情的扭曲实际上关涉人的本性问题。由此，仇恨的消解与释怀对于人性修复以及情感回归有着重要意义。在人性视域的观照下，作为仇恨主客体双方的农民和地主必然面临全面瓦解和重新建构。白嘉轩与鹿三（《白鹿原》）为我们呈现了一对和谐融洽、充满暖意的美好组合。他们虽有主仆之名，但却情同手足。白嘉轩每每称其“三哥”，而鹿三则直呼“嘉轩”其名。嘉轩仁义，鹿三忠实，嘉轩勤劳，鹿三能干，他们之间的和谐状态是对于以往主仆关系的反拨，也表明了作家建构理想人性的一种努力。这种努力是可贵的，但是没有摆脱主仆关系的束缚因而难避局限。莫言在《生死疲劳》中则以“主仆颠倒”的策略再度打量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地主西门闹转生为畜，与昔日的长工蓝脸构成崭新的主仆关系。在两人反主为仆、反仆为主的身份倒错中，过往的恩恩怨怨、爱恨情仇渐被历史的风沙所掩埋。其实遗忘历史的过程也是淡化仇恨的过程。当历经四道轮回，西门闹自以为冤结已解故申请投胎为人时却遭到拒绝，阎王要他再做两年猴才可转世为人，原因是西门闹心中还有仇恨。这无疑是在表明：唯有放下仇恨，才能摆脱畜道（兽性），再度为“人”。严格说来，若要将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关系修复到健康自然而又充满人性的状态，阶级仇恨和主仆关系是都要彻底抛弃的。让地主回到人，那他就是与农民无异的人。
人与人之间本该有的最理想化的关系是自由、平等、博爱。而凡为这一关系的发现、建构和颂扬作出努力的文学必定是充满人性的。《第九个寡妇》为我们提供了出色的范本。在斗争地主孙怀清的过程中，王葡萄的童养媳身份让工作队成员如获至宝。他们处心积虑地希望唤醒葡萄的阶级觉悟，试图再造出史屯的“黄世仁与喜儿”。尽管使出浑身解数，他们的启蒙还是以失败告终。这个他们认为比喜儿受到的压迫和剥削更为深重的葡萄仍“不开窍”地称孙怀清为“爹”。也正是她的笨、拗、傻、真守住了尚未被阶级斗争全盘异化的道德底线和人性底线。在彼此关怀、相互体贴的生命历程中，两人之间原本的公媳（地主与童养媳）关系最终升华为生死相偎的父女关系。再看孙怀清与村民的关系。当历史的阴霾散尽，“村里人渐渐忘了孙二大是个被他们斗争、镇压的人，他们又把他想成一个能耐大的长辈，遇到事，他们就遗憾不再有这样的长辈为他们承事了。”这种遗憾里其实潜隐着一种无意识的忏悔情怀，也是重新面对历史受害者的一种清醒姿态。他们被生命的韧性与强大而震撼，却不再像当年那样麻木而冷漠地无视甚至践踏生命。可以说，正是对于生命的尊重、珍惜与呵护有效修复了曾被损伤的人心，也重新构架起匍匐于民间大地的人性理想。第二，暴力。仇恨的火焰一旦煽动起来，人们内心的破坏性冲动就被大大激活，这种被极度扭曲的情绪得以全盘释放的最直接途径就是暴言与暴行。
在斗争地主的过程中，语言暴力（“诉苦会”、“忆血债”）和行为暴力(致死致伤)同时存在。在80年代之前的绝大多数作品中，这两种形式的暴力具备“单向性”特点，即这种暴力的“合法权”掌握在工作队手中，而农民在鼓动之下成为暴力最直接的实施者。“还乡团”的登台露面使暴力的单向性遭遇质疑。还乡团以逃亡地主为主体，怀着报复性仇恨伺机反扑，用甚于他们所受到的暴行制造血案和屠杀。还乡团与积极分子之间这种以屠戮生命为主要手段的暴力博弈实际上造成了以暴反暴的恶性循环。“草菅人命的直接后果是滋生了仇恨，于是就有了逃亡，有了‘还乡团’，有了此起彼伏的仇杀惨案。”⑤在《古船》中，作为地主后代的隋抱朴既意识到暴力的毁灭性，又对其根源进行追索。哀求、恐惧、哭诉在还乡团被仇恨烧红的眼睛里统统失效，没有激起一丝一毫的怜悯和同情。面对尸堆成山的洼狸镇，人们悔恨当初“没有把那些家伙更多地宰一些”，并靠着“回忆着会上（批斗会）的一些细节，用来解着恨”，甚至“恨不能重新开一次才好”。由此，新的仇恨的种子已经落地生芽，人们对于新的暴力的施展也充满了心理期待。然而，在仇恨不断衍生、暴力继续循环的怪圈里，人类将异化为永远难以把握自身的苦难载体。借隋抱朴之口，张炜以“好好寻思人”为立足点，提出了对于暴力根源的反思，“他的凶狠、残忍、惨绝人寰，都是哪个地方、哪个部位出了毛病？先别忙着控诉、别忙着哭泣，先想一想到底是为什么吧。”隋抱朴在回溯历史中发现了一个陷落在镇史之外的世界。那是一个地主家庭遭遇疯狂镇压、残酷迫害而沦于灭杀的阴暗世界。地主“畏罪潜逃”，人们把仇恨转嫁到其家人和子女身上。一个在外读书的少爷顶替父亲被藤条抽死。一个地主的女儿在看守中莫名死去，草葬后的尸体又被挖出绑在树上，“她身上有一块块血印、伤疤，可全身还算雪白的。没有一丝衣服，闭着眼，像睡着了。乳头没有，上面结了黑黑的血块。……他们在她的阴部插了一根萝卜！”无论是对活人的欺凌还是对死人的羞辱，都是对于生命价值的侵犯和生命尊严的污蔑。它们最有力地表明了：在暴力行径的诱引下，一个人内心潜隐的恶可以被激化到何种骇人听闻的程度。仇恨成为暴力的根源，而暴力则变身为仇恨得以宣泄的手段。仇恨与暴力所搭建起来的人与人的关系显然悖于情理、极度扭曲。然而，“被施暴”或许可以成为施暴的一个原因所在，但并不能成为其合法性的有力依据。暴力同时存在于地主和农民身上，在以暴反暴的恶性循环中，人性则滑向兽性的深渊。有论者指出：“《古船》对于暴力的反省达到了文学史上的最高水平”。⑥无论是哪一方掌控了施展暴力的权力，也不管是哪一方成为暴力铁蹄下的受害者，生命自由和生命尊严所面临的践踏和毁灭是等效的。而所有问题的纠结缠绕最终又都无一例外地指向“人”，就像隋抱朴苦苦追问的那样，“人哪，你到底能走多么远？就一直走下去吗？让人最害怕的绝不是天塌地陷、不是山崩，是人本身。”⑦沿着张炜对于暴力根源的反思，尤凤伟在“暴力的避免是否成为可能”的文学向度上迈出新的步伐。在《诺言》里，地主之女李朵化身为“去暴力化”的积极探索者。她与易远方为避免流血和杀戮而彼此承诺的人性理想在鏖战中灰飞烟灭。然而，民兵胡顺（《小灯》）却用自己的死，托起一盏人性之灯。在人性之灯的照耀下，暴力的避免不再是虚妄的神话。由于害怕因盲目暴力导致的死亡悲剧再次上演，胡顺放掉了关押在学堂的地主及其家人，自己却被民兵举枪击毙。由此，阶级性和革命性不可能将人性整个覆盖，它们与人性不能完全耦合的“盲区”为人性的种子提供了生长空间。“《小灯》写了运动当中的一个例外，人性之光在瞬间的微弱的一闪。”⑧正是这“微弱的一闪”赋予胡顺无畏的勇气，他以自己的生命举起人性之灯，驱散了暴力与黑暗。他的死隐喻着人性的三重胜利。
首先，暴力的避免成为可能。逃掉的地主及其家人不必遭遇由盲目暴力造成的流血与死亡；其次，以暴制暴的恶性循环遭遇阻断。当复仇归来的还乡团血洗周边村镇的时候，胡庄成为惟一幸免于难的村子；最后，人性乌托邦的拔地而起。恰如文中所言：“后来的胡庄自是随着历史的河流不断地流淌，于漫长的岁月里虽经过了许许多多灾祸和劫难，但那里的人却始终睦邻友好，相安无事，没有凶险的事情发生，没有人‘非正常死亡’。”⑨与以暴制暴的恶性循环所截然相反的是，这是一个由人性点燃、步步提升的良性互动。人性的浮现与壮大为暴力的逃遁与退场打开通道，而流失的生命价值与个体尊严终于从革命与历史的尘埃中抬起头颅。因之，通过对于地主形象谱系的考察，我们窥探出当代文学人性话语的历史变迁。在所谓阶级斗争理论的话语霸权下，被建构起来的仇恨与被权力默认的暴力无疑扭曲了地主形象及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关系。仇恨是人的内在情感的异化，而暴力则通过激烈的行为使得这种异化情感得到最为彻底地宣泄。两者的媾和无疑最大限度地扭曲了人性的本来面目。90年代以来的作家们正是在消解仇恨及祛除暴力两种思维路径上，对于“地主”这一文学形象进行了具备“祛魅”性质的“再解读”。恰如史学家所言：“‘地主’这一阶层当年在农村占有的土地和财富较多，是多种社会力量长期碰撞取得的均势与平衡，是两千多年来皇权专制社会优胜劣汰、自然选择的结果，是一种符合当时社会需求、合理合法的重要的政治、经济结构要素。”⑩这种“再解读”又绝非仅限于对这一革命他者的拨乱反正。对作为“人”的地主的重新发现不仅仅涉及对于现代革命话语的重新评价问题，它同时也表征着新时期以来人性话语的复归与壮大。在新时期作家的艺术探索之下，“人的文学”摆脱了阶级话语的桎梏与意识形态的压迫，对地主等革命他者进行了重新反思，在文学的园地里高高竖起了“人性”的旗帜。
作者：王冬梅单位：南京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