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工群体世界中当代文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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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责任抛却

不管人愿意不愿意，人生的责任与生俱来盖棺乃止。农民工进城务工，尽管绝大多数人的初衷都是为让自己和家人过上好日子，正如《无碑》的主人老乌所说他们这代人“离开农村，出门打工，就是在实现过好日子的愿望。”但是，在其离开农村走向城市那一刻，也就意味着其对所应该承担的大部分人生责任的抛却，这其中包括家庭责任、社会责任、生产责任等诸多方面。具体说来，以下两个方面是颇有意味而值得关注的:

(一)进城务工者潜意识里对农村生活中“责任”的逃避

刘高兴父母双亡尚未婚娶，无牵无挂，属于典型的“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而事实上，像五富、黄八、杏胡夫妇、老乌、刘跃进、马曼丽等诸多人，或有家有室，或虽家庭破碎，但有未成年孩子需要抚育，或父母已经年迈需要照顾与陪伴，等等。可是这些人，不约而同义无反顾地来到了城里。从表面看，他们似乎是生活所迫不得已而为之，而从更深层面看，乡下人纷纷进城，其实有一个相当重要却鲜被提及的原因，那便是对农业劳动的风险和家庭及乡村社会责任的逃避。如果真如有些专家所说，进城务工能让农民收入大幅度地增加，那么，农民的农村生活面貌应该一年更比一年好，可事实似乎并非如此。与呆在农村相比，进城务工能赚更多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现款，可是，城里生活需要现款应付的场合比农村多了何止几倍!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等方方面面现款花销与农村相比，差距岂可以道里计。所以，绝大多数进城务工者及其家庭物质生活水平并没有因打工而得到明显改善甚至于还有所下降。但是，我们的农民，从刚刚成年(甚至未成年)的“新生代”到五六十岁的“暮年”，一有机会就往城里跑，务工生活的单纯，即不担责任与风险(用农民们自己的话说就是“不用操心”)恐怕是其中一个不可小觑的原因。刘高兴们进城拾破烂，每天几时开工几时收工，一天收多少，几乎都是随心所欲相当自由没有人会干预他们。所以，刘高兴经常有时间“胡思乱想”:“你有了这些破烂，我却有了一座城哩!”“我想去看看兴隆街所栽的那棵紫槐，悠然地拉着架子车，不紧不慢，蛮有节奏……能欣赏街巷两旁商店门头。”他甚至可以“一直追逐着一朵柳絮到了九道巷”，或是看鸽群“不断地在楼与巷道的上空盘旋”……而农村就不一样了。农业劳动是讲究季节性的，过了季节时序就不行，个中肉体与精神的双重紧张非亲身经历者不能体会;同时，现阶段，我国农业生产主要还是“靠天吃饭”，而“天”又往往是变幻莫测令人捉摸不定的。所以，农业劳动风险很大，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千百个环环节节中，一个环节出问题就可能导致严重减产甚至颗粒无收，万般辛苦就此付诸东流，那种无奈甚至锥心般的痛苦足以让人头撞南墙也不能缓解。所以，农民的思想负担是很重的。相形之下，进城务工，不论是进工厂、往工地、还是做“自由职业者”(例如拾破烂)，虽然劳动强度也不小，但是，那大多只是体力上的，“即便是每日累得发胀发肿，到晚上烧一盆热水泡泡也就是了。”(刘高兴语)思想上则比在农村时轻松舒服得多:天是老板的天，地是老板的地，纵使天塌地陷也有老板去独身挡双手擎，不干打工者什么事。自由职业者则可以躲进小窝(大多是租来的栖身之地)成一统，管他雨骤与风狂。刘高兴嘲笑“那些没来西安的清风镇人”:“一天干到黑腰累断手磨泡了工钱有多少?一天挣五元钱算封顶了吧?咱多好，既赚了钱又逛了街。”可是，他也许很少想过，进城务工的他们，在赚钱、逛街的同时，是将老人的赡养、孩子的抚育、夫妇之间相互的扶助等等他们本应该承担的人生责任一概抛却，最大的补偿不过是定期或不定期地寄回数量有限的一点现款。可是，这些现款远远解决不了家庭中所有问题。小说中写到五富的老婆:“五富的老婆差不多是满头的白发，我们离开清风镇的时候，她的头发黑漆漆的，现在却花白成这样!”从“我们离开清风镇的时候”到“现在”，期间间隔的时间尚不到七个月!

(二)进城务工者在抛却人生责任同时也意

味着其失去了在“责任”中成长的机会人的成长贯穿一生且具有不可逆转的阶段性。而且，它是需要通过对人生责任的承担来实现的。没有承担人生所应承担的责任，成长也就因此失去了依托的根基而成了一句空话。例如，从来“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撑门立户、养老育小是成年男女义不容辞的责任。可是，三部小说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在这些方面几乎都不够格。在我国，二十二岁即为男子法定婚龄之始，而父母双亡的刘高兴三十四五岁了还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单身汉，也就是说，在人生最好的年华里他没有经历婚姻家庭生活，何谓“责任”、何谓担当，他也许从未认真思考过，在农村婚姻受挫，他似乎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房子、土地扔下来到城里。来到城里以后，他更是无牵无挂天马行空，种种可笑的幻想甚至胡思乱想都明显地表现出不虑人间烟火特点。五富对老婆孩子与家庭的情感，他似乎一点都不能理解。当麦收时节，五富挂念老婆的艰难，神情黯淡地说“咱是不是该回去了”的时候，他居然说“不是有你老婆吗?”“就那几分地，你老婆还收割不完?你要是死了人家还不活啦?!”他虽然也“操心那五分四厘的责任田”，但是他很快释然———收下的麦子不够车票钱，不划算。他更是对因挂念老婆而流泪的五富进行冷嘲热讽。所有这些，都是因未曾承担过相关责任而来的简单思维的表现。而他那一心要成为城里人，而且要找一个穿高跟尖头皮鞋城里女人的不切实际的愿望更是不折不扣的幼稚。离异的刘跃进只身进城务工将未成年的儿子扔在学校，意味着将其作为一个父亲所应该承担的对儿子的教育责任抛向了虚无。那么，在教育子女中和子女一同成长自然也就成了一句空话。老乌出门在外因混得不如意过春节都不回家，作为儿子，他对年迈的父母所尽的义务与责任甚至比不上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更不用说对农业生产及乡村公共事务的参与了。所以，老大不小的他，能给予父母的除了牵肠挂肚就是忧心忡忡，很明显，刘高兴、刘跃进和老乌们抛却了作为农民所应承担的家庭建设与社会生产及公共事务责任，其成长也就由此受阻甚至停滞了。

二、情感荒芜

抛却了与生俱来的责任，离开了家庭及所属的人群与生活方式，进城务工者的情感世界也是一片荒芜。

(一)从家庭亲情看，距离会造成情感淡薄

虽说“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但这不是普通人所能做到的。所以，在中国，自古家庭盼团圆，“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之类诗句不计其数，表达的无一不是对家庭与亲情的向往与眷恋。而这些进城务工者亲人之间的情感表现令人感叹痛心:三部小说中出现的形形色色进城务工者，除了拾破烂的五富不时表现出对老婆的感情，其他人要么老大未婚且恋爱无望(刘高兴与孟夷纯之间的“爱情”根本就不能叫做爱情而且前途灰暗);要么人到中年家庭破碎;要么婚姻名存实亡等等。同时，其他家庭成员之间正常亲情也所存无几。例如，刘高兴的侄儿进了城，“明明知道了我的住处却不来见我，能见韩大宝不来见我……”刘高兴从侄儿捡来的包里发现了一条项链，就说“这可是我发现的，最少卖了钱一人一半。”而侄儿的反应则是“他扔给我五十元，竟然用很鄙视的眼光看一个长辈。”叔侄间亲情在金钱面前如此不堪一击。刘跃进辍学早恋的儿子来找父亲，没有久别重逢的喜悦和对父亲的丝毫温情，只有对金钱的渴望溢于言表，老乌在心力憔悴时回到家乡，得到的更多只是父母的抱怨等等。个中缘由和他们进城务工，远离家庭时日既久而造成的亲人间情感淡薄是分不开的。

(二)进城务工者之间不存在真正友情

所谓“远亲不如近邻”、“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进城务工者，在四顾茫茫的城市里，“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经济或曰利益是他们之间最重要甚至唯一联系纽带。刘跃进和集贸市场的小贩老黄、吴老三等由于“天长日久”的买卖往来而“成了朋友”，可是，只是因为酒后“摸了吴老三媳妇满胸一下”，他竟被老黄“说合”赔了吴老三三千六百块钱，吴老三“从此买猪脖子和鸡脖子，都换了摊子。”刘跃进和包工头任保良，更是十几年的老朋友。后来，落魄的刘跃进投靠任保良，在其工地当了厨子，“不在任保良手下当厨子，两人还是朋友;现在有了上下之分，两人就不是朋友了。或者，任保良能说刘跃进是朋友，刘跃进不能把任保良当成朋友。或者，私下里是朋友，人多的场合，须有上下之分。”俟刘跃进酒后失言，将任保良蹲监狱的往事“顺嘴秃噜”了出来，两人就彻底不是朋友了。任保良原本打算不动声色地设计打发他滚蛋，只因为不让刘跃进买菜的那一个月，多花了两千多块的菜钱，任才重新“还政刘跃进”。由于实实在在的生活的艰辛，他们之间即使有些感情因素存在，那也是极其淡薄不堪哪怕是最轻一击的。例如，老乌在老板“黄叔”创业伊始，就一路与其同甘共苦，颇有患难之交意味，可是，老乌所经历的种种表明，他终究不过是“黄叔”的棋子一颗。拾破烂的刘高兴、黄八、杏胡夫妇之间也莫不如此。

(三)在进城务工群体中，言语交流也显得别样艰难

刘跃进所在建筑工地，“几百号人，全是男的”。他离婚数年，没有接触过女人。在工地做厨师的他空闲下来，固定的去处是同为进城务工者的马曼丽的发廊，他去发廊的目的只是“为了听听女声”，认识马曼丽之前，他为了“听声”，喜欢坐在地铁口。“一天忙完，听会儿女声，心里也安稳和平静许多”。而在拾破烂的刘高兴们看来拾破烂是世上最难受的工作，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说话少，让人“整天能憋死!”他们因此“就越发感到在街巷中收破烂的单调和寂寞……几乎一整天都不说话。”久而久之，他们的心理发生了可怕的令人揪心的变化:“他们都有了一种心理，就是盼望街头有斗殴事件发生。”他们更会诅咒贫富差距还有城乡差别，进而是盼望天下大乱大家谁都别过好日子———所谓“怨不在大，可畏唯人”，作为一国之最普通民众，千千万万进城务工者此种心理所潜藏的负能量着实是最可怕的。

(四)进城务工者的“恋爱”，更令人唏嘘不已

刘高兴因为一次偶然，进到一家美容美发店收破烂，从而接触了妓女孟夷纯，进而“爱”上了她。在思维正常的人看来，这“爱”来得简直有点莫名其妙。当然，也可以说这是他别无选择的结果———在他的生活空间里，除了破烂收售“业务往来”，平时和刘跃进一样几乎没有多少机会接触到女人———可是，他却为此自豪不已:“一个拾破烂的还就爱上了城里的女人”。而实际上，孟夷纯也不过是一个进城务工者，而且是一个走上了邪路的“务工者”，根本不能算什么“城里的女人”，他们之间那种关系，也绝不是什么“爱情”，至多只不过是他感官的“单相思”而已。正如孟夷纯所说:“……我在你走后就觉得我可怜其实你也可怜，可怜人见着可怜人，或许我还能给你说更多的话。”相形之下，她说的句句是实话，而刘高兴则显得有些天真与幼稚。老乌同样非常渴望爱情，可是他先后接触的同为进城务工者的几个女人，带给他的只是一次又一次的感情伤害。后来，阿湘甚至将自己和香港司机的“非婚生子”扔给他一走了之，他为抚育孩子吃尽了苦头，而且因这个孩子，他失去了与阿霞结为夫妇的可能性。他与孩子之间有了胜似父子的亲情，可是，这时候，得了绝症的阿湘又将孩子硬生生地从他身边带走。已近不惑之年的老乌从此不知所踪。刘跃进离婚数年，没有接触过女人，“连个情人也没混上”。后来，他认识了马曼丽，心里有什么话都告诉她，还觉得他们俩“早晚会上床”。但是，马曼丽心里有话却不告诉他。马曼丽想结婚的对象是说话幽默的老袁，可是老袁在老家有老婆孩子，而马曼丽依然痴痴地等着其离婚再与她结婚。最终却发现老袁是“最大的骗子”，先后连续的三声“滚”流泻的是一个女人情感受伤后内心的无奈与绝望。

三、前路渺茫

现阶段的中国，绝大多数进城务工者前路渺茫，这在作品中也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反映，具体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融入城市困难

城市的产生和发展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结果。在社会生产力远未充分发展的当下中国，城乡差别有如天壤。所以，进入城市成为城里人历来是中国农民最大的人生梦想之一。在这方面，三部小说中，《高兴》中的主人公刘高兴表现得尤为突出。出身农村的他认为自己和周遭的同类不一样———他“活该要做西安人”，他就是抱着“要做西安人”的梦想来到城里的。所以，当孟夷纯说他“不像个农民”，他就觉得“孟夷纯的话其实说到了我心上，我一直认为我和周围人不一样，起码和五富不一样。这话我不会说出口的，但我的确贵气哩。”年华老大的他在乡村婚姻受挫，他居然认为“你那个大脚骨，我的老婆是穿高跟尖头皮鞋的!”“能穿高跟尖头皮鞋的当然是西安的女人。”进城以后，尽管从事的不过是极其普通的拾破烂工作，但他从心底里无时无刻不在为成为城里人而“奋斗”。然而，在中国这个城乡二元结构社会中，城市不是谁想进就能进的，融入城市成为城里人困难重重，这甚至可以说是刘高兴、老乌、阿湘们的宿命。其原因似乎不能简单归结于他们无技术没资金不懂城市生活规则等方面，因为并不是所有城里人都有技术有资金懂得城市生活规则的。根本原因应该在于生产力发展水平限制，城市尚无接纳他们的能力。刘高兴说“五富他不懂得用碟子去盛水怎么也不如碗，可碟子就是装大菜的。”可是，他似乎没有想过，并不是所有的碟子都有装大菜的机会的。正如在刘跃进眼中，“中国别的不多，人多。”瘦猴们就感叹“刘高兴呀刘高兴，你爱这个城市，这个城市却不爱你么!”黄八们牢骚满腹:“这雨天……咱日他妈连饭都没啥吃，这政府咋不管呀，市长讲究深入基层哩，咋不到咱这儿体察民情呢?!”从理论上说，城市是应该“爱”刘高兴们的，政府、市长也是应该“管”黄八们的，可是，很多情况下，实在是“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在刘高兴眼中，“拾破烂是只要你能舍下脸面，嘴勤腿快，你就比在清风镇种地强了十倍，你也就饿不死在人生地不熟的城市里。”可是，这只是无牵无挂的他简单的思维而已:在城里，“能舍下脸面，嘴勤腿快”或许能保证一个人饿不死，但不一定能保证全家人“衣帛食肉不饥不寒”，能保证人饿不死，但不一定能保证人冻不死病不死愚昧不死。当下的城市需要外来务工者，因为它需要其拾破烂卸煤车出苦力扛重物照顾老弱病残等等。所以，在一定范围内，城市也承认外来务工者“为西安的城市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同时，城市更多担忧的是他们“使西安的城市治安受到很严重的威胁，偷盗、抢盗、诈骗、斗殴、杀人，大量的下水道井盖丢失，公用电话亭的电话被毁，路牌、路灯、行道树木花草遭到毁坏，公安机关和市容队抓住的犯罪者大多是打工的。”

(二)职业发展无望

大多数进城务工者从事的主要工作不外乎以下几种:首先是没有技术含量或技术含量很少的“苦力”工作。如建筑、制造、拾破烂、送水、送煤气等。这类工作是进城务工者从事的主要工作。一则人民网信息显示:“建筑行业由于劳动强度大，用工主力一直是外来农民工。如沈阳市建筑行业旺季时职工达到38．8万人，其中农民工36．2万人，占总数的93．3%。而剩余的6．7%的管理人员，大多是城里人，农民工的上升空间极为有限”［引自finance．people．com．cn。］;第二类是餐饮和养生休闲服务类工作;此外还有那些见不得人的“工作”等等。这种种工作或曰职业发展前途大多是无望的。第一类工作可替代性强，而且，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终将被淘汰的多，而且，随着年龄增长一般人无法继续干下去;第二类工作稍微有点“技术”含量，但是，由于服务对象与场所等因素限制，从事此类工作的人技术提升难度不小。例如，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当厨子，顿顿萝卜炖白菜或者白菜炖萝卜，加或者不加猪脖子肉而已。其厨艺要得到明显提升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刘跃进到老最多是开一家最低端的小饭馆而已———当然，在城里，即使是开最低端的小饭馆，仅有一点厨艺还是远远不够的。至于那些见不得人的所谓“工作”，和“发展”就更一点关系也没有了。

(三)回乡路途遥远

刘高兴说来到了西安城的五富找不着回清风镇老家的路，其实，“心有天高，命比纸薄”(老乌父亲语)的刘高兴、老乌们同样找不着回家的路。阿湘得了绝症，老乌不知所踪，刘高兴像一个在城市飘荡的野鬼……他们的命运无不昭示着其归乡路途的遥远———当然，主要是指“心路”遥远。一方面，刘高兴、老乌们进城务工，内心最大的渴望即是成为“城里人”。其原因除了城乡巨大差别外，心理的不平衡也是推动他们进城想成为城里人的重要力量。刘高兴、老乌们有点文化，看到当年与自己一同长大的人进了城市，有了不同的生活方式，他们心里那种巨大的不平衡非旁人所能体会。刘高兴的原型曾是和贾平凹一同长大的，而且，“功课比平凹好”，［见贾平凹《高兴》之后记《我和刘高兴》。］后来，命运的偶然安排，贾上了大学，从此成了城里人，走上了一条和农民“刘高兴”完全不同的道路。“刘高兴”就老想不通:“一样的瓷片，为什么有的就贴在了灶台上，有的则铺在厕所的便池里?”所以，进城之初，刘高兴们即有一个决心:“混得好了当然不回了。”另一方面，由于离开了农村，他们对农村生产、生活技能日益生疏。农村中“土专家”与“好把式”将会越来越少直至消失殆尽，而在城市中用以谋生的“卖苦力”或是“管理”技能回到农村即无适用的地方。更重要的是，城市生活的“见识”造成其对农村生活方式的拒绝。正如刘高兴所说“你呆上一年半载回去了，你就会发现清风镇的房子怎么那样破烂呀，村巷的路坑坑洼洼能绊人个跟头，你更发现村里的人和你说不到一块了，你能体会到他们的愚昧和无知!”翠花们自然都是“大脚骨”，刘高兴们居然接受不了。其实，刘高兴看不上翠花与阿湘不愿嫁给老乌，原因是相同的。那便是:“可现在，我是刘高兴，刘高兴在城里有了经验，有了那一双高跟尖头皮鞋，见过了美容美发店的女人和无数的女人的脚，刘高兴就无法接受翠花了。”同样，孟夷纯对刘高兴说“我已经不适应你，不是你不好，是你养不活我，也不会容忍我……又叹了一声，说我走不回来了。”实际上，“走不回来了”是绝大多数进城务工者的宿命。《无碑》中写到老乌最后一次回乡:“老乌真想在家种地，也没的种了。原来本地也在发展工业，老乌他们村民小组的农田大多被征用了，要建一家水泥厂，一家化工厂……老乌就算留在家中，也只能打工了。”这里是有其象征意义的，实际上就是这些进城务工者无乡可回的意思。

作者：张玉秀危卫红单位：海南广播电视大学中文教研室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公共教学部